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上山下乡始末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插队落户，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青年的主题，是特殊年代为青年提供的一条特殊道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到七十年代末结束，前后25年，经历了兴起、高潮、发展、结束的过程。

（一）

1953年我国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走上了计划经济的道路，包括城镇青年就业、找工作也必须等待国家统一分配，个人就业就成了国家计划经济的一部分。由于当时经济发展缓慢，生产力低下，城市劳动力过剩,个人就业受到一定的局限。1955年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伟大号召，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应邀前去苏联访问，参观了苏联团中央组织的青年在西伯利亚垦荒建设的青年农庄，回国后，就向毛泽东主席做了汇报，并指示团中央“先办点，后推广”。团中央决定在北京、上海、武汉三个城市先后动员组织青年志愿垦荒队，分赴黑龙江北大荒、江西共青城等地。同时在广大的农村，正在轰轰烈烈地建立合作社，却缺乏保管会计、出纳等有知识的人才，为此，毛主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里也写道“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青年人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在此号召鼓励下，五十年代中期，北京、上海、天津等许多大城市的知识青年纷纷报名上山下乡，涌现出不少知识青年学习的榜样，如邢燕子、候隽、董加耕等，开创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干革命的先例。此后，每逢经济遭遇大的停滞，国家就业压力严重增大时，上山下乡工作就摆到重要位置。六十年代初，国家经过“三年经济困难”之后的1962年到1966年，在政府的动员之下，全国近200万名城镇青年，我县近180名城镇青年报名到农村插队落户。这样做完全可以说是我们党解决青年就业问题的一次大试验。

（二）

“文化大革命”初期，1968年至1970年。由于“文革”初期的混乱，学校停课，工厂停工，经济萧条，而大量的连续几届的大学生、高中生、初中毕业生及社会青年，滞留在城市，就业形势空前严峻。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按语转引了毛泽东主席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的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全国青年纷纷响应，从红卫兵、革命派的大串连，转向了上山下乡的新高潮。截至1970年底，全国近400万青年插队、插场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干革命。这一阶段，我县共有526名知青插队。可以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改变了这一代人的命运。本该是在安静的校园里读书的时候，被要求去社会“经风雨、见世面”、去“破四旧、立四新”，进而为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前途奔走呼叫，为“防修反修”争当闯将，正当激情、狂热和辉煌还没完全从他们身上消退时，又被要求到广阔天地里战天斗地炼红心，在披星戴月的劳动中受教育。他们的整个青春岁月就这样在政治斗争的狂风暴雨和边乡僻野的农田销蚀殆尽。

（三）

“文化大革命”后期，1973年至1980年。以毛泽东主席给李庆霖同志的亲笔复信，提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工作要“统筹解决”，中央发布了30号文件为标志，全国第一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召开，为新一轮上山下乡工作纳入正规化轨道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全国各地坚决照办，认真执行，先后制定了本地《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初步规划和若干问题的试行办法》使认识进一步升华，认为“这是一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反修防修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是全党全国人民的一件新生事物。”经过五年连续大规模的动员工作，城镇青年按照政策要求应插队的全部插队，在五十年代出生高峰出生的青年，一般每个家庭中有兄妹几个一起插队。然后，经过两年贫下中农再教育表现好，经贫下中农推荐可上学、参军、招工。中央专门开会讨论“为了安置大批知识青年下乡，每年要拨出大批的经费，有时年度计划高达数亿元，这一时期全国有1700万知青插队，我县五年插队总数达800名，财政拨款安置费40万元。有20个行政村，建立知青集体插队点，113个村有分散知青插队。知青插队点就像一座大学校，知青们在那里学习、劳动、生活、接受教育、茁壮成长。

（四）

随着“四人帮”的粉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天到来，国家形势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知青工作也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实事求是地加以改进。1978年12月中央召开了全国第二次知识青年工作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知青的去留问题，会议提出：“对于城镇中学毕业生的分配，实行四个面向：进学校、上山下乡、支援边疆，城镇安排，有安置条件的城市，也可以不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摘引1978年12月《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1979年知识青年安排工作进入高峰，全面落实知识青年政策，全部妥善安排工作，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知青已参加工作的可以让子女顶替回原城市落户。截至1980年3月，我县近400名在乡知青全部得到妥善安排工作，新时期知青工作正在开创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创办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多渠道开辟就业门路的新局面。

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工作已载入史册，如何评价其功过，全国第二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记要》中写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成绩是主要的。”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存在的问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来是一个就业问题，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当成政治运动去搞，指导思想偏了，工作上有严重失误，造成一些劳民伤财，人民不满的地方，也损坏了上山下乡的声誉。”（摘引《知青大事记》）

从具体情况来说，也不能不看到，城里学生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受环境的影响，插队不久早已失去了初来农村时的热情，不少人二年后不安心农村劳动出工不出力，更有甚者，自暴自弃失去希望和目标，更为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当时下乡知青都已经到了婚嫁年龄，由于工作没有着落，身在农村，多数人不敢结婚，这就造成了城市的家长和农村的知青在两个方面上的人心浮动。中央十分重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就开始调查、思考、解决此事。依然决然地做出决定，调整城镇青年就业的政策，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牵扯百万家庭的稳定，千万青年的成长，中国向四个现代化迈进的大问题。与此同时，历时25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尘埃落定。

