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叔父周调阳 我的叔父周调阳，字仲篪，谱名官篪。1893年12月1日（旧历十月二十四日）出生于湖 南省武冈县大甸乡栗山园。七岁丧父，家中只有寡母和十四岁的兄长（我父亲）三口人。由于 我曾祖父是一个廪生，在当地是有名的塾师；我祖父也是读书人，遗下近百亩田产，家境小康； 从小就在乡间私塾读书。他自幼读书勤奋聪慧，九岁就进城参加童子试，虽然没考取，但己能 就试题《卖剑买牛论》（据出典《汉书?龚遂传》）从容畅发议论，多年后他还能忆当年的情景。 年青时就爱上了教育事业 清政府实行癸卯（1903）改制，兴办新学，武冈也办起了小学。由于他老母怜他年龄过小， 直到十三岁时（1907年初），才让他考入武冈官立高等小学。当时高小学制是四年，可是他却 在一年后就考入宝庆中学（1908—1912?12月），毕业后（1913年秋），又升入长沙省立优级 师范（后改名高等师范），1917年毕业于本科。在校时，他就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与陶菊隐、 舒新城、许彦飞等一起。于1916年在长沙创办了《湖南民报》①。虽然只办了半年，却是湖 南早期较有影响的报刊。 从1917年秋高师毕业后的四年中，他历任私立岳云、蓼湄、宝郡联立中学和省立第三中学教员，并兼任三中教务主任。这时正值 五四运动前后，新文化思潮对他也发生影响，在教育救国论的思想支配下，1921年他又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研究科深造。他不仅学业成绩优秀，而且还加入了“以研究宣传及实施平民教育为宗旨”的平民教育社，担任该社所办的《平民教育》周刊（后改半月刊）第四届（1922年）主编，发表了《根据社会学原理决定中等教育应采的方针》等论文十余篇。《平民教育》是《新青年》和五四运动影响下的产物，与北大学生办的《新潮》并称为当时北京两个最出名的学生刊物。《平民教育》主张通过教育的革新和改良来改造社会，认为教育的改良是一切改良的根本。他们甚至还企图“通过论述改革教育以及教育有关的专门问题来暴露社会的黑暗和统治当局的腐败和反动，通过对比方式来揭露广大劳动人民不能受教育，不能过幸福生活的不合理状况”。该刊共发行73期，是新文化运动中教育救国论者的喉舌。②同年，他还同朋友们创办了《教育日报》。通过两年的学习和办教育报刊的实践，坚定了他终生献身教育事业的志向。 从事师范教育，发表教育学著作 1923年叔父从北师大毕业后，应聘担任河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务主任和教员，最早在国内中等师范讲授心理学、教育统计学等课程，此事因偶然的原因还见于鲁迅的著作中。③教学之余，他还从事学术研究，出版了《儿童心理学》一书。该书不仅提供了较系统的科学知识，而且还添入了自己的调查材料。书中对青少年性成熟时各种心理作了调查和百分比统计（他在北师大就发表过《实施性欲教育示例》的论文，呼吁对青少年进行性知识教育）。④这在当时封建意识还很严重的时候，确实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1925年暑期，湖南省政府电促他出任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回湘后并未就职，历任岳云中学教育专修科（1925—1927年）、省立一中师范科（1928—1929）主任，省立一师（1929—1931）教务主任兼任教员，并先后在一中和二中等校兼课。 他对教育测量法和教育统计学颇有研究。在《平民教育》曾发表过《应用于教育测量上之统计法》（1923?5?20，第63、64期）的论文。在北京学务局教员讲习会和河南省立一师担任教育统计学课程，又在河南一师和长沙岳云中学教育专修科讲授教育测量法。