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回忆录）中日桥梁

中国著名油画家林達川長女）

序

文章内容；

（一）在日本

出身

 懵懂的少女时期

天真烂漫------天真作为少年

将死在日本的中国劳工骨灰盒送到横滨的寺庙中 （还未写,等待收集资料）             

学生运动（还未写,等待收集资料） 

中日戦争的每天（日常）----冷尝尽

１９４５年横浜空襲

不能维持生計。没能够走出困境-------生活拮据·

（二）在中国

于１９５３年回国

在学校读初中、高中

[三）１０年的农村插队落户生活体验

(四）从事翻译工作

（五）退休后的生活）

（六）中日民間交往和平天使，在民間为中日和平交往出微薄之力

告读者

漫步在（中国）浙江杭州的一条大道上，看见人行道上面白色墙壁上刷的标语：多份平安多份情

创建平安为人民；

保持稳定，促进发展  平安乃建设源泉！

使我这个在幼年时代饱受战争创伤，面临过2次死亡的人，深刻地感觉得到这些标语口号是很有意义的，从心底里认为这些标语口号很好，也给我带来了不少感慨，自问我这份微小的力量能够对和平起到贡献吗？因此我想把这个经历写出来，其次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自认为我的生活和日本这个国家有很大的关系，在日本长到13岁后回中国，从1977年起从事日语翻译，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做到2013年退休，退休后仍有一些日资企业聘我做翻译，或是笔译或是口译，尽管我已78岁的高龄了，仍在发挥余热。还和日本友人及从事日语翻译工作的绪多朋友们仍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不放松日语方面的学习。我想自己一辈子是和日本这个国家有缘分的人。

有道是一寸光阴一寸金，岁月无情，一去不复返，所以决定赶紧写这篇文章，希望读者们能够喜欢。

在日本 

      我的父亲林达川，1912年8月4号出生于广东省新会县独联乡，原名林北滔，祖父：林家英，祖母：薛行道。林达川为独子，祖父林家英于1906年去加拿大谋生，1910年回国成家，后长期旅居国外。我的父亲于1932年9月，从上海榙乘日本“长崎丸”客轮出国，在日本学习和生活的费用靠他父亲从加拿大侨汇。                      母亲陳笑兰，原名陳宝霞出生在日本，我的外公是广东人，旅居日本，在横滨开了家杂货店，我母亲当时在东京艺术大学声乐系学习声乐，由于我父亲当时是个贫穷的学生，加上年龄比我的母亲大数岁，当时外祖父反对这门婚姻，于是在1937年他们私奔旅居香港，靠开小型照相馆维持生活。我出生于1938年，关于我的出生地虽然在履历表上填写出生地为日本，其实我的出生地是香港，还听我的母亲经常对我说，是由英国护士接生，这个医院也不讲究产妇不能吃什么，能吃什么，所以生下我后三天就吃冰淇淋了。 

1939年在岳母劝说与资助下我父亲回日本继续学业。

对于小時候的各种回忆，我当时居住在横滨山下町的中华街，离我祖母的家佷近，父母把我送到幼儿班，那是和日本当地孩子一起的幼儿班，那時我还不太会讲日本话，对于日本人讲的今天，明天，昨天，以及前天，后天，大后天的意思不太弄得清楚，所以曾经被班里的日本小孩看不起。那時日本生活穷苦，但是对于大罐头里面的麦芽糖至今还記得清楚，有時和附近的日本小孩一起享用，有个时期和邻居一

