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4与升5的故事
在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部队的首长继承了革命部队的光荣传统,都非常重视文艺宣传活动。因此从最基层的连队有各连业余文艺宣传队、到营宣、以至于到团有团宣、师有师宣、兵团有兵宣。而几乎每个团的政治处编制都有报导组和创作组,创作组就专门为自己宣传队创作原创节目。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生活极端艰苦,劳动强度极大的知青群体中,能够被提拔到报导组和创作组不用长期抓锄头出体力而是抓笔杆子出脑力劳动的人,必定是知青中的尖子,百里挑一的幸运儿。
现代人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当年,创作是处处受到极左的所谓「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条条框框所限制的。舞台节目文学剧本的文字创作受限制是不在话下,连音乐创作的调式和音符也受到规限,现在看来真是匪夷所思。
音乐的创作,虽然相对来说没有文字创作那么多条条框框,三审五审的不允许犯「政治错误」,但是实际上也是有着许多形而上学的「情调」限制。譬如说不提倡甚至禁止用小调式作曲,认为小调式是小资产阶级情调,而主张用「无产阶级」的高亢激昂的大调式等等。
一九七零年夏,我从五师五团最偏远的一连调到团政治处创作组谱写的第一部歌剧《红色采药队》,基于剧本的老百姓民间因素,整个音乐主题基本上都是小调。只是其序曲和终曲的混声合唱采用了非常复杂的小调式和大调式和声及曲式混合型的复调音乐。由于我是突然「临危受命」从连队直接空降到团宣,顶替因为犯了小小的纪律错误得罪了团首长而被贬下放到连队劳动进行「思想改造」的亲哥哥陈敏的作曲创作员位置,对宣传队的原班人马的合唱水平毫无认识。这么复杂的歌曲一出来,却把演员们都吓坏了,立刻产生了畏难情绪。所幸当时的乐队手风琴演奏员林爱萍大力支持,并且提议由乐队演奏员分成几组协助每一个和声声部的练习,终于排除了万难圆满完成了排练任务。而且从此由乐队演奏员分组协助合唱声部练习以及乐队采用分谱演奏都成为以后我们音乐作品的惯例。但是,这非常受观众们喜爱欢迎的歌剧音乐却遭到主管文艺的师政治部关沁科长的反对,说小调是靡靡之音啊,虽然好听但是情调不对头等等。在全师文艺汇演时就提议叫我大改。
关科长据说是个老红军,在延安鲁艺音乐专科毕业,从广州军区战士歌舞团下来之前就弹得一手好琵琶,是个部队革命文艺的权威人物。但是他批评我的歌剧音乐情调,这一点我当然持有不同意见,因此少不了和上级文艺主管有了大大小小的「创作经验交流」。
兵团卢德耀副政委对这部歌剧非常喜爱。在观看师文艺汇演我团宣传队的汇报演出结束后,当晚马上在师部接见我们宣传队全体人员。并且不顾夜已深专门留下我们创作组成员开了会。高度赞扬我们的节目,特别赞扬了歌剧《红色采药队》的音乐。当听到我们团政治处干事徐永山介绍这是我从连队调上团政治处创作组所写的第一部音乐作品,卢副政委还特别表扬了我这个才不满十七岁的小小「音乐家」音乐写得感情真挚非常动听感动人心。而且当即提议点名让这部歌剧由我们团宣传队直接上调兵团总部参加兵团的各师宣传队总调演。当年的师文艺汇演原意就是要从各团发掘优秀节目提炼上来师部修改然后交给师宣传队代表师里到兵团总部汇报演出。现在决定以一个团宣传队创作的节目原班人马直接替代师宣传队到兵团参加总调演,可见兵团政委对这个节目的喜爱与重视。
节目定了,师宣传队的调演任务被一个小小的团级宣传队所取代,尤其是被一个由兵团卢副政委指定的歌剧节目所取代,师创作组也就没什么戏了。师政治部关科长领导的师部创作组多次对我们的歌剧修改作了指示及召集师、团创作人员多次开了讨论会议,也多次提到了不满意小调作为歌剧音乐主题的意见。可我还是固执地认为要合乎剧情本身的发展和人物身份、性格去决定音乐创作而不是以调性为前提。因此,音乐只是在某些部份做了完善和修改,并没有作出根本性的大改动。最后,师政治部决定让团创作组靠边站,由师创作组直接接手对歌剧剧本进行全面的修改,而且音乐创作也要推倒重来。
