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铨（1905—1975）

中国科学技术专家王铨同志传略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

王铨（1905.8——1975.5）男、汉族、祖籍河北省定州市清风店。1929年毕业于汉阳兵工专门学校大学部火工品火炸药专业。1938年毕业于德国柏林工科大学火炸药专业。曾任中国兵工学会副秘书长、第五机械工业部机械科学研究院主任工程师。中国兵器系统先进工作者，第三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特邀列席代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一、怀揣梦想，科学国防。 1999年，“两弹一星”的授勋典礼上，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致答词时曾说过:“没有清华、浙大、兵工学校，中国就没有原子弹和氢弹；没有交大、同济、兵工学校，中国就没有导弹和人造卫星。”王铨出生在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年少父母双亡，在粮店做学徒，后靠祖父和哥哥帮助读完小学、中学。他了解到外面世界横行的列强和落后的中国，深受科技救国思想影响，1925年考入汉阳兵工专门学校。在校期间，他名列前茅，每个学年都获得奖学金。1929年由汉阳兵工专门学校大学部火炸药专业毕业，到汉阳兵工厂火药厂实习。实习期满以后，在1930年春，被派到上海兵工厂火药厂当技术员。先在棉药安定处理间，后调到理化室作分析化验工作。先在药厂主任林大中，后在技师有李永绪的领导下工作。

1931年4月，到汉阳炸药厂工作了二个来月。到当年10月，调金陵兵工厂药厂当技术员，在药厂主任熊梦莘领导下担任火工工作。汉阳兵工专门学校由汉阳迁到了南京，受聘兼职教授火工作业和火炸药类危害预防两门课程。

二、危难当头、报效祖国。“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为日寇所占领。当时的国民政府为了应付日益加剧的民族危机，展开了一系列国防建设。火炮曾被誉为“战争之神”，至今在常规战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935年3月，武昌行营设立炮兵整理处，专负整理炮兵之责。抗战初期，中国军队人数并不少，有作战师180个（包括归入建制的八路军3个师），但海空军力量悬殊，特别是陆军火炮，更是差一大截。抗战爆发前，全国可用火炮仅457门，均为马拽山野炮、榴弹炮部队。有的作战师根本没炮！而进攻的日军以师团为作战单位，一个甲种师团，下辖4至9个步兵联队（团）及1个野炮联队，兵力达2.5万人，拥有火炮120门，包括54门75毫米野炮，12门105毫米榴弹炮等，且每个步兵联队还有300余人的炮兵大队，拥有数十门迫击炮和反坦克炮。据有关资料记载，1943年日军在中国战场上共有38个师团，20个独立混成旅团，总兵力约120万人，飞机有750架。日本国当时已年产重炮700多门。

1933年5月，德国前国防部长、享有“国防军之父”美誉的塞克特将军来华访问考察。他在给蒋介石的建议书中写到：“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窥伺中国，若无相对炮兵与之抗衡，在未来抗日战争中防御和获胜的可能性将微乎其微，如不加强训练和供应足够的武器配备，将来在战场上势必遭受严重损失甚至溃不成军。”1934年初，塞克特成为第三任德国军事总顾问，国民政府军政部准备筹建新式重榴炮部队。国外几家军工企业纷纷前来报价，其中有捷克斯科达厂、德国克鲁伯厂、德国莱茵金属厂等。德国克鲁伯大炮声名远扬，呼声最高，但其生产并装备本国陆军的十五公分重榴炮，射程为十三公里，达不到中国方面要求的十五公里距离。莱茵金属厂则热情地表示可以按照中方条件设计，国民政府最后决定把这批重榴炮交由莱茵金属厂承制。 

