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信、来电、采访摘录：

我与你父亲是高小至高中一年级同班中最要好的同学(市立一小和市立一中)。

记得你父亲在中小学读书时都是十分勤奋的。高小时我们几个同学集中各人的课外读物，建立了一个小图书室。当时小学生的壁报都是在老师指导下编排出版的，我们几人却独立出版张贴。那时他还会写小评论，我则擅长出谜语，吸引同学看我们的壁报。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就读高中的我们都分别读了一些进步书刊，向往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高一时，他带头闹事驱逐国民党政府派驻学校的军训少校军官，后来不得不转学到省会国立法科学院附属高中就读。他在坪石的中山大学法学院读书时是活跃的墙报撰稿人，发表时评，还参与对反动教授的论战。

2001年11月柯炳锐(老同学、83岁)

我与你父亲有许多相同点，如：长期不懈为革命为人民努力学习，勤奋工作，有计划，认真负责，诚实不欺，言而有信，生活简朴，等等。他处事冷静、稳重远胜于我，这是他的成功之处。

                                              2002年3月王子英(高中同学)

王先生是我同乡叔父辈，又是我小学时期的老师。他一生追求革命进步，他的治学精神和为人皆为人们所爱戴、推崇和尊敬。

大约30年代末，我在家乡读初小时，王义炽先生正在我们贡山小学任教。当时正值全国动员抗日救亡斗争。王先生他们一帮老师们积极投入。他们利用课余时间，创办“怒吼社”农民墙报，每期都张贴于贡山大寨东门最显眼地方；同时创办农民夜校，让农民兄弟姐妹有机会学习文化；又编演抗日救亡话剧，每次在大寨内新祠堂前演出时，群众踊跃观看，挤得水泄不通，这对当时宣传抗日，唤起群众爱国主义情怀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王先生很注重培养青少年儿童锻炼身体的习惯，积极组织开展体育健身活动。他身体力行，利用家乡依山傍水的地形条件，带领贡山小学的学生们每天早晨跑步登山。每次都从东门外集中，然后跑到庵脚，再慢慢登上石碑山顶。就这样，坚持了很长一段时间，一大批青少年每天早晨跟着他跑步，成了当时村中一景。

王义炽先生去世的消息，我是在过后才知道的，我感到非常惋惜。他的高风亮节是我们晚辈学习的楷模，他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我的心中!以上片断回忆，寄托我对他的一片怀念敬意之情！

    2002~4月1日王尚荣(原佛山市交通局副局长)

他是我的老上级。当时他是政工队长。对我们很关心爱护。他是个很老实的人，对人很诚恳，平易近人，很沉着，没什么话，很内向的人。给我的印象很深。

                                         2001年11月5日华英(游击队战友)

王义炽同志离开我们已四年多了，但是他的音容笑貌依然深深地留在我们脑海里。回忆在钱坑中学等地下党工作的往事，虽然几十年过去了，但他高尚的思想品德、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艰苦朴素的作风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永远难以忘怀。

                                     2002年6月余昌辉、黄逊哲(离休老干部)

你爸是个值得纪念的人。忠心耿耿，一辈子扑在教育事业，对事业满腔热情。离休后在“关协”工作上，花了很多心血。记得91或者92年，他生病住院，我劝他卸掉“关协”的事情，可是他说他卸不去，没人接手。做关心青少年的工作，无名无利，只有累。社会象个大染缸，光几个老人做工作，怎有办法扭转。我看他好辛苦，可他又不忍卸手。我说现在对青少年教育的效果不大，做报告没人听，他说正是这样，更不能放弃。……鞠躬尽瘁，死而后己，他当之无愧！

49年他被捕后从狱中传出‘敌人在追查内街的人’的信息，我就住那里，组织即让我转移去河婆。后来本市解放，我们参加接管，他是文教接管部，我是民政接管部。接着运动一个接一个，大家自顾不暇，小心翼翼，根本不敢象现在一样大家可以随便聚在一起。所以跟他接触不多。