    在结束知青生活之后，知青们面临着就业求学，成家立业这一人生最辛苦的阶段。虽然放下镰刀，拿起书本，放下镢头手握机器，有些不太适应，但温饱问题解决了，生活毕竟安逸多了。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使每一位知青焕发出更大的青春活力，奋斗拼搏，孜孜不倦地追求：不少人起早贪黑背课本，自学成才竟风流；不少人苦学苦练学技术，各条战线争先进；不少人积蓄资金办企业，自强不息当老板。成功的背后有太多的艰辛，既有过五关斩六将的时运豪迈，也有“走麦城”时失败的教训。三十多年过去了，国家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在这翻浪巨变中有的人机遇好发展快，有的人机遇差发展慢，甚至有的早早离开心爱的工作岗位，成了首当其冲的下岗工人，不得不自谋职业，从事普通的熟练劳动，成为这个社会金字塔的底座，不得不为自己的基本生存权利、工作权利四处奔波。但回想起知青的岁月，那是何等的精神面貌。眼前的困难算得了什么！“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在他们心中有着一座自己竖起的无形，但永不磨灭的精神丰碑。 

对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段不寻常的历史，因每个人所处的家庭背景不同，社会环境不同，下乡时间不同，担任的角色不同，所以每个人的理解角度不同，对社会认识不同，对这一“新生事物”的看法也就大大不同。不论你有多少不同，不论你是甜似苦，在翻阅档案、整理资料、调查走访、修改文章会时时发现知青们那颗滚烫的心和深情的呼唤。很多知青的事迹让我们感动，很多知青的磨难让我们心痛，很多知青的热情让我们心潮澎湃，几乎每篇回忆录都是含着眼泪在修改。通过把业已逝去的历史得已重现，把曾经体验过的痛苦与欢欣得已强化。用感情之线去连接那记忆碎片，这些曾经的伤痛就变成了诗意和温馨。

（五）

重点收录了有关平定知青各方面的内容，所反映的先进事迹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是所有插队知青点和所有插队知青们生产、生活、成长、锻炼的一个写照和缩影。同时，在编辑过程中也收录到不少反映上世纪青年先锋的事件，如：回乡青年、支边、支教、援藏青年、大学生面向工厂等内容，以此彰显。可以说在特殊的年代，为共和国的创业每一个人都有“一支深情的歌，一支难忘的歌，一支充满蹉跎岁月的歌。”

一切的过去都孕育着现在，一切的现在都意味着将来。写史付梓以明志，流传后世共勉励。如今，时代已进入21世纪，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中央反复强调必须高度重视农村、农业、农民问题，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要形成统筹城乡发展的完善体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相结合的的新思路，锋芒直指建国以来，一直形成的城乡发展的二元结构。过去，我们无法知晓，中国的农民为中国城市发展，工业资本的原始积累做出的牺牲究竟有多大，但是，可以这样说，共和国的工业化大厦，是中国农民的血肉之躯筑成的，中国城市建设最辉煌的乐章，也是用中国农民的心血和汗水谱就的。知青与农村有着天然的血脉关系，农民与知青有着养育之恩，唤起我们的良知，献出我们的爱心，尽我们的微薄之力为农村服务，为农民兄弟服务，是知青义不容辞的责任，是知青永恒的话题。

最近，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要树立“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切中时弊，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八荣八耻”的内容体现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具有深刻的时代适应性。回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品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生轨迹，对于提倡和树立社会主义的荣辱观很有必要。

理性地、科学地认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经历在我们生命中的历史地位与价值，对于我们认识自己、教育子女、传承后代都很有意义。当我们步履蹒跚地面对历史冷峻的追询或子女的诘问时，我们不会双肩一耸，难言以对；当我们孤独寂寞时，想想插队的兄弟姐妹和那里的父老乡亲心中就兴奋；当我们困惑时，翻翻这段历史灵魂深处又会激荡起生命的活力和战胜困难的勇气；当我们烦恼时，回忆一下这段历史可使我们找到温馨和抚慰；当我们得意幸福时也会使我们知道今天的来自不易。

在明天的日子里，你也许还会有烦恼、痛苦、失落和不尽人意，但有了这段赤诚的经历，用平静的心态来迎接这复杂的环境和改革的年代，面对现实，把握机会，共和国不会忘记我们，历史不会忘记我们、广阔天地不会忘记我们；当年的知青，将永远演奏一曲激昂奋进的歌。

（一）、踊跃报名表决心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青年人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毛泽东主席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倡导，六十年代中期我县正式启动，作为新中国建设史上的新生事物，自然会受到各级政府、各届人士的大力支持。城镇青年首当其中，特别关注，他们来不及闹清这一切将对自己的人生有多大的影响，对自己的前途命运怎样安排，但革命歌曲早已深入人心，“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那里需要就到那里去，那里艰苦那安家。”当时有不少青年已参加了工作，有的在城关镇举办的综合厂、棉织厂工作，有的干了多年临时工，都报名插队，支持农业第一线，更让人感动的是，有三家主动要求成户插队，到农村去本身就是过苦日子，他们举家迁徙得需要多大的勇气才能下了决心，他们的举动着实令后人折服，成为平定知青史上浓抹重彩的一笔。

随着史无前例“文化大革命”的开展，老三届们也蹉跎了对任何人来说都仅有一次的青春年华，不得不在派性动乱结束后，投入到上山下乡高潮中。他们以毛泽东主席的教导为最高指示，以金训华、蔡立坚知青人物为榜样，振臂高呼“一切革命者，一切革命青年，都应该经风雨、见世面；革命者不可能在温室里成长，要在大风大浪里去锻炼自己”的口号，脱下学生装，穿起粗布衣，拿起锄镰刀，无尚光荣地加入到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中。我县从平定中学的校园到居民委员会的院落，广泛发动，层层报名，1970年4月共有526名知青插队，创年内人数最多纪录。