个小孩讲好在1个可爱的石膏洋娃娃玩具里面两个人一起存钱，等到满了以后剖开来两人各分一半，可后来洋娃娃被邻居小孩整个拿走了，我的一半钱她也拿走了。稍微长大一些，就读于日本横滨中华学校，因为这所学校里也有中国籍的老师给学生上中文课，因此普通话是会讲的，我从小喜欢运动，经常到操场看同学们打篮球，可能我当时靠的太近，被突然飞来的球打伤了腿，缝了好几针，修养了1个礼拜左右才能够上学。不知是否经过了这场伤痛，还是接下来发生了一件事情，我的兴趣转变了，在读小学2~3年级上音乐课的時候，老师教我们唱的歌是《吃肉不如吃豆腐》，那天老师指名叫我站起来唱这首歌，当时我唱的佷投入，高个子音乐老师用手抚摸着我的头向全班同学说她唱的很好!老师的表扬我感觉到比吃了蜜糖还甜，使我更加喜欢唱歌了，那个時候我外婆家里有架风琴，我三姨拜了声乐老师开始学习唱歌，我很羡慕她，我父母知道了我的心思，就给我挑选了家住横滨一座山顶上面的男高音的老师，但是现在回忆起来感到这个老师非常可爱。因为每次教的都是同样的歌《舒伯特摇篮曲》。总是以微笑的表情传达优美的旋律，每次都给我喝同样的用奶粉冲泡的奶，奶的味道很好喝，我觉得是一种佷好的享受，之后我的姨不学唱歌了。改学钢琴了，而我在学习唱歌的同时还学习弹钢琴，虽然学习钢琴的时间不够长，但是那钢琴发出的美妙琴声非常吸引我，使我有终身难忘的念头，以至我暗暗发誓，这辈子一定要成为钢琴家，绝对不放弃！现在想我对于音乐还是情有独钟，无论回国上高中，还是参加了工作，在初中，高中时代上音乐课，老师都是给我打满分，学校的钢琴钥匙都归我保管，在高中时代参加了西湖合唱团，40多岁時还参加了致公党合唱队。

記得幼年時候我父亲拿出白纸，让我和妹妹在白纸上面画一面国旗，我的妹妹画的比我好，那時就看出我的妹妹有绘画的天赋，而我没有。我的父亲在一所学校当美术教老师，1939年通过岳父朋友温炳材（华侨总会常务理事）介绍在横滨华侨总会供职。我是长女，有两个弟弟，3个妹妹，光靠我父亲的收入生活，不算富裕，我外婆佷喜欢我的姐弟，也佷照顾我的姐弟，几乎每个月都给我母亲钱化，还经常带着我的兄弟姐妹去百货大楼给我们姐弟每个人购置里里外外的衣服及鞋袜。

学习之余我经常去海边散步，站在海边遥望远处的客轮，一路上自由自在的放声唱“海滨之歌”边唱边边追逐各种五彩缤纷的蜻蜓。或边唱边用手中的毛竹干把路边的树叶子拍打下来。估计从此在人生的道路上，养成了我天真无邪，任性的性格。在我的童年时代经常听大人说日本的孩子有三怕，一怕父亲，二怕火灾，三怕地震，一说起地震的事情大家如谈虎变色。

在我居住的附近人家中有時传来悲惨的歌声，我就坐在那份人家的石阶上面倾听那凄凉的歌声，望过去还看见好多人一边拿筷子敲打着碗筷，一边唱着凄凉的歌，原来这份人家有人要去参军，被派往中国打战，这一走还能不能活着回来也不知道，也许从此和家人生离死别了

吧。凡遇上这样的事，我都会倾听那凄凉的歌声，以至吃饭的時候母亲总是找不到我,为我担心。有時听大人议论说日本飞行员独自己撞击中国飞机而死，那時天空呈现一股长条黑烟，那个飞行员就那么死了。这样的话听了以后如谈虎色变，毛骨悚然的感觉了，但是这以后不久爆发了横滨空袭，記得那天一家人不得安睡，从半夜起不断传来可怕的有关空袭警报的消息，居民的安排是每家的男人派出去守候治安。因此我母亲不得不带着5个孩子逃难，当燃烧弹落下時觉得天崩地裂，火炎冲天，一股焦气味扑鼻而来。更可怕的是当时逃生，我们和父亲失散了，母亲没有能力管住5个孩子，因此我和我的大妹妹按照母亲的叮宁跟着二姨和三姨逃生，她们带着我们逃进一个防空洞里面，一直往洞的深处行走，当将近行走到洞的一半深处時，我二姨拉着我的手说这个地方不安全，或许就要落炸弹了，我们赶快出洞口吧，果然，不久听说这个防空洞被轟炸了。事后还跑去看了。从洞口出来后，空气里面的弥漫着焦土味，在难民营里领到了压缩饼干和水等食品，我还闹着要回家，哪里还有家，在这次横滨空袭中丧失生命的人也为数不少，后来和我们失散的父亲也找到了，他也是有惊无险，据说他乘坐的船只当时和另外一艘并行，旁边那艘船只被炸，眼看要烧到他乘坐的那艘船上了，父亲用小刀将连起来的船只绳子割断后才得于逃生的。这次横滨空袭中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这一家都能够逃过这一劫，真可谓是劫后余生了。只是我外祖父在日本经营的，揽于生存的杂货店在这次的横滨空袭中被夷为平地，外祖父受到刺激病倒了，不久于人世，从此我们的生活更加艰辛。因横滨空袭，全家曾在中华墓地老人家借居。借居的中华墓地处在偏远的郊区，也经常发生空袭警报，我最小的妹妹就在这个時候出生在这个地方。那晚还发生了空袭，所以我最小的妹妹可以说是出生在战争年代。有一天我和妹妹与父亲去乡镇上买大米，回来的路上遭遇了空袭，当时行人都逃进了防空洞，可是我们来不及逃，天空上有架飞机紧跟着我们，并且开始用机关枪扫射，好在父亲眼力好，自行车一会儿骑得快，一会儿骑得慢，躲过了这一劫。我们险些第二次失去生命。

