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周恩来总理指示传统优秀项目要恢复，两个小球(乒乓球、羽毛球)不能丢。就这样，1972年在北京正式组建了“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支国家羽毛球队，庾耀东幸运地成为了当时男队的“八骠骑”之一。他们在北京西郊偏僻的红山口训练基地开始了几乎是与世隔绝的刻苦训练。

　　奥地利心理学家A·阿德勒曾经说过：“心理功能发展中的最大因素是兴趣。”从体校到省队，从省队到国家队，庾耀东对羽毛球运动的热爱已经在潜移默化中深深地扎下了根，而正是有这种欲罢不能的不懈追求作为基础，技艺才可能腾空上升。如果把庾耀东的运动生涯比作一枚刺破青云的火箭，那么“文化大革命”期间侯加昌对他的指导和训练可以说是第一级推动器，进入国家队后，汤仙虎则又点燃了推动他前进的第二级推动器。

　　汤仙虎的后场扣杀，无论是落点、力量、速度都是超乎寻常，令对手防不胜防。为了使庾耀东更快掌握和领会要领，他手把手地一拍一拍地教。直到今天，庾耀东回忆起这些，仍十分动情。庾耀东是进攻型的打法，以“大力重磅扣杀”而著称，不能不说其中颇得汤仙虎后场技术、网上技术的真传。

　　1973年，亚洲运动会联合会通过决议，恢复我国的合法席位。1974年，第七届德黑兰亚运会便成了我国自“文化大革命”以来首次参加的大型比赛，也是国家羽毛球队第一次参加亚运会。在羽毛球男团决赛中，我国遇上了当时的世界冠军、劲敌印尼队。自1963 年7 月印尼队首次访华以来，中国已与印尼进行了多次交锋，但在大型比赛中相遇，这还是首次。

　　男子团体决赛，庾耀东与侯加昌列在第三号位置，他们的对手是名将梁春生与洪跃龙。比赛开始，不但印尼选手未曾料到，也出乎我队预料，庾耀东与侯加昌密切配合，一路顺风，先拔头筹。易地再战，双方争夺更加激烈，最后打到14平。梁、洪二将毕竟国际比赛经验丰富，关键时刻险过头关。但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原因，庾耀东当天扁桃腺发炎，高烧达39.5℃，一个病人在场上能打出这样的水平可以说是超极限的。最后虽然庾、侯二勇士以1比2 负于对方，但也把对手的体力彻底拖挎了，后来当中国队与印尼队总盘数战成2比2时，中国队三十五岁的老将方凯祥一举击败了年仅二十四岁的梁春生，不能不说这里也有庾耀东、侯加昌的功劳。“同归于尽”——庾耀东的“风筝性格”在球场成了他的精神支柱。

　　1976年金秋，第四届亚洲羽毛球锦标赛在印度风景优美的南方城市海德拉巴摆开战场。

　　当时，印尼新秀林水镜已日趋成熟、在技术上已压倒七获全英羽毛球锦标赛男子单打宝座殊荣的梁海量。庾耀东随同中国羽毛球队第一次参战亚洲锦标赛，雄心勃勃的庾耀东当时的目标是打入四强，与林水镜决一雌雄。然而，在争夺进入前八名的比赛中，庾耀东就中箭落马了，而且这支箭实在太冷了，这仅仅是一名印尼的三流选手，至今庾耀东仍不知道他的名字。0比2的惨败，使庾耀东陷入了沉思。

　　回国后，在领导、教练、队友的帮助下，庾耀东作了深刻的反省。海德拉巴之败除了思想上轻敌麻痹、心理上适应和应变能力差之外，在技术上也有需用“针药”之患处。首先，对进攻的含义理解片面，造成打法单一;第二，网前技术不够细腻;第三，防守能力较差，久攻不下，易产生急躁情绪。带着这些缺憾，他投入了1976年的冬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