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万晓塘同志
发布时间：2010-09-15 16:11:15
发布人：
礼华
【作 者】段君毅/王笑一/王路宾
【正 文】原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同志“文革”中倍受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迫害，竟含冤而逝，现已离开我们２０多年了。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为万晓塘同志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万晓塘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为党的事业忠心耿耿战斗了一生，许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和他在一起共同战斗过的老同志，无不深切怀念。回亿往昔峥嵘岁月，他对党无限忠诚，在革命斗争中他那勇敢、刚毅、坚定、沉着，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的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至今仍使我们感受尤深。
晓塘同志从１９３７年至１９４８年底，在山东鲁西区和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历任支部书记、中队长、县委书记、营教导员、团政治处副主任、鲁西区党委社会部科长、鲁西行署公安局局长、冀鲁豫边区公安局副局长、局长、区党委社会部副部长、部长、区党委委员等职，他为鲁西区、冀鲁豫边区两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巩固与发展，做出了出色的贡献。在那些艰难、残酷的岁月里，他与边区人民共患难，同生死，呕心沥血，战斗不息，直到调他参加接收天津工作离开边区。
晓塘同志原名万兴诗，１９１６年生于山东省齐河县的一个贫农家庭，抗日战争前在惠民乡村师范读书，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当时受到党的反对内战、团结抗日的革命影响，在学校积极组织读书会，阅读进步书刊，立志抗日救国，“七·七”抗日烽火燃起投笔从戎，并和一批党员在济南以西的长清县组织开展抗日武装斗争。１９３７年９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发动群众抗日武装斗争中，积极支持和拥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共同打击日本侵略者，取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成为太西抗日游击队最早的创建人之一，对这支游击队的发展壮大起了重要作用。１９３９年秋，晓塘同志调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学习保卫工作，回到鲁西，就把全部身心贡献给党的保卫工作事业。
当时抗日根据地公安保卫工作是初创阶段，处在频繁战斗的敌后，工作是艰巨的。晓塘同志在党委领导下，突出抓了三件事：一是创办公安培训班，第一期１３人参加，当即分配到各县任公安局长；二是建立全区的公安机构；三是建设农村基层群众性的公安保卫组织以配合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特别是１９４１和１９４２年，日本侵略军在华北推行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在敌占区强化保甲，大肆抓丁，肃清所谓“不稳分子”，在解放区的边沿地带，强修碉堡，大挖封锁沟，对解放区进行蚕食政策；军事上对老根据地连续扫荡，以“铁壁合围”的战术，实行灭绝人寰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１９４２年日寇在华北敌后的侵略暴行，达到了极点，当时晓塘同志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指出冀鲁豫边区进入了空前艰苦时期，要求全党全军充分认识当前斗争的艰苦性、复杂性，必须迅速改变斗争方式与组织形式，作长期艰苦的斗争准备，针对这种险恶形势，对全体公安人员进行思想教育和动员，从组织上大量精简机构，边区公安局所有科、室一律取消，科长变为干事， 精简下来的人员充实基层，并请求党委调了一部分有斗争经验的干部加强公安局。晓塘同志同时指出打击的重点是日本特务和死心塌地的汉奸，各专区、县、区公安机关人员组成许多小型武工队，深入敌占区，打击那些日伪特务及为虎作伥的土匪、恶霸。当时各级公安机关组织的武装小组，像无数把尖刀一样，深入敌占区城镇周围和交通要道，宣传政策，团结群众，掌握两面政权，消灭死心塌地的汉奸特务，争取与瓦解敌伪军工作，从而保卫和巩固了边区抗日政权，稳定和鼓舞了广大群众的胜利信心。