不久我们一家搬回了横滨市区，

居住在横滨元地5-195番地。是上下两层楼的房屋，生活依旧平穷，

記得有次外婆来我家時遇到父亲在专心画画，她很生气，作为6个

子女的父亲，家里就要揭不开锅了，还那么休闲自在，抓起父亲的画

从窗门将画往外扔了出去。急得父亲当时”冲口大喊“雌老虎！

在战争期间，为了生活，不得已将十多幅心爱的油画作品卖给了南京街中华菜馆万珍楼的老板， 十多幅中还包括《 窗前景致》，该画参加前日本第五回美术展会，并荣获该展览“特选奖”。

（于2015年林达川的子女已将这幅画从日本索回。）

50年代，战后的日本百业萧条，父亲与多数艺术家一样面临生计问题，为维持多子女家庭的生计，曾协助母亲经营过化妆品饮食店等生意，但依然难于走出困境，此時正值新中国成立初期，祖国召唤海外同胞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1953年秋，父亲毅然决定举家归国。

父亲一生的艺术探索历程是曲折而漫长的。1932年，已经20岁的父亲只身从上海乘“长崎丸轮”赴日本留学，历時20余年，在日本凭证借着自己的天赋与勤奋，以职业画家的身份跻身日本画坛，继而加入了美术家联盟，成为日本每届全国美展的特邀画家，并获得多项奖励和殊荣。

由于时代的局限，艺术院校只有一个标准和一个体系，他的画风没有多少人能够理解，艺术成就也未能得到重视。他曾被安排过短暂的教学和在方干民。胡善余，林达川工作室工作，后来一直未被安排过教学。直至晚年。他在学院的30多年里一直处于孤立甚至被遗忘的状态。在这种逆境下，父亲没有改变自己独立的艺术概念。反而更加醉心自己的艺术天地，默默无闻地画着自己想画的画，从中得到乐趣。同时，做为一个画家，他也因此赢得了充裕的时间和精力从事绘画创作，无形中摆脱了世俗名利对艺术家的干扰，使他可以心探索油画艺术的精髓和西方艺术与中国绘画传统的结合。

( 二）在中国                                                                 

我们全家八口人于１９５３年回国，同年我父亲执教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现中国美术学院），享受教授高薪待遇。母亲也被分配了工作，负责大型百货公司橱柜的美工布置工作，收入稳定。一家人被安置在南山路39号一座老式洋房居住。父亲不再需要为家庭生计，孩子学费以及写生费用操心，开始专心艺术创作。我们姐弟开始到杭四中读书，给我们姐弟印象最深的是陈宝贝老师，他对教学佷热爱，对我们姐弟百般呵护，当时我们家正好住在他家的对面，我们姐弟学业跟不上，他甚至在星期天也会给我们补课。在杭四中学习期间，我也照旧喜欢音乐，音乐教室的钢琴钥匙都归我保管，上音乐课老师都是给我打满分，在学校大礼堂表演【黄河大合唱节目】，其中的【黄河颂】由我领唱，自我感觉很好。我对音乐的爱好简直达到了疯狂的程度，人说世上没有比父母亲对子女的爱更深。虽然我没有说什么，可是我的父母亲猜到了我的这个心思，此時恰逢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来杭州春游，父母就通过了熟人约他们到美术学院的大礼堂，那儿有架钢琴，我和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们见了一面，我去和他们见面時已经事先作好了思想准备，那就是我有自知之明，我觉得在日本学钢琴的时间太短，而且还听说上海人从小就培养他们的孩子学习钢琴，我绝对不是他们的对手，我只有在唱歌方面发挥自己，搏一搏了，我一直沉浸于自己的歌声之中，我当时每天认真的炼习2首歌，一首是“白毛女插曲北凤吹”另外一首是“桂花开放幸福来”到了和学生们见面，果然他们感兴趣的是我的歌声，还说我的唱腔及容貌和他们学校的某某人极其相似、他们走后还给我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过来。为此我简直一天都不能等待了，尽管我那時初中还没有毕业，但是当时美术学院秘書科的秘書长沈礼惶先生给我以美术学院的名誉向上海音乐学院写了一封推荐信，拿到了这封推荐信，我激动的不得了，简直认为自己真是个天才少女。了不得！问题又来了，我们兄弟姐妹多，家庭也不怎么富裕，上海路途遥远，需要一笔盘钱，虽然我没有出过远门，但不得于父母终于下决心让我一人赶赴上海参加考试。