1934年春，德国国防部批准莱茵金属厂向中国出售24门十五公分重榴炮，口径为150毫米，炮管身长32倍(口径)，所以全称是“32倍15公分重榴弹炮”，简称“32倍15榴”。最大射程是15公里，配备有榴弹和穿甲弹两种炮弹，弹重42公斤。当时是以日本作为假想敌人而计划的。全炮重量约6吨多，用汽车牵引，炮手都坐在牵引车上。指挥官以及其余随炮人员都分别乘坐不同种类的专用汽车，构成了一支全部机械化的部队。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批机械化重炮，当时在国际上也是属于第—流水平的武器，每炮配有一千发炮弹。全套价格折合中国法币87万元，总价高达2088万元。国民政府当年向德国订购了总价值3507万元的军火，这批重榴炮的金额约占百分之六十。希特勒曾折衷表态：武器绝不在1935年运交，但保留决定是否应在1936年运交。莱茵金属厂对希特勒的表态有着乐观的期待，到了5月份就开工造炮了。
    当初签定合同时，中方还提了一个条件，组织技术人员到德国驻厂监造并验收。从表面上看，此举是为监督“三十二倍十五榴”的质量，以防止偷工减料，更深层的出发点则是想借此良机从中学习造炮技术。验收人员由兵工署组织选派，设计处处长江杓担任团长。团员有兵工署技术司炮兵课技正陆君和、技士沈莘耕、技佐张家骥，设计处技佐王国章、段士珍、施正楷，金陵兵工厂药厂厂长熊梦莘、药厂技术员王铨，巩县兵工厂炮弹厂主任李式白、引信厂主任周佑庭等11人组成。验收团人员均系兵工专业技术人员，大部分能熟练德语，甚至通晓多国语言，技术含量是相当高的。

    王铨成为15榴重炮验收团11名成员之一后，1935年3月同验收团从上海乘意大利油轮“康特罗梭”号起航，踏上了前往德国的航程。船行二十三天到达水城威尼斯，当晚即转乘国际列车直赴德国柏林。在柏林停留四、五天办理完必要手续，就匆匆赶赴位于莱茵河畔杜赛尔多夫城的莱茵金属厂，也是火炮厂。后到德国中部索梅达城引信火工厂同张家骥、周佑庭一起负责莱茵150火炮的炮弹引信和火药的监制验收。验收标准都是根据德国陆军现行的有关炮兵兵器条例及德国工业法规进行。每天按照厂方工作时间上下班，除了参加各种材料试验及成品验收工作之外，其余时间都在厂内学习加工工艺，同时也起到了监造作用。自1934年5月制造开始到同年9月中，已有第--批火炮4门组装完成，可以进行射击试验，莱茵炮厂自己有一个射击场，位于德国北部汉堡附近，那里除是靶场外，还有弹药装配工厂。每门炮都要进行强装药射击和精度射击，这是考验炮身的强度和精度，此外还要进行拖行试验。1935年5月份，24门炮全部验收完毕，并随同炮弹及炮用器材，车辆等陆续运回国内，验收团的任务至此结束。火工品工作延至1936年完成，期间王铨进入柏林工科大学学习火炸药至1937年6月。王铨先后在德国曾参观过几个火炸药工厂，还到匈牙利、奥国参观过火炸药工厂、火工工厂、枪厂、钢厂、钟表厂等工厂。在瑞典卜福斯火炸药火工厂实习各种炸药、火药、火工品，工业炸药的生产技术。后又因调兵工署炮兵技术处工作，筹办一个小口径炮弹厂，王铨担任小口径炮弹的生产和技术工作，留德到1938年下半年工作基本完毕，12月底离开德国回国参加抗战 。今天，在北京军事博物馆东兵器馆和辽沈战争纪念馆各陈列有一门莱茵150火炮。

三、莱茵150mm火炮在抗战的重要战役中发挥了作用 。1936年夏秋，炮兵学校接收了二十四门“三十二倍十五榴”后，机械化重炮团成立。全团总计两千余人，拥有载重汽车、观测车、弹药车、吉普车、三轮摩托车、两轮摩托车等各类车辆480辆之多，是名副其实的机械化部队。12月，重炮团改编为炮兵第10团。上校团长彭孟缉，字明熙，湖北武昌人。广州中山大学文学系毕业，后入黄埔军校第五期炮科、日本野战炮兵学校。随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对日全面抗战的那一天终于到来。
    1、怒吼浦江。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8月9日，上海发生虹桥机场事件，战事一触即发。11日，南京决心主动出击，围攻上海。国军在沪西集结二十四门重榴炮和二十四门山炮，主要担负对日军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等坚固根据地的破坏任务，大有一举扑灭上海日军之势。傍晚时分，“三十二倍十五榴”向日寇发出中华民族的怒吼，炮弹对日军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一带各目标命中甚多，但令人遗憾的是，因无烧夷弹，而不能达到彻底毁坏的目的。9月下旬，日军利用上海跑马厅广场作临时机场，可以停降十来架飞机，缩短了空袭国军阵地的时间和间隙。炮10团奉命摧毁临时机场，《中央日报》登出头版新闻“我神秘炮兵昨夜奇袭敌机场，击毁敌机数架。”
    2、封锁长江。10月上旬，炮10团2营6连以三发破甲弹击中一艘日舰的主机、驾驶台和烟囱，取得了击沉日舰的骄人成绩。11月初，炮10团3营由昆山调往江阴，增强要塞封锁长江。后又奉命转移南京，封锁下关江面。   

