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撤前后

（钱均）

1946年6月下旬，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大举进攻我中原解放区新四军五师，并从此发动了向我解放区全面进攻。我淮南解放区和国民党首都南京相距咫尺，只一江之隔，因而成为国民党进攻的重要目标之一。敌在7月进攻并占领我淮南路西地区之后，紧接着就向我淮南路东猖狂进攻。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我军在完成抗击任务之后，就将主力部队撤出淮南，留下军区副参谋长朱云谦同志率领六旅十六团就地坚持游击战争。当时淮南区党委和路东地委决定：各县只留下少数领导人员和精干武装，其余人员，包括县、区、乡干部和民兵，暂时撤到淮宝地区，待机打回淮南。现回忆盱眙县干部、民兵撤退经过和参军情况，概述如下。

皮旅突围  路经盱眙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中原我新四军五师。皮定钧旅长率一个旅在牵制敌人、掩护全军西进这后，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向东突围，粉碎了敌人沿途的追击和堵截，行程两千多里，终于胜利地到达目的地——华中解放区。

大约在七月下旬，皮旅部队到达盱眙县城，皮旅长也随之到来。他到县委驻地，要见县里主要领导干部。当时因敌人的飞机经常来县城轰炸扫射，所以县委和政府大部分人员均撤至井头街和山口门，只留下少数人看家。那时我留在县委原地，就将皮旅长带到城北井头街地母庵，会见县委书记金江同志。他们两人坐在一条凳子上。皮旅长谈起中原突围的情景，金江同志不时地说：“这次突围胜利了，胜利了。”不一会，敌人飞机又来到县城上空轰炸扫射。为保证首长的安全，就安排皮旅长到庵旁迷的睡仙洞防空，警卫人员在洞口外边警惕地守卫着。晚上，皮旅长回城里休息。

皮旅部队自中原突围，经过紧张频繁的战斗，此时每个战士只剩下一身衣服，一支步枪，为了轻装，别的什么都丢了。休息时，因老百姓房子太小，又不便打扰，部队就露宿街头，随地而睡。这是一支有战斗力的英雄部队，又是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模范。不久，他们开往淮安，经过短期的休整换装，就又参加战斗了。

陈旅长率队  警卫团北撤

1946年7月30日傍晚，新四军二师六旅陈庆先旅长，率华中警卫团一千多人撤到盱眙，人从盱眙渡河转移到淮北去。当时县委书记金江同志到莲塘接受任务去了。陈旅长把我（当时任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和副县长朱友群叫去，向我们要船过河。我问他敌人已经到了那里。他说：“今晚没有事，明天可能到盱眙。你们也要撤。”事实上敌人已经尾随到盱眙城外，因摸不清情况，未敢再进。

华中警卫团哪么多人要过河，临时要船很困难，怎么办？正在没有办法的时候，恰巧有新四军七师运盐大船七条，停靠在盱眙淮河码头。我们找到他们的负责人，说明用船紧急，要他们顾全大局，服从战争的需要，将船交给部队渡河，他们答应了。由于敌情和时间紧迫，来不及把盐卸运上岸，只好把盐全部掀下淮河。七条大船，陈旅长及其部队只用了五条。其余两条船，我留下并派人看管，以备万一。

夜渡淮河  撤到管镇

7月30日晚8时，县委书记金江同志从区党委接受任务回来，召集县里领导干部开会。金江同志当即决定：他和副县长朱友群、公安局副局长郑江一起到高庙地区坚持打游击；县长王养吾、公安局长王文彪和我负责带领县委和政府机关干部、区乡干部和民兵以及土改积极分子，撤退到淮宝地区，找淮南路东地委和专署联系。

我们接受任务后，就召集机关负责干部和城区工委书记说明情况，布置撤退。不料地区工委书记臧治和副书记高杰，边区长谈信成和民兵大队长邰永富都没有通知，他们自己就找船过河了。我因要走，为了轻装，把不必要的东西交到丰登桥我的表兄那里保存，并告诉他，我们是撤到淮北去。路经黄牌街，到区署看到谈信成区长。他正在那里办公，对撤退一事一无所知。我说：“你赶快收拾东西，马上过河，否则来不及了。”结果只谈信成同志一人到了管镇，全家都抛下了。邰永富队长，也是根本无人告知。第二天白天还带民兵巡逻，遇到了敌人，才被迫从二山子过河撤退——这是后来才知道的。

当晚十点钟，机关人员都到乱石堆集中。不料两条大船被人开走，已到淮河中心，叫也听不见。我就叫朱华同志开枪叫船。船上人听到枪响，就把船开回来。大家都上了船，这时已经是十二点钟。经过五、六小时，天亮太阳刚出时，到达淮河北老渡口上岸。隔河看见四架敌机在盱眙县城上空盘旋、轰炸和扫射，我们估计敌人快要进城了。

我们到了管镇停下来，一是因有淮河屏障，敌人一时过不来，二是要在那里集合撤退人员。这时县长王养吾和公安局长王文彪提出要先去淮宝，就坐船横穿洪泽湖到高良涧去了，把带领撤退的任务，交给我一个人负责。我们在管镇住了几天，人是越聚越多，区、乡、村干部以及民兵和土改积极分子共有两千余人。

