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三个多月，父亲去世就满十年了。他死于癌症，从发现病情到离开，只有几个月。

2003年初夏，非典肆虐，武汉封城。我在报馆里，不得脱身。突然接到二哥的电话：老头子走了。“走了”是什么意思，你晓得吧？电话里，能清晰地听到母亲撕心裂肺的哭声。我，懂了。

回家的长途车上，一路的哭。赶回家里，从后门进屋，他躺在门板上，脸上盖着一匝黄色的纸钱。脚上，穿着崭新的布鞋。我跪在堂屋里的泥地上，不停的哭。有人来劝，我依旧自顾地哭。揭开他脸上的纸钱，蜡黄的脸已没有我熟悉的表情。

这是我无法弥补的遗憾。父亲弥留的最后时日，未能陪伴，甚至最后一面都没有见上。那以后，真切感受到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悲切与无奈。这么多年来，无论自己遭遇了什么，每年的春节我都坚持回乡过。父亲不在了，母亲仍倚门而待。

这十年，对父亲的思念从未间断过。父亲其实是个篾匠艺人，擅长用竹子和竹篾制作各种家常用具，最拿手的是做竹床。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父亲是远近闻名的师傅，授徒二十余人，自家子侄基本都曾师从与他。不过，在最潦倒落寞的时候，他的徒弟们并没有以“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礼数待他。

因有一些手艺，父亲成为那个年代为数不多脱离了土地的男性劳力，家里当时也过得不错。今年春节，哥哥们回忆，幼时常常偷父亲的钱。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大哥曾私藏过一大口袋5分的硬币。

依稀记得，1985年左右，尚未上小学的我也曾偷过一回父亲挂在床头的包。包里都是十元一扎的人民币，我只拿了一张。次日，大哥带着我在村里的小卖部买了一些花生分着吃了。被父亲发现后，大哥挨了打，我幸免。

在那个频繁停电的年代，家里还有几个值得骄傲的大电瓶，一停电家里就自己发电。停电的日子里，若是无雨的傍晚，附近吃过晚饭的本村或外村人就等在我家门前的空地上，等着发电看电视。

父亲后来经商，随后败落。我那时还小，对其中详情并不太清。最近一次听二哥回忆，是被合伙人骗了。合伙人，是关系亲近的人。

父亲由此消沉，四十多岁回乡务农兼做点小手艺。在城里结拜的几个兄弟，逐渐不再来往。我印象中，父亲自此对人情冷漠极为敏感，常常借酒消愁。有一年春节大门前的对联是父亲亲手写的：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人寻。虽不工整，也未必是原创，但父亲当时的处境可见一斑。父亲去世，他那几个多年无往来的结拜兄弟去送过花圈，对他算是一个告慰。

父亲，中年务农，并不擅长种地，但常有超前的念头。比如大棚种菜，在老家算是较早的。村里，更是第一人。

中学时代假期里，常陪父亲卖菜。天不亮就起床，用两个货篮装好前一天采摘好的辣椒、茄子或西红柿，挂在自行车后座两侧，骑行约20公里到集市上摆地摊卖。他，与我各守一头，一人一杆秤，他卖我也卖。夏夜里，还经常在瓜地里和他一起守夜。

最艰难的日子里，村里不少人劝他，不要让我们兄弟几个上学，应该都出去打工赚钱。他很坚持：你们让你们的儿子出去打工赚钱，我让我的儿子读书。再过十年，你们等着看。

不知道父亲当时何以有那样的信心，坚信读书才有出路。初三，我依旧是一个沉默的孩子，学习成绩也不好。中考前，父亲跟我说，干脆复读一年，今年就不参加中考了。

在父亲的安排下，中考那天我没去考试，骑自行车到学校转了一圈，学校里空荡荡，情绪低落、沮丧。暑假里开始补课，我成为复读生。家里，依旧一贫如洗，有时候甚至不得不去邻居家借米。买菜油，都是用酒瓶子一斤一买。

复读，改变了我的人生，勉强考上了重点中学。我，成了褚朝新。此后，又勉强考上了大学。

消沉的父亲爱酒，常买醉，醉后则大发脾气，家里要么冷冷清清要么鸡犬不宁。我性格孤僻以及后来对家庭与婚姻的恐惧，应与这段幼年的经历有关。

即便烂醉，父亲也从未说过让我辍学的话。有一天早上，我早起准备去学校，手上却分文没有。父亲和母亲还没起床，我站在床头要生活费，父亲让母亲给我，母亲不给，两人争执了几句，母亲掏出5元钱扔在地上。我捡起钱，一路哭到了学校。

母亲或许忘记了这一幕，我此后也从未跟她提过。当时恨过她，上高中后慢慢不再恨了，更多理解她的辛酸与无奈。当时，一家人都不容易。

中学时代在家的夜晚，都是在饭桌上陪父亲度过的。他喝酒，可以慢慢喝三四个小时。他一边喝酒一边教育我诸多做人的道理。

父亲对我很宽容。复读前，我成绩一直不好，他虽然急切盼着家里出个人撑门户，但并没有苛责过我。

1995年初，二哥给我的一辆新自行车在学校被偷。当时家里，困难到极致，极度自责而不愿回家。物理课上，物理课刘老师注意到我情绪低落，课间特意询问。知情后，他写了封信鼓励我并给了我10元钱。他不久后离开了那所中学，再无音讯。周末，父亲骑自行车到学校接我。路上，他安慰我，“算了，丢了就丢了。”

高中毕业前填报志愿，父亲建议我要么读法律要么读新闻。父亲当时说：在中国，想要能自保和保护家里人，只有三条路，当官、学法、当记者。这，就是一个农民对中国现实的朴素认知。

在他的建议下，我填报的所有志愿专业全部是新闻和法律。我对仕途没有兴趣，到报馆工作前也曾在某省直机关呆过几个月，那种朝九晚五处处看人脸色的生活，不适合我。父亲当时其实有点失望，我明白，他其实心里暗暗希望家里有个人出去做官。

我考上大学，算是给了父亲一些安慰。1998年的暑假，我从高中班主任杨润发老师手里拿到了湖北大学的通知书。杨老师劝我复读考更好的学校，我则以家里贫困需要尽早工作为由婉拒。

揣着通知书，我骑着自行车一路狂奔，从县城往家里赶。父亲，等在村后那条至今泥泞不堪的道路上。

走近，父亲只盯着我，却不说话。我故意说：没考好。父亲忙说：不要紧不要紧。我瞬间后悔，不该跟他开这样的玩笑，赶紧笑着说：没考好，但上个本科没问题。那时，村里还没有几个本科生。父亲，随即笑了。

去湖北大学报道那天，父亲用一根扁担挑着我的被褥和二哥二嫂一起送到武汉。村后的土路上，挑着行李的父亲走在最前面。大学期间，我给中国青年报写过批评老家基层政府暴力征收公粮税费的文章。看了我带回家的报纸，他很高兴，喝着酒鼓励我“以后当记者了就该写这样的文章”。

父亲去世后，我一度觉得自己失去了精神支柱。他爱酒，文化程度不高，但影响了我的人生。做记者十年，无论遇到什么事情，最先想起的人往往都是他。对这个社会、对这个国家，得意少失意多，无论得失都想跟他聊聊。我知道，他会懂。

父亲在世时，酒后常与母亲打闹。没有了父亲，母亲一个人落寞而孤单。她常说：那个老东西活着的时候，老说他不好，他死了，才觉得他活着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