3、血战台儿庄。1938年3月中旬，蒋介石急调第20军团驰援台儿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炮10团防守运河南岸。24日，日军猛攻台儿庄城寨和北车站，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决定抽调炮7团1营和炮10团1营一个连，增强台儿庄方面第31师的防御力量。25日下午，两门“三十二倍十五榴”在宿羊山车站东北与炮7团1营的八门7.5cm野炮，一起向当面日军猛轰，打得鬼子晕头转向，极大鼓舞了守庄国军的士气。4月1日，日军乘夜色由韩庄渡河，夜袭南岸守军，吕国桢营长指挥所部向韩庄车站及日寇重点发射。110师官兵听到重榴炮响起，士气大振，经四小时激战将敌击退。3日夜，110师武术大队在炮10团1营的炮火掩护下，渡河冲入韩庄车站，用大刀砍死鬼子数十人，一度占领韩庄，给予日军沉重打击。

 4、抗倭华中。 1938年5月11日，日军第14师团强渡黄河，进逼陇海路。蒋介石严令各部要在26日拂晓前将兰封、三义寨、兰封口、陈留口、曲兴集之敌歼灭。自徐州突围的炮10团1营，配属胡宗南第17军团，向曲兴集、罗王寨之敌攻击。26日加入64军正面左侧方作战，在十五榴的有力炮击下，罗王寨内几乎空荡无物。至27日，终于被我击溃，罗王车站及村寨为我夺回。
    5、保卫武汉。武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为中国的腹心地带。国民政府虽宣布迁都重庆，但政府机关大部及军事统帅部仍在武汉。炮10团1营和2营投入了保卫大武汉的洪流。10月3日晨，日军重炮、野炮多门在田家镇、富池口附近向我猛烈轰击，掩护在上下水口、陆家墩的强行登陆。彭孟缉下令所属炮兵部队，奋勇御寇。

 6、宾阳战役。1939年12月，参加桂南会战的炮14团1营调宾阳整理，炮10团1营奉命前往更替。1940年1月3日晨，1营的一连重榴炮协助荣誉第1师攻克441高地。

 7、反攻宜昌。1941年9月20日。军事委员会于连续电令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并限于23日开始反攻日军大为减少的宜昌。重庆破例冒险夜航，把重榴炮抢运到南津关。10月10日上午，包括“三十二倍十五榴”在内的大小火炮百余门，一齐向日军各据点猛轰。国军在炽热炮火支援下，冒死攻占宜昌郊区多处据点，一度从东面突入城中。