回湘前后，写成《教育统计学》和《教育测量法精义》两书，并于次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教统计学》，列为国民教育协会丛书第三号。这书是师范学校的教师和教育行政人员和办学者的参考书，内容注意到统计的公式，原理的阐释，并搜集许多教育上的事实，以证明统计的实际运用。这是一门西方新兴的学科，由于他在湖南高师是上英语科，故能自由阅读国外的教育学著作，并最先将这门新学科介绍到我国。因此当时就有两个大学来聘请他去任教。我所见到的1932年教育丛书本已出到第六版，可见此书在当时是颇有影响的。接着又出版了《教育测量法精义》，我见到的1933年中华书局教育丛书本也出到了第七版。⑤ 国共合作以后，广东革命形式蓬勃发展，1926年北伐军连克长沙、武汉，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中的共产党负责人夏曦为首，会同长沙教育界名人朱剑凡等准备召开省民会议，“结成农工商学民众革命大同盟”，开展湖南民主政权之建设，“以期政权归革命群众”，成立了筹备处。⑥他被聘为省民会议筹备处专门委员。次年1月又被选为湖南省教职员联合会候补执委。解放前他曾以赞赏的口吻谈及过夏曦，说他曾是学生会领袖，口才很好，办事常能干，似乎他们还是熟悉的。 从1917年起，他在许多知名中学和师范学校任教十余年，具有丰富的教学和管理工作经验，在湖南教育界已有一定声望。1927年9月被湖南省教育厅聘为教育行政委员。次年2月又受聘为教育设计委员。同年又当选为湖南省教育会执行委员，连续三届连选连任。 在湖南省教育厅任职十四年 1931年3月，他从学校转到教育厅工作，历任秘书、督学、第三科科长和主任秘书。次年秋，著名教育家朱经农出任教育厅长，直到1943年才离任。他同朱厅长共事十余年，长期担任主任秘书（厅长外出曾几度代理），协助厅长为湖南的教育事业特别是中小学教育的发展做了不少工作。长沙等地的名牌中学，办得各有特色，在全国都有名气。他还结合自己的工作和调查著有《教育行政概要》、《学务调查概要》等书，都由中华书局出版。 抗战以后，由于日军的威协和飞机轰炸城市，学校纷纷迁往后方，教育厅决定乘学校内迁将中小学分布进行调整。1940年教育厅制定了“乡（镇）中心学校实施要则”和“保国民学校实施要则”，以及“湖南省各县保国民学校及乡（镇）中心学校实施办法”等文件，规定：“国民学校以每保设立一所为原则”，“中心学校应每乡（镇）设立一所”。8月，全省各县普遍推行乡、保小学，使全省大多数乡（镇）、保都有中心小学（完全制小学）和国民学校（初级小学），对文化落后的偏僻地区教育的普及起了推动作用。同年7月，又颁布了湖南省中等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三个“改进计划纲要”，规定按十个行政督察区各设中学、师范、职业学校各一所，改变了以往湖南的学校集中于东北一隅的偏向，使僻远地区都有中学、师范和职业学校。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局势下，湖南省的中、小学教育反而在落后地区大有发展，据1941年底统计，全省合计有学校31969所，⑦跃居全国的先进行列。 在学校内迁时，叔父建议将国立十一中迁往竹篙塘，并将该校师范部改为省立洞口乡村师范学校，又将省立衡山乡师迁至武冈县城改为第六师范学校（皆在1941年2月）。这些学校都是全部公费，为武冈穷苦学生提供了升学机会，培养了不少小学教师，促进了小学教育的发展和质量的提高。同时，武冈还新办了若干所中学，他在教育厅为它们办理备案批准手续给以大力支持，一度武冈中学之多据说在全国也居于前列。特别是1939年创办的私立洞庭中学，1942、1943年两届初中毕业生参加全省会考，全部及格，个人和全班总分平均都名列全省第一。此事报到教育厅，正在主事的叔父大为惊喜，为此颁发奖金一万元给洞庭中学购买图书仪器。