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时代

那是一个火红的年代。
　　
　　我作为回乡青年，与宁艾村前来插队的42名知识青年同时走上农业第一线，那是1974年4月。
　　　　
　　记得有一个锣鼓喧天的日子，村里的乡亲们像迎接凯旋归来的战士一样簇拥着一群天真烂漫，活泼可爱的知识青年,从村边一直走进村里新修的舞台大院。
　　
　　大院的东西面都是砖石结构的窑洞，典型的北方民居，我们村里来的大部分知青就住在西面的窑洞，还有一部分是分散住在村里的百姓家的，那种火热生活的融洽，使这些知青和村里的房东保持着亲戚般的关系。直到30年后的今天仍旧维系着，以至于他们会带着子女们来村里赶庙会，或给老房东拜年，有的还参加房东的婚丧嫁娶的大事。
　　
　　对于他们来说，宁艾村就是第二故乡了，所以，村里的老百姓每每和与他们告别时也常借用一句歌词道：“常回家看看”。
　　
　　 (一)
　　　　
　　我是1977年1月入党，同时担任村团支部书记的，当时我作为宁艾大队知青领导组的成员之一，经常参与讨论和研究决定对于知青的一些大事。比如，知青的劳动工种的分布和思想政治工作，以及入团入党方面的事情，有的分到了生产队，有的到了运输队，有的到了水利队，有的知青就委派到村里的学校去当代课老师，记得当时有个叫丁凤梅的知青就是去村小学当了老师，她的漂亮让村里的老哥大嫂们自豪不已。刘天恩是知青副队长，他也分配到小学当了体育老师，他的敬业精神把村里的孩子们训练有素，受益匪浅。当时的知青队长是个女的，叫王继英，和我同岁，她那股泼辣的性格倒像个男孩。继英的房东家离我家不远，可以说是隔墙而闻其声，她和房东家的关系相处甚笃，那个房东大妈巴不得把她认作干姑娘呢。
　　　　
　　作为知青队长的王继英，当时是团支部的委员之一。记得我们的团支部13个委员里，我和她的年龄最小。作为团支部书记的我，经常通过王继英了解一些知青的吃喝住行方面的情况，注意在知识青年中培养和发展共青团员。不到四年时间，42名知青里就有22名经大队团支部的培养入了团。每次知青入团宣誓时，团员们总是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新团员入团。那场面就像欢迎大功告成的将士一样，如今想起来还是热血沸腾、心潮澎湃。
　　　　
　　写到这里我真的想起了毛泽东的词句：“故园三十二年前”。屈指算来知青到我们村插队的时间也确是32年的光景了。
　　　　
　　这时，我突然想起了一个叫于春生的知青，他长得特帅，拿到现在绝对是标准的帅哥，但在那样挥汗如雨的劳动岁月里，火辣辣的太阳照着你我，也照着他，哈哈，他很快就成了一个黑小伙儿了。记得，他当时在第四生产队插队劳动，生产队长是一个极其严厉的抠队长，因为这个队长是一个瘸子，所以村里的人都叫他“拐队长”，这个“拐队长”可是能管得住人的那种农民基层干部，对知青也不例外。听说刘春生在锄地的时候姿势不对，拐队长就唠叨着说：“你怎么像《朝阳沟》里的‘银环’呀？这是上地咧，不是演戏！”一番话说得春生红了脸，我听到这个消息后，特恨那个“拐队长”，下工后，专程到生产队的夜校里去找他讲理。我说：“队长啊，你怎么能这样对人家城里的孩子？你能不能关心点他们的思想啊？人家是知青，毛主席还高看一眼了，能下到农村来就容易吗？可不能和我们这样农村生农村长的孩子比呀！老思想老脑筋……”我的一番话让那个“拐队长”说不话来，后来听说他有点回心转意了，对春生和霭了许多，照顾了许多，休息的时候还凑到一起拉家常呢！
　　　　
　　知青上山下乡故事很多，在我们村里也不例外。我们村插队知青中，有一对魏姓的双胞胎姐弟，一个叫改花，一个叫金钟。改花长得很精干，干活也利索；金钟却是不声不响的捣蛋鬼。他是知青中靠后离开村子的。记得他很仗义，遇到事情有点哥们义气。我和他谈过几次心，他都表示：“咱入了团就跟过去不一样了，靠近组织，对吧？”从此，他就像长大成人的孩子一样再不淘气了。真逗！如今，我还清晰地记得他在“入团志愿书”上的签字是那几个刚劲有力的字，是那样有滋有味。
　　　　
　　要说知青中和我交心最多的，莫过于王平了。她比我小一岁，叫我兰姐，她也是知青队的副队长，她有思想，有见底，普通话讲得也很流利。
　　　　
　　学大寨时，农民要五晌带夜校，才算十分工，就是把夜校学习看得重了点。我们团支部负责全村的理论宣传工作。当时我们有资料组，负责写广播稿和街头黑板报的内容；理论组负责研讨一些农村理论问题，并参加大队部中心组的学习和讨论，有时还要深入生产队夜校中去讲课；广播组是团支部组织的一个在大队高音喇叭上逐日播出新闻的播音小组。当时我们团支部的女播音员由王平、丁凤梅和我三个女青年，还有其他三个男青年组成。奇怪的是，在以后的工作中，王平和丁凤梅到了县广播站当了播音员，而我却到了张庄公社当了广播员，也许是一种巧合或是一种缘分吧。我虽不是城里的知青，却与这些从城里到农村落户的知青亲如兄弟姐妹。
　　
