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汽车工业咨询委员会秘书长滕伯乐

　　“我是在1935年生的，小的时候从苏州家乡，到了妈妈工作的上海。我的父母亲在我11岁的时候离了婚，所以我从小就有特别强烈的责任感，觉得应该担负些责任，帮忙补贴家用。”回味起儿时的那段经历，滕伯乐依旧记忆犹新。

    小的时候他就到文教用品的工厂打工，之后在求学的路上，他选择了会计专业。在现在如此热门的专业，按滕老的话来说，当时完全是因为处于家庭困难的条件下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不可能像现在那样考虑得很周全，但是这恰巧成就了他人生路上的一个很正确的选择。

　　我们在人生路上不可能每一步都是对的，但我们要相信，这是对的。

　　“当时真是需要建设人才，特别是缺经济和会计的人才，所以那个时候华东工业部录取了我，石油工业部上海办事处也录取了我。我后来到了华东工业部（后来为第一机械工业部的华东办事处），再因为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而离开上海去长春汽车长支援。”

　　“当时不但年轻，而且认为男儿志在四方，那时大家都以能去支援这156个项目为荣，只能用热血沸腾来形容。”滕老还自嘲的笑道，“如果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谁愿意离开上海真是傻瓜”。

　　来到北国之城长春的那一年，他才19岁。

　　而这一次离开，也使滕伯乐开始了他为中国汽车事业漂泊、奔波的历程。

　　在滕伯乐看来，这次启程无论是远离故土也好，四处漂泊也好，都完全值得，因为他来到了中国汽车工业奠基人之一、被称作中国汽车工业之父、当时任第一汽车制造厂厂长的饶斌的身边，开始了自己的汽车人生。当时年轻的滕伯乐给饶斌当了几年秘书，他亲眼见证了中国的汽车如何从无到有的崛起，他看到了当时大家对汽车那份炙热且浓烈的爱，他更看到了饶斌对事业执着追求的精神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中国汽车工业咨询委员会秘书长滕伯乐

　　他说，在老同志身边，学到他们的品德和精神，是我终身受益的财富。

　　“饶斌是一个事业心很强、责任心也很重的人”，在滕伯乐的眼中，饶斌是一个始终以事业为重的人，从不拘泥于个人的得失。而秘书身份又使他有机会了解到许多旁人难以知晓的“小事”。当时那种艰苦创业的精神，也变得更加有血有肉。

　　按照当时一机部的规定，一汽厂长和党委书记的工资是276元，相当于八级干部。而饶斌从东北局调到一汽前，曾担任松江省副省长见哈尔滨市市长，是六级干部，月工资311元。因此，他这个厂长的月工资就比党委书记高了35元。

　　1956年，国家进行全国职工工资级差调整，饶斌三次打报告给吉林省委和长春市委领导，请求将自己的工资降低35元，最终获得同意。他认为，既然厂长和党委书记是同等职位，就应该享受一样的工资待遇，自己不能特殊。

　　我们不能用金钱去评价一个人，但是却可以从一个人对金钱的态度，看出些什么。

　　最重要的是，当时的35元，已经算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

　　不仅如此，饶斌在汽车产业上也费了相当多的心血。滕伯乐说，当时虽然有苏联的技术援助，但是要造中国自己的汽车，路途依然艰辛。

　　“但是，一汽刚刚投产以后，1953年建厂，1956年投产，到了1958年的时候，就有两款小轿车——东风小轿车和红旗高级轿车走出来了，送到北京献礼，后来再做防弹车。从汽车的研发速度来看，就知道饶斌在一汽的自主建设上投入了多大的心力了。”

　　在迈出第一步的时候，困难和险阻可想而知，而在当时的环境，即便迈出了第一步，再迈第二步却并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中国汽车工业咨询委员会秘书长滕伯乐（右三）

　　虽然一汽当年计划的年产3万辆，但是与产量挂钩的因素还有很多。那时候的汽车制造，首先是以料定产，汽车用的特殊钢材都要进口，有多少钢材再计划分配生产多少辆汽车。后来是以油定产，油不够了，也不能生产太多辆汽车。最后则是以路定产，公路没有发展起来，汽车又怎么行驶呢？

　　然而，即便这重重阻力，和下级关系极好的饶斌依然带领着全厂搞各种各样的活动，让大家群策群力，如何开拓进取、如何提高产量。

　　“他基本上是这样子，劳累了一辈子，最后，也病倒在工作岗位上。”

　　虽然饶斌已经离休，退下了以前的岗位，但他没有在原来的工作单位安排办公室和秘书，只是由司机是跟着。但他不停的在家里办公，操纵着上海大众的上马和推动一汽的发展。当时他在一汽刚开完会，本准备隔一段时间再去往上海，但为了着急见即将出国的上海市副市长，当时已经年届83岁的他只身前往上海，随行却连一个秘书都没有。于是，过度的劳累再加上高温的侵袭，饶斌病倒了，虽然得到抢救，但脑干却已经受伤了。

　　那个时候与饶斌交情匪浅的江泽民任上海市市长，但即便倾尽全力抢救，仍无力回天。

　　“我当时在南京，一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马上跟其他的领导赶到上海的华东医院探望，那个时候，饶斌已经不会说话了。”滕伯乐心疼的轻声言到，“假如他当时休息一下再启程到上海，也许不会是这样；也许他当时带着随行的秘书或司机，也不会是这样；如果当时天气冷热的刺激不是那么的大，同样不会是这样。而这一切的因缘际会，都是由于饶斌对汽车工业的建设问题太过于操心，也许，他比任何一个人都希望中国的汽车产业能够更好一些、再好一些……”

　　之后的一个月，滕伯乐都待在上海，他亲自陪饶斌的家属一起操办了丧事。而之后饶斌太太的丧事，也是滕伯乐一手操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