他一心扑在教育事业上，本地人民不会忘记他。他非常关心别人，老问我的身体。他的身体比我差，年纪比我大，75年有一天大老远上我家来，拿了一些自然功的资料和仪器给我，使我很感动，所以他去世，我是很难过的……反地方主义时他也被批判，我一直很想找个机会与他交换看法，但他无心谈这个，你爸给人整，没有任何怨言……真正是无怨无悔，真难得。他在“文革”的经历，要有人写出来，可以说明当时是多么黑暗，践踏民主，践踏法律，摧残人性，记取这个掺痛教训教育后人，非常有必要。

 2001年11月18日王逸之(离休老同志)

王义炽老师在我一生成长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很随和，时常微笑着脸，深受同学爱戴。他上课从不带课本，但又完全没有脱离课本内容，讲起《中国历史》，滔滔不绝象讲故事一样通俗易懂，很好记。所以每次考试时，我只看一次笔记，便可轻松应考，而且成绩都在80分以上。他的课不止使我记得牢，更重要的是启迪我，做事必须勤奋、严谨(不然，他怎么能够不看课本就熟练讲课?)。那时我已立志当记者，我暗下决心，严格要求自己，要象王义炽老师那样。所以，从我进岩光中学直至离休，我每天都只睡6小时，拼搏使我的一生取得有一点点成绩，相信，老师在九泉之下该会微笑吧?

王义炽老师是我日夜想念的老师，他虽然已不在人间，但却永远活在我的心中，永远活在广大喾光校友心中。

2001年11月22日王德宽(原喾光中学学生、《南方日报》记者)

关于王校长的事迹，有件事印象比较深刻：50年代初期，大批侨生从国外回来求学。侨中是他们的重点选择。一时间侨生云集侨中，骤使学校的设备和生活条件、师资等难以应付。于是有很多侨生离开本地北上求学，留下的侨生思想也很不稳定，学习受到影响。北上的侨生给中央造成很多麻烦，中央侨办曾要求本地做好“劝留侨生工作”。在一次全校侨生集会上，王校长苦口婆心地说服侨生安心留下来，许诺学校保证做好学生生活、教学工作，讲到激动之处还流下了眼泪，许多侨生都被感动了，我当时也很感动。经过王校长和教师们的耐心工作，许多侨生打消北上的念头，部分安心的则更安心了。当然，这也与省市政府的重视和在王校长亲力亲为的努力之下，侨中迅速扩展学校规模，改善教学设施和生活条件有关。

王校长生前从不宣传自己，为人低调，这正是他一个共产党员的可贵品质，是值得大家学习的楷模。

                                         2002年3月24日卓两海(原侨中学生)

1951年我来侨中读书。那时共青团活动还不是公开的，记得当年一天下午课后，学校秘密通知各班团支部书记召开核心会议，我其他俩同学一起到会，会上王义炽校长布置了三件事：一、发动全体师生为抗美援朝捐献钱物；二、动员适龄青年报名参军；三、根据大多数同学基础差的实际情况，组织辅导学习。当时我们都是积极响应党号召的热血青年，对学校党支部的动员是一呼百应，大家纷纷捐出从国外带来的金项链、金戒指等金器，好几位同学踊跃报名参军，保家卫国。大家能有这样的政治热情，是与整个社会蓬勃向上的风气和以王校长为首的领导、老师们营造出的无私正气氛围分不开的。

王校长对我们侨生实在太关心了。入学不久我们女学生中秋节晚上想家，几个宿舍哭成一片，他听说后就经常组织我们举行文娱活动，逢年过节带着两个幼小的孩子参加我们的活动，我至今还记得他站在一个立式话筒前，手拿二个无把的茶杯放在嘴边“啊啊”带头唱歌的样子。用这个办法让我们一回宿舍就睡了，没工夫去想家，而且逐渐把学校当成了自己的家。他经常晚上巡夜，到男宿舍还给学生盖上蹬掉的被子，对待学生真象父母一样。他以自己的言行，带出了全校团结友爱互相帮助的良好风气，那时不是所有的同学家里都有钱寄生活费来，有的同学甚至要靠卖血来维持生活，所以除了学校发给助学金外，就靠大家互相帮助了，有钱的同学经常无私无怨地资助生活拮据的同学。