这一年，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在一些敌占区和边沿区常有饿死人的情况，人口大量外逃，土地无人耕种，开展工作十分艰苦，晓塘同志非常关心人民的饥苦，并派出机关工作人员和行署警卫部队去内黄一带严重灾区，一面战斗，一面开荒，一面救灾。当时没有什么粮食储备，只能从机关工作人员勉强糊口的口粮中节约出一点粮食救济群众，那真是杯水车薪！何况机关工作人员有时还以米糠、树叶、红薯梗等来充饥，同时还要给无人耕种的土地撒上一些种子，以备逃荒的群众回乡时能有点收获来充饥，这样患难同济，生死与共，进一步团结了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对敌。
１９４３年，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华战争已精疲力尽，于是大力培植汪伪政权，妄图改变形式，来欺骗和统治中国人民。当时晓塘同志，根据党的指示，组织公安系统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开展反对、打击和孤立汪伪汉奸政权的政治攻势，进一步克服困难，巩固扩大解放区，加强人民政权，准备反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这支公安队伍经过几年艰苦斗争的锻炼，组织日臻完善，战斗力日益坚强，同广大人民群众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坚决履行了公安机关的职能，它既是抗日民主政权的治安机关，又是国家的侦察和检察机关。这支忠贞、勇敢、机动、善战的公安队伍，在胜利地打击敌人，保卫人民和抗日民主政权的斗争中，日益显示其威力。
日降后，国民党中的反动势力企图夺取敌后八年抗战的胜利果实，同伪顽反动势力合流，对解放区进行公开和秘密的疯狂的破坏。特别县１９４６年６月以后，国民党撕毁了国共停战协定，进攻我中原解放区。此时冀鲁豫边区和其他解放区一样，在解放区内外的日、伪残余，国民党中的反动势力以及地主、还乡团、土匪、恶霸等结合成一股反革命逆流，向我解放区全面扑来，形势非常严重。晓塘同志号召全体公安人员作好战斗准备，加强除奸、防奸工作，在解放区内部加强侦察破案，严厉打击潜入我解放区的敌特和反动势力的潜伏破坏活动，普遍整顿健全了各级公安机关和基层保卫组织，大大强化了群众性的治安、防谍工作。在全面内战爆发之前，为巩固后方清除了一批隐患，做好了战争准备，对敌人内部争取那些可以争取的日伪人员去主动立功赎罪，同时公安人员参加群众性的反奸、反霸诉苦运动。这一时期破获了大量反革命案件，直接保卫和巩固了解放区，在外线活动的公安武工队，长期坚持敌后武装战斗，１９４７年曾受到中央局社会部的表扬。１９４８年上半年，在解放战争中配合主力部队作战，主动出击战斗达３０００多次，取得了辉煌的战绩。
为配合我野战军作战和内地反特斗争，最后夺取城市，晓塘同志依照中央加强城市工作的指示，在冀鲁豫边区周围，沿津浦、陇海、平汉三线，对敌占城市济南、济宁、徐州、开封、新乡、安阳等城市建立了城市工作机构，并根据区党委的决定将城工部、军区情报处合并到社会部，统一对外工作的领导，广泛开展交朋友工作，长期打算，发展力量。经过我城市地下工作同志们的努力，取得了很大成绩，对我军组织战役进攻和攻取城市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配合内地反特斗争方面，掌握了敌特组织和潜入我解放区的特务活动材料，为我内地侦破案件、打击敌人提供了可靠的根据。这时在城市工作的同志还利用各种时机发展党组织，在各界人士中做团结工作，对工厂、机关、学校等重要单位进行了保护，防止解放城市时遭受敌人破坏，还对城市收复后肃清残敌方面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晓塘同志十分重视配合主力部队作战的战勤工作，在解放战争期间，公安系统抽调了大量工作人员参加和保卫各级战勤工，冒枪林弹雨，忍酷暑严寒，日以继夜地组织群众性的支前工作。其中很多同志并随军远征，在抢救伤员、运送粮食等方面做出了贡献。晓塘同志直接领导了战俘的集训工作，当时收容了大量国民党的党、政、军、特等骨干分子，对他们开办训练班，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实行优待俘虏的宽大政策，经过教育后，除愿留下工作的以外，均被放回。他们回去后宣传我党政策，揭穿国民党欺骗宣传，对我军的进军都起了积极作用，有的在发动起义、放下武器中作出了贡献，晓塘同志曾亲率干部深入黄河以南战斗频繁的各县检查指导工作，对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给予很大的鼓舞。