 8、守护潼关。潼关地处陕西、山西、河南三省交界处，自古就是军事要冲。1938年3月初，日军攻占山西运城、平陆、风陵渡，与陕西潼关隔河相望，大有渡河攻陕之势。第十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一再请求军委会调拨炮兵部队防守潼关。23日黎明，日军猛轰老潼关山脚下的防御工事，到了8时多，观察哨发现风陵渡岸边有日军集结。不一会功夫，日军炮兵开始延伸射击，划在最前面橡皮艇已离开岸边四五十米远了。9时20分，待命的炮10团3营向日军发出怒火，只见风陵渡北面的鬼子炮兵阵地一阵阵浓烟翻滚，停在火车站的两节黑色车皮也被我击中，顿时火光冲天。11时，十数只橡皮艇逃回对岸。这一仗毙伤日军近百人，击毁敌野炮两门。26日凌晨3时多，炮10团3营的“三十二倍十五榴”再度响起，28师九百多名勇士升起风帆，杀向风陵渡日军据点。炮营用密集炮火封锁敌人沿岸工事，163团官兵强行登陆，迫使日军向风陵渡镇内撤退。滩头阵地很快为我掌握，鬼子组织反攻，企图夺回岸边工事，炮营炮火压制，打得日寇抱头缩回镇内。中午12时，风陵渡镇南半边区被我军控制。1939年以后，炮10团3营多次炮击风陵渡，沉重打击了日军炮兵的嚣张气焰，有效协助了陇海铁路列车“闯关”，飞驰冲过危险区。1940年冬，为拔掉凤凰咀日军炮兵阵地，抵近连发两炮皆命中目标，给敌毁灭性打击。1941年1月，坐镇西安的胡宗南乘坐炮10团的韩谢尔越野载重卡车，到河南西峡口会晤第31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 1942年4月，蒋经国视察了潼关前线。
    9、御敌西南。1944年5月，中国远征军强渡怒江，拉开了滇西反攻战的序幕。炮10团由云南镇南开赴怒江东岸前线，“三十二倍十五榴”发出复仇之火。摧毁日军炮兵阵地一处，重创观测所三处。 6月4日，中国远征军开始攻击滇缅公路上的重要战略要地松山之敌。盟军提供在北非战场缴获的德军重榴炮弹补充，7月1日，炮10团、炮7团及第5、8、71军炮兵营在怒江东岸滇缅公路733公里大山头地区占领阵地，担负松山攻击的炮火支援。从6月到9月，支援第8军将士浴血奋战，终于攻破松山各据点。

日军攻占衡阳，中国的抗战正面临着黎明前最为黑暗的时刻。8月上旬，以破坏中国西南空军基地为目的发动桂柳会战。炮10团1营的两门“三十二倍十五榴”加入了保卫桂林的战斗。阵地位于桂林王城独秀峰附近，其余炮兵分布在风洞山南方、象鼻山一带，阻止日军渡漓江。11月8日双方展开炮战， 9日零晨，日军猛烈炮击桂林城东漓江边对岸，渡江部队乘机强渡。我炮兵对中正桥东端附近集中炮火轰击，阻敌渡江。

四、献身技术，参加抗战。在抗战战争时期，大批兵工厂迁渝，使重庆不仅成为大后方的兵工基地，也成为中国火炮的生产基地。在内迁重庆的13家大型兵工厂中，炮厂员工约1.5万人，生产的火炮主要有60、82、120毫米迫击炮和37战防炮、75步榴炮、100榴弹炮等，重点厂家包括兵工署第10工厂（兵工署炮兵技术处、江陵机器厂），第21工厂（长安机器厂）和第50工厂（望江机器厂），3家工厂8年共生产火炮1.5万门，炮弹598万颗。8年抗战中，重庆生产的火炮，最先的立功是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13个军参战，中国守军将这些炮放置岳麓山上，加上炮10团的榴弹炮，给予日军毁灭性打击。会战共消灭日军5万余人，这是自太平洋战争开始后盟国的第一次大捷，引起强烈的国际反响，为拯救民族危亡作出了贡献。

 1939年春，王铨在重庆兵工署炮兵技术处工厂担任火工部主管技术员。1940年下半年，该处改称第十工厂，火工部改称火工制造所，王铨担任所长，工厂总工程师室工程师。因研究改进电雷管的结构和研究小口径炮弹火工技术工作，兵工署两次记功。期间再次受兵工学校聘任，兼职教授火工作业和火炸药类危害预防两门课程。

 1942年4-5月间，王铨帮助第二工厂清理安装德制无烟火药制造设备，下半年正式任第二厂工程师兼第一制造所（无烟药所）所长、工务处长。1943年因安装机器设备，工厂成功生产火药，兵工署奖励铜质奖章一枚。抗战胜利后，1946年10月调任南京兵工署新厂建设委员会委员、检验处首任处长。

他重视科技人才培养，两次兼任过兵工学校教授，还参与了嘉陵中学发展历程。抗日战争初期，一批兵工厂西迁到重庆，二十五兵工厂1940年开办兵工署第二子弟小学。1945年呈报重庆教育当局批准成立“重庆市私立嘉陵初级中学”。1946年，二十五厂与二十厂奉命合并，嘉陵中学改由二十厂接办。1947年秋学校开始增设高中部，成为了一所完全中学。到1949年时，时任校董事会成员是二十厂厂长陈哲生任董事长兼校长。陈升调兵工暑副署长后，派由王铨兼任校长，嘉陵中学不仅成为名校，还衍生出重庆市第七中学，重庆工学院等姊妹学校。