随着整顿的步伐，1973年新一轮知青工作有序进行，自上而下按政策办事。初、高中生毕业后，只有走上山下乡这条必由之路，才可能有进城就业，升学参军的机会，下乡渡金的曲线运动成了那个年代的时尚，因此下乡报名工作非常勇跃。1973年9月为发动阶段，报名人数就达到95%以上，很多干部主动送子女插队。如县领导李计春、高连冬、曹黑小、杨贵丑让子女带头报名，服从分配不搞任何特殊化。县商业局局长郭汝贞送三个儿子到石门口乡插队。1974年4月平定中学应届城镇三十四名高中毕业生，组织了“金训华战斗队”，主动向县委、团县委请战，到最艰苦的地方插队。1976年平定中学应届城镇毕业生向团县委表决心，主动要求到农村插队、为建设大寨县而做贡献。青年郭瑞河家有老祖母没人照顾，张克平父亲是革命残废军人，家庭有实际困难，都积极料理了家务，带头报名。1977年田纪学、王进明、崔青春、王启发、按政策可以留城，但积极要求下乡插队，交了留城证。青年们在不同时期积极报名，勇跃参加，有力地推动了我县上山下乡工作的开展。

附：插队知青的决心书

决心书

亲爱的县委、团县委：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我们是有志气有抱负的革命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是革命的希望。彻底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消灭三大差别，实现共产主义这一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事业，是历史赋予我们年青一代的伟大使命。我们愿做高山岩石之松，不做留恋屋檐的春燕；我们要用自己辛勤的双手来重新安排祖国的山山水水，决不在平平静静的日子里虚度自己的一生。

有人认为：“农村比城市艰苦，土里土气，没有前途。”我们认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艰苦怕什么！困难何所惧？！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

有人说：“上山下乡光荣一时，吃苦一辈，高中二年的书白念了。”我们认为，我们的知识是党给的，是毛主席给的，是人民给的，难道我们把知识作为私有财产，向党和人民讨价还价吗？农村需要我们，我们需要农村。知识青年壮志凌云，满怀豪情，坚定不移地走上山下乡的金光大道，毫不犹豫，决不倒退。

亲爱的县委、团县委，在这临近毕业的前夕，我们坚决向党表示决心：革命青年志五洲，壮志未酬誓不休，广阔天地炼红心，乐在农村写春秋。我们知识青年坚决做上山下乡的促进派，把火红的青春献给社会主义的新农村！

致以革命的敬礼！

平定中学（应届毕业生）共青团员：

成建国          翟义彪          丁凤梅          王继英

唐友谊          王  平          张晓亮          张惠明

王卫平          白秀明          刘  勇          卢建军

任志成          张  毅          苏志晓          杜冠英

王建平          郭军生          董占平          赵和平

郭  瑄          李少龙          李春亨          高丽丽

杨  蕊          王桂云          王宪英          杨建华

王丽平          李新华          杨春娜          穆秀英

李兰平          卢爱平

1974年2月23日

给平定县委的信

敬爱的中共平定县委：

我们是平定中学应届高中毕业生。我们是在“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伟大革命运动中毕业的，是在我国国民经济第五个五年计划的第一个春天毕业的。看吧，“到处莺歌燕舞”，“风雷动”，“旌旗奋”的生机勃勃的景象，令人欢欣鼓舞，也深感形势喜人，形势逼人。当前是我们毕业的时刻，也是我们即将奔赴农业第一线这所大学的时刻、投入三大革命实践的时刻、是党和人民需要我们的时刻、也是我们为祖国、为人民贡献的时刻，党和人民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到农村去，就是我们的决心。为此，我们十七名市民同学在这里隆重向党表示，坚决走毛主席指引的上山下乡的道路，报名到农村去插队落户、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用我们的实际行动为普及大寨县，为实现农业机械化，为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贡献我们毕生的力量！

我们早已做好了一切准备，到农村去同贫下中农一块战天斗地，只要党委一声令下我们马上行动，立即出发！

插队以后，我们决心同旧的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像敬爱的周总理那样把毕生精力献给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像金训华、邢燕子、蔡立坚那样树立扎根思想，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用汗水洗刷自己的资产阶段思想，刻苦改造世界观。做一颗红色的种子，撒在广阔天地的沃土上，让它扎根、开花、结果，做一个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新农民。

我们决不辜负党和毛主席对我们的期望，革命的红旗，我们接过来，革命的重担，我们挑起来。我们胸怀鲲鹏之志，决心以“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英雄气概迎接新的战斗，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为使我国在本世纪内走在世界的前头，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贡献我们火红的青春！