晓塘同志是一个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品德高尚的共产党员，善于团结同志，对犯有错误的同志，都是从教育出发，坚持原则，期望其能提高认识改正错误。他艰苦朴素，平易近人，不摆架子，不论上级、同级或下级都能以诚相待，从不闹无原则纠纷，同级干部把他看作是诤友，下级干部把他看成是知己、好领导，有的青年把他看成是敬爱的长者。他坚持党委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好作风。１９４４年平原分局党校整风时，晓塘同志任一个大队的支部书记，学员绝大多数是地、县领导干部。当时有些地方整党，由于“左”的错误影响，搞什么“三查三整”等，伤害了不少同志，而晓塘这个支部，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坚持以和风细雨治病救人的方法教育帮助同志，有政治历史问题的在未取得确凿证据以前，不作处理，待以后弄清事实条件成熟，再作处理。有位老同志回忆自己当时因历史问题被人误解，心存疑虑，不久晓塘同志告诉他：“整风是划清敌我界限，方法是和风细雨，你没有问题，不必疑虑不安”，使他放下了包袱，感到晓塘同志真是“实事求是”、按党的政策办事。这个支部整风一年，没有发生冤案，政治思想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增强了党的团结，１９４７年冀鲁豫区党委整党，区党委社会部有位副部长，一度被错整，并有人提出要开除党籍，晓塘同志坚持慎重从事，经多方调查研究，弄清情况后，及时站出来为这位副部长讲公道话，这在当时“左”的风头上是难能可贵的。他在审批案件中都是立足于事实，认真分析罪证，最后作出决定，对那些捕风捉影和逼供信得来的材料，他是坚决顶回去，避免了冤、假、错案发生。晓塘同志在主持公安保卫工作中，坚决将公安保卫机关置于党的统一领导之下，一贯反对特殊化、神秘化和孤立主义等脱离党的领导的倾向，坚决执行党的公安保卫工作提出的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指导方针，因而保证了公安工作的顺利开展，不断培养和提高了干部队伍的政治思想和政策水平。
１９４８年１２月，晓塘同志带着胜利的喜悦，奉命参与接管天津大城市工作，１７年来为天津接管、治安、改造、建设均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在１９６６年满布阴霾的日子里，心力憔悴的万晓塘同志，于９月１９日竟猝然长逝。晓塘同志离开我们太早了，使人万分惋惜，晓塘同志的优秀品质、毕生为革命事业的献身精神以及他对党和人民做出的光辉业绩，将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铭记在人们的心中。
【正 文】原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同志“文革”中倍受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迫害，竟含冤而逝，现已离开我们２０多年了。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为万晓塘同志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万晓塘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为党的事业忠心耿耿战斗了一生，许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和他在一起共同战斗过的老同志，无不深切怀念。回亿往昔峥嵘岁月，他对党无限忠诚，在革命斗争中他那勇敢、刚毅、坚定、沉着，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的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至今仍使我们感受尤深。