“文革”中听说他被囚禁，我心里很不解：他这样一个好人，怎么会遭这样的罪? 70年代有一天我在公共汽车上意外地遇到他，我赶紧请他下车，带他到附近一位朋友家里坐下来谈话，他同我谈了他的情况：“他们老说我出身不好，这怎么能怨我，出身又无可选择，还问我，你出身不好怎么会参加革命?这话只有同你”说你才理解——你在国外那样优越的  家庭条件，为什么还要回国来参加革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我一向同他关系很好，很谈得来。但他并没有为我做什么事。我和爱人都在郊区工作，很想调来市区，他一向很关心人，我就想请他帮忙，同他一说，他很热心，马上去调查，可是一听说姓林的校长(我爱人)如果调走，学校就要散了，他就没有动他，直到我们退休，才双双回市区定居。当时没调动成我很生气，有次去看他就气鼓鼓地质问他：“你真是!那个学校真的离不开他吗?就比如地球没有你就不转了吗?!”而他只是笑嘻嘻而已。他太无私、太以事业为重了，我只好原谅他，无法对他产生怨气。我很感激他的是，他去北京探亲时，还去航天大学代我看望在那里读书的二女儿。他自己没跟我说，是我女儿跟我说我才知道的……王义炽校长待人真是太好了。

2002年2月21日郑苹(原侨中56届毕业生)

1951年依据全国总工会的部署，市教育工会成立。义炽同志是第一任教育工会主席，我是专职主任秘书，每次文件来，他都在上面批示，写得清清楚楚，让我执行。当时党对知识分子非常关心，市领导经常给教师们做形势报告，他经常主持大会，同时也给教师们做报告，并且组织讨论，提高教师们的思想觉悟。抗美援朝那年，中国人民志愿军一个报告团来本市，教育工会组织了全市教师，在晚上听取报告团有关志愿军英勇作战的事迹介绍，让大家受到爱国主义的教育。53、54年前后，组织全市青年教工学习，义炽同志亲自给他们上团课，进行思想教育。当时还输送了一些青年去参军。

他在本市教育系统有非常高的威望，真正德高望重。他接近群众，对群众很亲切，对群众的困难和要求都尽量给予解决。记得50年代初，市广旅小学(是外地同乡会办的私立小学，工资待遇较低)有位姓周的教师，因为收入少经济拮据，家里时常发生矛盾。有一次夫妇吵架后，其妻抱着不满周岁的孩子跑去向王局长哭诉，情绪非常激动，义炽同志好言好语安慰她，她夺门而出说要去死。当时已是深夜十一、二点钟了，义炽同志赶紧给我打电话，要我马上到韩江边去，看有没有一个抱小孩的妇女在那里。我赶去，果然看见她在江边徘徊，我劝不动她，只好趁其不备夺过孩子，才使她跟我回来，通过做工作才慢慢平息下来。后工会经过讨论研究，给周老师补贴，帮他解决实际困难。

他很强调劳逸结合，通过在寒暑假组织教师夏令营、成立教工俱乐部，活跃教师们的业余文娱生活。为提高中小学教师的业务水平，组织大批教师参加市教工暑期学校，请有教学经验的老教师为大家讲课。此举受到广大教师的普遍欢迎，都感谢党给了他们这样一个学习提高的机会。记得当时聘请了资深的老教师，每月由教育工会支付20元补贴。

“文革”后为受迫害的教师平反、恢复名誉，为致死的补开追悼会，义炽同志做了大量工作。他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很体恤遭迫害的人和他们的家属，倾心倾力指示有关部门为他们解决各种遗留问题。对一些在“文革”中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被迫离开教育系统的教师，他夜以继日地广泛听取、接受教师们的上门申诉和求助，想方设法将他们调回教育队伍，让他们重新走上讲台，这使许多老教师都深为感激。他一生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献身教育事业，他的功劳是抹杀不了的。

                               2002年3月13日林岳喜(原教育工会专职干部)

解放初我是一个普通小学教师，兼任教育工会委员。王老局是工会主席，他对人真是太关心了。记得有一次开会，我怕迟到早早就赶去了，他见到我问：“怎么那么早?你吃了吗?”听说我还没吃早饭，马上让工友给我端来一大碗面汤，一定要我吃下，说：“不吃饱饭怎么干工作?”使我很感动。

年轻时我身体很不好，得了肺结核和眼结核住院治疗，他工作很忙，还去看我3次，鼓励安慰我安心治病。当时没有公费医疗，他专门找我工作的单位，说我是积劳成疾，工资又低(才36元)，要求学校不要扣我工资。又联系市卫生局等部门，将我所欠的全部医疗费一笔勾销，还让工会劳保每月给我补贴，又由局里给我不定期的补助。真是关心备至。

