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同事、好朋友陆钦侃去世了，享年98岁。

他的女儿早已将父亲病情电话中告知，尽管已有思想准备，但听到他去世的消息心里还是很难过。陆老住院期间在危重病室，医院不让探视。4月15日在八宝山告别，我很想参加，但因为感冒，为老伴和陆老的女儿所阻。

上世纪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我在水电系统前后11年，是我此生最长的工作岗位。从1952年转业水电系统结识陆老，我们相识、相交60年了，真是一生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啊！

陆老是我主管水电建设的入门老师之一。他比我早两年上大学，是1936年浙江大学的毕业生，留学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时获得水利硕士学位，是名符其实能独立思考具备真才识学的专家，决不是随波逐流、逢迎上级的“科学家”。1952年，我决心脱离坐而论道的工作，辞去湖南省委宣传部部长的职务，以大学时学机械为由转业到工业部门，主管水电建设工作。转业不久，即偕陆钦侃出差闽浙苏沪，时间达一月之久。一路上，我向钦侃求教水电建设知识，相互切磋，决心为中国水电建设做一番事业。此种至情，到老不衰。

我认识的老朋友、老同事中，浙江大学毕业的大都敢讲真话、能讲真话（这可能同校长竺可桢治校有关），这样的人很多，水平也很高，陆老就是其中的一位优秀代表。他为人正直，谦虚谨慎，遇事沉着冷静，认真负责到底，能坚持、有担当。

虽然1982年我离开了水电工作岗位，但关于三峡水电站的修建，仍旧关心。可以说，围绕中国的水电建设，我和陆老都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几十年来，我们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工作关系并建立了非常好的私人友谊，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我们彼此了解，彼此尊重，有共同理想，有共同认知，尤其在三峡工程问题上。1979年随能源代表团到巴西和美国参观考察，我邀陆老同行，详细了解两国水电发展的情况。

陆老一生，最值得大书特书之事是围绕三峡工程的所作所为。

早在1946年，陆钦侃就受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派遣，赴美国垦务局，在坝工专家萨凡其等人的领导下，从事三峡工程的研究工作。1949年以后，他一直从事我国的水电规划，任水电勘测设计总院的副总工程师。1988年，陆钦侃参加三峡工程论证，任防洪组顾问，是拒绝在最后的论证结论上签字的九位专家之一。论证期间，他多次与其他人联合，或个人单独上书中央，力陈三峡工程不可建的理由。三峡工程上马以后，他没有以拒绝签字作为关注三峡的终结，先后六次上书并发表文章，恳陈将三峡工程危害降低到最小程度的挽救措施。在我代为上转的多次上书中，陆老都是上书的执笔人，名字排在第一位，其心可昭日月！

一位“主建派”代表人物曾公开说：对三峡工程贡献最大的，正是那些提出质疑和反对意见的人。我想，在这些人当中，我李锐可算一个，陆钦侃也受之无愧。

从围绕三峡工程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出，陆老是一位始终敢于独立思考，坚持自己意见的人。我觉得以陆钦侃为代表的一批水电老专家，从来埋头苦干，不事喧哗，不趋炎附势，追名逐利，真正做到了古人所追求的境界：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这确是现在的年轻人应当学习的一种品格。

多年前，陆老八十大寿的时候，我曾经写过一首诗祝贺：智乐河川不老翁，水能利用永先锋。西江石壁如何立，四十年来不苟同。

就事业和为人而言，借用我国的古喻：陆钦侃和施嘉炀、黄万里、张昌龄、程学敏、王伊复等这一批老水利、水电专家一样，都不是风中杨柳，更不是墙上芦苇，而是“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青松。

前几天，一位忘年交的朋友给我送来一份《中国青年报》，上面发有一篇纪念陆钦侃的文章，题目叫作《向良知和骨气致敬》。我想照抄照搬这句话作为这篇小文的结束——

向良知和骨气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