晓塘同志从１９３７年至１９４８年底，在山东鲁西区和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历任支部书记、中队长、县委书记、营教导员、团政治处副主任、鲁西区党委社会部科长、鲁西行署公安局局长、冀鲁豫边区公安局副局长、局长、区党委社会部副部长、部长、区党委委员等职，他为鲁西区、冀鲁豫边区两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巩固与发展，做出了出色的贡献。在那些艰难、残酷的岁月里，他与边区人民共患难，同生死，呕心沥血，战斗不息，直到调他参加接收天津工作离开边区。
晓塘同志原名万兴诗，１９１６年生于山东省齐河县的一个贫农家庭，抗日战争前在惠民乡村师范读书，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当时受到党的反对内战、团结抗日的革命影响，在学校积极组织读书会，阅读进步书刊，立志抗日救国，“七·七”抗日烽火燃起投笔从戎，并和一批党员在济南以西的长清县组织开展抗日武装斗争。１９３７年９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发动群众抗日武装斗争中，积极支持和拥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共同打击日本侵略者，取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成为太西抗日游击队最早的创建人之一，对这支游击队的发展壮大起了重要作用。１９３９年秋，晓塘同志调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学习保卫工作，回到鲁西，就把全部身心贡献给党的保卫工作事业。
当时抗日根据地公安保卫工作是初创阶段，处在频繁战斗的敌后，工作是艰巨的。晓塘同志在党委领导下，突出抓了三件事：一是创办公安培训班，第一期１３人参加，当即分配到各县任公安局长；二是建立全区的公安机构；三是建设农村基层群众性的公安保卫组织以配合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特别是１９４１和１９４２年，日本侵略军在华北推行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在敌占区强化保甲，大肆抓丁，肃清所谓“不稳分子”，在解放区的边沿地带，强修碉堡，大挖封锁沟，对解放区进行蚕食政策；军事上对老根据地连续扫荡，以“铁壁合围”的战术，实行灭绝人寰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１９４２年日寇在华北敌后的侵略暴行，达到了极点，当时晓塘同志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指出冀鲁豫边区进入了空前艰苦时期，要求全党全军充分认识当前斗争的艰苦性、复杂性，必须迅速改变斗争方式与组织形式，作长期艰苦的斗争准备，针对这种险恶形势，对全体公安人员进行思想教育和动员，从组织上大量精简机构，边区公安局所有科、室一律取消，科长变为干事， 精简下来的人员充实基层，并请求党委调了一部分有斗争经验的干部加强公安局。晓塘同志同时指出打击的重点是日本特务和死心塌地的汉奸，各专区、县、区公安机关人员组成许多小型武工队，深入敌占区，打击那些日伪特务及为虎作伥的土匪、恶霸。当时各级公安机关组织的武装小组，像无数把尖刀一样，深入敌占区城镇周围和交通要道，宣传政策，团结群众，掌握两面政权，消灭死心塌地的汉奸特务，争取与瓦解敌伪军工作，从而保卫和巩固了边区抗日政权，稳定和鼓舞了广大群众的胜利信心。
这一年，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在一些敌占区和边沿区常有饿死人的情况，人口大量外逃，土地无人耕种，开展工作十分艰苦，晓塘同志非常关心人民的饥苦，并派出机关工作人员和行署警卫部队去内黄一带严重灾区，一面战斗，一面开荒，一面救灾。当时没有什么粮食储备，只能从机关工作人员勉强糊口的口粮中节约出一点粮食救济群众，那真是杯水车薪！何况机关工作人员有时还以米糠、树叶、红薯梗等来充饥，同时还要给无人耕种的土地撒上一些种子，以备逃荒的群众回乡时能有点收获来充饥，这样患难同济，生死与共，进一步团结了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对敌。