据我回忆，当时洞庭中学是武冈唯一有理化实验设备的学校。 创办私立都梁图书馆 抗战以前，叔父在教育厅工作时薪俸是较高的。他生活俭朴，节余都用来收藏图书和古币。1938年，长沙已面临日军轰炸和占领的威胁，他就将自己收藏的二十余箱图书运回武冈。次年，他鉴于“后方民众精神食粮之供应，抗战情绪之提高，尤有赖于图书馆之设立”，“遂决意创办都梁图书馆，并以历年私人所购图书五六千册，悉数置存馆中，供众阅览，所有经常临时费用，在未得到政府补助前，准备以薪俸所入，独力支持。”⑧经过与家父和朋友们的商讨和筹划，他拿出自己工薪的积累3000元，在1940年借县立女中所属老南门东城墙上的旧文昌阁作为临时馆址开馆，他自任馆长。1947年大皇城乐洋塘（大炮台南山脚下）新馆建成，于是就迁到了环境幽雅的新馆舍。 都梁图书馆是当时全省仅有的几所私立图书馆之一。武冈地处湘西南偏僻之地，居然能开风气之先，有一所供公众阅览的图书馆，对开发民智，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起了一定的作用。图书馆全盛时藏书近二万册，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叔父私藏的教育专业书和商务、中华出版的古籍，后者包括大部头的《丛书集成》、《四库全书珍本》、《古今图书集成》、《四部备要》等；第二类多是他向湖南各县的朋友和学生征集来的乡土文献，湖南各府、县的地方志大部分都收入馆藏；第三类是可供儿童到成人阅读的一般读物，如《小学生文库》、《万有文库》、《日本大百科全书》及各种抗战时出版的新书、报纸、杂志等，为学生、军人和市民提供了精神食粮。 前两类书只有少数人能阅读，但也有人得益于此。如省立六师的语文老师李记今先生，就陆续读完了《四部备要》中的二十四史，并据此写成《无机斋读书记》自印出版。此书仿赵翼《廿二史札记》据正史写读史心得，其中不乏独到的见解。1944年冬叔父曾携回一本，责令我攻读学习。后一类则拥有广大的读者，好些人在这里养成了读书看报的好习惯，从中获取知识并了解国内外时局的发展，我自己就深有体会。1940年开馆时，我刚满八岁，因病辍学，几乎每天都上图书馆。两年中我读完了过期的《小朋友》和《儿童世界》百余本，四百余册的《小学生文库》中的大部分，其中有中外各种故事、《三国演义》和《鲁滨逊漂流》等近十部中外长篇小说，每省一本的地理知识及其它学科的儿童读物，使我懂得了不少小学学不到的知识，提高了阅读能力。 辞职回乡，决心隐退 1943年朱经农厅长调任重庆中央大学教务长，主持校务（校长名义上由蒋介石兼），请他去担任教授。他看到国民党政府越来越腐败，重庆更是是非之地，乃谢绝了他的邀请。而湖南省的情况也日渐恶化，省府的要职大多由同国民党中央 cc等派系有关的人把持。1944年夏，日军大举南侵，8月8日衡阳失守，他听到蒋嫡系军官公然说不给广西人（指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守大门，敞开湘桂路让日军长驱直入。9月，他坚决要求辞职回乡，教育厅改任以督学主任的名义准假离厅（程育才学长回忆，周调阳曾让绥宁县县长借粮给洞庭中学师生，解决了断粮危机，就是借用这个官衔），一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免除这个名义职务。他从宁远出发，由湘南绕行到湘西，徒步千里，才从绥宁回到武冈栗山园家中。 这时叔父的思想很消沉。他写诗填词颇有素养，回家途中感触甚多，所见所感，无非是山河破碎、百姓流离的情景，他都随时通过诗词加以描述和抒发，回家后还手抄修订结成集子。他在家中也是以吟咏古人的诗词消遣，按照自己的旨趣编选《诗选》和《词选》各一册，连同平日所作，大多是反映向往田园生活的隐逸诗。两次日军入侵，我也辍学回家，他就教我读古诗词和《古文观止》，当讲到陶渊明的诗和《归去来辞》等文时，有声有情，充分流露出他当时的情绪。 