他对提高教师待遇很重视，复职后为解决教师教龄津贴跑了不止一次的省会，向省教育厅争取。这件事他很认真，为广大教师谋取利益。

“文革”中他很惨，每个中学轮番开批斗会斗他，我看见红卫兵在二楼上往他身上扔砖头，他没有戴帽子，有的砖头就砸在他头上，他一个劲地高呼口号：“我抗议!”“我抗议!”有时红卫兵见他戴了毛主席像章，就动手去撕扯，说他没有资格戴，他也同样高呼口号：“我抗议!戴毛主席像章是公民的权利，我拥护毛主席，拥护党中央，何罪之有?!”真让人佩服。

他病重时，我劝他去住院，他对我说：“我考虑，还是设家庭病床好，一来钱少，可以为公家省钱，二来家属服侍方便些……”他一生总是不考虑自己。

 2002年2月16日林哲(离休老教师)

他曾短时间任过市委文教部副部长，他的为人处事，工作精神等等，我的感觉是：党性好，作风正，清廉勤政，诚实做人。过去由于某些历史原因，曾有过一些委屈，但他始终以党的事业为重，顾全大局，团结同志，搞好工作，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体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高尚气质。

他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改革开放之前，我市教育事业是没有侨援的，每年仅靠国家有限投资拨款，基础设施比较薄弱，师资校舍紧缺，有的利用教堂(祠堂)作为学校上课。在市党政领导的重视下，经过各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努力，依靠一批老同志和广大知识分子辛勤工作，本市教育事业得到不断发展，至“文革”前已办起了工专大学、师范、农机技工等中专和十多所中学、数十所小学以及一批幼儿园，教学质量、成绩还算不错，始终排在全省比较前列的位置上，为后期本市教育事业的更大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王老局长生活朴素，平易近人，他总是严格要求自己，没有官架子和特权表现，住的是瓦屋平房，下基层多是用自行车或步行，在食堂寄膳还得付款和交粮票，在群众中起到了表率作用(那段时间也极少有请客送礼之风或小车接送)，教育部门确实在社会上、在群众中被称为“清水衙门”。王老局长为党的教育事业奋斗终身，本市前期教育工作成绩是不可磨灭的。

                                   2002年3月20日黄锦标(原市经委干部科科长)

可敬的义炽同志留给我的印象是“忠厚’’二字。

他忠于人民忠于党，忠诚于党交给他的文教事业。

他厚道、实在，对上、下、左、右的同志和学生是真情关爱、鼓励；对自己是用功学习，厚积薄发，作风谦虚谨慎，艰苦朴素，宽待他人严于律己，心地坦诚，公正无私。他真是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同志。

可惜他先离我们而去！

                         2001年4月25日林浩(原汕头市教育局局长，83岁)

回想往事，很激动。1957年我调去局管全市学校体育。他很支持我的工作，计划、主意都由我出，放手相信我们去做。他的工作作风很踏实，很值得学习。上面有什么工作，他召集各科开会布置，过一段时间后就让大家汇报执行情况，进行小结，工作方法很对头。他要做报告之前，先让各科汇报工作，他自己记录，晚上进行整理后，第二天就给我们做报告，哪有什么秘书。当时只有他一个局长，很辛苦，他只顾工作。他一生很俭朴，对人和

蔼，从不发脾气，态度温和，平易近人。“文革”是政治需要和个人野心搞他。59年至“文革”前，我每年暑假都去招生办工作，当时全市的中学包括金中的录取都在市招生办，他从没有递条子要求录取谁。我是做具体工作的，最知道。他从无徇私舞弊。当时对成绩好的但出身不好的，局党委与招生办开会一个个讨论，根据其表现决定录取与否，很公道。“文革”中我两次亲眼看过他被红卫兵打，我看不过斥他们，他们说：“他不给工农子女读书，专招地富子弟!”，真是冤枉他!……

                            2001年10月29日许映光(“文革"前教育局老同事)