结果师部创作组派来老三骆少伟进驻了我们团宣传队,和冯建中(我们团宣创作员,已调师创作组)携手进行剧本修改。音乐方面,由于师创作组的音乐创作员邓卫华等和我都是十分老友,而且大家对音乐创作的理念和观点都十分相通。大家惺惺相惜,对原有的音乐也十分欣赏,所以对音乐并没有进行什么手术。
最后兵团卢德耀副政委多次过问及关照了这个节目,而且亲自拍板支持原有的音乐创作,说小调不行是什么话﹖这歌曲和音乐是整个歌剧的灵魂,不必修改,要是改了采药队上山都上不去了,那怎么行﹖于是一槌定音,歌剧在剧本经过修改后,原创音乐不变。《红色采药队》到兵团总部参加调演取得巨大成功,并且兵团政治部特邀我们团宣传队代表兵团总部到牛田洋围海造田大会战工地等地巡回慰问演出。一个诚意真挚的音乐原创作品在当年顶住了重重政治压力而力保不失,获得演出成功,这里包含了许多因素。当然,这歌剧序曲和终曲的混声合唱是开创了当年兵团音乐创作高难度和高水平的复调歌曲创作的先河。其艺术性和专业性高度得到观众共鸣以及幸运地得到知音的首长支持也是成功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最重要原因。
在当年那个文艺创作环境,这样的事例也是不枚胜举。和我们同师的广州音专毕业生,优秀的小提琴演奏家、作曲家黎永生先生有个外号叫﹟4,原因是他作曲偏爱及喜欢用到﹟4的句式与和声结构。而我自己的外号更绝,叫做﹟5。
这种偏好在当年的音乐创作是要冒极大风险的﹗因为﹟4的行进方向是到达5,这与强调「1」的时代最强音不太合拍,随时可以被当年的极「左」音乐界打大棒子﹗当然,5还是可以是「1」的属音,辅助的进行可以达至1主音的完美政治结果。但是我所偏爱的﹟5就不同了,它的和声结构本身就永远是一个不协和弦,很容易就触动某些人的敏感神经。它的进行音阶是倾向于「6」音,这简直就完全是「资产阶级情调」的「明显罪证」了。后来在七十年代中期疯魔全中国的朝鲜歌剧《血海》的歌曲中同样经常采用我所钟爱的#5进行到6的和声都有极左「文艺恶棍」进行过抨击,足见当年文艺创作环境的恶劣。
然而,我们的兵团作曲界都依然惺惺相惜,在音乐创作上我行我素,在「音乐审批」的关卡中凭着自己的坚持和雄辩,更凭着音乐本身的青春热情与积极向上的内在表现力一次又一次地「过关」,在观众的喜闻乐见与多次的创作汇演比赛屡次夺奖中体现了我们的原创音乐的顽强生命力。团政治处主任曾广通时常在大会小会称赞他的爱将说,别看陈超毅平时看起来吊儿郎当的,在关键时刻他就能拿出成绩来,这一点无人能比。的确如此,在团部会议室,四面的墙上挂满了各种各样的奖状,其中超过半数以上是和我的音乐作品有关的。以至于创作组的人们都说,写剧本一定要写有音乐的,只要有配乐,节目就一定能得奖。
时过境迁,回想起当年,若不是音乐创作能力超卓。并且坚持文艺要真实地反映主人公的乐观主义精神面貌而且表现得「恰如其分」。在音乐创作上顽固坚持艺术感情真挚而无视条条框框,如此冥顽不灵的我恐怕即使不被赶回连队去劳其筋骨「进行脱胎换骨的无产阶级思想改造」,也难逃作品被冻结,打入冷宫不被批准上演而万劫不复的劫数。
应该庆幸的是,我们的祖国终于远离了那个万马齐喑的极端年代,进入了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但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中国音乐人和他们的后辈,在音乐创作中仍然很大程度惯性地受着许多无形的束缚,创作灵感几近枯竭。我希望,音乐作为人类幸福的最珍贵元素,终将会百花齐放,自由延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