五、历史抉择，走向光明。内战爆发后，王铨把中国人打中国人看做是酷热的人类自我摧残，决心脱离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险恶漫漫长夜，和共产党建立了秘密联系。解放前夕三次拒绝了国民党要他去台湾的电令。遵照中央指示，挚友陈修和（陈毅堂兄、曾任蒋介石侍卫副官）向陈毅、周恩来推荐，帮助安排他留在大陆，前往重庆担任20兵工厂（原金陵兵工厂内迁）厂长。上任伊始，王铨首先多方筹集资金补发了职工三个月的欠薪和福利品。并将工厂黄金变现，确保了职工能按时拿到工资，赢得全厂工人的拥护和爱戴。解放前夕，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担任护厂队长，组织护厂队保护工厂，迎接解放。新中国诞生后，继续担任厂长，在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万里、段君毅同志领导下工作。建国初期，他领导工厂全体员工仅用了半年时间，就重建了被国民党溃逃时炸毁的动力设备，迅速恢复了军品生产，为抗美援朝正义战争及剿灭国民党残匪，源源不断地输送军品。“一五”伊始，工厂易名为长江电工厂，成为年青共和国军事工业的中坚力量。

 1950年，中央决定和平解放西藏，我进藏部队第18军急需装备无后坐力炮，刘伯承和贺龙专程来到50兵工厂，要求生产28门。时任西南工业部高级工程师的王铨，陪同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部长段君毅、副部长万里亲自到厂督战，工厂按时完成任务。这28门炮送到进藏部队后，在昌都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解放西藏立了功。

六、抗美援朝，临危受命。抗美援朝期间，因为我军当时还装备着大批解放战争时期缴获的美式大炮，炮弹十分缺乏。在替代炮弹研制当中，我们一批科技人员急中出乱，炮弹和炮管间隙计算出现错误。在火炮直接试验于朝鲜战场时，由于射程没有达到要求，造成了潜伏部队的伤亡，出了大事，在设计图纸上签字的全部人员都被追究了法律责任。在这种情况下，王铨临危受命，担任技术领导工作，重新组织研制、生产炮弹获得成功，解决了部队的急需，荣立了大功。万里、段君毅、魏思文、李大章、陈修和等领导同志都曾大加赞扬。

七、社会主义建设，再立新功。1954年春，王铨作为技术专家，经中组部选调进京参加国防科技工业部门的组建工作（载入《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先后担任二机部二局、三机部五局主任工程师。被列为中央管理的国防科技工业系统技术专家，职称是高级工程师，级别国家技术二级（原定为一级，后来他主动向组织提出低定为二级，理由是自己的老师、火工品泰斗王道周、1952年由德国回国的校友、坦克专家王运丰均为二级。这样对于组织、个人开展工作都有利，1—3级均为专家级）。

上世纪60年代，在我国试制短程战术火箭过程中，苏联撤退专家带走图纸后，给工作造成很大困难。王铨曾是五机部苏联专家接待组负责人之一，后来又担任了火箭组组长。他迎难而上，主持制定了替代方案，研发成功了我国60-80公里战术火箭，党和国家给予了他崇高荣誉，连续三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接见，参加天安门国庆、五一观礼等重大活动。特邀列席第三届全国政协会议，当选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八、参与奏响中国空间研究序曲。1958年8月,北京某院校开始研制探空火箭，目标100公里，采用固体火箭燃料。在火箭试制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身伤亡事故后，曾被要求停止试验。但院长魏思文将军认为：火箭研发本身就是一个新生事物，应该给新一代的科研人材提供机会和用武之地，他提出请一些国内知名专家来帮助指导，继续研制。解放初期，魏思文将军在重庆与王铨相识相知、成为至交。后经上级批准，特别邀请王铨参加指导，亲临太原、北京南口、宣化、白城靶场、朱日和基地参与发射试验。由于采纳了他提出的建议，解决了火箭发动机存在问题。经过7次发射试验，于1960年9月发射成功，射高约78公里。此后，学院特邀王铨作为专家，参加毕业论文答辩评审。

