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幸福家庭

                             郝沛霖

   1948年，解放战争取得了重大胜利之后，华北局党校集中了大批来自五湖四海准备随军南下西去的干部，在这里我和张郁芬同志经友人介绍互相认识了，她虽说没有倾城之貌，我却有钟情之心，泼辣干练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接触了几次我们就订婚了。随后我到马列学院深造，她随军解放天津之后留在天津工作。

1949年北京和平解放，中央机关来到北京，马列学院駐碧云寺，经组织批准把她调来北京，我们就结婚了。我们相识于战争年代，聚短离长，婚前生活在两地，没有经过热恋的过程，思想上不免有些顾虑，但婚后互相体贴，互相帮助，相亲相爱，生儿育女，感情一直很好，几十年如一日，没有红过脸吵过架，堪称和睦家庭。她是从劳动妇女培养起来的干部，出身好，能说会道，适合做群众工作，扎根在西城，作了三十多年妇女和群众工作，有点名气，人们异口同声地称她为张大姐。我入城以来在马列学院一直主管后勤工作，也是30多年了，抱定了全心全意为学工人员服务的宗旨，任劳任怨，埋头苦干，不为名，不为利，但求学工人员生活得满意，甘当无名英雄，这是不容易的，党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生活要求高，限于条件的困难，得不到要求，意见蛮多，服务人员必须有一定的修养才成，往往是任劳可以，而任怨不成。不安心工作。我能做到在这平凡的工作中，长期坚持下来，并且务求工作做好，做到不平凡。

我们是工作第一，家庭生活要服从工作的需要，不拉后腿，互相让路。50年代，我们生了四个小孩，双儿对女，说起来够幸福的，确实也够麻烦的。我们俩不在一起上班，一个在城里，一个在城外，为了减轻她的负担，有利于工作，把小孩全放在中央党校我的身边，请个保姆(最忙时请过两个)看管小孩，老伴每周回来一次照料一下就够了。在小孩身上不多费什么精力，而是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之中。这在一般的妇女是做不到的。她相信我会管好的。我不但会管党校大家的事，也会管自己小家的事，我在抗战前上过师范，学习过教育学，懂得一点儿童心理的事，又从事过小学教育工作，对管教小孩不外行。

老伴身体好，很少闹病，工作30多年来，一直是全勤干部，她的工作态度好，认真负责，遇到难题，不追个水落石出不罢休，曾经帮助法院解决过许多疑难案件，替群众主持正义， 与资本家做斗争，立场坚定，疾恶如仇。工作比较出色。 有时工作忙了，晚上加班加点， 埋头苦干。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般领导干部受冲击靠边站，她人好，又是贫雇农家庭出身，所以一点没受冲击，老伴“黑”了，也没受到牵连，一直坚守工作岗位。过去，她曾几次拒绝调来党校工作。幸好没来，不然的话，非受到我的牵连不可。

“工农分子知识化，知识分子工农化。”想当年，我们就是为了这“两化”结合在一起的。她生在贫雇农的家庭。在抗战时期，当过村干部，又当过劳动英雄，值得我学习的地方很多。我也是在农村长大。上了师范学校，当过教师、校长，“学而优则仕”的流毒影响了我的思想意识，不免脱离群众。在土改时，受过贫雇农路线的冲击，必须下决心加以改造，向工农干部学习。我们俩结合起来，互相学习，当然是我主动向她学习，学习她的劳动观点，劳动态度，劳动身手，劳动技巧，更重要的是劳动人民的思想，改变自己在这方面的缺陷。五年前，(1987年)我校组织老同志到云南去旅游参观，见到了几位从我校支边的老部下，他们至今还记得，我们结婚时，我回答同志们提问时说过的话，“因为她是一个劳动英雄，所以我爱上了她。”当然二人都是老共产党员不在话下。实践证明我们的看法做法对头，互相转化的不错。在我们的工作中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为人民服务的工作都是具体的，特别是后勤方面的工作，既要劳心，也要劳力，不只是说得到还要做得到。我能安心做后勤，说明我的劳动观念和工作态度不错。离休后，我们自选了一种美化校园的种花劳动，开辟了二亩花园，作为新的起点。我今年82岁，老伴也75岁了，还能胜任比较繁重的体力劳动。一年四季几乎天天都有活干，既要体力，也要有毅力，十年如一日，这是我们密切结合长期锻炼的结果。老伴为了搞好花园，下的功夫更大，上老龄大学花卉组学习了四年半，成了种花能手。我曾写过一首诗《种花能手张郁芬》，登在《中央党校通讯(90年6月23日)》上。