抗战胜利后，朱经农先后任教育部次长和商务印书馆总经理，邀请叔父去教育部和商务就职，湖南新成立克强学院于长沙，有人请他去主事，他都一概谢绝，反而去长沙卖掉自己的房子，在家乡武冈陶田营建新居，名为“憩园”，表示将息养终老于此，不复再出。1946年湖南成立省参议会，次年召开国大，武冈可产生省参议员、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各一名，在外当官的和地方头面人物，或为自己竞选，或为他人抬轿，为了拉选票，云集武冈城中，终日会客宴请，人人如醉如狂。不少人也找他游说，鼓动他参加竞选，或给某人以支持，他却躲在乡下，不愿闻问。 1946年10月，武冈县政府准备重修县志，他应聘出任武冈文献委员会主任委员。当时政府忙于内战，既无经费，又无人力，据说只订了一个计划就只好作罢。这是他在家时担任过的唯一公职。 出任洞庭中学校长 1947年春，由于《武冈民报》发表了一篇攻击洞庭中学及其学生的文章，激起学生 们的愤慨，于是高中部学生自发冲进大皇城武冈国民党县党部内的《武冈民报》馆，又 去武冈县中打了在那里兼课的该报主编萧××。此事发生后，县党部和地方士绅对洞庭 校长王鉴清进行攻击，指责学生的行动是王所纵使。洞庭中学是军二分校办起来的，主 持人和教员多是外地人，王鉴清得罪了地方势力，校长干不下去了，于是向董事长李明 灏辞职。这时李明灏任庐山军官训练团主任，仍对洞庭非常关心，认为周调阳是继任的 最佳人选。一则他在湖南教育界颇有声望，并有多年办学经验；二则李在武冈时同他就 有交往和了解，并已请他担任洞庭中学挂名董事；三则他正退职在乡，正好可邀请他接 任校长，以本地人更便于处理地方关系。由于李明灏的厚意和为家乡办学效力的责任感， 只好打消退居养老的念头应承接任。 他接任后先去长沙等地聘请教师，以接替因抗战胜利后陆续返乡的外地教师。请老校长谢行恕担任新增的副校长，团结新老教职员，在当时动乱的时局中，使洞庭中学仍能保证教学质量，继承以前的好传统和好学风。他将高中扩充为秋季招生两班，加上春季一班，每年可入学二百人，使洞庭发展为十五个班（高中九班、初中六班）、近千学生的完全中学。他还计划在中山堂右侧扩充新校舍，已打下了地基。规定继续设劳动课，每个学生入校时仍须带一把锄头，计划在校墙外和中山堂之间凹地发动学生劳动开辟运动场，还可利用四周地势筑成看台。由于经济拮据，都没能完工。 他出任校长后，有关学校大事都有同董事长李明灏商量。李明灏曾先后将私宅洞庭别墅和庐山军官训练团的铜钟送给洞庭中学。出于对共同事业的关心，增进了他俩的私谊和相互信任，李对当局的不满和奔赴解放区，都在来信中有所透露。他也对李的行动表示向往。他任校长期间，法相岩高中部成立了好些社团，定期出刊墙报，大多倾向进步。其中以“法相岩社”最著名，该社除出墙报外，还在《武冈民报》出一版双周文艺副刊，在课外展开读进步书籍、学唱进步歌曲的活动。该社的社歌就是周调阳写的，记得其中有；“寻求真理，争取自由，不达目的誓不休”的词句，表露了他不断追求进步的精神和对积极上进的青年学生的热切期望和勉励。 从事文物保管和学术研究工作 1949年10月武冈解放，他已年近花甲，每天带头参加学生扭秧歌的活动。1950年2 月， 他出任武冈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当选为常务委员会副主席。10月，任武冈县 土地改革委员会委员。11月，又任邵阳专署土地改革委员会委员。 就在这年，中南军政委员会民政部副部长李明灏致函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王首道，向他推荐周调阳，信中称：“他在湖南教育界很有地位，外号叫‘一条龙’。而所办的洞庭中学，在湘西南确居第一位。为人正直无私。”这段话确是对他三十余年献身教育事业的公正评价。1951年1月，湖南省军政委员会任命他为参议（后改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从此他又从武冈迁居到长沙。 