九、倡议成立中国兵工学会的发起人之一。1964.1.9经国务院国防工办批准，五机部成立兵器科学研究院，对外称机械科学研究院。王铨任主任工程师。1964年1月11日，王 铨等70人发出关于成立中国兵工学会的倡议。3月30日中国兵工学会在北京科学会堂隆重举行成立大会。王铨当选中国兵工学会第一届理事、副秘书长。

1965.4根据中央决定，解放军炮兵科学研究院、总后勤部轻武器研究所与兵器科学研究院合并，称为五机部科学研究院。王铨任主任工程师。文革后，1967.10.25中共中央批准《关于加强国防科研的报告》，将五机部科学研究院划归国防科委建制，分组成为解放军第11（常规兵器）、12（装甲兵）研究院。1970.1.1中央军委决定11、12研究院合并为解放军第20研究院（常规兵器研究院，后字238部队），隶属总后勤部。1975.2.26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20研究院由总后勤部移交五机部领导，7.7完成交接工作。王铨 5.25日去世，成为解放军第20研究院最后一个按照部队丧葬规格待遇的干部。

 十、遭遇“文革”，不幸罹难。1966年“五一”，王铨最后一次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五一”焰火晚会观礼活动。5月16日，“文革”浩劫开始了。 1967年上半年，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江青在天津一次讲话中，影射建国初期以兵工学校教授和校友为基础，成立「軍事科學研究室」的陈毅元帅，说什么“兵工学校没好人”。毕业于兵工学校的王铨就这样被莫须有罪名，惨遭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扣上反动技术权威、特务队长等帽子。6月11日，院造反派抄家、揪斗王铨并宣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没收了人大代表证件，把王铨关进牛棚，非法审讯、批斗。王铨同志在受审查期间相信党、相信群众，同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抵制和斗争。王铨社会关系广泛，和所谓党内、军内“走资派”不但有着良好工作关系，而且在国防科技工业建设中，共同奋斗，结下了深厚友谊。他有着高尚情操，为了保护别人，即使在“逼、供、信” 的残酷斗争中，他在所谓认罪书中也只涉及自己，从不按造反派、军管会提出的“戴罪立功”意图去做。从不为解脱自己，揭发上级领导、朋友、同事的所谓“问题”。他记忆力之好，文革前是研究院公认的。文革专案组说他只会交待“记不清了”四个字，认为他表现“极不老实”，因而受到更严厉斗争。1969年11月，林彪发出第一只号令后，王铨被发配河北宣化炮兵“五七”干校，下放蔚县暖泉镇下宫村农村，接受批判和劳动改造。他64岁高龄，患有严重高血压病，在造反派看押下，在三九寒冬冰天雪地卸煤装车，用独轮车挨家挨户送煤，还种菜、养猪等等。由于长时间批斗、审查，高血压症得不到有效控制，转发为严重的腹主动脉血管瘤，他多次要求回京治疗，未获批准。他与《把一切献给党》的吴运铎、《祖国高于一切》的王运丰在研究院时办公室为邻，相处甚好。在牛棚中揪斗在一起，此时在“五七”干校的逆境中，挨批在一起，结下了极其深厚的友谊。

林彪事件后，当周恩来总理得知炮兵干校情况后，立即派炮兵副司令员孔从洲了解情况。1972年，王铨终于获得解放回到北京，春节期间，还参加了总后勤部张宗逊部长为总后50名有突出贡献专家组织的春节团拜会。此后，王铨不断就自己冤案向原20院军管会上级主管炮兵司令部领导申诉。因院原主管部门多次变换，到处推诿，落实政策竟无人负责。他在逆境中还积极复习英、德、俄、法等外文，抄录借来的新版德华大辞典，准备恢复工作后了解外军兵器发展情况，继续报效祖国。但终因向江青写效忠信的那几个人还在院内掌权，以至政策不落实，工作迟迟不予以安排。无以报国，身心备受打击，1975年5月23日王铨病情恶化，25日4时25分在解放军三零一总医院手术探查中病故。王铨同志去世后，总后勤部孙洪珍、封永顺副部长明确表态：丧葬抚恤按照军级干部规格。在解放军总后干部部主持下，常规兵器研究院6月14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追悼王铨同志大会，尚在文革期间的悼词中说“王铨同志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努力改造世界观，为人民服务。”“王铨同志对工作认真负责，勤勤恳恳，生活朴素，团结群众。”特别肯定他不仅为我国“国防科研”事业，而且为我国“国防工业”做出了一定贡献。解放军总政治部颁发了革命工作人员病故证明书：明确按照师级以上干部待遇抚恤，由我军安葬，骨灰安放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七室。