此致革命的敬礼！

平定中学应届高中毕业市民生：

李跃华、   田纪平、   李翠华、     张淑英、

程  远、   李宝善、   赵瑞华、     孟小平、

梁冬萍、   杨冬娜、   王金生、     郑瑞贤、

刘建刚、   王连廷、   李巨珍、     高玉文、

李新坚。

（二）、红旗招展大迎送

上山下乡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新生事物，它的推动靠政府的力量，涉及到千家万户，牵动着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为此，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欢迎、欢送工作，革委会副主任、知青组组长王建平多次带队检查安置点的准备工作，采取会内会外，登门串户，个别访问等形式，查找问题，宣传群众，使党的政策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县知青办具体操作一切工作就绪后，开展了隆重的欢送、欢迎仪式，这一天无论对主角的知青，还是搭台的安置村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日子，一切都在轰轰烈烈的气氛中进行。上午九点钟，县剧院上空红旗飘展，门口锣鼓喧天，欢送欢迎的人群川流不停。正式开会后，依次县领导讲话、动员单位领导讲话、家长代表、知青代表、安置村代表一一讲话，纷纷表态要做好知青工作。如1975年知青代表晋慧兰讲“此刻，我只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就是要到最艰苦的地方扎根成长，像雄鹰展翔在广阔天地，像青松在风雨中钢劲挺拔，像红梅傲霜激然怒放，誓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大会结束后，知青们胸戴大红花，扛起自己简单的被包，登上解放牌大卡车，一辆接着一辆缓缓地从县城开出，前往目的地。1970年知青更有一番别致，欢送仪式完毕后，他们在县城游行，高呼“听从党的召唤，到农村插队落户”的口号，雄赳赳地奔赴农村第一线。即使远离县城的知青也同样进行着仪式，如娘子关、岩会两个公社都举办了驻军子女、铁路职工子女上山下乡学习班，赠送了瓷缸和草帽。这一仪式看似形式却非常必要。让知青感到党的温暖，上山下乡光荣，而决不像我们现在人想象的是去接受劳动改造的心态。

欢送一别，欢迎就该登场。二十几个安置村对知青的到来都感到非常新鲜，像迎接毛泽东主席的客人一样迎接知青。早早地把房子、伙房、劳动工具准备齐全。汽车一到村，干部群众就拥了上来，这个拿行礼，那个拿脸盆，互相握手，好不热闹，村里的小学生敲着不达谱的锣鼓，墙上贴满红绿的标语。简单的仪式完毕后，就是农村特有的待客方式，开锅拉面管饱吃。那喜庆场面使人热泪盈眶，一下子就好像回家的感觉，如石门口公社，知道桥头村要去知青，一路上队队挂红旗，村村有欢迎队伍，小口头村、桥头村、东郊村都把窑洞重新翻新，抹了水泥地，搁了单人床，铺上新垫子，安排了生活用具，连洗脸洗脚盆都准备齐全。上马郡头村给知青修了两层小楼，搁了单人床，抹了水泥箱，其它十几个村也一样都为知青日后的生产、生活准备了必备的生活用具和劳动工具，确实反映了农村同志欢迎的心声。

（三）、身体力行闯难关 

风华正茂的知青，捧着一颗赤诚滚烫的心，开始了锈地球的生涯，眼前却面临着“三关”的挑战——生活关、劳动关、思想关。

生活关：刚下去，大队还没有来得及修好集体宿舍，一般都是三三两两居住在老百姓家，有的吃派饭，有的吃集体食堂，很不方便。第一年吃国家供应粮，每月三十六斤，青年人正在长身体，不少男知青吃不饱，还得到地头干活，精神不振，不少北边的村缺水少菜，几十个人吃水仅靠一两口旱井维持，吃水贵如油，女青年爱干净，不得不十个人一盆洗脸水，或早晨的洗脸水澄一下晚上再洗，衣服一个月也不洗一次。这些不习惯在城里从没遇过，所以就形成想家的念头，第一次回家是个难题，来时是汽车送来的，回去，还得走十几里的路才能坐上公共汽车。一进家门父母亲见到，脸也晒黑了，人也变粗糙了，不由的鼻子一酸，眼泪像断了线的珠直往下掉。

劳动关：虽然刚到农村时，每个大队都要照顾知青干一些较轻的活，熟悉一下，但必定要干活。有的刚去正赶上春耕大忙，担粪、撒粪、打坷垃算是轻活。用肩挑粪，担起来歪歪扭扭不会走，更不用说大部分地区是出门就爬坡的山地，走不了几步就想歇一下，肩膀直发疼，一天下来，腰酸腿疼，肩膀被压的一条条红肿。女青年打坷垃，握着镢头跟着牲口，边走边打，半天没下来手上就磨起了泡，再磨到镢柄上钻心的疼，第二天仍然干同样的活，咬牙瞪眼继续干。有的，刚去赶上秋收大忙，顾不得熟悉生活，一杆子插到生产小队，紧锣密鼓抢收秋，收完豆子、收谷子、最后收玉茭，遇到大风雪霜更是虎口夺粮，天不亮起床，一天两担饭，吃了饭赶紧干活，晚上天黑才收工，路上还不能空手，每人挑一担毛粮，知青们紧走慢赶走在最后。所以第一个星期，第一个月是最难煎熬的，大家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坚强地挺了过来，但也有吃不消的，躺到不干的，思想起波动的时候。

思想关：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本身就是一场脱胎换骨的思想革命。不少人刚到时抱着“下乡吃亏论”、“劳动改造”等认识，大队党支部书记特别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第一堂课就是领着知青转山头，讲述本村的革命斗争史，民族阶段苦；吃的第一顿饭就是忆苦思甜饭；学的第一本书就是毛泽东著作中的《青年运动方向》，体贴入微地关心每个青年，发现谁有思想问题，心情不愉快，就和谁主动谈心，打消思想顾虑，如庙堰村党支部书记王玉田，长年同知青住在一个院子里，早晨叫起床，晚上叫熄灯，谁不听话就直接做工作，像管自己的孩子一样管理知青，知青个个把他当作严父惧怕。

插队后，生活是苦了点，生产是累了点，但有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互相学习，互相竞赛，克服“三关”，勇往直前。

