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7年“卢沟桥事变”，史称“局部抗战期”。此一时期，当局对外不断调整外交策略；对内致力于军备、财政之整顿，其总体政略，可概括为“以对日有底线之妥协换取备战时间”。①

但此种政略，既不能对外公开宣传，更难为民意所理解。故此一时期，民间针对“亲日”高层政要的刺杀案，此起彼伏。自蒋介石而下，如宋子文、汪精卫、张群等辈，均曾遭受乃至多次遭受刺客暗杀。其中影响最大者，莫过于如下三者：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遇刺（1935年11月）、外交部次长唐有壬被杀（1935年12月）、蒋介石智囊杨永泰被杀（1936年10月）。

毫无疑问，具体执行上述暗杀的刺客，均满怀爱国之心，不惜身死。如孙凤鸣向汪精卫开枪后（第一刺杀目标其实是蒋介石，但蒋未出现），即“服下大量鸦片丸，已濒临死亡”，抢救回来后受审，被问及幕后主使，仍“不置一词，只说他不懂党派，作为一个中国人，杀卖国贼是良心主使。”②刺杀唐有壬的凶手刘镇南、裘积玉等人，也都是“报国有心，苦于无门的热血方刚的爱国者”。③刺杀杨永泰的凶手谭戎轩，则在被捕受审时“理直气壮地回答说：‘奉中央党部的命令杀汉奸’”，军统审讯的结果，判断“凶杀一定受人愚弄”，换言之，认可谭戎轩此举乃是源自爱国情切。④

显然，作为最基层的暗杀执行者，上述诸人，并不了解他们所刺杀的“卖国贼”，在“亲日”的表象之下，同时也是诸多积极对日备战政策的推动者与执行者。譬如，杨永泰虽然对中日交战前景心存悲观，但自蒋介石确定以四川为“复兴民族最好的根据地”之后——1935年10月，蒋在成都公开演讲：“现在要救亡复兴，当以稳定四川统一长江以巩固国本，为第一要着！大家要晓得：今后的外患，一定日益严重，在大战爆发以前，华北一定多事，甚至要树立伪政府都不一定。但是我们可以自信：只要四川能够安定，长江果能统一，腹地能够建设起来，国家一定不会灭亡，而且定可以复兴！日本人无论在东四省或者将来再在华北弄什么伪组织，都不相干，都不足以致我们的死命。”——这可以说是蒋以四川为抗日根据地，最明确的表态；而杨永泰，即被蒋委以统一川政之要务；而杨也不负厚望，自军阀口中将川省财政“和平”收归中央。⑤

至于汪（兼外交部长）、唐（外交部次长）二人，虽在1935年前后致力于推动“中日亲善”，但此种政策，乃是权宜之计，旨在缓和日军步步紧逼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对此，日军谍报人员洞若观火，如1935年5月4日，其驻华公使馆武官向参谋本部报告称：“南京政府最近的行动，仅仅是为了回避来自内外形势特别是日本的压迫，……近日，其一面禁止民众排日活动的表面化，一面还通过政府要人的亲日辞令以躲开日本的锋芒。但与这种日见增长中的倾向相反，在本质上，没有任何材料可证明其改变了政策。”——事实上，确如日方判断，汪此一时期的内部讲话，聚焦于“我们要趁此时机竭力准备，使我在国际上有狼的作用，则两虎（日俄）相争时，吾等之作用大矣”；蒋则在日记中判断：“倭寇方针决不能变更，吾人惟在争得时间，望其略为缓和可。”反对南京的西南军阀领袖胡汉民，更公开告诫日方：“南京对日仅是假意亲善”。⑥

左，1936年被王亚樵暗杀集团暗杀的湖北省主席杨永泰；右，有“民国第一杀手”之称的王亚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