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3月生，山东莱州市人。1937年曾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旅司令部秘书长、胶东文化协会会长。1949年调京任中华全国戏曲改革委员会秘书长，文化部党组成员，中国戏曲研究院党总支书记、副院长，中国京剧院党委书记、副院长，中国艺术语言研究会会长，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文化部振兴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戏曲学院名誉教授，《中国京剧史》及《中国京剧百科全书》编委会主任等。2009年10 月，中国戏剧家协会授予其终身成就奖。2009年11月29日在京病逝。

　　-在前线为邓小平、刘伯承等淮海战役的领导同志演出过两个晚上

　　我是1937年参加革命的，第二年就参加了八路军，担任了山东纵队第五支队司令部的秘书长，1943年调到文化系统。我在胶东文协负责时，延安开始戏曲改革，排演了《逼上梁山》和《三打祝家庄》等戏。为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我也从事戏曲改革的工作，整理了很多优秀的传统剧目；我自己也创作了《闯王进京》、《木兰从军》、《关羽之死》等剧。现在看来，当年全国解放区的代表剧目主要有三个：《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和《闯王进京》。这是从中央到文艺界这样认定的，现在出版的《大百科全书》以及《解放区文学大系》，都体现了这样的看法。所不同的是，《逼上梁山》是在延安创作的，毛泽东看过，并写信给了很高的评价，而我的《闯王进京》当年毛没有看到。

　　1948年，淮海战役打响了。山东人民组成了浩浩荡荡的支援大军，奔赴淮海前线。文艺界当然不能落后，11月，成立山东人民淮海前线慰问团，由10个文艺团体组成。我所领导的胶东文协胜利剧团是其中之一。这个慰问团总团长是郭子化，我是副总团长。到了淮海前线后，各个剧团分散到各个战场上去，而胶东文协胜利剧团是个京剧剧团，分散了就无法演出，所以仍然保持完整的演出队伍，由我带领，在前线进行演出。

　　在前线，这个剧团为邓小平、刘伯承等淮海战役的领导同志演出过两个晚上。头一天晚上的演出内容，是一些折子戏，第二天晚上，演出了我创作的《关羽之死》，刘、邓等领导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1949年1月，徐州解放了，淮海战役也结束了。总前委在徐州召开了淮海战役祝捷大会，党政军领导同志都参加了。我们团演出了我创作的《木兰从军》。

　　慰问团回到山东。我调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工作，负责筹备山东省文联。5月，我接到了中央发来的通知，7月1日在北平召开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要求6月份报到。山东分局的代表参加了华东代表团，这个代表团是6月23日成立的。团长是著名剧作家阿英，我是副团长。我从济南上火车才发现，我们与南方代表团(也即国统区代表团)竟然同车。上海电影戏剧界的袁雪芬、白杨、周信芳、梅兰芳、熊佛西、张瑞芳等，都在车上。

　　-周恩来拍了一下桌子说：“今天就是要让少波同志讲嘛！你们让他讲嘛！”

　　6月26日，我接到通知，周恩来副主席要约见解放区从事旧剧改革的部分党员领导干部，汇报工作，交流经验。我来到了中南海的西花厅。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参加会议的除周扬、阳翰笙、田汉等同志外，还有几个大区的代表：华东区的有阿英、陆万美和我，中南区有崔嵬，陕甘宁边区有柯仲平、马健翎，东北的是刘芝明。

　　周恩来同志作了简短的开场白后，突然指定由我先发言。那一年我31岁，是参加会议人中年龄最小的，在座的有好多人是我的师辈。这样一个各路诸侯的会议，恩来同志为什么指定我先发言？事前没有人给我讲过，事后我也没有问过别人。但是，我估计，大约是周扬事先向恩来同志讲了我个人在戏曲创作方面的情况，以及胶东文协进行戏曲改革方面的成绩吧？

　　当时，我虽然有些紧张，但还是按照事先的准备，根据自己数年来的工作经验，分三个部分谈了谈自己的想法。第一部分，我谈了谈中国戏曲的美学价值；第二部分，我汇报了胶东戏曲改革的简单情况和主要经验；第三部分，我提出了两点建议：一是希望恩来同志和周扬同志在即将召开的文代会的报告中，设专章来谈旧文艺、旧戏曲改革的问题，阐述一下新中国成立后对旧戏曲的改造的政策；二是希望中央能成立全国性的戏曲改革的领导机构和研究、试验机构，以便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戏曲改革运动。我之所以提这样的建议，是因为在从事戏曲改革的过程中，有这样的体会：中国的戏曲源远流长，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但是，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有些优秀的剧种已经灭绝，有的也濒于灭绝了。如果再不抢救，戏曲就面临着衰落的局面。我认为，要改变这种局面，必须靠政权来扶持，依靠党来领导。否则的话，戏曲就要完了。在发言中，我把这种体会，毫无保留地说了出来。