我的印象中，他是上一辈，又十分严肃，对我们这些年轻干部却非常和蔼。有时交谈几句，都是轻声细语，我未见过他有严词厉色、态度粗暴过，确实是老党员干部的风范。

                                      2001年10月29日黄翼(原市潮剧团副团长)

王义炽同志长期担任教育局局长，工作期间平易近人，没有官架子。对教育事业是呕心沥血、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当时叫“教育为无产阶级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和知识分子政策，为国家输送了大批建设人才，对本市的教育事业做出很大的贡献，很值得我们怀念。

一、遵守制度、严于律己。当时我在局工农教育科工作，曾陪他到郊区去做调查研究工作。有时到喾石去，路途较远，中午被留下吃饭。他总在饭后掏出4两粮票和两毛钱(当时规定干部下基层缴交伙食费的标准)，让我交给单位。市十四中成立，开学典礼请他去讲话，会后全校杀猪聚餐，他饭后又拿出4两粮票和两毛钱的伙食费交给我(我当时是学校总务主任)，我百般推辞，他坚持要我收下。

二、在你大姐的分配问题上，他坚持原则，不徇私情，让人事部门把她分配到某县二中去教书，一连十几年，她再三要求都不把她调回来。

三、关心爱护干部。当年经济困难时期，各单位纷纷开展生产自救，大搞开荒种植。我们各学校也在校园里种花生等经济作物。他每到学校总吩咐：不要安排老弱病残参加劳动。逢年过节召开老党员和老知识分子座谈会时，都叫局里准备每人一条池鱼和一些茶叶等物品进行慰问。我当时曾向市奶牛场场长要一些牛奶票，看他身体不好送给他一张，他却把牛奶票转送给中教科患有营养不良等病的刘东立同志。

四、深入基层，重视郊区教育。60年代初他了解到郊区教育工作比较落后时，派出工作组去蹲点，我当时也参加了工作组，到南墩去蹲点。他要求我们认真调查，做出方案，解决郊区贫困家庭的孩子读书问题。后来根据我们的调查结果和方案，终于落实成立了耕读小学，安排放牛孩子上学记工分或者上夜中。五、他在“文革"中受到极大的摧残。“文革”期间，造反派无法无天。曾有一天，几个红卫兵来到教育局，看到哪辆是公家的单车就撬，半小时之内，骑走了十几辆，谁也管不得! 曾经有两个“大中”红卫兵，一天晚上在教育局的门庭里，关上灯就对他拳打脚踢。当时我在场目睹并拉开他们。有一次，局里批斗他，问他解放前参加什么组织?他说：“没有”，“还不老实交代!”把他斗到天亮，打得他遍体鳞伤。我送他回关押地六中时，在路上他对我说：“方同志，我周身很痛!”

 2001年12月9日方英松(曾为教育局老同事)

我父亲是原省侨中教导主任，原师范学校校长，57年被打成右派。你爸不怕被牵连，亲自向有关部门实事求是证明我父亲在解放前就与他一起从事进步工作，解放后又一同在侨中同过事，为他翻案。“文革”后有一年，我家被邻居欺负与之打官司，对方在市公安局有关系，你爸曾积极帮忙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督促解决问题。所以我们一家都很感激他 。

我对他的印象是人忠厚，平易近人，无架子。但又有原则性，处事公正，不偏不倚，没有私心。人多情，会关心人，但不是违反原则，面黑黑拒人千里。党性强，是党性和人性完美结合的人。是，做人要心地好，实事求是，看人要看他对工作、对他人的态度，不能只看如何对自己，对自己好、有照顾才对他有好评价……

2001年11月吴宴仪(离休老干部吴学清之女)

我提供两方面的情况：一是我在教育局人事科时，逢提拔干部，调整工资，他都交代我们：你们去想，研究要怎么动，开会时提出来，大家来提意见，一致同意就行，很民主，从来没有提出个人意见要怎样怎样。我经历过几任局长，就他最老实、规矩。二是他恢复职务后工作很积极、认真，对一些同志的过火行为，他理解是“形势所迫”。他就不会过后要算帐。生病住院了还老想着工作，有同志去看望就谈，有时还写字条托人送，交代工作。从来没有怨言。离休后他还象在职一样，到处做报告，有时还到图书馆去查找资料，很认真，很辛苦。他曾经给我们妇女干部联谊会做报告，讲得很好，大家都听得很认真。总的评价，他对人没有成见，工作积极，诚诚恳恳地干。