同年，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又调他去帮助整理古代钱币。还是30年代他在长沙工作时，就以研究古币为业余爱好，经过多年收集，据他自称已达到“集小成”的地步，其中有不少罕见的珍品，尤以五代十国时长沙楚国等地方钱币更具特色。其中一部分清末以来流通的各种银币于逃避日寇时被人从陶田家中盗走，剩余各种古币他全部捐赠给湖南省博物馆。他熟悉我国货币发展的历史，精于鉴别，故文管会称他“对于历代货币研究功深”。后来他一直在那里工作，还参加整理从湖南各地收集到的古旧书籍和文物。1957年冬，湖南省委决定编篡省志，他参加了《文物志》中金 石部分的工作。 还是在30年代，他已对王船山的著作开始注意和研究。在文管会工作时，他又被委派整理《王船山遗书》，对王船山的现存全部著作和各种版本、抄本作了精细的校勘。他写的《王船山著作的版本和未刊稿》一文，在1958年《湖南历史资料》第二期，以湖南省文物工作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他写的《王船山未刊稿》一文，1959年以湖南省博物馆的名义发表。⑨1962年是王船山逝世270周年，湖南省决定召开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其中他所利用的湖南博物馆藏嘉恺抄本为国内所仅见，因此他作的校勘记很有价值，中华书局已作为资料永久保存，以备整理王船山著作时参考。如嵇文甫的《王船山史论述评》以及王船山著《尚书引义》、《诗广传》等书的点校，皆声明借助于周调阳的校勘记。在王船山的学术讨论会上，全国著名学者一致对周调阳校勘、整理、王船山遗著及所写论文给予特别好评，认为“内容丰富，文字简练，确实下了很大功夫，非有深入研究者和素养者，莫能为”。会后他应中华书局约稿写成《王船山学术思想》的论著，后未能出版，稿本现存内蒙古大学图书馆。他还发表了《王船山各种著述完成的时期》、《王船山著述考略》⑩两篇论文。另有《王船山余稿校阅记》手稿一册，现存其女周凝秋处。他对王船山的大量著述作了全面的清理，是迄今为止学术界罕见的艰巨工作。这几年中，他的全副心力皆尽瘁于此，终于积劳成疾，病故于1964年8月6日。 ※ ※ ※ ※ ※ 1944年冬叔父回家时，曾对我谈到自己的人生理想，就是想死后能进孔庙分吃一点冷牛肉。接着他教我读《宋史?文天祥传》，除了要我学习文天祥的浩然正气外，还特意强调开头的一段：“文天祥……自为童子时，见学宫（孔庙）所祠乡先生欧阳修、胡铨象，皆谥‘忠’，即欣然慕之，曰：‘殁不俎豆其间，非丈夫也！’”他还告诉我，周家的祖先就来自文天祥的家乡——江西吉安。这时我才明白“吃冷牛肉”的含义，就是要我象文天祥那样，从小立定志向，不要为名利享受虚度一生，而是要学习经得起历史考验，一生光明正大的先辈，为人民作好事，身后能被乡人“俎豆”于文庙永远纪念，才能算是大丈夫。他的勉励实际是阐发自己的理想。 回顾叔父的一生，虽然他没干过轰轰烈烈的大事业，然而他毕生致力于教育行政工作和中学教育，其业绩还保留至今；他那不同旧社会同流合污的正直品德，对家乡文教事业的无私奉献精神，使许多人仍记忆犹新。今天，家乡已没有“俎豆”这类封建祭祀活动，可是《武冈文史资料》和《武冈县志》都要写他的事迹，说明他通过平凡的一生，已实现了做乡贤的理想。作为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能够在当时的条件下，摆脱各种世俗利禄的诱惑，对桑梓作出一定的贡献，这也可算不负家乡父老了。 原载《武冈文史资料》第三辑(1988年)95~108页。 转载《洞庭诗声》20期(1998年10月)9~15页，《洞庭诗文集》(1999年11月)167~1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