触 屏 版
姓氏起源不详。
"効"与“效”为一姓。“效”为误写。问题出在1958年文字改革后“效”与“効”通用（词典上“效”字后加括号“効”），上世纪八十年代实行身份证制度，由于当时计算机文字输入条件的限制，一些地方的户籍部门为图简便，有些是効姓人自己为图简便，在制作身份证或平时书写时时将姓氏“効”变通为“效”，于是出现一个姓氏两种写法的问题。作为姓氏，正写应当为“効”，効姓后人应该切记，以免讹传。
効氏族人的分布，已知聚集地，有河南舞阳、禹州、巩义、开封；甘肃定西和陕西泾阳等地。舞阳有“効集”，禹州有“効家巷”甘肃定西市安定区宁远、李家堡都有“効家川”。散居人口分布区域较为广泛，除中国大陆一些地区和城市外，在台湾、国外澳大利亚和欧洲一些国家亦有効氏移民定居生存。
有关情况：
一、除了“効”，还有“校”与“较”。作为姓氏符号,“校”比“効”常见。校姓人主要聚集地，已知有河南中牟（东漳村、韩寺大洪、兴隆岗、城关镇东关、姚家校庄）、南阳，河北栾城县（北长村）、鹿泉市永壁村和江苏（兴化市陈堡乡校家庄）有“校”姓（南阳、江苏兴化读音hao）。其中河南中牟达5000多人口。关于“校”姓，在辞典和有关史料中可以找到根据，如：校，姓也。周礼，校人之后，以官为氏。见姓谱。按唐有校杰，为士曹。校人：①马官之长，周礼，夏官，校人，“校人掌王马之政”；②主池治之小吏也。孟子，万章：“子产，使校人畜之池”。周礼，夏官，校人。姓，唐有校杰。校人，周代官名。①马官的头目。周礼，夏官，校人，“校人掌王马之政”。②管理池沼的小官。孟子，万章上：“昔者有馈生鱼於郑子产，子产使校人畜之池。”注：“校人，主池沼之小吏也。”校（姓谱）周礼校人之后，（路史）周公族之后有校氏。（校正）掌管牧马的官。左传，成十八年，“弁纠御戎，校正属焉。”校人。官名。以官为氏。但关于“効”为姓氏，至今未见任何文字记述。根据考证，“较”与“校”应出一源，于清朝时期统归为“校”。其根据，一是方志有相关引证，中牟清朝县志有关校姓人记载乾隆20年（1755年）前全部为“较”姓，而在此后（乾隆27年、[公元1762年]）“较”皆改为“校”，同时期坐落在县城北东的“较家岗”改成“校家岗”、县东南的“较庄”改成“校庄”。 此外根据辞源，较量同（校量），兢胜。校本作“较”。
二、河南校姓人士有关校氏族源为蒙古族且系成吉思汗子孙的考证应当关注。近年河南校氏家族问祖探源比较活跃，一些有识人士（如校永泉先生等）的研究引经据典，很有深度。据有关探考，中牟的“校”姓先祖元朝时是元藩属国的人，封地在洪洞，家族兴旺，元亡后逃难，丢了“册谍”，以“封号”改姓为“校”和“较”，其中一支逃难到河北栾城（校），一支逃难到河南中牟（较），分别定居，繁衍至今。其根据是在河南省中牟县东漳村南二里“校秀书”墓碑铭文（由此将校氏祖先追溯至孛儿只斤氏（蒙古黄金贵族）、成吉思汗）。校秀书，清朝乾隆时人，《中牟县志》有传；立碑人其侄孙、痒生校逢庚，碑文是：“不朽皇清国子监太学生抡庵校公讳秀书 应赠孺人韩氏○○○ 右边铭文：○元时○○藩服食邑山西洪洞县浩繁○○○○趁在草莽册牒沦亡各以封号记族遂○校氏厥凌○○○至○○○科校郡庠邑庠校较互见之后○莫不报捷○○○子子孙孙一见之后知校较虽异但○○○本”。碑文中有“藩服”和“食邑”的字样，元史专家解释：藩服”就是“藩属”，一般是指诸王(或属国)；“食邑”就是封地。相关历史背景是：洪洞县元初属平阳路(后改晋宁路)，1236年，元太宗窝阔台(成吉思汗第三子)把平阳路分给其兄、成吉思汗长子术赤(时已故)之子拔都家族为分地，后来拔都又把这块大分地再细分给各支子孙。拔都及其后裔在今俄罗斯立国(史称钦察汗国或金帐汗国)，但仍享受分地的部分赋税(五户丝和包银)，并且可以派自己的下属到分地担任达鲁花赤，可能也有某一支王族中的某人来到分地，并定居。而根据《郑州晚报》的报道，中牟校氏的传说之一：木交王为元朝末年的镇京总兵。受命边疆平叛后因拒不回京，龙颜大怒，派兵擒拿。木交王为保存后代，让3个儿子分别到山东、河北、河南隐匿，去山东的姓“较”，去河北的姓“效”（効），去河南的姓“校”，而当地知悉方志的人也认为他们是“百分之二百”的蒙古人，其迁徙和一个叫“木交王”的蒙古族高官有关。 以上说法，也有引证：一是物证。中牟东漳东村的校全胜藏有前几年在校姓先人聚居的校岗挖出的石狮等物，人物的形象异于中原汉人，还有一个应为系在高大马匹脖颈上的硕大“铜铃”；还有人见过从校岗出土的重达百多斤的“样刀”和“大铁弓”，这都容易与蒙古人联系起来。二是“人证”：记者采访时，“校姓人问记者是否发现他们很多人都是连鬓胡，眼珠浅黄，而且性格温良，这是长期隐姓埋名不惹是非沿袭下来的”。“另外校文学副台长（注：校文学：中牟广播电台副台长）还说，蒙古族人小拇脚趾的指甲盖是一个整块，中牟校姓的人也是，而汉族人小拇脚趾的指甲盖是相连的两块。这个说法在随行采访的几个人身上得到了印证”。三是民俗。一个是中牟校姓人不看《元王失江山》的戏，因为该戏讲的是蒙古人失去大好江山的事，校姓人觉得是个耻辱，不让后代看；另一个是校姓人不杀“鞑子”，民间流行“八月十五杀鞑子”的游戏，中牟的校姓人从来不玩。 [1]