　　在我的发言过程中，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小插曲。当时，我与刘芝明坐在一起，在发言约有10分钟左右，芝明同志扯了扯我的衣襟，低声对我说：“少波同志能不能说得扼要一点，留点时间让大家都说说。”我还未来得及说话，坐在对面的恩来同志听到了，他拍了一下桌子说：“今天就是要让少波同志讲嘛！你们让他讲嘛！”这样，大家都肃然了。在这之后，我与恩来同志见过多次，但在我印象中，还从未见过他这么严肃过。

　　于是我又接着讲。我讲得虽然简略了一些，但主要的意见还是谈出来了。我讲完后，大家一致鼓掌。接下来发言的同志，对我提出的建议，也都表示了赞成的意见。当时，我确实感到很高兴。

　　周恩来最后作了总结。他讲了戏曲改革的重要意义，肯定了既有的成绩，鼓励我们继续努力。对于我所提出的两个建议，恩来同志也专门说到了。他说：“在我的报告里面设专章来谈戏曲改革，我可以接受；关于成立全国性戏曲领导和研究机构的问题，我个人是赞成的，但须请示主席，然后由中央决定。”

　　29日，周扬通知我，让我马上到他那里去。我去后看到了田汉。周扬说，总理来电话，等一会儿要来车接我们去见主席。当时，我的心情虽然很激动，但不知要谈什么。周扬没说，我也不好问。

　　总理和我们一起去见主席的。总理向主席介绍后，我才知道，还是谈戏曲改革的事。主席要听听我们的意见。因为建议是我在26日的会上提出来的，所以，这次还是由我先说。我把上次会上第三部分的发言简略地说了一下。主席听得很认真，没说赞成也不表示反对，只是不住地点头。我说完了以后，大家又议论了一下，主席才说：“这个问题等最后中央来定吧。”

　　7月2日到19日，第一次文代会在京召开。7月6日，周恩来同志作政治报告。报告里的第二部分“文艺方面的几个问题”中，着重谈到了改造旧文艺的问题。代表们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我自然心情更为激动。恩来同志的讲话，宣告了中国戏曲的改革前景，后来数十年的实践证实，这是对旧文艺“推陈出新”方针在新形势下的理论准备和指导纲领。

　　我感到更高兴的是，7月18日，周恩来便正式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建立戏曲改革领导机构的决定。随后，在周扬的具体领导下，宣布成立中华戏曲改革委员会筹备委员会，欧阳予倩为主任，田汉、马彦祥、杨绍萱任副主任，我担任了秘书长。7月27日，开始在南河沿夹道小红楼正式办公。10月2日，中华全国戏曲改革委员会成立。不久，在这个委员会下又成立了京剧研究院(梅兰芳先生担任院长)、戏曲试验学校(田汉兼校长)、大众剧场(马彦祥兼经理)以及新戏曲书店(我兼经理，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的戏曲书籍出版机构)。

-周恩来回京后的第一天上午就打电话给我，问《白毛女》什么时候演出？

　　1951年4月，鉴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成绩，以及为适应下一步戏改工作的进行，经周恩来批准，戏曲改进局撤销，在原有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戏曲研究院，由梅兰芳担任院长，我和程砚秋、罗合如任副院长，归文化部领导。毛泽东为建院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直接主持这一重大举措的周恩来也欣然命笔：“重视与改造，团结与教育，二者均不可缺一。”这就成为全国戏曲改革工作的指导方针。

　　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全国的戏曲改革工作蓬勃发展，欣欣向荣。1952年10月6日至11 月14日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的。参加会演的有23个剧种，1600余人，演出的优秀传统剧目、新编历史剧、现代戏共82个剧目。周恩来对这次会演很重视，他抽出时间观看了一些剧目，并与演员进行交流。期间，他接见了全体演职员并做了重要的讲话。

　　周恩来对戏曲的贡献，还可以从他对中国京剧院的关心上可以看出。1955年，在中国京剧团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京剧院，由梅兰芳任院长，我任党总支书记、副院长。那时，周恩来总理对京剧非常重视，对京剧院的工作直接过问。