                                  2001年11月10日张淑英(曾任教育局人事科长)

王义炽这个人做什么事情都很慎重。当时局内战斗队叫他揭市委，他对我说：“没有笔记本和文件，凭回忆来揭发不妥当，要有凭有据，实事求是。”还说：“在揭发材料中只摆事实，不定性质、不提打倒。”他还向我解释说：“我不能随便提打倒谁，按我所揭发材料内容，也不能达到打倒。”

——摘自1968年母亲在“文革”中写的“交代材料”

我是一向把他当老前辈、老领导而加以尊敬的。

长期以来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位朴实正派的革命者，毕生为教育事业辛勤耕耘忍辱负重的“老黄牛”，只讲奉献，不求索取，严于律已，宽以待人的领导干部。

就我记忆，几乎每次政治斗争，他都是受害者，但他经受考验，从无怨言。在那个任意践踏人性、是非颠倒的“史无前例”荒唐年代，他被作为“革命对象”很早就被“揪出”，残酷的“群众专政”手段不断升级，从口诛笔伐、游街批斗到刑讯逼供，精神、肉体备受摧残。他在“林彪事件”之后曾告诉我：他被禁在“治安指挥部”时，经常遭受“造反派”的殴打。有一次，家属送来一只热水瓶，王老正提着它要去装开水，谁料看守他的“造反派”竟举起长棍，拦腰就是一棒。王老当即踉跄扑地，热水瓶摔破了，近视眼镜也脱落了，那“造反派”上前又是几棒，把热水瓶和眼镜捣得粉碎，还口出污言辱骂……王老沉痛地对我说：“令我难以理解的是，打我的凶手竟然是一位本地老干部的儿子，可能他老子当时也是受批斗的‘革命对象’，可他为了表现自己‘紧跟’的立场坚定，竟变得这样没人性! 无论是打、砸、抢、抄，其‘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因为这符合伟大的战略部署!"他语气沉重地说，“这可悲的历史教训，应该记取。”也许正是为此，他而后更加重视教育后一代，直至耋耄之年，还为全市的教育后一代工作操心。

王老对待同志诚恳真挚，平易近人，每次见面总是亲切地问寒问暧，得知我患冠心病，便经常以自己切身体会，传授我应如何注意饮食、药物、健身活动及心理治疗，还常常教我怎样打太极拳。他那亲切的音容笑貌，我经常忆及，永志不忘。

 2002年1月14日不愿在任何刊物具名的离休干部老吴

1968年5月4日有组织有计划地抓了我和你爸爸等一批干部，秘密送到设在中山公园内的治安指挥部。这个治安指挥部是个“集中营”，我看比中美合作所有过之而无不及，搞的是法西斯专政，残酷迫害干部、群众，手段之毒辣是骇人听闻的。

每天早晨放风五分钟内，要做完洗脸、刷牙、大小便、洗衣服几件事。监管人员一手提闹钟，一手拿着棍子，常常门一开，我们就得跑步出去，因为不跑快些就会去掉一分钟。时间一到，就得马上回来，赶不回来就得挨打。因此大便和刷牙只能同时进行，不然时间不够。大便没完时间到了怎么办? 同样不准你便完。我就曾亲眼看见市教育局局长王义炽同志，他大便还没有完，哨子就响了，他没有起来，监管人员问他：你听到没有?他回答说还没有便完，那人立刻对他又踢又打，说“没完也得走!”

每天就给一杯水洗澡。六、七月的大热天怎么洗?靠家里送来的一小保温瓶的水，一半拿来喝，剩下半瓶，也只有一口壶，把毛巾放进去，然后拧干擦全身，一滴也不能浪费，擦完全身，最后这杯水也变成了汗水! 被抓进去一个月后，才通知家属可以送饭去，这时家里才知道我们的下落。还不许送干饭，要送很稀的饭，监管人员要用筷子再三打捞检查，不许里面捎带别的东西。