（四）、春种秋收苦磨练

特殊的年代造就了特殊的经历，上山下乡运动伴随着农业学大寨运动的一浪高过一浪，夏练三伏，冬练三九，是每个知青识得农民味的必经之路。

秋后，粮食还没有完全入场，农田基本建设的宏伟工程就开始了，每个大队都立足于打大仗、硬仗，一般知青插队点都是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加上知青们的特殊身份，被编为战斗队、突击队，最先打响第一炮，成为最抢眼的新闻，如：上马郡头村在1973年秋后，大队党支部决定在南山沟，两山一沟最窄处修一座小型水库，把插队青年和回乡青年，八十余人组成了青年突击队进入主战场。入冬前进行一系列的挖河槽、清理浮土、平整地基等工作，入冬时进入垒坝、垫坝的关键时期，为了赶进度必须一天两班倒三担饭，晚上十一个小时，白天十三个小时，有的还吃、住在工地。知青不怕苦、不怕累利用劳动之余发挥宣传队的作用，在广播喇叭里表扬好人好事，批评消极情绪，写黑板报刊登工程进度和各队完成任务情况，极大地鼓舞了青年们的士气，知青们在火热的生产劳动中也得到了锻炼，有的当了推土机手，有的做战地医生。经过数九寒天四个月的劳动，终于在春暖花开时完成了310万立方米水库工程，干部群众高兴的起名为——朝阳水库。

王家庄村的知青在劈山改河造平原的工程中，为改善生产条件，在大队领导的支持下，按照火药配方，大胆试制土法火药，保证了全村所有工地的火药用量，为大队节约开支3000多元。

宁艾村在大队提出“大战水磨滩，垫地两百亩，展开了对手赛，沙滩变良田”的口号下，由团支部组织几十名知青成立了青年突击队开始了拉土垫地工作，原则是多拉快跑，一人顶两个，在寒冬腊月里，个个干的汗流脊背，废寝忘食，筋疲力尽，在贫下中农眼里是好样的。

东峪村从1970年知青去就开始了劈山改河工程，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为村里造下了沟沟岔岔大寨田，至今人们还忘不了，现在耕种的土地多是知青时代垫的土地。

上盘石村知青曾经奋战修起的栏洪大坝，至今仍巍然屹立在村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可以说，在那特殊年代，知青们与贫下中农一起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村村都创造出了辉煌业绩，当时造的粮田，修的河坝，建的新农村，将永远惠及子孙后代。

从春到秋，节令不饶人，有规律劳动。春天大忙季节，耕地刨地整地，担粪沤粪撒粪，套牲口下种，挎肥捏籽抓磷铵，样样学得来。平定历来十年九旱，担水点种捉活苗，十里担水一亩田，从山下担水到山上点种是常有的事，一个春天下来，个个练就一副铁肩膀。待玉米谷子出苗后用锄头间玉米、间谷子活不累，但必须蹲着干，时间一长腿就发麻，只好爬着干。

夏季赤日炎炎，在伏天内要赶紧锄玉米，按民谚说：“头伏锄一碗油，二伏锄半碗油，三伏锄没了油”，学大寨时要求除三锄，第一锄改革后用镢头刨，种海绵田，赤脚走，丁字步，一个脚印一个蓄水池。有的女青年害羞不愿意脱鞋脱袜，就别下地，待思想工作通了再下地。待到二锄、三锄时，一锄比一锄高，早晨趁凉快四、五点钟就起来锄地，露水汗水混在一起，浑身上下湿个透。烈日当头时，钻进玉米地里锄地就像钻进茏子里一样，喘不过气来，加上玉米叶划的脸和胳膊都是血印非常难忍。生产小队集体劳动，一字排开往前冲，会锄的老农锄头到手向镰刀一样轻松，左右手开工，不会锄的女青年锄头向铁棒一样结实，拉一下大锄肚皮疼一下，也唯恐落在最后，拼命往前赶。

三锄过后，有一段农闲，开始修边整堰，割草沤肥，种植小麦。当时，为了多打爱国粮，多积爱国肥，提倡青年人要发挥“四队”作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阶级斗争战斗队、生产斗争突击队、科学实验先锋队。团支部号召每个青年除了集体劳动外，利用休息时间，广种拾边地（集体不种的小块边角荒地），每人秋后向集体交纳三十斤爱国粮，决定一出，青年们积极响应，到处找拾边地种植。为了多沤肥，青年们每人多割一百斤蒿草。充分体现了青年人在农村朝气蓬勃的革命力量。

春华秋实，庄稼一天天成熟，农村庙会也一场赶一场，社员们到地里有说有笑，谈论着走亲戚逛庙会的新鲜事，个个荡漾着丰收的喜悦。大家准备好劳动工具镰刀、扁担。开镰的第一天，生产队里总要开大会，提倡大家这可是与老天爷抢时间，要精神点。照样是一天两担饭，晚上加班干，一个生产队几十个人在一起劳动，一天一坡一梁全部割倒，前面割后面捆，牲口拖，平车拉，把谷穗、玉米穗拉回小队场。下工时肩不能空，每人挑一担预先捆好的庄稼，因果实都外露，只要挑起不管多远的路不能放下，只能换肩，走不了几步换一次肩，路长回的家就差下一段距离。

春夏秋冬，忙忙碌碌，一年365天，出勤多在300天以上。待到年底劳动分配时，通过大寨式评工记分法，自己先报，社员评比，一般男青年9——12分，女青年6——8分。大部分村以农为主，以粮为纲，工副业很少，劳动日有的一元以上，有的只有五、六角钱。男知青除伙食费外能长款100元至200元，女青年多在50元至150元左右，95%的知青有长款，在自给自足的经济支配下，人们长款不容易，消费也很简单，能自己养活自己也无尚光荣。

（五）、呵护关怀见真情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并不是孤立的行动，它受到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关怀，各级党委、政府的关心，社会各届人士的关爱。在知青成长过程中，离不开他们的帮助教育，鼓励支持。六十年代中期、七十年代初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革命的新生事物，冲击着几十年来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旧观念、旧传统、旧习惯。毛泽东对青年予以高度评价，他说：“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他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在社会主义时代尤其是这样。”鼓励青年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破除一切脱离实践、脱离劳动、脱离群众，四肢不勤、五谷不分的精神贵族。

