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处相知的优秀之士对于嵇文甫的评价
熟知者的看法,因其源自直接接触,是评价一个人的极有参考价值的观察视角。我们可以看一看曾与嵇文甫直接相处过的人们、特别是优秀人士的评价与情感表达。略举几例:
在嵇文甫去世时,冯友兰先生的挽联是:“哲学方跃进,万马奔腾失旧侣,中原传动业,一生尽瘁为斯民。”
范文澜先生在《从烦恼到快乐》一文中回忆在抗战初起时与嵇文甫等一起创办《风雨》周刊、办“战时工作训练班”的日子,他写道:““训练班主要课目是中国问题(嵇文甫先生担任)与游击战术(马致远先生(即刘子厚,解放后为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引者注)担任),这两位台柱子撑起训练班的‘金字招牌’,声名很好,在青年群中起着颇大的影响。”
文学史家任访秋教授在河南大学校任教数十年也与嵇文甫同事多年,校园内的“访秋湖”寄托着人们对这位先辈的追念。任先生在《忆先师嵇文甫先生》中回忆说:“1923年,我到一师读书……他当时在河南进步青年的心目中,已成为大家公认的导师。”提及“文革”中有人对嵇文甫的诋毁污蔑,任先生写道:“过去那班企图乘机借造谣诬陷打倒先生的轻薄之徒,真可谓‘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老一代诗人苏金伞在《我的老师嵇文甫》中写道:“在我的老师中,对我的影响最大,感情最深的,自然是嵇文甫先生。”他回忆说:“五四”时期自己还在上学,“第一师范是学生运动的核心,学校民主空气异常浓厚,新的思潮冲荡着学生。原因是学校里有一些思想先进的教师在起着作用,其中嵇文甫先生是重要的一个。……不知不觉间我们成为了具有新思想的新青年。”
曾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的张香山在《失书记》中回忆说:九一八后,“我在一个私立高中挂个名,根本无心读书,同几个朋友办了一个叫《开拓》半月刊的文学杂志,主编是傅恒书,得到了北京大学教授嵇文甫先生的支持。”这个为嵇文甫所支持的杂志虽然维持时间不长,但在国难当头的岁月里,也曾聚集了向往光明的爱国青年。
曾任复旦大学副校长的学术泰斗蔡尚思先生在《嵇文甫同志的治学与为人》中回忆往事,以“重学术轻势利求进步的高贵品德”来评价嵇文甫。他说:“嵇文甫同志一生都在求进步。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位最知心而又肯时时切磋学术的亡友。”
曾任中美大使级谈判首席代表、中日友协会长等的外交家王国权于三十年代在河南大学就读,他回忆数十年前的经历说,在反动当局要抓捕他的紧急时刻,是嵇文甫雪中送炭给了他一些盘缠,使他得以及时避难他乡。许多年后,王国权还念念不忘地提及此事。80年代他途径河南时,还专赴墓地凭吊。
曾经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风云人物,后于三十年代在河南大学经济系任教的罗章龙教授,在嵇文甫平反昭雪之际从武汉致信说:“嵇文甫同志早年参加革命,毕生尽瘁,贡献极多,功在国家。”
史学界前辈尹达在嵇文甫去世后不久在《历史研究》上著文《悼嵇文甫同志》,他写道:“我们失去了一位社会活动家,失去了一位质朴的学者,失去了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失去了一位同志。”他回忆说:“记得在大革命时期,在课堂上曾听到他讲宋明哲学,感到这是一位造诣很深的学者;在广场上曾听到他激昂的讲演,感到他是一位热情的社会活动家。”谈到嵇文甫在解放战争的炮火中奔赴解放区的行动,他引嵇文甫到达解放区时表达心情时所讲“沉闷窒息的生活乃告结束,像游子还乡一样终于回到了革命的大家庭”,对此,尹达感慨地说:“像文甫同志这样敦厚质实的学者,当时反动统治者还是节节进逼,纠缠,搅扰和迫害。……我想,这正是文甫同志‘多年来沉闷窒息的生活’的基本原因。”
嵇文甫去世多年后,曾为武汉文联主席的作家李蕤(赵悔深,也是当年以《豫灾剪影》为总题连续深入报道1942年河南大饥荒的中国记者)在《把死者埋在活人的心中》一文中,回忆起四十年代中后期与嵇文甫往来的往事,他写道:“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经过这一场暴力压迫,嵇先生不仅继续以课堂为战场,而且进一步以文艺为武器,挥笔上阵,对国民党的法西斯专政口诛笔伐。我当时在《先锋报》主编副刊《燧火》,嵇先生以‘说新书’的形式,接二连三地在副刊上发表了许多喻古讽、今的散文,它们如犀利的投枪匕首,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国民党封建法西斯独裁的本质。”“记忆最明亮的一页是1948年,……我到鲁山中原局的时候,嵇老正夜以继日地为为中原大学做筹建工作。”
在经过“文革”劫难、嵇文甫得以平反昭雪之后,德高望重的河南大学教授华锺彥在报纸上发表诗作以纪念:“高风亮节继船山,立教中州五十年,太史公书催革命,广陵散曲断哀弦。……”
还有许多,此处不一一列举。
以上举例,仅是直接相识者深情追忆和评价嵇文甫的若干小片段。当诸多为人正派的优秀之士都纷纷表达对一个相识者的情谊、敬重和好评,此人大体是怎样一个人应该是不言而喻了,这便是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