但是在这个广阔的世界中，有佷多事情是我没有事先意料的，首先发现了来考场的人都不一般，我特别看中其中的一个人，她不但长的容貌美丽，歌声也甜蜜动人，我还未进考场就服输了，果然连初试都被淘汰了，不过好在沈礼惶先生的一位朋友徐立作曲家随即带我到一间音乐教室里面，让我跟着唱键盘上的各种音发声，然后写了亲笔信给沈礼惶先生，大致内容是说我佷有音乐天赋，今后要好好培养之类的话，还买了不少的糖果，饼干送我上了上海到杭州的火车。

回到杭州以后我继续在原来的学校上学，，成长以后每当想起这件事，认为自己有这样的经历也佷不错，好比过了一把隐。父母丝毫没有责怪我的意思，这也许是我的性格，认准的事情我就会去做。初中毕业后考入杭女中念高中，开学那一天母亲陪我去学校的，现在每当想起那一天的情景，都感到刻骨铭心，去学校的一路上大概母亲累了，我们把行李暂时放在传达室小歇一会儿，“母亲语重心长的和我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不能这么贪琓了，要努力学习，記住妈妈的话。高中课程的学习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新的挑战，我学习文课很顺利，可是在学习数理化方面就比较欠缺，吃力了，但是我很用功，不知为什么，不久在班上我被同学批评只专不红，我也不知道大家为什么这样批评我，也许我在学习上的刻苦性超过了其他同学吧，不过我没有太在乎，只是奋发图强，更加用功，期间每周回家一次，经过了几天的紧张学习之后，我喜欢一个人沿着西湖畔六公园往家行走，但是也害怕碰见父亲，因为他就在六公园对面的市侨联上班，碰到过，由于父母亲已经给我买好了坐公交车的月票，他们不想让我浪费无谓的时间。有一次被父亲撞见，说以后绝对不允许这样，因为浪费宝贝的时间，要我多珍惜时间。回到家有阿姨烧饭，洗衣，过的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父母亲只是要求我好好读书，读书的年代对于我的压力很大，有時太用功，脑子处于麻木状态，心想也许父母亲不这么严格地要求我，我反而读得进。苦读3年终于高中毕业，尽管上次没有考进上海音乐学院，但我还不死心，第二次赴考场，再次失败，当时已是心灰意冷，，一人躲到房间里，苦思冥想今后的出路究竟怎么办？

看了“毛泽东选集”后我下了决心到农村插队落户去！下这个决定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国家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第二个原因是“毛泽东选集：里面提到要想成为文艺工作者就要到农村或工厂去锻炼，当时我想农村是露天作业，应该比工厂辛苦，我就选择了到农村，我向学校报名后，班主任把我和母亲找去，对我和母亲说，你还是到工厂去锻炼吧，因为当时的我佷瘦弱，那時一般人对我的印象是风吹就会倒的人，虽然老师很认真在说服我和母亲，可是我抱着无动于衷的态度，因为一旦拿主意，谁也不能说服我。