各级政府积极响应，层层有人抓，事事有人管，不断召开知识青年群英会，为知青成长营造了良好的氛围。我县也进行了多次巡回检查，经验交流。通过各种会议知青的地位和作用大为提升，大家感觉到能通过自己的革命行动推动社会事业的前进，精神世界非常充实。

1973年知青政策稳定后，县里从各单位抽调若干名带队干部，到知青点带队，他们深入农村与知青同吃、同住、同劳动，帮助做好知青工作。1974年又进一步开展了“学习株洲经验，实行厂社挂钩”的办法，县直各大局纷纷响应，如手工业管理局与东峪大队挂钩，在知青工作上基本做到四对口：即知识青年对口下，带队干部对口派，管理教育对口抓，农业学大寨对口帮。向知青点赠送图书、篮球架，定时送煤、送菜、慰问关怀、接送回城，工作开展的有声有色。县工业局清仓库、挖潜力，有计划地在物资上支持农村，组织工人下乡帮助知青们学习修理机器、培训技术力量。县商业局帮助下乡知青集中的地方发展多种经营，疏通供销渠道，并把桥头大队作为挂钩点。县农业部门下乡举办农业技术培训，开展农业科学实验，进行杂交玉米、高粱制种技术指导。县通讯组不断下乡宣传报道知青的事迹，1965年《平定小报》记者王红晓在东峪下乡时为知青写到：“飒爽英姿两手茧，曙光初照云中山，中华儿女多奇志，离开城市战深山。”后来，王墨青同志经常深入知青点，端起照相机为知青拍照，留下不少珍贵的纪念。团委、妇联更是把知青当作主力军，重点培养教育。正如不少同志说的好：“知识青年走到那里，上山下乡工作就做到那里，支持到那里、关心到那里。”

特别是与知青们朝夕相处的当地干部群众，更是关怀备至、体贴入微，关心教育知青做到了废寝忘食，呕心沥血。如北庄头大队党支部书记邵先吉，每天总要抽时间专门看望知青，看到住的院子脏了就拿起扫帚去扫，食堂灶具不够用就拿自己家的，夏天青年口渴，担上苹果送到手里，有人思想波动了，就谈心教育，使知青很受感动。庙堰村党支部书记王玉田，不顾身体有病，长年坚持和知青住在同一个院子里， 1977年9月的一个夜晚不幸脑溢血发病去世，知青看到后个个痛哭流涕，向当年悼念毛泽东主席一样悼念王书记。上马郡头大队党支部书记马尚宽，给困难知青买鞋，让家里人给拆洗被褥，把有病的知青接到家里养病。三星村坐落的很分散，大队为了照顾知青，相对集中劳动。桥头村对知青进行了家庭情况、社会环境、本人表现三摸底，在管理教育中做到底子清、情况明、方法对。很多分散的插队青年也同样受到所在大队的关爱。如：祁家峪村的张燕明、尚怡村的霍建平、原坪村的淮翠萍、巨城村的郭俊生、河头村的李尉峰，到村后积极工作，虚心学习，都成长为大队干部，并加入党、团组织。 

（六）、城乡结合乐融融 

在那艰苦创业年代里，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贫富差别不算大，功利主义受到抑制，纯朴的阶级感情深深烙印在每个人身上，构成了日常生活意识形态，使家庭、社会、知青有一定的情感认同。贫下中农像欢迎战争年代的老八路一样欢迎知青，刚来时，腾出最好的房子，端来热饭热水，生活上问寒问暖。担饭时，不少人换着吃，虽然都是玉米面，但知青饭单调，社员的饭花样多。后来熟了，小青年偷着拿家里的核桃、枣、红薯给知青吃，逢年过节叫要好不错的到家里吃饭，如果知青有个头疼脑热，就接到家里去解热止疼，知青也不客气，经常到老乡家串门，如遇回城帮助社员买东西、捎话、办事。在队里干活，社员们手把手教知青，从不厌烦，知青不会干，干得慢，总说：“不习惯，等习惯了就好啦。”干活时，如掉在后面，队长、老农总是主动帮助，干完活为止。知青们从心眼里感激贫下中农的照顾和关怀，编了一首歌进行表述，“巍巍高山耸云霄，贫下中农的形象比山高，贫下中农是园丁，咱要做贫下中农的好苗苗。”

知识青年在农村插队的日子里，不仅甘当小学生，而且愿做一颗革命的种子，走到哪里就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积极为贫下中农做好事。如：1970年东峪村插队女青年张元祥把五保户老人王齐寿看成自己的父亲，主动给老人担水、洗衣服五十多次，老大爷病了，她天天给做饭、扫地、倒尿盆。张来喜、张顺喜兄弟两个从父亲那里学了钉鞋的手艺，下乡后还带着钉鞋的工具，利用工余时间走家串户，分文不取地给村民钉鞋、打鞋掌六十多次。《金训华战斗队》队员，了解到村里有一名女青年刚满十八岁，父亲就给定了婚，女青年死活不同意，她们主动上门帮助说服大人，反对买卖婚姻、包办婚姻，经多次劝说，才做通工作，使女青年获得婚姻自由。上马郡头女知青轮流到五保户马氏家帮助料理家务做饭、洗衣服，晚上陪睡觉，坚持一年多，直至老人去世。北庄头知青长期给五保户、军烈属担水、磨面、送药上门。知青走到哪里，好事就做到哪里，深受贫下中农的赞扬。

