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是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恢复重建后第三任检察长刘砚青的女儿刘 霞应省院研究室之约写的一篇回忆其父亲的文章。写得亲切动人，也符合实际。刘检察长在任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期间山西的检察工作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全国也影响较大。

    我的父亲 刘砚青

    刘 霞

    父亲是在不惑之年给了我人生的起点，这些年来用心感受着父爱，我也步入了不惑之年。当我想要用笔墨描述几十年来对父爱的心灵感知时，却发现字里行间不仅浸透着博大的父爱、真挚的亲情，而且还折射出父亲赤诚的一生和不变的本色。

    父亲参加革命工作6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66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他始终兢兢业业，为山西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保驾护航，为党和人民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在他离休后的三年，1996年10月，山西省委、省政府为他颁发了“功泽三晋”的牌匾。这沉甸甸的牌匾，浓缩了他对党和人民、对脚下这片热土的赤诚之情。父亲很赞赏省长于幼军的一句话：“站起来是一把伞，给群众遮风挡雨;蹲下身是一头牛，俯首甘为孺子牛”。其实这也正是父亲人生的真实写照。

    翻开历史的记忆，踏寻岁月的痕迹，父亲一生所表现的赤诚与本色需用心娓娓道来……

    少年时代：艰辛生活启蒙纯朴本色

    父亲原名刘俊田，出生于阳泉市河底镇河底村一个中农家庭，家有砖窑三孔，土地十六亩半。在叔伯弟兄9个中，他最小，排行第九，小名九元。

    父亲7岁起在本村私立高小上学，学习成绩优良，考试常常全班第一，14岁毕业。后从中国人民大学函授法律专业肆业，行政十二级。1995年8月被山西省社会科学院评为研究员。

    爷爷刘书万，20岁到平定娘子关一家商店当店员四、五年，后回家一直务农。在父亲14岁时，爷爷去世，享年70岁。奶奶王二妮，文盲，家庭妇女，后随同父亲到太原居住，80岁去世，送回老家安葬。

    由于家境艰苦，父亲上学时每年冬季都要到本村青山沟煤矿捡炭，所捡的炭足够一年使用;也经常到离家三里的柳树沟挑水，供家中使用;家中喂有一头毛驴，他常趁着毛驴送粪收秋，每年夏季还得割青草背回家喂驴。

    由于父亲从小就养成了爱学习、爱劳动、孝敬父母的良好习惯和纯朴本色，所以经常受到爷爷奶奶的表扬。

    倾听父亲回忆少年时代，犹如捧饮高原发端的泉水清纯与苦涩，温暖和艰辛相伴。

    战争年代：硝烟战火炼就革命本色

    1940年8月百团大战时，父亲开始参加革命工作，并于1941年2月2日由任璞斋、韩德三等老领导介绍入党。

    他曾任晋察冀边区北岳区四专区平定县公安局文书、股员和干事，在此期间担负公安局内勒工作，负责检查搜集阳泉沿线敌伪的情报工作，由于报告情况具体、准确，多次受到上级的表扬。1941年3月至6月，到晋察冀边区公安总局学习。1943年7月，又到北岳区公安局参加情报工作培训班。1945年3月至8月，在北岳区地委党校学习，并兼任支部委员。他先后在二、三、四行署公安处任股员、副股长。

    1947年2月至1949年3月，父亲历任盂县公安局秘书、副局长、局长和县委社会部部长。期间积极参加了取缔反动组织“一贯道”的斗争，亲自编写了打击反动组织“一贯道”的《舀天罪行》一书，受到上级地委和专署公安处领导的表扬。1949年3月至1952年7月，父亲调忻州专署，先后任忻州公安处治安科科长、秘书科科长和支部书记。期间兼任忻州公安处取缔“一贯道”反动组织副总指挥，坚决贯彻了省委提出的“砍头、拦腰、挖根”的政策，对打击“一贯道”起到了重要作用。