三、効姓人与校姓人的关系。根据舞阳効志军提供情况，当地効氏传说：効氏为蒙古“交力王”之后，因被奸党陷害，满门受祸，隐名逃奔，遂老大取“効”姓，老二取“校”姓，老三取“较”姓，三字均不离交，含有标志寓意，便于后人认同归宗。这个说法与中牟校氏的传说之一较为接近。2006年元月，河南舞阳与河北校氏人士汇聚郑州，经“共同发掘”，认为开封、巩义、河北、郑州的校和甘肃定西、河南舞阳、禹州等地的効是同宗，考证有可能是蒙古人，疑似成吉思汗的后人[2]。而校永泉也提供了河南中牟的‘校’姓传说，认为“‘校’‘较’‘効’三姓同宗同祖。河南省舞阳的‘効’姓，虽然过去不曾有过联系，但他们也有着同样的传说，我相信这个传说的真实性，虽然目前尚没有文字证据”。
四、另一方面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蒙古民族中兴至问鼎中原是在十三世纪。而有史料表明早在隋唐时期中原已出现効氏。如：2007年6 月13日在効氏网页留言发现以题为“石破天惊”提示了“張君妻効姬墓誌”。经查，首題为《唐故洛陽縣淳俗鄉君効夫人墓誌銘並序》，记载有“ 唐永徽六年(公元655年)二月六日葬”、“河南洛陽出土, 張鈁舊藏，現藏河南新安鐵門鎮千唐誌齋博物館”。这个资料在北大图书馆可以搜到，原件在新安县铁门镇“唐千志斋博物馆”。其重大意义在于：可以得知早在唐朝时期効氏人即在中原生活，由“効姬夫人”的存在，应当联想到欧阳询《皇甫诞贴》中的“効长丘”，说明“効长丘”显然应为人名；进而由此推论効氏在中原的生存年代可以追溯于隋朝，即公元618年以前，这个事实，与“効氏渊源于蒙古人说”存在矛盾。
基于以上情况，探问効氏渊源，有三条路径：一是或许源自古籍、辞源记载，由“校”而来，这与蒙古民族没有关系。但是“効”究竟如何由“校”演变而来，目前既未发现有关记述，连说法也没有。二是或许就是中牟校永泉、舞阳効志军考证及先人传说，効氏的原始姓亦是孛儿只斤氏（蒙古黄金贵族），有一条从成吉思汗——术赤——拔都的脉络；三是根据唐朝“効姬夫人”这一事实往前探究。
据隋唐已经在中原出现効氏的史实，应当推定効氏根在中原，而且历史较为久远。由于时间关系，相对而言，这是根据“効姬墓志铭”应当得出的推论（河南舞阳効氏家谱记载：効氏远祖应在山西文水和陕西三原）。
五、不能不关注的问题是：1、无论河南効姓，或是河南、河北校姓，均有几乎一致的“祖上兄弟三人、避祸分手、字不离交”的传说，而甘肃定西効氏也有类同传说以及“祖先从三原迁徙而来”的说法，这些说法彼此可以呼应、印证，似不能断然认为是“巧合”，从姓氏的形成看，为“避祸”而改变原有姓氏、出现新的姓氏的情况也是存在的；2、定西効氏祖上传下来有敬“家神”的习俗，而“家神”据说也是“鞑子”、起于元朝，与蒙古人有关，家神的有关名号也较为特殊，彼此是偶合还是存在某种关联，也有待于探究。3、中牟校氏向记者提示的其族人有关人种特征如“连鬓胡、眼珠欠黄、小姆脚趾盖是整块”以及性格特征等，在定西効氏族人中是否亦有所体现？
中国人的姓氏虽然繁多，但在姓氏学的角度大部分还是有规律可循的，如好多常见姓氏都从古代“祝融八姓”演变而来，一般都有说法，但是“効”作为姓，不仅很少，而且依古姓演绎而追根溯源，不能排除从另外的途径探究；同时历史上中国北方汉族并不纯粹，而是包括各少数民族在内的若干民族的融合，而这种融合确实又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演化过程，这是问题的复杂性所在。关于効氏渊源的探究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关问题的认识，需要继续探索，需要实证，需要时间和新的发现，如一时无法澄清，就只能存疑了。但是存疑并不妨碍我们要做的事情，存疑本身就具有认识价值，是认识的进展，时到达目的地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