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维民：特布信教授——学长益友，为人师表
发布时间：2010-09-11 14:16:33
发布人：
孝行天下
郝维民：特布信教授——学长益友，为人师表
——2005年5月贺特布信教授80华诞
2010-5-31 文字：郝维民教授 摄影：本站原创
我与特布信教授相识、相处，在一起工作整整43个年头。在他80华诞之际，忆往事，使我浮想联翩。就学术而言，他是我的学长；就品德而言，他是为人师表的楷模；就个人关系而言，他是我的益友。
特布信教授是一位具有特殊经历的学者、领导干部。他的经历显现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印记。特布信(Töbšin)教授，蒙古哈日奴特(Haranud)氏，全名特布信敖其尔（Töbšino?ir）,汉名乌书春，1925年3月17日出生于内蒙古科尔沁右翼前旗管旗章京家庭，从小受到严格的蒙汉文教育。1942年参加留日预备班，1943年东渡日本，就学于东京大学，是我国为数不多的在海外留学的蒙古族青年之一。时值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他目睹日本侵略者在家乡的所为，时刻关注祖国的命运，日夜思念民族的前途，通过各种渠道试图了解世界，有幸得到马、恩、列、斯等伟人的著作，俄国十月革命的信息和中国共产党、八路军的资料，渐渐萌发了救国救民族的念头。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他毅然回到祖国，在内蒙古东部地区，一方面从事教育工作，一方面密切注视时势的发展。日本投降后，他与万民共享胜利喜悦的同时，深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忧虑。在风云突变的时刻，东蒙古兴起了蒙古民族运动。他加入东蒙古有识之士组织的“内蒙古人民解放委员会”，参加恢复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活动，赞成以该党名义发表的《内蒙古人民解放宣言》中协助苏蒙联军驱逐日寇，铲除封建势力，保障劳动人民的自由与权利，实行民族平等，联合中国革命力量，为蒙古民族的解放而斗争的政治主张。他在东蒙干部学校以教员和政治队长的身份，讲授以马克思主义为内容的政治课，宣讲蒙古民族解放问题，是东蒙第一位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蒙古族青年，不少年长于他的学生至今仍恭敬地称他为老师。
1946年“四三”会议统一了东西蒙自治运动，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统一领导内蒙古自治运动的地位，他担任联合会兴安盟分会主任，时年21岁，年底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7年5月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时，他被选为内蒙古自治政府临时参议会驻会参议员，参与民族区域自治的领导工作。1949年4月，为发展内蒙古西部绥远地区的民族工作，内蒙古党委从东蒙抽调160多名蒙古族干部，在内蒙古党委委员、自治政府民政部部长奎壁率领下，由特布信、李文精领队，西进绥蒙。他走马上任乌兰察布盟副盟长，在乌兰察布草原上整整工作了8年多时间，经历了剿匪肃特镇反、农村土地改革、牧区和半农半牧区民主改革、农牧业合作化等一系列社会变革运动，同时为恢复与发展经济、文化、教育事业奔波。在交通不便的草原、山区，他骑着马走遍了农村牧区，走家串户，访贫问苦，心里装着人民，脑里记着民族。我听过与他共事的老同志和乌兰察布草原上老牧民叙说的关于他的故事，说他是有文化、有知识、有水平、知民心的好领导。
1957年，内蒙古党委为了加速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调特布信任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社长。他以务实的作风，对内蒙古自治区的文化、教育，特别是出版事业，进行了调查研究，提出了以出版事业促进文化、教育的任务。在自治区成立10周年前夕，他发表了《蓬勃发展的人民出版事业》的文章，全面总结了自治区的出版事业，热情讴歌了内蒙古文化与出版事业的巨大成就，字里行间闪现着对党和社会主义的深情。
这一年5月，自治区成立10周年庆典过后，党的整风运动开始。正值中央和内蒙古党委检查民族政策执行情况，进行民族政策教育之际，他根据当时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有关民族问题的论述，在内蒙古党委全区宣传工作会议和内蒙古党委统战部少数民族干部座谈会上，以多年基层民族工作的实际体会与思考，就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蒙汉民族关系、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建设以及党的领导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发表了许多颇有见地的正确意见，受到与会者的赞扬。但是1957年的夏天政治风云突变，一场迅猛的反右派斗争来临。
经受无情的批判斗争之后，他被发派到农村改造，后来被安排到内蒙艺术学校当教员。1961年，调到内蒙古大学中文系蒙语专业任教。1962年调到历史系蒙古史研究室从事蒙古史研究工作，这也是我与特布信同志相识的开始。他时年37岁，大我9岁。当时我是研究室党支部书记。起初，我心存疑虑，与他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的坦诚、和蔼以及渊博的学识慢慢地感动了我。1963年冬，