　　在我印象中比较深刻的是，总理对京剧《白毛女》的关心。1958年，我们剧院准备将歌剧《白毛女》搬到京剧舞台。我们把这一想法报告了周恩来，他热情地表示支持，并给我们作了指示。4月初，戏排出来了，总理当时在缅甸访问，未及观看，但他对此是十分关心的。他回京后的第一天上午，就打电话给我，问《白毛女》什么时候演出？我回答说：今天是星期日，下午人民剧场正好有日场。他知道后，下午就赶来看戏。因他晚上还有外事活动，他看完戏以后未及与我们谈意见就离开了。

　　当天深夜，我和阿甲接到了总理的电话，要我们马上到西花厅去。见到总理后，他详细地谈了对这出戏的意见，既肯定了成绩，又对表演艺术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谈话一直持续到凌晨3时。在回家的路上，我心潮起伏，总理日理万机，但他把民族艺术始终放在重要的位置。

　　-我挨整时，周总理依然关心我

　　中国京剧院在归属上是文化部，但是因为周总理直接关心，我们做工作计划时，往往在报文化部的同时，还直接报送周总理。我不太懂得处理这些关系，大概引起了一些同志的不满意。1961年，周扬领导调整文艺政策，中国京剧院却开始了对我的批判。那时，中宣部、文化部和北京市委组成了工作组，进驻京剧院，我靠边站了，工作组与京剧院的某些同志背靠背揭发批判我。

　　批我的人知道我与总理的关系密切，怕我“通天”，所以想办法割断了这个关系。到了1962年，总理招待关肃霜等人时，见我没有参加，就说：“马少波怎么没来，去请他来。”去接我的人没有找我，却把马彦祥接到了总理那儿，并给总理说接错了。其实，这是文化部的个别领导故意这样做的。但这说明，总理对我还是十分关心的。

　　这件事情对我的打击很大，对京剧院的工作也带来了严重的影响，直到现在想起来，我还是感到痛心。京剧院成立后，工作是很有成绩的，但这次整风，却人为地中断了一些工作。几年以后，江青插手，京剧院的黄金时期也就过去了。当然，“文革”期间，江青插手京剧的同时，我们这些人也遭了殃，江青点了我的名，并进行了迫害。

　　-在诗中用“襟怀磊落兼人勇”来表达我对周扬的敬重之情

　　还值得说说的是，我和周扬同志的交往情况。

　　我和周扬是在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期间认识的。其后，周扬让我作为他的助手，负责筹备文化部。文化部成立后，周扬担任文化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我作为党组成员之一，兼任戏曲改进局党总支书记。1951年4月，戏曲改进局撤销，在原有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戏曲研究院，由梅兰芳担任院长，我和程砚秋、罗合如任副院长，归文化部领导。周扬对我非常友好，我从他身上受益很多。那时，我写的文章都要先送他审阅，他都认真地做些改动。

　　1953年，文化部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作为党委委员的我，参加了整个大会。周扬作了报告。会议的最后一天，我就周扬的报告在大会上作了发言。

　　我在发言中，首先肯定了周扬领导文化部党委的成绩，并拥护这个报告。然后我说，要给周扬同志提点意见。我的意见是：周扬同志缺乏自我批评的精神，尽管有时候有点自我批评，但也是用插科打诨的方式，表现得不够严肃。那时，周扬的权威很大，位高气盛；而我呢，是年少气盛，说话直率。虽然我的发言也没有什么错误，或者是违反组织原则，但在那样的场合下，确实让周扬有点下不来台。周扬虽然当时并没有说什么，但他显然不高兴了。从此以后，我就感觉到，我和他的关系有些疏远了，来往也少了。

　　由于京剧院与总理的关系很密切，所以，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文化部某些领导同志不满，他们认为马少波不理文化部，直接通天。虽然我不知道周扬的看法，但部里某些领导的这种看法，肯定对他是有所影响的；或者，换句话说，他是知道某些领导的看法的，他的不表态，事实上也就默许了某些领导对我的意见。到了1961年我挨批时，周扬对这事是知道的，也是支持的。