王铨同志去世七年后，1982年，经十分熟悉他情况的老上级，解放军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亲自过问，主管国防科工业的王震副总理批示，王铨冤案终于得以彻底昭雪。王铨同志曾入选《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英名载入《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和《当代中国的兵器工业》史料，他的档案国家永久保存在位于西安的国家档案馆。

 附录：兵工專門學校: （国民革命政府当时设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海军军官学校、空军军官学校和兵工专门学校）

 一九一七年，北洋政府國務總理段祺瑞執政，在設備最新的漢陽兵工廠，附設「兵工學校」。招辦三期，因經費短絀，於一九二二年停辦。一九二五年，再在漢陽兵工廠創辦陸軍部漢陽「國民政府兵工專門學校」，仿照日本帝國大學，設立造兵（製造兵器）和製藥（製造火藥）兩科，招考高中畢業生，四年畢業，分發各兵工廠任工程師。一九三三年，俞大維出任兵工署長，重視兵器工程專業教育，將兵工專門學校，從漢陽遷至首都南京。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開始，「兵工專門學校」內遷湖南株州，再邏重慶嘉陵江上游的磁器口，一九三九年更名为「軍政部兵工學校」。當時學生全部公費，教授待遇亦高，故學生錄取水準甚高，教授更是一時之選：另聘留德軍事技術專家和德國軍事顧問，教授特殊課程。學生制服仿德國軍裝，墨綠色西裝，白襯衫黑領帶．領章籃底金邊繡穗，左「兵工」，右「學生」 金字，神氣十足，為青年向往，少女注目。每年招生，報考踴躍，錄取率不及百分之十。抗戰八年，每年有約百名學生畢業，故戰時大後方二十三個兵工廠，技術人員充沛，效率奇高，軍火補給，從無短缺。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國府還都。一九四七年，「兵工專門學校」 東遷上海吳淞，合併「陸軍機械化學校」的戰車工程系，改稱「兵工工程學院」，分造兵，應化．車輛三系。一九四九年初，遷往台灣花蓮，再遷台北。現址桃園。現名「中正理工學院」，與「國防醫學院」，「國防管理學院」，同隸「國防大學」。

一九四九年大陸解放，許多「兵工工程學院」教授校友因故滯留上海。華東軍區三野陳毅，委派兵工工程學院教授張述祖（柏林大學物理和彈道雙料博士），連絡京滬一帶兵工教授及校友二十餘人、成立「軍事科學研究室」，任新民、沈正功等，即在該室研究。同時，受中央和周恩来同志委托，西南軍區二野司令劉伯承和政委鄧小平，委派瀋陽兵工廠中將廠長陳修和，連絡滯留京滬一帶兵工署、廠高級人员，組成「技術大隊」，隨軍開往重慶，接管西南各省兵工廠，恢復生產。陳修和是陳毅的大哥，黃浦五期，法國兵工學校畢業。一九五二年，首任國務院參事。一九五O年，抗美援朝戰爭爆發。解放軍認清最緊迫的問題，就是軍隊裝備現代化、培植科技人才。一九五二年，毛主席令陳賡大將，籌建「軍事工程學院」。陳為西南軍區副司令（司令賀龍元帥），西南地區密集軍火工廠和大專院校。陳毅將「軍事科學研究室」的教授專家撥歸陳賡，在北京成立籌備會，主任陳賡．副主任張述祖，留美回國的周明鸂、任新民等為委員。徵用哈爾濱醫科大學全部校舍，調集全國高等院校優秀教授約百名，一年辦成大學，於一九五三年正式開學。數十年來，大批兵工学校教授、校友、同學，進入「軍事工程學院」，及其他衍生的有關院校任教，故兵工学校種子，散佈甚廣。

                 二0一0年  清明  王星照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