    抗战时期的生活不仅十分艰苦，每天吃的是玉米面、红面和野菜，常常由于日寇的扫荡，一连几次转移住地，两三天吃不上饭，而且还随时面临着生命危险。1944年至1945年，父亲负责平定公安局瓦解、争取特务汉奸的工作，经常深入敌占区联络接头、获取情报，曾经数次遇险，几乎被搏、牺牲，但他为了革命，仍然义务反顾地忘我工作着。

    1944年夏季的一天，为了与联络人接头方便，父亲和另一位同志住在阳泉郊区三都村村公所附近的一户哑吧家。突然有人来报告，说从盂且过来的敌军正挨家挨户搜查。哑吧急中智，赶紧安排他们跳入一个隐秘的地洞里，还不让点油灯，以免被敌军闻到煤油味暴露行踪。幸亏有哑吧的指引，他们才化险为夷。又过了几天，他们需要从三都村转移到任家峪村，由两名老乡前后引路。这是当时老百姓为保护战士通常采用的做法，一个老乡在前面先走，过十几分钟，第二个老乡再带人出发。果然有情况，不一会儿前面的老乡便跑回来，告知敌人从马路过来了。他们只好到荫营煤矿的矿井里躲藏了两天后才转移到位。

    1945年的一天，父亲与王治国约定跟联络人在马家坡西坡接头，但约定时间过了很久，仍然不见人影。他们意识到情况不妙，就赶快转移到东坡。结果联络人叛变，引宋敌人包围了西坡。由于他们及时撤离，才幸免于难。还有一次，父亲与王治国化装成汉奸模样，从赛鱼赶往辛兴，远远望见日军迎面而来，两人急忙跳到崖下，躲过了与日军的正面遭遇。

    每当父亲回忆起战争年代的枪林弹雨，总是深有感触地反复讲，抗战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没有老百姓的支持是不行的。那年月都是“提着脑袋干革命”，军队和人民真正是鱼水相依、血肉相连，亲如一家人。

    1952年8月至1954年9月，父亲在山西省公安厅任办公室秘书，主要负责文字起草工作，期间由行政十五级升为十四级。1954年9月至1958年9月，调至山西省人民检察院，但任人事处处长，协助检察长做了大量的培训、调研工作。1958年7月至1972年8月，调任省委讲师团团长、宣传部长，期间组织并讲授了多次报告会。1971年10月至1983年4月，但任山西人民出版社副总编、山西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党委成员，组织编写了一大批有益于社会的图书。1982年，在当时省委主要负责人扩大化错误思想指导下，父亲遭到了清查，住“五七干校”一年，后彻底平反，继续担任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1982年，父亲带队同王慷、王先明赴日本考察、出版、印刷工作半个月。

    省检察长：严格执法恪守正气本色

    1983年4月，经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山西省委决定，报中央批准，父亲出任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党组书记，并根据中央1985年47号文件的决定，被定为副省级干部。

    当时，正值我国开始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经济领域里的严重犯罪活动，已经和正在腐蚀党的干部队伍，毒化人们的思想，污染社会风气，破坏经济建设，妨碍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山西省委的领导下，在省人大的监督下，父亲团结党组一班人，依靠全省五千名检察干警，坚持“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犯罪”的方针，明确树立了保卫改革、服务经济的根本指导思想，较好地发挥了”保护人民、打击敌人、惩治犯罪、服务四化”的积极作用，使全省检察工作有了较大的发展。

    在此期间，省检察院坚决贯彻执行严打方针，依法从重从快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对维护全省的社会秩序、保卫改革开放，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积极参加了“三年为期、三个战役”的严打斗争，贯彻了高检提出的“唱一台戏、念一本经”的指示精神，与公安、法院和司法紧密配合，严厉打击了一批杀人、放火、抢劫等严重犯罪分子。五年中，全省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了各类刑事犯罪分子58383人，起诉51454人，出席支持公诉32754次。在打击犯罪的同时，他们还十分重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对3900名免诉人员进行了回访考察，建立了帮教组织3000个，建立了检察联络点1465个，发出检察议12000多次，被采纳9600多次。

