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期的陈修良陈修良1907年出生于宁波市呼童街一个旧式商业资本家家庭。1922年进宁波女子师范读书。她擅长古文和书法，因学习优秀任班长。

　　“五卅”运动后，陈修良提议成立女师学生自治会，被选为会长兼宁波学生联合会代表，积极领导学生运动，她还发表了《救时刍议》，被学校作为“赤色分子”开除。

　　1925年10月，她考入浙江省立女子中学继续学习至中学毕业。她回忆道：“杭女中特别令我高兴的是，我可以在课外自由地阅读党和团的刊物——《向导》、《中国青年》等，这些精神粮食引导我走上革命的道路。”

　　陈修良在大革命的高潮中，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广东省共青团宣传部委员兼团省委机关报《少年先锋》编辑。由团中央书记任弼时同志推荐，她担任共产党早期妇女运动领导人向警予的秘书，由向警予介绍转为正式党员。1927年11月至1930年7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长期在上海等地从事地下工作。1932年11月，陈修良与共产党员沙文汉结为伉俪。1937年11月，中共江苏省委正式成立，沙文汉为省委委员，陈修良为妇委书记。1942年5月至11月，陈修良受陈毅的委派，创办中共华中分局机关报《新华报》，任总编辑。后又在华中党校任党总支副书记。

　　1945年10月，抗战胜利后，中共华中分局调集了一批久经考验、有白区工作经验的干部，从事恢复和开辟党在华中各城市的工作。陈修良被任命为南京工作部长，次年4月受命带领一批干部前往南京，与那里的革命力量汇合，共同组建中共南京市委，陈修良任市委书记，开展秘密工作。39岁的陈修良与时任华中分局城工部部长的丈夫沙文汉悲壮作别，隐姓埋名离开淮安潜入南京。

　　作为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南京，一直处于高度白色恐怖之中，自1922年在这里开始建党后，市委组织已遭过8次重大破坏。陈修良领导的这届市委采取了高度统一与分工负责相结合的活动形式，将党的上下级组织、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严格分开，在一些重点部门还建立了多个平行组织，以确保工作的连续。陈修良还要求党员干部做到“三勤”(勤业、勤学、勤交友)和“三化”(职业化、社会化、群众化)。这种斗争策略不仅有利于党员在群众中隐蔽，也有利于在党组织周围组织起多层次的群众社团，发现、培养积极分子，还有利于党组织及时了解群众需求，适时推动群众运动。

　　1947年初，因内战进一步扩大，国统区内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经济危机加剧，国民党征兵征粮、加捐加税，造成民怨沸腾、民变蜂起，争生存、反内战的呼声一日高一日，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党组织逐步将爱国民主运动推向高潮。根据中共上海分局的指示，陈修良领导南京市委毅然承担率先发动斗争的重任，在进步力量和民盟等民主党派支持下，于5月上旬陆续在国立中央大学、私立金陵大学等，以争取公费待遇为由发动罢课、请愿，直至串联沪、苏、杭地区16所专科以上学校代表参加。5月20日国民参政会四届三次大会开幕当日，在南京爆发了5,000多名学生参加的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反饥饿、反内战的口号响彻石头城。

　　陈修良与市委分管学生工作的委员亲自到街头观看，密切关注斗争情况。当学生游行遭到国民党血腥镇压，酿成震惊中外的血案后，为贯彻上海分局迅速改变斗争策略，避免无谓牺牲的指示，陈修良又紧急派人火速到中央大学等学校引导学生及时转换斗争方式，实行灵活的“休止罢课”，将原“六·二”上街游行示威改为校内集会，使国民党准备再次对学生施行镇压的阴谋没有得逞。这场由南京发起的学生运动的风暴迅速席卷全国，引发了全社会各阶层人民的斗争，形成了被毛泽东高度评价的继军事战线之后，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的“第二条战线”。