1965年，蒙古史研究室组织编写《内蒙古史纲》，特布信同志执笔近代部分。是秋，派他和黄时鉴、金峰先生到北京、辽宁等地区档案馆查阅档案，搜集资料。但是，派他出去查阅历史档案便成了严重的政治问题，学校领导严肃地批评了我，并要求以参加社会主义教育为由立即调回，这使我十分为难。回来后不久，学校领导又要求立即调离呼市，派往伊盟参加“四清”。为了不使特布信同志疑虑，派卫庆怀同志同往。他们去伊盟报到后又以分别派遣为名，特布信前往所派地，卫庆怀当即返回学校。究竟为什么如此对待特布信同志，当时我不知底细，后来研究这段历史才有所悟。当时，党内“左”倾错误在思想文化界继续发展，反对民族分裂主义斗争加码，内蒙古大学以蒙古族教师布仁赛音为靶子批判民族分裂主义，中共中央华北局主要领导人矛头直指乌兰夫。乌兰夫无奈，不得不对反对民族分裂主义有所表示，同时在“四清”中批判无视民族特点的大汉族主义。两相对阵，斗争激烈，特布信同志又成为这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这实际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即在前门饭店会议上整乌兰夫的前奏。
在“文革”中，特布信同志所受的折磨可想而知，直到1973年才从军管监禁中释放回校。是时，内蒙古大学恢复了蒙古史研究工作，我任蒙古史研究室副主任、党支部书记。1975年，我们共同组织编写《沙俄侵略我国蒙古地区简史》，我任编写组组长，特布信任副组长。本书的架构设计，基本内容的确定，基本观点的确立，都是特布信同志提出来的，实际上发挥了主编的作用。1978年出版时，我提出编写人员署名他应名列第一，他不同意，要坚持原来的名序，和我争论起来。这是他的学识和在本书编写中的作用，以及他的人格魅力对我感染的结果。
1979年1月，按中央的决定改正了对他的错误处理，恢复了他的领导职务，先后担任内蒙古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书记、校长，一度兼任蒙古史研究所所长。历史的曲折，虽然使他耽误了风华正茂的22年时光，但是他毫无怨言地走上了学校的领导岗位。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学校的蒙古学，特别是蒙古史研究，得到了全面发展。1985年卸任后，仍然关注蒙古学研究事业，我们共同指导培养研究生，直到90年代初。
特布信同志恢复领导职务以后，我在他的直接领导下从事和组织内蒙古近现代历史研究工作。1980年初，他要我一起向国家教育部申请招收中国民族史专业内蒙古近现代史研究方向硕士研究生，当时我很惊讶。因为我只是助教，而且因不公正待遇被撤职；他当时也没有评职称，仅是教员。我提出疑问时，他说：“不要管这些，这个领域的人已经散了，仅剩我俩，这是我们培养研究人员，进行学科建设的重要一步。”经申请，幸获批准，我们成为硕士研究生导师，当年即招了两名硕士研究生，这是研究队伍建设的可贵的第一步。1981年，我提出逐步建立研究机构的想法，他欣然同意，先成立了《内蒙古革命史》编写组，他当组长，我为副组长，向自治区政府申请了3个人员编制和每年2万元经费，又借调了两位研究人员，搭起了架子，开始工作。1982年秋，在此基础上，经内蒙古党委批准，成立了内蒙古大学中共内蒙古地区党史研究所，后又加称内蒙古近现代史研究所，一个机构两个名称。在特布信教授的直接领导下，建成了以本科生、研究生为主的研究队伍，研究领域逐步拓展，研究成果渐渐面世，成为国内外研究内蒙古党史、革命史、近现代史的唯一专门机构。我无职主持这摊工作3年之后，在他的不断干预下，才被任命为所长。这不单是我们彼此的信任和个人的交情，更是事业使命的驱使。
这么多年来，我们相处共事，对往事感受颇多，印象深刻，永志不忘。首先，他不记已往的委曲得失，以事业为重，放眼未来，潜心创业。几十年来，对所受的委曲从不诉说冤情，总是从大局出发看待那段历史。而且任劳任怨、兢兢业业地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对于特布信教授复职后的全部工作，我没有资格评论，仅就蒙古学研究和民族教育而言，他提出了不少创新设想，付诸实施，而且打开了与国内外学术界的交流渠道，开创了研究工作的新阶段，这是公认的事实。
其次，主持公道，待人真诚，广开言路，民主共事，是他为人的品格，对事的原则。在我受到不公正对待而被撤职后，剥夺了我参加学术会议、从事研究工作的资格。他
第三，他坚持实事求是的治学原则，科学严谨的学术作风，坚定正确的学术方向。对以往的研究既有继承，又有批评，更注重创新，指导学科建设健康发展。他在20多年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苦心钻研学术，对蒙古史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但是，由于在新时期伊始，学校要恢复正常，改革刚刚起步，他无暇直接从事研究工作，只能通过各种学术会议、讲学、个人交流、培养研究生等形式，阐述蒙古史、近现代史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见解，发挥了重要的学术指导作用。一个学术带头人，组织学科队伍，指导学科建设，进行集体学术攻关，是学术发展的关键。这就是特布信教授最大的学术贡献。
2005年5月4日于内蒙古大学
（本文发表于《蒙古史研究》第八期，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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