　　“文革”结束后，周扬又回到文艺界，后来担任中宣部副部长。1979年底，在万寿路的中组部招待所，周扬主持召开了中国剧协常务理事扩大会，我也参加了。周扬作了四十多分钟的报告，有两处提到我。一处说，少波同志是戏曲改革的开创者，从解放区到建国之前，在戏曲改革方面做了很多的开创性工作，成绩卓著；建国后也作出了很多贡献。另一处说，少波同志写了很多的剧本，希望以后再多写一些。

　　会议结束后，我回家跟老伴说了这个情况，并分析说：“看来，周扬同志对我的态度有所改变了。”老伴说：“咱们去看看他吧。”

　　大年初二，我和老伴就去看他。我们并没有与他电话预约，到了那里，才让传达室的同志通报。周扬知道后，亲自到门口来迎接，非常热情。

　　在沙发落座后，周扬说：“你过去是胶东文化界的头头，你有一定的写作能力，也有一定的组织工作能力，总理对你的评价是很高的。1961年的事情，由于我的官僚主义，不了解情况，我支持了他们，没有支持你。这件事我至今引为憾事。我过去错认了两个人，现在我又错认了两个人。”

　　周扬说到这儿，我就把话拦住了。我说：“1961年的事情，我对周扬同志是有意见的。这么多年过去了，周扬同志你不必再说下去了，今天有你这样几句话，我也就释然了。关于我个人的遭遇、得失，微不足道，令人痛心的是，由于领导上的失误，几乎毁掉了一个中国京剧院。周扬同志，你会理解的，中国京剧院在全国的京剧事业中是个什么样的位置。”

　　周扬同志点头同意：“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接下来，我把话题就扯开了，聊点闲话了。

　　这次见面后，我们的关系又密切起来，可以说比解放初期更亲密，更友好。我时常到他们那里去，我的戏，像《西厢记》等等，演出时他都来看，看后都给予很高的评价。有一次，他看完戏后，对我老伴说：“少波的戏很好，很好。”

　　我喜欢书法，有时候也写点字。周扬是知道的。1985年，他住进了医院，身体很不好，说话已经不是很利索了。有一次，我到医院去看他，闲聊时，他对我说：“少波同志，你书法好，给我写幅字吧。”

　　周扬有此要求，我当然愿意照办。回到家后，我提笔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承周扬同志面索墨迹书奉咏怀

　　莫道是非无宝镜，风霜过后有新晴。

　　襟怀磊落兼人勇，一笑胸间玉宇澄。

　　1985年4月

　　我裱好送给周扬同志后，他非常高兴，把它挂在了客厅的南墙上。他去世后，我到他家吊唁时，这幅字依然挂在客厅里。可见，他是喜欢这幅字的。

　　我提笔写这样的诗，是我与他半个多世纪交往的感受。上面说到，1953年我在发言中认为周扬同志没有自我批评精神，并引起了他的不满。但在“文革”后，他经过10年的监狱生涯，对我们党的历史和文化工作进行了反省，现在人们都说是反思。此后，他的胸怀相当宽阔，以别人所不可能有的勇气，对历次运动受到伤害的同志赔礼道歉。我记得很清楚的一件事是，在萧军八十寿辰的祝贺会上，周扬同志作了发言，他说：认识一个人很不容易，以前，我做了些错事，今天，我给大家道歉。当时在座的有萧军、胡风、丁玲等人，大家都对周扬的讲话报以热烈的掌声。《论语》中有一句名言：“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韩愈说：“ 人患不知其过，既知之，不能改，是无勇。”人能知自己的过处，是大智，坚决改之，是大勇了。从这意义上讲周扬是做到了大彻大悟，大智大勇。所以，我恢复对周扬的尊重，我敬重他这种磊落坦荡的人格。所以，我在诗中用“襟怀磊落兼人勇”来表达我的敬重之情。

　　周扬住院，与1983年他在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纪念会上所作的报告有很大关系。他在报告中谈到了“人道主义”，谈到了“异化”，他的文章我也没有仔细读过，而且我对这个问题也没有研究；胡乔木的文章，老实说，我看不懂。在这个事件中，且抛开是非不论，我认为，某些同志对周扬是过于苛刻了。周扬熬过了10年监狱生涯，得以生还，为文艺界的拨乱反正，对党的文化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即使他的报告中有错误，也不必这样对待他。对周扬这样的老同志，是不是有点太冷酷了。这样的做法，对周扬的打击也很大。对此，我感到非常痛心。正是抱着这样的心态，我在诗中写下了“一笑胸间玉宇澄”的句子，当然是表达我的心情，并劝他对此看开些。

　　◎口述/马少波　整理/徐庆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