    在此期间，父亲领导组织了全省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坚决贯彻省委推出的“党委领导，纪委率头，检察院先行，政法各部门密切配合，各单位自查自清”的要求，并向省委提出建议，批准会同政法各部门发出“七·一五”通告。经过三个月的斗争，全省共有3236名经济违法犯罪分子到各级检察院坦白交代了自己的问题和罪行，这在全国是最多的。省检察院还会同税务、工商等八部门发出“五·二五”通告，也取得了明显的成绩，打击经济犯罪的案件上升了两倍。父亲还从实际工作出发，总结了当时不少检察干警说的“贪污案件积极办，行贿受贿等等看，投机倒把不能办”反映到高检后，受到高检杨易辰检察长的重视，并在正式场合引用了这三句话，推动了全国的打经斗争。

    在此期间，父亲还主抓了各项检察业务，总结推广了“牵线搭桥订协议、接茬帮教育新人”的经验，取得了明显效果。五年中，省检察院共受理法纪案件6564件，立案1178件，依法逮捕犯罪分子682人，起诉541人，受理群众来信来访77700多件。1985年，父亲倡导推广了河津县“挂牌办案”的经验，杨易辰检察视长视察河津时，予以充分肯定，此后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从严打、打经斗争的卓有成效到检察业务的明显加强，体现出父亲身为一名执法者的凛然正气，也体现出父亲作为省检察长的坦诚务实。他在任五年，省检察院党组是一个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团结战斗的领导班子。五年中，省检察院共召开党组会368次、检察委员会161次、院务会86次;积极落实了中央1985年47号文件精神，各地、市、县(区)检察长都落实了副地、市、县(区)的级别规格，并对赵文英、王跃斌等5位检察长作了落实，遏制了当时某些地委领导不正确的做法：还深入开展了“两先两优”“争先创优”活动，全省共涌现出先进集体122个、先进个人727个。五年中，省检察院提拔干部192人(次)，其中由一般干部提为副科级的49人，由副科级提为正科的40人，由正科级提为副处级的38人，有副处级提为正处级的145人，还有25人由工人转为干部。同时还积极解决检察机关“缺腿”的问题，五年中共聘请检察联络员4950人、检察助理员430人，建立重点厂矿检察室141个。

    父亲在工作中一贯重视深入基层搞调查研究，在任五年共有20次近300天跑遍了全省132个地区、县级检察院，两次以上的56个;深入到厂矿、农村和乡镇，培养了一批先进县区检察院，如河津和代县，1986年，陪同杨易辰检察长到太原、运城、临汾、忻州和大同等15个市县进行调研，对山西检察工作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正是靠着扎实有效的基层调研工作，五年中，高检转发山西省检察院的情况反映，工作报告、讲话等62件，极大鞭策和鼓舞了全省检察干警。

    当时，太原市溶剂厂厂长杨敏谦锐意改革，使一个多年亏损的企业扭亏为盈，被评为市劳动模范。但市化工像胶工业公司根据一封诬告信就认定杨受贿6000元，免去了他的厂长职务，并要求政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根据杨敏谦的申诉，山西省检察院责成太原市检察院进行深入调查，终于查明真相，否定了杨的受贿问题。有关领导机关为杨敏谦进行深入调查，终于查明真相，

    否定了杨的受贿问题。有关领导机关为杨敏谦彻底平反，恢复了他的厂长职务，诬告者也受到了应有的处分。杨复职后，更加积极投身于改革，很快使溶剂厂再次扭亏为盈。高检杨易辰检察长在1987年全国人代会六届五次会议上所作的工作报告中，对此事予以高度赞扬。

    作为省检察长，父亲一贯恪守正气本色，以一个光明磊落、襟怀坦白的执法者形象，严厉原本击各种违法犯罪行为，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任五年，父亲两次被评为优秀党员，省检察院也被评为端正党风先进单位。这不仅是对父亲工作的极大肯定，更是对父亲人格的最大褒奖。在此期间，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王晓光带队一行六人赴日本、东京、大板、京都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观光、考察。

    省人大副主任：任重道远永葆公仆本色

    1988年2月，在山西省人大换届时，《山西日报》曾撰文指出;“你们是代表选出的主任，你们说‘人民是我们的主人，主人选择了主任，主任服务于主人’，这充分表达了人民群众对我们的信赖和拥护。”