勤俭持家艰苦朴素。我们是多子女家庭，从供给制到低工资制，我们的收入有限。由于我们勤俭持家会过日子，精打细算，量入为出。1951年，我由教务处的秘书提升为副秘书长时买了两元彩票，中了头奖500元，有人向我祝贺”双喜临门”，当时确实宽余了不少，五分之一交了党费，五分之一周济了亲朋好友，其余买了两块手表，一辆自行车，大人骑过小孩用，用了几十年仍然舍不得丢。在供给制时，公家发给科级以上干部每人一件呢子大衣，我穿了40多年。去年救灾时，我想捐给灾区，老伴还舍不得出手。只把我的几件棉衣服，包括一件短棉大衣，捐给灾区。穿衣吃饭量家当，多挣不如少花。离休后，天天劳动，没有必要赶时髦。我总想穿衣保暖适用就成了，老头子还赶什么时髦，不如老一套穿上舒服。如果穿上了一件新衣服，反而会束手束脚影响劳动。老伴与我不同，勤洗勤换，她经常外出，外出时穿件新鲜干净的，回来马上换下，穿上适宜劳动的衣服。在吃的方面注意到营养，尽可能吃些有营养的东西，还注意到药膳食疗的作用，我们有一个小菜园，调剂伙食会起到一定的作用。这种劳动果实，供全家人享受，自食其力，其乐无穷。我们养成了艰苦朴素，省吃俭用的习惯，这种风气对子女们也不无影响。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红卫兵造反，有的人家破人亡，有的人妻离子散。我被打成“黑帮”时，主动向老伴提出，你的出身好，趁早与我划清界限，各奔前程，免受牵连。老伴不以为然。认为夫妻关系与政治问题是两码事。即便受到牵连也在所不惜，愿意与我同甘苦共患难。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不只是大人受到冲击，孩子们也受到了影响，学校关门上山下乡。家长有问题，只有靠自己奋斗了。还好，孩子们没有倒下去，努力自学，后来都大学毕业，也都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小孩。子孙后代也都是好样的，这与我们的家庭教育不无关系。

我们都是抗日初期的共产党员，长期受到党的教育，虽然性格不同，我的脾气好一些，老伴的脾气暴一些，但夫妻间相互尊重，谁也不欺负谁，谁也不怕谁，平等对待，遇事总是和平民主协商解决问题，几十年没有吵过架。有时由于误会，对一件小事不够冷静，一方发了火，另一方就不吭气，也就过去了，事过境迁，谁也不计较谁。由于我们的作风民主，态度和蔼，平易近人，能够团结全家老少。对子女教育有方，孩子们都很老实，不越规逾矩，大人不打骂孩子，孩子们愿意听大人的话。每逢节假日孩子大人凑在一起，三代同堂，吃吃喝喝，说说笑笑，姐妹弟兄间聊起天来欢声笑语没完没了。近几年来我耳沉听力较差，自己躲在屋里，看书看报，不参与他们的活动。谁有话可以到我屋里大声面谈。孙辈们都愿意同我在一起，唱歌，跳舞，捉迷藏，玩游戏，写字，画画，各尽所能，尽欢而散。他们还愿意到我花园里去玩，顺便教育他们要爱护花木。花园里种有草莓，开白花，结红果，对他们颇有吸引力。有时教给他们如何栽花，如何管理，如何浇水，他们干起来蛮有兴趣。他们都喜欢我，常到我耳边大声说话。有时听不清楚，就用笔谈，问我“您几岁”。最有趣的是三岁的小外孙女，用手比划着向我要东西吃，要多少就拿多少，非常准确，别看她小，说话算话，事前说定了，她就照办，从不失言。几个孩子都很聪明伶俐，国庆节到了，孩子们等全家人到齐了，就召集了别开生面的节目演出会，节目全是孩子们自己出，有相声、笑话、唱歌、弹琴，奶奶也参加表演。还由孩子们自己发奖品、奖状，对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进行表彰，而在这之前，排练节目全都保密，真不知他们是什么时候准备的。老年人能享受到这种乐趣应该说是幸福的。这就是隔代人之间的天伦之乐，来之不易呀。

欧俗结婚纪念25年为银婚，我们已过，五十年为金婚，也将来临，白头偕老在预料之中，至于谁先去见马克思那就很难说了，作为共产党人愿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争取多活几年，多贡献一点余热，由小见大，再活十年八年的，就可以看到全国人民过上小康生活，港澳也回归祖国，全国也可能统一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打下了坚固基础。到那时，大家就可以举杯祝贺我们的金婚了。

最后，还是以诗来表达我们的想法和心情吧。

勤俭持家   艰苦朴素   工作第一   互相让路

重视劳动   热情服务   同甘共苦   患难与共

四世同堂   喜气洋洋   和睦家庭   幸福无量

美化校园   一十五年   贡献余热   寿高体壮

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