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一九二八年四月牺牲时，我才五岁，尚不太懂事，父亲只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些朦胧的印象。我对他的成长历程和革命经历的了解基本上来自于长辈们的叙说和党史资料。惟有父亲在汉口被捕牺牲的情景，给了我刻骨铭心般的记忆，今日想来，犹历历在目，心中悲痛不已。

一九二八年三月，湖北党团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父亲受命于危难之际，接受团中央指示赶赴武汉工作，担任团中央特派员兼湖北团省委书记。我母亲对武汉局势之严重、开展革命工作之艰辛及父亲生命之安危都心存忧虑，但父亲以坚定的信念、大无畏的革命气概说服了我母亲，并立即携带家眷和秘书袁寿田同志奔赴武汉。

当时汉口的反动势力，对租房控制得十分严格。房主都贴有“无保无眷休问”的字条。父亲虽携带了家眷却无保人，只好先暂住在日本租界的旅馆里。由于父亲二七年在武汉工作时，曾认识了一位叫谢传茂的共产党员，时任汉口“新民晚报”编辑，所以想通过他担保租房以方便革命工作。不料此人已成叛徒，不久将父亲出卖。

四月十九日下午，父亲在武昌召开秘密会议。时临傍晚，乌云遮天，阴雨绵绵，迟迟不见他回来。住在同一旅社的袁秘书，因未去参加这次会议，也走到我们的住房，跟我母亲一起忧心忡忡地商议此事。此时突然闯入两个警察，袁秘书当即被捕。趁警察翻箱倒柜进行搜查之际，母亲缓步走向门口，将父亲临走时托付的小纸条，嚼碎后吞入肚内。警察在搜查中没有发现任何证据，竟欲将箱中的180多块银元占为己有。母亲含泪向他们恳求留些作为归家之用，他俩总算还有些良知，仅拿去100元，并将我们母子俩押送上黄包车。袁秘书却是双手被反绑押解而去。

在狱中第一天，父亲和我们被关在两隔壁，有幸见上了一面。父亲坚昂无畏地对我母亲说：“我决心一死，你不要过分悲痛，要坚强地活下去！”并嘱咐了些后事。

在狱中，我母亲只被传审过一堂。她说：“我的丈夫说是到汉口来做生意的，其它什么也不知道。”提审者看我母亲是个十足的农村妇女，没什么文化，就放回牢房。第二天，敌人就把我父亲关到别处去了。母亲和我也被转移到牢狱大门口的二楼上。同室还关着五六个妇女。五岁的我当时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母亲哭，我也跟着哭。稚嫩的我还问过母亲：“我们吃饭怎么没有桌子？”由于吃的是粗茶淡饭，我还耍脾气哭闹，母亲只是含泪劝慰我。

据党员庞来青和卓子英回忆，他俩在汉口被捕后，和我父亲在同一个狱中。我父亲曾被多次提审，但严刑拷打后始终没有招供，以致遍体鳞伤，却从不气馁，还劝慰他俩要坚持到底。说我父亲去就义时，高喊口号，全狱震撼。因他俩是普通党员，只坐了四个月牢就得以释放。

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六日清晨，窗外传来阵阵高昂的口号声。母亲临窗观望，只见父亲一行五人正被押出牢狱大门，父亲昂首挺胸走在最前面，紧跟着的是秘书袁寿田同志。五人齐声高喊口号被押向刑场。母亲看到这一悲壮的场景，当即就哭昏了过去。我也大声哭喊“爸爸，爸爸……”。同室的妇女莫不伤心流泪。此情此景，我永世难忘。

 父亲就义当天，我们母子俩即获释。多亏当时在汉口教书的同乡友人莫相珑先生鼎力相助，料理后事。又在寒假期间，将安放着父亲遗体的棺木带回家乡奉化松岙。

我的母亲怀着万分悲痛的心情，泪流满面，历尽艰辛回到了家乡，全家得知噩耗后，如五雷轰顶，失声恸哭。噩耗传开，全乡震撼，亲朋故旧以及农民弟兄纷纷前来慰唁，济济满堂，无不流泪。有位农民无限感慨地说：“好人不在世，坏人活现眼，上天太不公平了！”

父亲牺牲后，全家沉浸在悲痛的气氛中。时不时的一人流泪，全家恸哭。在我小时的记忆里，不曾见过哪个大人有一丝的笑容。祖父因不忍心再看到我父亲的照片，就将镜框反挂并在上面题了一副楹联：“莫道我儿已为泉下鬼，但愿英灵仍救世间人”以作纪念。由于中年失子，祖父五十岁的人已经满头白发，几年后即因过度悲伤而去。之后祖母也相继去世。我母亲终生守寡，在苦难中将我和姐姐抚养成人。

父亲牺牲二十一年后，新中国成立。一九五六年，中央人民政府追认父亲为革命烈士。八十年代，父亲的事迹被刊入《中共党史人物》（第十四卷）。

父亲一生虽然短暂，但却辉煌。

他对革命事业无比热情，倾注了自己的全部精力。自一九二三年参加革命工作后，他一直站在革命的最前沿，为党和团的事业的发展壮大做贡献。北京，上海，武汉，杭州，宁波，莫不留下他对革命的热忱和赤胆忠心。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对革命事业前途的坚定信心是他革命道路上的最强大动力；犀利的文笔，饱满的革命热情是他最有力的武器。他以他的智慧和革命热情，深刻地影响了一大批有志青年走上革命道路；他又以智慧和革命热情，坚定地同旧势力、反动势力进行了无畏的斗争。

他对革命事业无比忠诚，从不曾有丝毫的动摇和怀疑，也从不曾有任何私心。即使在革命最困难的时候，他还是坚信革命最终将胜利，并劝告对革命产生动摇的同志要坚定信念，继续奋斗。“为公忘私”，“为国忘家”，“毁家成国”是他的人生信条。为了革命，他奔走各地，不曾享受过天伦之乐，也未能很好地报答生养他的父母；为了革命，他动员父母和姐姐捐钱财资助革命武装，甚至不惜变卖家产；为了革命，他甘愿付出自己年轻的生命，并要父母乐天知命地等着光明的到来。

今年是父亲诞辰一百周年。对于父亲的一生，党史上已有定论，我不再赘述。在这里我只引用陆定一同志给我回信中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恺泽同志是一个好党员，好团员，他性情很好，从未见他发怒、急躁。他遵守纪律，完成一切交给他的任务。他的道德，不论从旧的标准或新的革命者的标准来看，都是很好的。在白色恐怖之下，他无所畏惧，完成团中央给他的各种工作。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地位高低之类的问题，一心一意为革命为人民工作。”

谨在父亲诞辰百年之际，痛拟一联一寄哀思：

毁家成国，赤胆忠心喷碧血，光芒辉日月；

忘我为公，豪情壮志献青春，浩气贯乾坤。

此文作者卓华山为烈士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