我们是真正的坐牢，为什么?一个房间高两米，宽两平方，即一个床位那样大，关了7个人，不就满了吗?坐在那里根本无法躺下睡觉，脚都伸不直，想伸腿只有站起来。我们看电影《江姐》坐的牢房也不止这样大嘛!我们公安局的牢房也不止这样大吧! 而且大暑天，把门和窗都密封起来，窗户都用木板钉死，门又锁掉，房子里没有阳光，没有空气，六、七个人喘不过气来，到半夜快断气了，在窗口拚命搞个小洞，用鼻子凑在小洞口上猛吸一点新鲜空气。经过这样的磨难，我才懂得，什么是新鲜空气，什么是自由，什么是平等，什么是幸福! 这样的条件，当然不可能挂蚊帐，我们都把打蚊子的血涂到墙上，洁白的墙壁全被涂红了。从抓进去的5月4日到当年12月放出来，我们都没有睡过床板，夏天还好过，冬天则身下最多只垫了一层塑料薄膜! 治安指挥部里打人是家常便饭，监管人员动不动就打人，白天晚上都能听到打人的声音。同房间的人不能相互说话，否则就得挨打。某同志只跟我说了一句话，就被用扁担直捅胸部，痛得他眼泪直流。我则被喝令蹲下去，用皮鞋使劲踢我的后背! 治安指挥部残害干部群众的事例太多了。

我和王义炽同志虽然没有关在同一个房间，但是“待遇”都一样。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不应该被忘却！

                       2001年12月2日叶肇(原汕头市人大常委、市物价局局长)

文化大革命中，有一次我们学校的校长联系教育局专案组唐××开批斗会斗王老局，会上唐喝斥他：“你是个混进党内的假党员……”王老局反问他：“你有什么依据?”“我们调查来的!”“你们找谁调查?”唐抖着手里的调查材料说：“李X X说他根本不认识你，怎么可能介绍你入党?!”王老局慢条斯理地回答：“如果你们去调查，这个同志真的这么说，那就是党性不纯的表现。”台下众教师深知此言的丰富内涵和份量，掩嘴暗笑，主持批斗的人闻言面面相觑，竟无话可说，只好高喊口号“王义炽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滚出去!”，待他被押退场后，学校工宣队队长批评主持大会的人说：“批斗这样一个人也不做好准备，到底是你们斗他，还是他斗你们!”

听你妈说，“文革”后李X X特意携妻子从外地前来向王老局道歉，说因他一时想不起，提供了不符事实的证明材料，害他无端被整得更厉害，为此党籍问题拖了几年无法解决。王老局还宽宏大量地请他们吃饭。

 2001年l0月26日陈淑华(原市六中教师)

王老局在“文革”中有一罪，就是对我这个“地主分子”百般照顾。因为我虽然家里是地主，但我本人从新加坡回来后就一直在外面教书，同家里根本没有经济联系。我勤勤恳恳地一门心思地教书，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是市第三、四届的人大代表。但当时就说我是地主分子。你爸多次跑组织部为我澄清问题，落实政策，因此“文革”中就将这件事当成他一条罪状，说他包庇地主分子，立场有问题。

——2001年11月13日 吴芳谷(老教师、著名水彩画家)

我虽在地委、市委工作40多年，1976年在地委兼任落实干部政策办公室主任时，才亲自接触了王义炽同志，在此之前只听说他是市任局长时间最长的一个教育专家，在我脑海里是永远记忆的。

记忆中王义炽同志是位可亲可敬、不计较个人名利、不强人所难、非常尊重他人意见的老同志。他任教育局长几十年，从没有向组织上要“官”。他曾登门找我，要求我动员爱人回学校搞人事工作，我表示尊重他的意见，但需征得她本人同意。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问题上，他向我反映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情况，并涉及到当时原市抓此工作的领导人，这说明他对工作责任心很强，对人对事都从党的事业、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我总的认识是：王义炽同志在工作中是任劳任怨、认真负责的，团结一班人把党的工作搞好，对本市教育工作做出贡献，对个人的地位、工作、生活上等问题都淡薄名利。因此，广大干部、党组织尊重他，爱护他，他受人爱戴是当之无愧的。他值得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学校的老师们学习和尊敬。

以上是我对王义炽同志的认识和看法。

——2001年11月20日李创便(离休老干部)

当时调整工资都是按政策办事，按号入座，线内线外来定。你爸不搞歪门邪道，扎扎实实，没有做官的架子。“文革”后没怎么动干部，调进调出都是按正常程序，经党委讨论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