环绕洪泽湖  徒步到淮宝

王养吾、王文彪二同志走后，就剩下我一个人负责带队，单枪匹马，不好办事，也不好决定问题。我就和县委宣传部长陶国强同志（他是从淮南路西撤到路东的）商量怎么办。后来商定：由我和陶国强同志等三人组织一个临时党组织，负责撤退人员工的领导工作。为了应付万一有敌情和沿途的安全，又把武装民兵组成四个连：城区一个连，老子山一个连，高庙区一个连，穆店、冈村、土只头桥三个区合编一个连。城区一个连由民兵中队长满维金和指导员黄焰强率领。他们的任务是打前站，找住地，借粮草，遇到有河阻隔的时候负责找船。这些民兵中有许多人会用船，找不到船夫就自己动手开船。另外三个连由我们带队的掌握，在后面掩护。并且把区、乡、村干部和土改积极分子以及女同志，按区编组，指定负责人带队。

前面有一个连，后面有三个连，其余人员跟随在中间走，真是大队人马。从管镇出发，向淮宝地区前进，沿途又收拢了很多撤退人员。几千人的行动，吃饭就是大问题：幸好我随身带了一个县委组织部的戳子，就用这个印章打条子，向地方借粮。每到一地，各村各家派饭，然后按人数给老百姓公粮。但是吃菜没有办法，因为手中无钱。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我们发现跟随撤退的有个盱眙银行会计，他随身带有一百万元华中币。这一下问题解决了。我们把华中币要过来，打个收条给会计。把钱交给老子山区工会理事长韩先荣（后来在索塘事件中英勇牺牲）和城区工会理事长（丰登桥人，裁缝，名字记不清了）两人负责保管，发钱管帐指定专人负责。后来到淮宝结算，只用了六万多元，其余交给了专署银行。

这么多人，步行都跟不上队，过河就困难了。船难找，有船也也很少，有时过一道河要用一天一夜时间。空中经常有敌人飞机侦察，地面又要防止敌人过淮河。

从管镇到达半城，住下休息一天。这时城区区委副书记高杰和派出所副所长於放，认为我们有一百万华中币，提出要求分钱，第人带上几万，以防跑散。我和陶国强同志以及其他赎坚决不干，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到淮宝高良涧后，他们两人离开集体，不辞而别了。

除在半城或因过河等船得到休息之外，几乎是昼夜不停地走。自盱眙撤退，经管镇、临淮头、半城、龙圩子、顺河集，大约绕行五百华里，于八月中旬到达淮宝地区的高良涧，这是洪泽县政府所在地，大家总结这一段经过是：步行七天，吃八顿饭，过六道河。

组织河防队  参加独立旅

我们到达高良涧之后，找到了淮南路东地委桂蓬同志和盱眙县委薛本汉同志。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收容撤退人员和解决吃饭问题。

我们刚停下来，未等好好休息一下，任务就来了。为了战争需要，上级决定：以我们带的四个连为基础，将民兵干部、村干部和土改积极分子充实进去，组成河防大队，下设四个中队。全大队跟随淮南独立旅，一是准备打回淮南，二是阻击敌人过三河。同时，经县委决定、地委批准，由陶国强同志任大队长，我任教导员，并成立了总支委员会。部队即开赴高良涧以南的周桥地区，与淮南独立旅住在一起，守卫河防。

不久，由于形势的变化，部队要继续北撤，因此河防大队，要求人员全部参加独立旅。旅政委李士炎同志亲自找我们大队干部说明情况，交待任务。接着召开了排以上干部会议，李政委亲自作动员，阐述当时形势和壮大主力的重要性。并说：“只有你们盱眙来了几百人（民兵和干部）参加部队，我们很欢迎，杀猪会餐”。开会以后，排以上干部留在旅部，由地委人武部部长王新城同志和我们一起组织讨论，打通思想，提高认识。采用先干部后战士的办法，干部会以后，又分别以中队为单位，对全体人员进行了动员。虽然大多数同志表现是好的，愿意参军打回老家去，但是也有少数人思想不通，不愿意当兵，而要求淮南打游击。由于思想工作遇到了困难，当时又想不出好办法，我就到淮南区党委和军区驻地，打到了淮南区党委书记、军区政委肖望东同志汇报情况，请他指示。他当时指出：参军是肯定的，但是要做好思想工作，首先把骨干和积极分子工作做好。他说：“你要知道，不能用过去的老眼光看积极分子，要找愿意参军的积极分子，先做好他们的工作，要他们起带头作用。过去土改、减租减息的积极分子，有的可能参军时就变为落后分子了。”这虽是简单的几句话，却把我的思想打开好。照肖政委的指示去做，结果很有成效。虽然也出了一些问题，如有个中队全体带枪就走，不听指挥，但是，当即被我和部队制止了，后来他们也顺利地参加部队了。

我们一共四个中队，大约有三百五十人，分别参加到独立旅三、四、五团去：由高庙区副区长林崇同志带领二个中队参加了三团，由城区民兵中队长满维金同志和城区副区长高阁同志各带一个中队参加了四团，上老子山区原民兵教导员张谐同志带一个中队参加了五团（因中队领导干部当时变化很大，这里以最后带队去参军的为准）。在这次参军中，以张谐、满维金、黄焰强等同志最为积极，他们不仅自己要求参军，而且带动了全部队。黄焰强等同志还被调到地委人武部王新城同志身边，专做部队思想工作。大队长陶国强同志，虽然对干部群众不熟悉，但他非常负责，和我们大家一起，共同努力，完成了参军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