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第一任所长、中国史学会上海分会(上海史学会)第一任会长李亚农(1906—1962)的学术著作的合集。作者在1950年到1961年间，陆续撰写了《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周族的氏族制与拓跋族的前封建制》、《殷代社会生活》、《西周与东周》、《中国的封建领主制和地主制》等5本历史研究著作，先后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5本著作后经作者在去世前不久加以修订，1962年9月以《欣然斋史论集》的书名合辑印行，并加上了一篇总序：  《论承前启后》(先发表于《学术月刊》1962年6月号上)。1964年9月第二次印刷时，改名为《李亚农史论集》，并将认为观点有问题的总序抽去，1978年11月第3次重印本仍旧。

    作者在三、四十年代曾从事甲骨文、金文的研究，开始自己中国古代历史的学术探索。1939年5月出版《铁云藏龟零拾》，孔德图书馆丛书第二种，由中法文化出版委员会出版。1941年]月出版《殷契摭佚》，孔德图书馆丛书第三种，由束薰阁书店发行，实际上是由孔德图书馆出资，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刷。1941年7月出版《金文研究》，为孔德研究所(此时已改为研究所)丛刊之四，束薰阁书店发行。1940年完成、1950年9月以中国科学院名义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印成的《殷契摭佚续编》。这四本甲骨文、金文研究著作，奠定了解放后作者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基础。作者申明他的研究主张“不仅追求文字的构成要素的变化，更进一步而穷究其历史的发展”。(《金文研究》跋)

    《李亚农史论集》中的5本系列著作，是为了以丰富的资料具体分析中国历史发展各个阶段的社会状况和特点，探索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替中国历史的发展划出一个大体的框框。”(作者语)5本著作的主要内容和观点如下：

    《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本书初稿写成于1952年。1954年出版。本书是作者对中国进行系统研究的开端，也是作者研究中国古代史的绪论。作者在本书中初步提出一个中国古代史分期的大纲，对各个历史阶段的社会状况描绘了一个轮廓。本书最重要的观点是作者提出了自己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的见解：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宣王中典”的周宣王时代。作者认为：“中国的奴隶制社会，在周灭殷以后，还存续了将近三百年，周宣王以后，中国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走进了典型的封建制社会。春秋战国的封建制社会，又存续了五百余年，而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

    绸族的氏族制与拓跋族的前封建制》，1954年9月出版。本书主要依据春秋、战国以及汉初的文献来分析周族的氏族制的性质，并研究氏族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接触时产生的影响。本书以“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作为研究周民族原始生活的重要文献，探讨中国古代社会的宗法制度，剖析了中国古代宗法制度的特征、渊源和作用。

    《殷代社会生活》，1955年6月出版。本书写作目的旨在“把殷人的社会生活重建起来”。作者利用郭沫若、胡厚宣的著作，郭宝钧等人的发掘报告，董作宾、石璋如著作中的材料，从社会生活角度叙述了商代的社会史。全书从殷人的社会组织着手，从社会经济基础出发，分析了殷代奴隶主国家的形成和文化、艺术、意识形态，并对古代东方奴隶制、土地国有制、井田制等学术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西周与东周》，1956年11月出版。本书是《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一书的补充，着重研究西周和东周两个历史阶段的区别和不同特点，进一步说明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制的具体过程。本书的独特见解在于具体分析了西周和几个国家(齐国、鲁国等)奴隶制的特点，对周初民族与黄土层、生产工具的关系，提出自己的解释，并论述了周宣王的政治改革对周代从奴隶制转变到封建制的作用的意义，判析了东周政治上的封建割据和经济上的封建领主制的特征。此外，还论述了知识分子的出现和封建思想的产生等问题。全书最后以中华民族的形成归其宗。

    《中国的封建领主制和地主制》，1961年5月出版。本书在作者重病咯血的情况下写成。作者对过去的看法作了重要补充。阐述了中国封建社会分为领主制和地主制两个阶段的观点，论述了氏族公社制和奴隶社会中的村社制度，探讨了户口编制基层组织的里社关系，分析了农村公社中有关社神、社宫、社祭、社供等问题，论证了农村公社残骸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所起的作用。作者对这些以往没有充分探索的问题，联系中国历史实际作了较系统的研究，提出自己的见解。在占代史研究和史学理论研究上作出了贡献。

    作者在完成了这5本著作以后，又在出版社编辑和杨宽、唐长孺教授的帮助下，对5本著作进行修订和补充，合编为《欣然斋史沦集》(重印时改为《李亚农史论集》)。作者并为此写了总序：《论承前启后》。这是一篇历史论文，也是一篇哲学论文，着重论述了科学研究上如何承前启后的问题。批判的继承和新的探索，是这篇文章的主题。作者通过马克思吸取黑格尔辩证法和费尔巴哈唯物论的例子，通过康德哲学的历史命运，说明无论对中国文化还是外国文化，都不能简单地视之为糟粕。作者认为：“现在是应该谈一谈康德的伟大的时候了。去其粗而取其精，并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面来发展无产阶级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时候应该到了。”“要创造新的，就必须继承过去一切值得继承的；因为这样做，不单是可省许多劳力，更重要的是能够避免走错路。”这些今天看来并非十分突出的观点，在60年代初期曾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理论。但作者认为：“著者在这一点上，颇有勇气；笑骂由他笑骂，文章我自写之。”表现了一个学者坚持真理的理论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