　　南京既为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居于政治、军事、经济决策中心位置，就必然成为我党开展情报工作的重点地区和目标。陈修良在南京除负责市委全面工作外，亲自分管情报和策反工作。经她精心谋划和运作，以党员为主体的南京市委情报系统，组织十分精干，人员最多时约40人左右，在各关键要害部门，都安插有耳目。在陈修良的直接领导下，中共南京市委先后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对渡江战役、解放战争的胜利以及人民政权的巩固作出了重大贡献。为配合人民解放军的攻势，陈修良领导的市委还先后策动国民党空军b—24重型轰炸机起义、国民党海军“重庆号”巡洋舰起义、国民党军97师即首都警卫部队起义、江宁要塞起义，南京大校场机场塔台、431电台起义等。这些起义、倒戈事件由于发生在临近解放的前夕，因而具有特殊的军事、政治意义。对于南京地下市委的情报、策反工作，周恩来、刘伯承、李克农等领导人曾给予高度评价。

　　1948年冬，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陈修良领导的南京市委与敌人的斗争也到了重要关头。她根据中央和上海局的指示，将工作重点转到反对搬迁、反对破坏，稳定民心、迎接解放方面。各级党组织利用各机关、厂矿、学校等单位的“应变”组织，开展保护工厂、学校、机关、城市的斗争，组织力量调查、清点物资，登记造册，为解放后接管城市做准备。1949年4月22日，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决定弃守南京，并下令撤离时炸毁港口、火车站、机场、重要仓库等设施。由中共南京市委领导群众组织的各种“纠察队”、“巡逻队”、“自卫队”立即行动起来，与党组织策动起义的约2000名警察和工委系统组织起来的几千名义务警察，联合维护社会治安，保卫城市公共设施。南京解放时，除下关车站、司法部部分被烧外，其余均保存完好。全城水、电、电讯、轮船、火车、公共交通等均未停止供应和运行。当年领兵攻占南京的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八兵团司令员陈士榘曾说，南京实际上是“和平”解放的，地下党起了里应外合的作用，是有别于北平和平解放和天津武力攻占的另一种模式。

　　南京解放后，陈修良任南京市委组织部长、市委常委、妇委书记。1950年8月，陈修良任上海市委基层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1955年2月，调杭州工作，任浙江省委宣传部代理部长。

　　在任期间，因在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资本家改造的问题、党政分工等问题上有不同意见，及因在浙江省第二次党代会上代表宣传分团发言，对当时省委的思想作风提出意见等所谓的“反党罪状”，于1957年被打成“极右派”，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陈修良后来在回忆录中称“1956年，刘晓任驻苏大使，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秘密报告”寄给了中央，还附上了自己写的一份报告，认为斯大林搞肃反扩大化，强迫实行农业集体化，搞个人迷信是完全错误的，赫鲁晓夫揭露这些问题是正确的。我同意刘晓的看法。在讨论苏联问题时，我发表了类似的看法。不料在“反右”时这却成了“反苏”言论，成了把我打成“极右派”分子的罪名之一。)

　　时任浙江省省长的丈夫沙文汉也被划为“右派”。她以超人的毅力克服了无数的困难，身处逆境而从不消极，坚持积极学习与思考，终于在晚年党的十一届三中会后迎来了春天。

　　1977年12月，陈修良被宣布摘去“右派”帽子，先后被安排为浙江省、上海市的政协委员。1979年获彻底平反，任上海市政协常委。1982年已故的沙文汉也获彻底平反。1983年1月，她调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顾问、研究员。后又被聘为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党史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顾问……1988年，陈修良离休。在耄耋之年笔耕不辍，她抱病写下一百多万字关于党史的重要文章，为曾遭到不公正待遇的同志平反做了许多工作。

　　1998年10月6日，正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和黄菊、曾庆红、徐匡迪等领导人专程来到华东医院陈修良的病榻前，亲切看望这位新中国建立前在南京党组织任职时间最长的领导人、市委惟一的女书记，与她就当年党在南京的地下斗争情况亲切交谈。

　　陈修良倾吐衷言：“地下工作是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它对于完整地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有重要意义。我年事已高，希望有人帮助我把真实的历史留下来，供后人研究。”总书记对此十分重视，可惜的是，这项工作还未及展开，她就于1998年11月6日凌晨溘然长逝，享年91岁。

　　在陈修良同志告别仪式上，江泽民和黄菊、曾庆红、徐匡迪等党中央、上海市委的领导人赠送了花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