    在省人大工作的五年中，父亲一直以此激励自己。他认为，作为政治范畴的人大工作，其政治性、法律性、全局性、程序性很强，人大工作不是软任务，不是像皮图章、只要有责任心，认真对待，就有做不完的工作，人大工作任重而道远。

    五年中，父亲始终遵照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开展工作，无论讲话、工作报告还是会议发言、撰写文章，都紧紧围绕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努力实践。

    关于人大代表评议“一府两院”工作，当时，有的同志提出后，父亲是第一个支持的，并在征得当时省人大主任王庭栋的同意后，积极组织参加，并在绝大多数评议会议上作了讲话发言，其中重要讲话就有十多次。这项工作在山西开展后，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并得以在全国推行。

    关于建立监督体系问题，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父亲提出公、检、法、监察、工商、审计、财政、税务和物价等单位每季召开一次联席会议的建议，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和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座谈讨论。通过实施这个建议，对人大的监督工作进行了新的尝试，取得了初步效果。

    针对1989年太原市出现的市长会议上的牢骚和一些奇谈怪论，父亲通过多次讲话和写文章，旗帜鲜明地对此进行了批判，产生了好的效果。

    针对我省执法检查、群众来信来访中反映出的问题，借鉴河北省秦皇岛市和我省运城市法院建立的错案追究责任制，父亲建议法工委将此纳入立法计划，现已开始实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1988年8月，父亲列席了全国人大常委会，认为有的委员提出在召开常委会前应先开预备会的建议很好，当即给时任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的吴锐同志打电话作了汇报，经主任会议研究同意这一建议，并付诸实施，一直延续至今。

    实践证明，深入的调查研究是搞好人大工作的基础。五年中，父亲围绕一些重要问题，多次深入实际进行专题调研，产生了较好的效果。他用大量的时间到工厂、农村和机关进行调查研究，共撰写各类文稿117篇，共计约35万多字。其中各种会议讲话稿58篇，占总数的49.6%;调查报告、情况反映等32篇，占总数的27.4%;理论性文章27篇，占总数的23%：被各类报刊和有关文件转载或刊登68篇，占总数的58.3%。刊登和转载所撰文稿的报刊和文件主要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主办的《工作通讯》、最高人民检察院咨询委员会主办的《咨询通讯》及《山西人大工作》、《人民代表》、《山西法制报》、《晋阳法制》、《山西妇女》、《山西工商管理》、《山西统计》、《山西检察通讯》、《视察与调查》、《晋中人大工作》、《晋中地委秘书处通讯》等共17种。

    在父亲所发表的文章中，有的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如《加强新形势下权力机关的监督工作》一文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主办的《工作通讯》上全文登载，发到全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人大。《关于驻晋部队倒卖煤炭和其它物资问题的调查》一文引起了解放军总政治部的重视，责成有关单位进行了认真查处，并给予了答复。《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级斗争，提高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自觉性》一文，在山西省省委政法委召开的“违法犯罪发展趋势预测及对策”理论研讨会上，被评为优秀论文，并颁发了证书。该文同时引起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咨询委员会领导同志的重视，并被该委员会所办刊物《咨询通讯》全文刊登。资询委员会主任王士英对该文作了评价：“刘砚青同志对当前的社会治安、打击犯罪、加强法制建设等方面进行了认真调查，并以严肃的马列主义思想方法加以综合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比如当前社会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捣乱破坏分子，还必须加强人民的专政工具，去对付一切犯罪分子。这不是老生常谈，而是关系社会主义存亡的大问题。砚青同志研究的成果，无疑具有高度的思想性、政治性，他提出了对付犯罪分子的意见，也是完全符合党中央方针政策的。建议将文章送院领导参考，并刊登《资询通讯》予以介绍。”