1974年在祁家峪老家插队的张燕明，身先士卒，工作积极，担任了村团支部书记，与其一起工作的团支部副书记翟成生拉平车时不幸轧了腿，给日后生活带来一定的困难，张燕明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多次帮助翟渡过难关，直到1999年翟的女儿上大学，张年年支助学费2000元完成学业，村里人很受感动。

（七）、突出政治抓教育

“文化大革命”涌动着对毛泽东主席个人崇拜之风，把毛泽东思想简单化、庸俗化、绝对化、神圣化。高呼毛主席著作是最高指示，毛主席语录是红宝书，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是必修课，要天天学，天天念，实行早请示，晚汇报，斗私批修一闪念。七十年代初期，更是把“政治挂帅，思想领先”摆到突出的位置，“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无产阶级专攻下继续革命”，“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一个革命的首要问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大部分人带着无限热爱毛泽东主席的朴素感情，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虽带有浓厚“左”的色彩，但与“四人帮”“左”的路线有着本质区别。

大部分知青在劳动空余时间，与贫下中农一起战斗，召开批判会，写批判文章，进行广播宣传，办政治夜校，特别是1976年，“四人帮”加紧篡党夺取的阴谋，极力推行极“左”路线，大搞“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农村开展割资本主义尾巴，批资产阶级法权的政治斗争，不让社员种蔬菜、种自留地、经商做买卖，广大干部群众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抵制，使日常生活中弥漫着政治火药味，人们感到非常压抑。

1976年是中国历史上最不寻常的一年，也是中华民族悲伤的一年。三位领袖相继逝世，清明节的祭典活动被追杀为“反革命事件”，7、28唐山大地震，二十八万人夺去了生命。一次次的悲痛，一次次的哭泣，让人感到不安，好像天要塌下来似的。有一天下午，上马郡头几个女青年正在一起休息，好像听到大喇叭里传出哀乐的声音，不知谁说，又有那位领袖去世了，大家都痛哭流涕，跑回宿舍，又感染了别的人也一齐哭，结果不一会听不见了，才知道是一场虚惊。几天后正在地里干活，大队通知下午学习，传达一举粉碎“四人帮”的文件，人们欢歌笑语，庆祝胜利。

在插队期间，知青内部的管理也抓的很紧。上级规定，每星期有半天学习日，由带队干部或知青队长组织学习，一方面，学习中央《两报一刊》重要文章，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活动，请老贫农、老党员讲述村史、家史、革命斗争史；另一方面要口诛笔伐，写批判稿，开批判会，批判文章是这样写着：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鼓吹什么“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士”“劳心者治人，劳动者治于人”的思想，宣传 “读书做官论”、“下乡镀金论”、“变相劳改论”，都是想腐蚀毒害青年。我们要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接受再教育的自觉性，破“上山下乡吃亏论”，立到农村插队落户的光荣感；破“农村艰苦论”，立革命的苦乐观；破“农村没有前途论”，立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论；破“劳动锻炼到期论”，立扎根农村一辈子的思想。

突出政治是那个时代的特点。1976年春节，县委倡导全县人民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青年、团员积极响应。上马郡头团支部在党支部的协助下，全体青年都参加，大年日的中午饭，吃忆苦思甜饭，大队专门请老贫农给青年蒸了糠面菜窝窝，不少青年硬往下吃，以此来感受旧社会贫农的生活，也有的吃不下，装着吃下去，放进口袋里。有的村春节期间仍下地劳动，战天斗地学大寨。特别记的庙堰村一女知青与当地男青年结婚，婚礼就在地头举行，男方赠女方镢头、手绢，女的赠男的《毛选》、钢笔。现在看来不可思议，但革命思想武装的青年什么传统观点都能冲破。

知识青年还利用自己的文化优势，坚持在空闲时间，办政治夜校，搞理论辅导，写大幅标语，换墙壁黑板报，早晚进行大喇叭广播，开展阶级斗争图片展览，把“政治挂帅，思想领先”工作搞的轰轰烈烈。

（八）、活跃文化喜乡亲 

农村偏僻落后，文化生活匮乏，传播工具单调，大多靠口头传播，知青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直接表现为是传播文化的使者。

1964年全党掀起学习毛泽东著作高潮，第一批知青八十二名，分布在四个村，他们利用休息时间，在田间地头给社员读书读报，还托城里人买《毛选》回村组织青年学习。特别是东峪村知青在冬季与回乡青年组织了剧团，排列整本戏，表演唱，评说秧歌，不仅在本村演，而且到邻村演。群众看的很火爆，寒冻腊月，在台下烤着火，披着被子一直等演完。整本戏《三世仇》、《江姐》、《朝阳沟》更是唱红整个岔口公社，主要演员：张燕林、窦艾青，向现在吹捧明星一样吹捧，戎冬生自编自演的评说，脍炙人口，收藏于此书。在那没水、没电、没公路的清贫日子里，群众能看到这样的演出，也算是精神生活的奢侈。

“文化大革命”经过破四旧，立四新，批判舞台上的帝王将相、相公小姐后，只剩下八个革命样板戏，样板戏道也很普及，村村有剧团，人人是演员，不少精彩片段广为流传。1970年4月知识青年的到来，为所在村增添了不少文艺骨干，戏剧中的主要角色，如：阿庆嫂、郭建光、李玉和、李铁梅、喜儿、杨子荣、吴琼、柯湘，都由知青担任，每逢正月公社汇演总得第一。岳家庄村插队青年周建中，写的一手漂亮的美术字，在巩石窑高高的烟筒上，写下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语录格外鲜艳壮观，引得过路人看了赞不绝口。还有不少青年担任了村民办教师，培养教育后代，有些人经过两三年锻炼后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

