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前，我第一次跟他通电话，问他：愿意到西安爱人杂志社工作吗？

        那时他在北京，有些犹豫，是：是哪一本杂志？

        我说：是要新创刊的一本《爱人》增刊，我是主编。

        他立刻说：好，我去。

        第一次见面，是2003年五一小长假，正闹“非典”，他和另一名新编辑由佳分头从北京和重庆赶来西安报到。杂志社两位社长和我一起给他们接风。石泓说：受宠若惊。

        吃饭期间，我一直在观察他们俩，放心了。作为编辑，石泓年纪略大了点，那年三十岁。但他的谈吐，举止，着装，礼仪，都很配称他的年龄；而由佳则很小，大四未毕业，一派天真，灵气外露。我知道这会是两个好编辑。因为当时的邻居排斥北京来客，我把他俩接到家里来住，大家热火朝天地讨论新刊，对未来充满希望。

           五一收假，《爱人》增刊编辑部创立，当时的六位新编辑是子闺、石泓、由佳、蓝鱼、王琳、坏蓝眼睛。还有爱人的老员工，美编任震。 八个人齐心协力，在两个月内拿出第一期样刊，老板为大家庆功。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我把样刊带回编辑部时，大家雀跃欢呼的声音和场景。

           那年底，员工表彰大会，石泓得了先进个人。我看到他拿着奖状，看了一眼，合上，又看一眼。我想，他大概在想马上就要回家过年了，可以给父母一个交代了。他当时的那个表情和眼神，我还记得清清楚楚，并且一直坚信我没有猜错他的心思。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转眼七年，老编辑纷纷离开西安，各自成家立业，编辑部几易其刊，《爱人增刊》《爱人时尚》《爱人文摘》《爱人品位》《爱人月末》……而陪我坚守至今的，只剩下子闺和任震。

           其间，石泓离开《爱人》去报社做了主任，再后来又由我推荐到北京一家杂志做主编，再后来一度消声匿迹，再后来就去了腾讯。而由佳和坏蓝眼睛也都先后到了北京。

            有一年我去北京出差，石泓听说了，特地召集了老编辑为我接风。而他每次回西安，我也会请他吃顿饭。几年中，见面次数屈指可数。

             但是上月底我去腾讯做节目，却只是半个月前的事，每一句话每个细节都还如在眼前。我清楚地记得我在台上接受采访时，他坐在演播室里不时地做鼓掌的动作替我打气；下了节目，我送他一本我的新书《西岭雪探秘红楼梦》，他有些艳羡地翻着，说一看这本书，就好像回到西安你逼我们熟读红楼的日子了；中午我们几个人一起吃饭，他给腾讯的同事说起我在西安教他们煮咖啡吃西餐的事，又回忆起许多相处的小细节；那天吃过饭，直到我上了车，还看到他们几个人站在路边的身影——哪里能想到，那就是最后一面？

            如果说有预感的话，就是那次见面，我无端地感到心酸。甚至临别时还轻轻抱了抱石泓，嘱咐他要好好的。上了车，我还对我的出版编辑薛扬说，不知为什么，这次见到他，觉得很难过。而这是前两天见坏蓝和小桥时完全不同的感觉。

              前天早晨，5月10日刚上班，子闺突然跟我说：石泓不行了。我还一时反应不过来，说：什么事？子闺说：脑干出血，送到医院急救，说大概不行了。

              只觉身上一阵冰冷，完全不能接受。我急着给腾讯的朋友打电话证实。然而过了一会儿，已经收到石泓在北京的朋友的电话，确定了这个噩耗，并问我要不要去北京见他最后一面？

                 我怯懦了。从小经历过太多生离死别的我，长大后越来越抗拒生死轮回之地。我写了那么多人鬼情故事，却从不敢涉足阴气重的地方，连婆家亲戚有白事也都不肯参加。一边我觉得自己应该去一趟北京，另一边我又害怕，不知道去了能做什么。

                 于是，我给由佳和坏蓝分别打了电话，希望她们结伴去看石泓。然而坏蓝刚好回了山东，由佳吓了一跳，说马上就去。事隔七年，当年的大学生如今已是孩子妈妈，我又担心她应付不来，于是打电话给也是爱人前编辑的小桥，让她代我去一趟医院，见机行事，问问石泓母亲有什么可以帮忙的。

               然后，这一下午电话就没有停过，由佳的，小桥的，腾讯的，作者的，石泓的朋友的，每隔十几分钟就说一个近况，但事实上是什么进展也没有。只是说医生一会儿说看能不能撑过两三天，一会说能不能撑过这个星期……我听了有些侥幸，想大概还有转机吧。他那样年轻，又活得那样努力，应该是个生命意志顽强的人……

               然而晚上七点钟，腾讯的主持人小万很难过地打电话来说：医院下病危通知了。又隔十分钟，再次打来，说：石泓已经去了，场面完全失控，他的妈妈和姐姐都快哭昏了……

               我瘫软地坐下来，眼泪再也止不住了。还是不能够接受，那样活生生的一个人，怎么能说走就走了？在我认识的人中，他是最力求上进的几个之一，半个月前见面时还好好的……

                 这两天，很多认识和不认识的人给我打电话，写邮件，不停地问：你看咱们怎么做？旧同事打来电话就一直哭，问：雪姐，怎么办？作者也发短信说：你有什么决定，算我一份；甚至素昧平生的石泓的朋友也在网上查了我的邮箱写信来，说：他在西安的房产该怎么办呢？你能不能帮帮忙？又有读者问：坏蓝眼睛已经出了博客了，雪老大不说些什么吗？

                 我很难过，但我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帮到些什么。毕竟他已经离开西安多年，而我也不在北京，有心无力，什么忙也帮不上。我只能代表我自己，和子闺在第一时间寄去帛金，又拜托腾讯的朋友如有仪式随时通知我，我好托朋友送去花圈，并且承诺石泓的朋友，可以把我电话给他父母，他在西安的所有事，只要需要我帮忙的一定尽力……但我真的不能代表任何人做任何决定，更不方便呼吁什么。甚至两天来，我不知道能说些什么，也什么都不想说，只在微博上草草地写下了心情，却一直没有心情写博。

                到了昨晚，不知为什么心情比前天更悲伤，与石泓相处的许多小细节不住往脑子里涌，哭了一场后终于镇定了些，决定无论如何，今天早晨要把这篇日志完成，也许，这就是我惟一能为他做的事，说一千一万遍：石泓走好，如果真有天堂，希望你在那里会安逸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