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几年的病榻缠绵﹐陈原先生终于撒手而去。尽管知道这一天总要到来﹐真的听到噩耗时﹐还是感到震惊和感慨。 

陈原先生于我﹐本是一位有交往而又从未共过事的出版界前辈﹐按说我并没有资格 写回忆的文字。但点滴琐事并非泛泛﹐加上陈原先生与我们香港联合出版集团有很深的工作关系与人脉因缘﹐有很多历史关系甚至可以追溯到革命年代﹐我要代表集团送上心香一瓣。 

我第一次见到陈原老﹐是在1994年春天。当时上海出版工作者协会邀请陈原先生来上海作一次关于新技术与出版工作的报告﹐我是参与者。记得那天开始以后﹐陈原先生便拿起话筒站了起来﹐“不习惯坐着讲”﹐他轻轻对我说。两个小时﹐照例是没有讲稿。内容海阔天空﹐恐怕大部分上海中青年出版骨干都是第一次听到信息量这样大的“领导”报告。这篇讲演﹐后来以“世界新技术革命对出版工作的挑战”为题收在《陈原出版文集》中。当时的上海出版局党委书记宋原放同志对我说过﹐陈原同志是真有学问、真做学问的一位领导。老宋的这句话﹐无疑对我以后的工作有影响。 

从此﹐便和陈原先生有了联系。以后每次见面﹐不论时间长短﹐都是愉快的清谈。无赘词﹐点到为止。涉及面极宽﹐因为没有什么事情你不可以与他谈。我在陈原先生家里吃过他夫人煮的炸酱面（因为出去吃费时间）。你可能不惊讶当年领导与学者的生活简朴﹐但很难相信那些需要大量数据的语言学著作出自如此窄小的书房。他住的那栋楼在前门﹐是“文革”后期的建筑。 

陈原先生的许多著作我都拜读过。读他的文章是一种享受，因为那是明白如水行文之下展开的思辩。作为驰骋多个领域的学者与作家，陈原先生的知识结构、治学方法以及基本的出发点，都与其他人有所不同，应该是有一个讨论会来纪念这位建树甚丰而又淡泊名利，学养深厚而又极富革命激情的先辈。 

我有两次机会﹐实际感受到作为出版家的陈原先生﹐大事小事上都能出手不凡的本领。 

一次是偶然的机会﹐读到他在商务印书馆所做的关于编制长期出书规划的讲话﹐这篇讲话现在也收入了《陈原出版文选》。那是一次震撼﹐我知道了应该怎样当总编辑。不过我从来没有向陈原先生说过﹐他的这篇讲话曾深深影响了我以后做出版工作的价值观。 

另一次﹐是收到商务建馆九十周年时的《商务印书馆大事记》﹐发现全书的编辑非常有特色，特别是其中对于文革一段的处理独具匠心。一反所有其他书籍必定以大段文字声讨的方法﹐《大事记》中是以“无字碑”的手法﹐用几乎空白的版面作为“记录”﹐其中又不忘把新华字典重版等几件属于“异数”的事情记下。这本《大事记》，是一部在讲解编辑技巧时应该引为范例的作品﹐说明了什么才是编辑创意﹐以及什么是简洁与含蓄。我在后来向陈原先生说过对于这本《大事记》编辑匠心的读解﹐以及由此看出他作为一个老共产党人对于两位历史人物的褒贬。他后来特地追寄一信给我﹐内有“被你说破﹐于是大乐！”———这次当然是轮到我大乐了。 

陈原先生多次向我回忆过胡乔木同志咬文嚼字的轶事。其实﹐作为语言学家的陈原先生﹐依我看来﹐也处处都显示出对于语言与文字的特殊兴趣。通过文字，陈原先生更关注的是文字所承载的文化。 

大概是2001年﹐陈原先生应邀来港。我知道陈原先生对于几种西方食品有独到鉴赏力﹐于是就建议在乏味的例行晚餐之后﹐先去一家“另类”超级市场买一点他喜欢的芝士（奶酪）当早点﹐再到“鬼佬”集中的香港兰桂坊去看看有什么可以宵夜。挑这两个地方其实志不在吃，而是想领略一下香港有文化特色的地标。 

日资超级市场City’Super 其中的i在商标中倒置，成了一个惊叹号———C ty’Super 以不卖大路货为特点﹐提供的芝士有百种以上。陈原先生好芝士﹐但也没有想到有这样多的选择。他颇为用心地看了各种芝士的名称﹐对于芝士知识的更新似乎已经超过了买芝士的兴趣。 

兰桂坊本是各种异国风味餐馆的集中地﹐一到那里﹐陈老就和同去的助手柳凤运﹐仰头研究起琳琅满目招牌上隐藏的文字机关﹐竟忘记了本来是来找吃的。我联想到陈原先生的语言学著作﹐总是充满生动的实例。也想到了陈原先生告诉过我﹐许多新的语言现象只见于电视而不见于（或暂时不见于）文字﹐因此他是放一本笔记在手边看电视。 

那天晚上﹐我们最后试了试那种有个类似德语名称的哈根达斯雪糕。对于这种又甜又腻的冻冰冰﹐我事先再三问陈老能不能消受﹐就怕吃坏了老人的肚子。结果第二天是我的肠胃大病而陈老无恙。 

陈原老后来一再向我提起那个“有意思”的晚上……。 

正因为我和陈老的交往都不是上下级的场合﹐我所见到的陈原先生﹐永远是一位健谈﹐幽默中有机锋﹐永远都在学习与思考的“年轻人”。 

陈原先生常常会用一种隆而重之的语气与神态去讲一个笑话﹐而他最为开心的神情我不能言传，但却被一位香港画家捕捉到了。 

——他的音容笑貌﹐会长久留在我们的心里。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转发 2004年11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