1964年我在父亲和妹妹的陪伴下，从杭州南星桥第一轮船码头乘坐轮船到滩头下船，这里便是我插队落户的目的地了。组织上把我安插到桐庐洋州公社，当我了解到了这个大队的条件好，首先是交通方便下了船便是，工分值也比别的生产大队高，我听说了这个情况就立刻打报告要求把我调到公社最落后的一个小队。我终于被安插到了岩桥大队第五小队。去那里从滩头走还需要走5里地才到，经过的路几乎都是墓地，很是荒凉，尽管这样我没有后悔，因为要我认定要迅速成长，只有自己吃苦。

我们到了队上時，正遇到干旱，农民在水车上车水，我也和他们一起车起了水。有一次我在车水，正好遇上記者过来采访，有位記者对我说，你可以去给贫下中农的子女上课，我一点都不考虑就回答说，我还是和贫下中农一起干活吧，因为我老远地离开父母。就是到这儿来和贫下中农一起劳动，并且向他们学习的。报社記者表杨我思想好，还让我给报社投稿，后来我写了一篇短小的稿子寄到报社，还刊登了出来。白天干活，晚上生产队里开大会，开始觉得很新鲜，后来逐渐地习惯了这种生活了。因为我廋弱，地里的活干的效率佷低，争到的工分值也佷有限，再加上岩桥大队第五小队的工分值在桐庐洋州公社最低，这样我就面临着生活不能自立的局面，不过从学校一起去插队落户的校友们佷照顾我，他们对我说不要担心，只要我们有饭吃，你也有的吃。我被其他同伴安排作饭（连我在内一共八个人的饭菜由我做），另外负责种自留地和养猪。并且还选我当上了大队广播员。

既然是生活，总不是那么一帆风顺，期间发生了两件事情，一件是我在饲养的猪生病死了，我佷难过，卧床不起，那时期生活艰苦，连病猪他们也烧来吃，当我的同伴将煮好的猪肉端给我時，我已经忍不住哭了。在农村大约过了两年，我患上了肝炎病，回杭州修养了半年，生产大队的人对我佷照顾体贴，尤其是队长一家，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虽然在农村生活比较艰苦，但毕竟是生活在和平的环境里面，可谁曾想腥风血雨的日子在等待我们，1968年中国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那時在我眼里看起来一切乱了套，首先得知我父亲被美院审查，并且已经被关进了牛棚，家中的院子被红卫兵挖掘，因为他们怀疑父亲从日本回国，可能是个特务，家中凡是从日本带回祖国的書籍，照片之类的资料都被烧毁，据说为了对林达川作彻底的调查，派人去广东我父亲的故乡，化费了一万元（当时的一万元很值钱） 

 更有甚者有一天我们大队里来了不速之客“反革命分子陈宝贝”据说每个小队都分配到由红卫兵从杭州押送来的反革命分子。他就是那位我前面提到过的，我们刚回国時，给我们姐弟印象最深的陈宝贝老师，他对教学佷热爱，对我们姐弟百般呵护，当时还利用他的业余時间给我们补课，还有杭四中的团支部书记等人也分配到了我们岩桥大队第五小队，当地农民对他们佷凶残，据说他们是反革命。还有就是我们岩桥大队第五小队的知青中有一个同学特别用功，因为她想到北京去考大学，其实我想青年人要求进步，要求上进是好事，但是说她不好的大字报贴出来了，说她只专不红，现在不是认真读书的时期。有的人擅自脱离自己的工作岗位，跑去北京告状。当时我被评为大队广播事业先进分子，派到桐庐镇去开会。在会上领到了大队广播事业先进分子奖。

1968年对于国家，我家及我个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工人阶级吃香的年代里父亲为我物色 了一个生活伴侣，于是我的婚事便很快的定了下来，他是建筑公司的一位普通工人，婚后育有一子一女，我们平静的生活到如今。

  1971年由杭州江干区委分配我到新丰文具店工作 ，由于在商店里我的文化程度算高的，所以店里重点培养我当出纳 ，我不久熟悉了这份工作，生活也还算过的平稳。  次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我在北京的舅舅来杭州看望我们一家，舅舅当时是北京二外的教授，日语教师，曾经给周恩来总理当过翻译，听说当时周恩来总理亲切的叫他小鬼，还享受国家津贴，他对我父母亲说我的日语发音好，可以带我到北京，到广播电台播音，有培养前途，可是父亲说北京地方风沙大，生活艰苦，不合适，再者我已在杭州成家，没有什么自己的自由。