人本是散落的珠子，随地乱滚，文化就是那根柔弱而又坚韧的细丝，将珠子串起来成为社会，文化便是公民、社会最重要的黏合剂，知青就是传播文化的使者。

1973年10月至1979年12月，知青成为全县一支不可忽视的文化力量。各个大队也非常支持知青开展文体活动，先后成立了文艺宣传队和体育篮球队，只要是开展活动都给记工分，知青们也乐意干这工作。每年，春节过后，必须在初六赶回大队排练节目，等到十五在村演出，十六、十七公社汇演，完毕以后才能回家，正好错过县城的元宵节，心里不免感到一阵凄凉。有一年，庙堰村知青和上盘石知青在公社汇演后已是晚上十二点，大家一商量，步行三十余里，从岩会村翻过白羊墅回到县城已是凌晨三点钟，但也觉得值。

北庄头知青利用业余时间自制幻灯，拿到社员家里放映，排练节目到田间地头表演，很受群众欢迎，宁艾村知青排练的“扎根鞋”非常抢眼，歌词是这样写的“山里人穿山鞋结实又大方，踏平原穿山林不怕豺狼，愿妹子在农村生根发芽枝叶茂，穿一双扎根鞋无尚荣光。”王家庄村知青编的快板“红日高照太行山，万杆红旗迎风展。学习大寨掀高潮，又是一个丰收年。学习大寨靠路线，战鼓擂开万重山。继续革命不停步，毛泽东思想照征帆。”上马郡头知青同村剧团经常到昔阳毛家山等村演出，下午早一些收工，背上行头出发，翻过婆婆泉到来毛家山，毛家山人热情招待吃派饭，吃过晚饭开始演出，知青表演小节目，剧团演戏，演完后，收拾行头往回返，经过一晚上折腾已是十二点钟。第二天早上允许不出工，就这样大家有说有笑，也觉得非常开心。其它村的知青也同样表现了非凡的表演才艺和吹拉弹唱的本领。与此同时，1975年正月二十日在县知青办的组织下进行了文艺大汇演，十三个知青点各显才能，把自己准备已久的最拿手的节目奉献给县城群众，表演完毕后各自都获得了纪念奖品。正是对文化生活的渴望和自娱自乐的形式培育了一批文艺骨干，文化馆经常抽调知青排练演出，昔阳拖拉机厂招工也专门招有文艺特长的知青。

对文化的传播还表现在其它方面。如：农村普及七年制初中，不少知青被选拔到学校担任了民办教师，培养了大批人才。还有的办起了科学试验田，搞玉米高粱杂交制种、土地肥力测试、果树栽培修剪等科学种田。通过知青的大量活动，把许多新思想、新气息带到农村，真正实现了一次城市农村化、农村城市化、城乡大溶合的有效尝试。

（九）、风口浪尖促成长 

广大知识青年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培养教育下，紧密结合农村三大革命斗争实践，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积极参与各项社会活动，同广大群众打成一片，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主观世界，得到了很大的锻炼和提高，有12名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251名加入共青团，157名评选为队以上劳动模范，51名推选为队以上干部，所在的民兵、妇联、团组织都有知青骨干，78名文化素质高的知青担任了民办教师，更多的是培养成为大队理论辅导员、宣传员，以及农林牧副业的技术员、马车工、羊工、拖拉机驾驶员。

后在知青工作安排流向方面：上学读书的51名，其中：1976年前贫下中农推荐的工农兵大学生30名，1977年恢复高考考入大中专院校的21名。参军入伍40名，其中有4名女兵，创历年女兵纪录。有3名提拔国家干部，走上了领导岗位行列。更多的是招工当了工人，有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有国营大中型企业，也有地方国营企业和二轻集体企业，走上了工作岗位，实现了人生第一次嬗变。插队更大的收获，还在与有200余对战友结为终身伴侣，共同的经历让他们的友情地久天长。

（十）、广阔天地有作为 

当年全国有2000万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我县也有1500名知青，在农业学大寨的运动中，在改变农村的面貌中留下了他们的奋斗足迹，留下了辉煌业绩。据官方数据统计，我县1971年实有中小型水库2处，发展到1976年45处；实有机电灌站1971年74处， 1978年最高达到311处；实有机电井眼1971年129眼， 1978年已到298处；机耕地面积1971年1万余亩，1978年增加到21万亩，这期间知青与广大农民治了多少条沟，修了多少池，垫了多少地，改造了多少三类田，负出多少汗水，是无法计算的。现在看来，虽然有宝贵青春的荒度，有美好理想的破灭，有生活信心的动摇，但更多的是表现出他们无愧于时代的召唤，长期驻留农村的奋斗足迹。在国家最艰难的岁月，他们同当地干部群众并肩作战，支撑着共和国大厦；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为消灭三大差别，充满着积极的理想主义色彩。由于岁月的磨炼，他们较后来的青年，更多一些对人生艰辛的领悟，更多具有吃苦耐劳、拼搏向上的品格，“知青”二字已不单纯是字面上的含义，而是那些特殊经历赋予了他们的一种资格。

当然，在农村插队的日子里也充满着矛盾：知青与农民的矛盾，城市知青与回乡知青的矛盾，功成名就的知青与发展平庸知青的矛盾。随着岁月的流逝将一切云消雾散，留给人们的将是一生的盘缠。

  那几年的岁月,那几年战天斗地的知青生活",一方面是为了了一份怀念,更多的是为了焕起一种激情,焕起一种精神,焕起一种信念;

   希望"不愿意忘却过去"的知青们献出你的一点爱心,献出你珍藏在心中的激情,以此,作为一种礼物献给你的后一代,献给我们的后一代,献给我们这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