    群众来信来访是人大工作的窗口，是实施监督的重要方面，是送上门的群众意见和要求，必须引起重视。五年中，凡是群众的直接来信来访，父亲都作了严肃认真的处理。据统计，1988年共收到来信来访210件(次)，1989年共收到来信来访401件(次)，1990年共收到来信来访447件(次)，1991年共收到来信来访582件(次)，五年总共收到群众来信来访2219件(次)。其中要结果的占18%左右，18%的已有了结果。

    处理群众来信来访的具体成效主要表现在：惩治了犯罪。孝义县农民杨都明用斧子将村原支书李建华砍死，吕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杨犯死刑，其家属以杨患神经病为由上诉省高级人民法院，要求轻判和保外就医。1990年10月，父亲在孝义县视察时，接受省人民代表的意见，很快向省级人民法院赵耀仁院长反映。后经该院周密调查，维持了原判。1989年12月15日，父亲接待了两位举报人，举报运城市盐湖法庭庭长吕培成非法审理案件，利用职权索贿受贿等，立即批转运城人大联络组，组织中级法院和检察分院查处。经过两院四个月的深入调查和全面取证，查清了吕培成自1984年任法庭庭长以来，索贿3500元、挪用公款15400元等问题。由于其触犯了刑律，构成了犯罪，由检察院起诉。

    划清了罪与非罪的界限，保护了改革者。如运城丝织厂厂长郭振法的问题，父亲接到郭本人的申诉后，当即批转省检察院查处。经查，郭振法所犯错误属改革中的失误，不属于犯罪，从而避免了错案的发生。阳曲县企业家、省劳模张淑云被人举报有4800元的受贿问题，太原市检察院将其关押8个月之久。父亲接到张本人的申诉后，立即批转省检察院建议复查，结果张淑云的行为不属于犯罪，从而又避免了一起错案。陵川县工具厂厂长秦忠义在改革中出现失误，县检察院立案侦查并予以逮捕，秦本人一再申诉。父亲当即批转晋城市人大常委会督促有关部门认真复查，从而划清了罪与非罪的界限，又纠正了一起错案。1990年5月，父亲同张进才同志到阳泉市李家庄视察，发现该村化学材料厂濒临破产，原因是阳泉市城区检察院以受贿罪逮捕了该厂厂长张源玉。经过深入调查发现事实有很大出入，父亲就建议阳泉市检察院、省检察院从轻处理。张源玉被释放后又继续当了化学材料厂厂长，使这个厂起死回生，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永济县的谢根万也是由于涉嫌改革中的经济纠纷问题，被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谢不服并多次申诉，经父亲批转原审法院复查改判缓刑。省人大代表、河律县史民志被诬告，一度情绪低落。经父亲同吴锐秘书长共同召开座谈会，澄清了真相，使史民志安心继续搞改革，进一步发展生产。平反了一些冤假错案。阳泉市乱流村刘培田等3人，在“文革”时出于好奇心，曾成立了一个学生自治组织，但被平定县政法部门定性为反动组织，对3人作了判刑处理。刘培田等3人不服，多次申诉。经父亲批转平定县复查后，给3人平了反。原平定县计委副主任岳培喜，因“破坏军婚”被判刑三年，岳不服，经父亲批转阳泉市人大复查后，给其平了反。襄汾县樊秀生承包了一个倒闭的渔场，6个月就盈利了2万多元，却遭了诬告，被县检察院关押16个月，其申诉经父亲批转后得以平反。

    严肃处理了一批执法人员的违法犯罪问题。1989年12月23日，洪洞县交警队甘亨交警站民警崔新明带人携带枪支，闯入甘亭工商所鸣枪示威，打伤3名工作人员。接到来信后，父亲当即批转省公安局处理。临汾地区公安处决定给崔新明撤消职务、留用察看一年、行政拘留15天的处分。1990年1月10日，汾阳县检察院郭东海、牛永红、张小明利用职权挟嫌报复，动用警力对县劳动局副局长狄志明等2人威胁恐吓。接到来信后，父亲很快批转省检察院作了查处，郭某等3人已构成非法拘禁罪，被检察院起诉。

    查处了诬告者，保护了先进人物。原临汾市检察长帝全锁，是全国检察战线的一面旗帜，受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表彰和奖励。1990年，有人写匿名信诬告帝全锁有七个方面的问题。经父亲批转省检察院后，组织调查组认真查处，结果是纯属诬告，保护了先进工作者。