这个期间杭四中领导也曾经派人来对我说学校打算开日语课，邀我前去教日语，虽然我也佷想去教日语，曾经到外文書店购买了不少日语書籍，但是以前没有学过语法，对自己教课没有把握，所以没有去成。

 我依旧在江干区新丰文具店上班，自1972年恢复了中日邦交以来已经有日本游客来杭州旅游了，其中有的游客把拍到的杭州人照片寄信给他们,文具店附近的居民收到日本游客的来信看不懂，因为写的是日文，有的拿给我看，就读给他们听了，我能够看懂日文信的事在这一带传开了，就这样我在新丰文具店干了几年，大约在1975年或者1976年左右吧，按照国家调整工资的政策，店里给我作调整加了一级工资，可是当我知道了有位职工年龄比我大，进店工作比我早，我就建议自动退出，让给她了，这件事情由文具店领导向上级部门作了汇报，后来上级部门知道了我母亲也和我一样属于工商系统，我是陈笑兰的女儿，领导就亲自来到了文具店给我加了一级工资，据说是工商系统里恰巧多了一个名额给我的。

不久，有一天，店里来了两位老头购买文化用品，一般店里的营业员对顾客都是佷热情的，她们介绍我是从日本回来，日语讲的佷好，这两位老头就经常到店里和我用日语聊天，并且鼓励我今后从事日语方面的工作，我当时对他们说，不可能吧，国家每年培养这么多的日语专业人才，还能够轮得到我？我又没有学历。后来他们果真成为我的恩师，他们的身份分别是照片的左边为余征之，上海大银行高级职员，在杭州广播电台教日语，照片的右边为陈言善，杭七中夜大日语老师。有一天我在店里上班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确认了我的姓名后通知我说明天这个这个時候浙江省丝绸公司派人来接我，并且叮宁我说穿着要整齐。据说当时访问浙江省丝绸公司的日本商人有的用大阪方言讲的话，对于国内学习出来的翻译不是很适应，当时的公司总经理托人找从日本回国的华侨，于是找到了我、第二天接我的人把我送到了浙江省丝绸公司。

这对于我来说好像是另外的一个世界，我踏进了葵巷的一座大厦，記得有八层楼，上到了最高层走出电梯，找到了要找的人，原来那次的任务只是接待一位日本商人，领导只派了一位英语翻译跟着我，我就面对着那位日本商人和业务人员翻译了，内容是在和服的腰带上面刺绣，还好，因为只要懂得一些单纯词语，花，茎，各种颜色的叫法，颜色逐渐变浓或者逐渐变淡，所以我翻译的比较顺利，事后那位英语翻译问那位日本商人了解我的翻译情况怎样時他对我评价很好，那位英语翻译就如实向领导反映了我的情况。于是我比较顺利的从新丰文具店调到了浙江省丝绸公司，从此走上了从事日语专职翻译的生涯。但是有一个特殊情况使我不能直接调入浙江省丝绸公司工作，因为我原先的单位新丰文具店是集体所有制编制，需要等待浙江省丝绸公司有名额時我才可以转正，所以在我离开浙江省丝绸公司之前每个月的工资，都是要到浙江省丝绸公司所属的集体所有制工厂去领取。

回顾我走上日语翻译这个职业生涯，还是比较艰辛和坎坷的。

在电影，电视和电视剧上反映遇到的困难重重都是用三进三出这个说法来表示，不但我过的日语翻译这个职业生涯也好。还是我这个家族的命运也好，还是我在生活方面也好，所遇到的困难都可以用三进三出这个说法来表示。刚才也提到了需要等待浙江省丝绸公司有名额才可以转正，所以在我离开浙江省丝绸公司之前每个月的工资都是要到浙江省丝绸公司所属的工厂去领取。而且由于我的日语是在日本这个国家生活了多年学到的，并不像其他的翻译那样他们的日语水平可以用学历来衡量

 我父亲在1954年撰写《为了和平，为了孩子》一文于“六一”儿童节前夕在《杭州日报告》发表。 

   荣誉证书;

 上山下乡知识分子先进奖

洗衣机厂 五好职工奖

“松下爱妻号杯”日语演讲比赛中荣获特别等奖                                                                                

荣获报效桑梓奖  

荣获：照片形式

致公党30周年纪念奖杯

松下培训证書

宫园电子有限公司颁发的优秀翻译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