　　 (二)
　　
　　杜文英是当时知青食堂的司务长，知青食堂就在村南面的一个水池边，那时宁艾村南的马路两旁是一片防护林带，茂密的树林是我们记忆中最留恋的地方。每当月色高照时，那清澈的池水里，倒影着蓝天白云星星月亮，真的好看极了。那时，我每当路过这里时，总要去知青食堂去转一圈，看看知青的饭菜，问问他们的生活，听听他们的呼声，如果有什么问题，我就及时向大队部反映，大队可及时为他们排疑点解难。所以，当时的知青因为我和他们是同龄人而成为伙伴，也因为我对他们的格外关心而成为朋友。我们聊天的时候大多是在劳动的空闲时间，那才叫无话不谈。好多知青的家庭情况我都了如指掌，所以我和他们相处相帮很有针对性，当然也能抓住他们思想的要害，解除他们的思想包袱。每当我想起那时的幽默话题和亲切场面来，我真的想拥抱那些曾经并肩战斗过的老战友。
　　
　　对于知青生涯，盛暑寒冬，四季艰辛，披星戴月，我是看在眼里，疼在心上的。就拿1977年冬天来说，村里提出口号：“大战水磨滩，垫地两百亩，展开对手赛，沙滩变良田”。那时，党支部成立了两支突击队，一个是民兵连突击队，队长是民兵连长；一个就是团支部突击队，队长自然是我了。我们的突击队里有十几个知青，突击队的任务就是拉土垫地，原则是多拉快跑，一人顶着两人干。这样的话听起来容易，干起来可就难了。垫地的主要工具是小平车，每个车组是一男一女，都是整劳力，男劳力每天完成十方土，女劳力八方土，每个车组加起来就是十八方土，那的一铲一铲地放到车里，然后一车一车地拉到目的地啊。那时候的人简直像一台不停运转的机器，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劳动，是拼命地劳动，什么挥汗如雨，废寝忘食，筋疲力尽，所以的形容词都无法形容那种累的感觉。突击队其实是战斗队，那劳动场面现在的年轻人肯定没见过，当然也不会想象到有多么艰苦了。对手赛是心与力的付出，那是要比进度、比质量，甚至可以比精神的不单纯的劳动者才能达到的境界，这点我有深刻的体会，因为我身临其中。那些日子里，我和那些知青和不知青的同伴，一起经受着历史熔炉的煎熬，接受时代给予我们这代人的特殊考验，当然，在贫下中农的眼里，我们是好样的，尤其是那些知青应该说是坚毅而伟大的中国青年。记得他们说过：“我们虽然没有北大荒知青红火的名声远播国内外，但我们有的是新中国一代青年的自豪和荣光！”
　　
　　感受农村的热烈，感受农民艰辛，因为我当过五年农民，还因为我当农民的日子里有这样一群城市青年为伴，所以，让我的农民生涯丰富多彩，有滋有味，值得回忆。
　　
　　 (三)
　　
　　本来想结尾的时候,却想起了村里创办青年剧团的时光。可以想象到，就是这样一群青年人，白天在完成那样沉重的劳动任务之后，会有心劲去排练文艺节目，甚至可以唱大戏，那种心情真是难能可贵。
　　
　　队把组织剧团的任务交给了团支部，并委任我当剧团的副团长。当时我们的青年剧团22个演员里，有8个是知识青年。有一年，我们举办了一次新年晚会，演出时，由丁凤梅和王平、姜淑云她们组织排练的《扎根鞋》让村里的老百姓大开眼界。整个剧情的主题是在反映知识青年插队落户的心声，在当时枯燥无味的农村来说，那是搭讪里的呼唤啊！我清晰地记着《扎根鞋》的歌词：“山里人穿山鞋结实又大方，踏平原穿山林不怕豺狼，愿妹子在农村生根发芽枝叶茂，穿一双扎根鞋无尚荣光……”
　　
　　这歌声至今我们村里人还能在街巷里走路的时候唱出来，当然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也在想起当年的知青了。我经常回娘家去住，每当说起知青的时候，村里人总是眼前一亮，然后说起某年某月某日晴。
　　
　　1996年农历七月二十八日，这是宁艾村的传统庙会，由我牵线的一次知青返乡活动惊动了全村的男女老少，大家像接待老八路一样奔走相告，激动不已。
　　
　　我和知青的头们商量着，把当年的老支书和老队长都请来，座谈会开得热烈而成功。哪天回乡的知青有33名，远一点的知青没有回来，还给村里的干部和房东捎来口信，祝村里更加富裕文明，祝房东健康快乐等等，我听了才知道什么叫乡情。
　　
　　那天，村里设宴款待知青，大家举杯开怀，吟酒作赋，饭后分别去看望老房东、老战友，整个村庄都沸腾起来了。眼看着这份特殊时期里凝结的情谊，眼看着乡亲们和知青手拉手送到村边的情景，我的眼睛湿润了。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当年毛泽东同志的这一大胆设想，从此掀起了这样一场知青上山下乡的风暴，构建了这样一种特别的而难忘的记忆，凝结了这样一种特殊而亲若一家的殷殷乡情。这运动火辣辣，燎人心扉，这亲情热烈烈，刻骨铭心，这镜头，不仅我，而且所有的知青朋友和父老百姓都会世世不忘，代代传承。
　　
　　 ——写于2006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