    父亲在认真处理群众来信来访的同时，也非常重视人大代表反映的问题。1988年6月，朔州代表来反映神头一些工厂经常停电，造成工厂半年停产。他就此给省政府秘书长李振华同志写了信，使问题得到解决，工厂恢复了正常生产。1989年12月人大代表、新县委书记王大高同志反映，该县建立医院的问题七年来始终未解决。父亲将此意见转省计委后，经研究列入了项目，安排了资金。1990年4月，父亲到平遥视察时，人大代表反映化肥缺口较大，农业生产遇到困难。他很快与郭裕怀副省长及农业厅联系，为该县解决农村化肥90吨。1990年，父亲在孝义视察中，将人大代表就解决该县皮影剧团的困难等问题提出的意见转到省人民政府，要求解决并予以答复。省政府群众意见征集处十分重视，对所提问题一一作了答复，使该县皮影剧团的问题得到了较为圆满的解决。

    离休生活：发挥余热依旧矢志不渝，尽享天伦更显大山本色

    父亲于1993年3月离开省人大副主任的工作岗位。当时规定70岁离休，正赶上换届，他69岁离休，到现在已经14年多

    离休后的父亲并没有休息，一直在忙碌地工作着。

    为了做到“思想常新”，父亲始终注意学习，与时俱进。凡是省委、省人大组织的各种会议、报告、座谈，他都积极参加。党的十六大召开，是一次划时代的盛会。他经常挂在口头的一句话是：“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邓小平领导中国人民富起来，江泽民、胡锦涛领导中国人民强起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列入党章、宪法，确定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他认为这一切深入人心，深得人心。父亲经常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以做到“耳目一新”。每年，他都要下其层调研，期间共写出15篇调查报告，约8万字。调查报告均送到省人大、最高人民检察院、省检察院，供领导决策参阅。

    2001年4月，父亲到晋中、平遥、介休等检察院，就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检察机关面临的形势进行了调查。省检察院检察长陈大豪批示：“刘砚青同志是我省的老检察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咨委员会委员，今年已经七十七岁高龄，身体患有多种疾病，但对我省检察工作十分关心，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给我们撰写了一份很有价值的调查报告，为我们今后搞好检察工作是我们一家人担心和特别关注的一件事，提出了很好的指导意见。”发挥余热，必须重视身体健康。十多年来，父亲还积极参加了省委、省人大、省检察院、省出版社、省新华书店、省个体劳动者协会、太原市企业对外交流协会和劲松公寓的各种会议和活动，充分发挥自我作用，支持各项改革。

    父亲一直患有糖尿病、心绞痛、心跳过速、肾脏病等十多种疾病，可多年来，他一直以顽强的意志和乐观的心态与疾病作着斗争，2006年底，他突发心肌梗塞，住了八个月医院，院方发了三次病危通知，经过大夫的积极治疗，和自己的努力配合，终于战胜了死神。

    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 二〇〇四年二月八日晋组广字22号文件通知父亲享受正省级医疗待遇

    弹指一挥间，从战争年代到和平时期，从不畏艰险到担负领导职务。本色不变，从高小毕业的文化程度成长为党兢兢业业的人民公仆，六十七年来父亲走过的是一条曲折的人生之路，回忆录是对党对人民的一个交代，更重要的是为后代提供重要的经验教训，少走不走弯路，工作六十七年，入党六十六年离休十四年，体弱多病，思想僵化，如何保持党员先进性，总的想法是活到老学到老，做到政治坚定，思想常新，保持晚节理想永存。工作上离休了，思想上不能离休。

    为了贯彻落实中央、国务院在战胜六十周年之际，慰问抗战时期的老同志，2005年8月省委派省委常务副省长范堆相、副省长牛仁亮带省政府慰问信、慰问金1000元专门到家慰问;8月31日省人大党组专门召开座谈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纪馨芳、薛军等领导专门发给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慰问信、慰问金500元。

    刘 霞

    2007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