１９４３年，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华战争已精疲力尽，于是大力培植汪伪政权，妄图改变形式，来欺骗和统治中国人民。当时晓塘同志，根据党的指示，组织公安系统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开展反对、打击和孤立汪伪汉奸政权的政治攻势，进一步克服困难，巩固扩大解放区，加强人民政权，准备反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这支公安队伍经过几年艰苦斗争的锻炼，组织日臻完善，战斗力日益坚强，同广大人民群众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坚决履行了公安机关的职能，它既是抗日民主政权的治安机关，又是国家的侦察和检察机关。这支忠贞、勇敢、机动、善战的公安队伍，在胜利地打击敌人，保卫人民和抗日民主政权的斗争中，日益显示其威力。
日降后，国民党中的反动势力企图夺取敌后八年抗战的胜利果实，同伪顽反动势力合流，对解放区进行公开和秘密的疯狂的破坏。特别县１９４６年６月以后，国民党撕毁了国共停战协定，进攻我中原解放区。此时冀鲁豫边区和其他解放区一样，在解放区内外的日、伪残余，国民党中的反动势力以及地主、还乡团、土匪、恶霸等结合成一股反革命逆流，向我解放区全面扑来，形势非常严重。晓塘同志号召全体公安人员作好战斗准备，加强除奸、防奸工作，在解放区内部加强侦察破案，严厉打击潜入我解放区的敌特和反动势力的潜伏破坏活动，普遍整顿健全了各级公安机关和基层保卫组织，大大强化了群众性的治安、防谍工作。在全面内战爆发之前，为巩固后方清除了一批隐患，做好了战争准备，对敌人内部争取那些可以争取的日伪人员去主动立功赎罪，同时公安人员参加群众性的反奸、反霸诉苦运动。这一时期破获了大量反革命案件，直接保卫和巩固了解放区，在外线活动的公安武工队，长期坚持敌后武装战斗，１９４７年曾受到中央局社会部的表扬。１９４８年上半年，在解放战争中配合主力部队作战，主动出击战斗达３０００多次，取得了辉煌的战绩。
为配合我野战军作战和内地反特斗争，最后夺取城市，晓塘同志依照中央加强城市工作的指示，在冀鲁豫边区周围，沿津浦、陇海、平汉三线，对敌占城市济南、济宁、徐州、开封、新乡、安阳等城市建立了城市工作机构，并根据区党委的决定将城工部、军区情报处合并到社会部，统一对外工作的领导，广泛开展交朋友工作，长期打算，发展力量。经过我城市地下工作同志们的努力，取得了很大成绩，对我军组织战役进攻和攻取城市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配合内地反特斗争方面，掌握了敌特组织和潜入我解放区的特务活动材料，为我内地侦破案件、打击敌人提供了可靠的根据。这时在城市工作的同志还利用各种时机发展党组织，在各界人士中做团结工作，对工厂、机关、学校等重要单位进行了保护，防止解放城市时遭受敌人破坏，还对城市收复后肃清残敌方面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晓塘同志十分重视配合主力部队作战的战勤工作，在解放战争期间，公安系统抽调了大量工作人员参加和保卫各级战勤工，冒枪林弹雨，忍酷暑严寒，日以继夜地组织群众性的支前工作。其中很多同志并随军远征，在抢救伤员、运送粮食等方面做出了贡献。晓塘同志直接领导了战俘的集训工作，当时收容了大量国民党的党、政、军、特等骨干分子，对他们开办训练班，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实行优待俘虏的宽大政策，经过教育后，除愿留下工作的以外，均被放回。他们回去后宣传我党政策，揭穿国民党欺骗宣传，对我军的进军都起了积极作用，有的在发动起义、放下武器中作出了贡献，晓塘同志曾亲率干部深入黄河以南战斗频繁的各县检查指导工作，对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给予很大的鼓舞。
晓塘同志是一个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品德高尚的共产党员，善于团结同志，对犯有错误的同志，都是从教育出发，坚持原则，期望其能提高认识改正错误。他艰苦朴素，平易近人，不摆架子，不论上级、同级或下级都能以诚相待，从不闹无原则纠纷，同级干部把他看作是诤友，下级干部把他看成是知己、好领导，有的青年把他看成是敬爱的长者。他坚持党委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好作风。１９４４年平原分局党校整风时，晓塘同志任一个大队的支部书记，学员绝大多数是地、县领导干部。当时有些地方整党，由于“左”的错误影响，搞什么“三查三整”等，伤害了不少同志，而晓塘这个支部，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坚持以和风细雨治病救人的方法教育帮助同志，有政治历史问题的在未取得确凿证据以前，不作处理，待以后弄清事实条件成熟，再作处理。有位老同志回忆自己当时因历史问题被人误解，心存疑虑，不久晓塘同志告诉他：“整风是划清敌我界限，方法是和风细雨，你没有问题，不必疑虑不安”，使他放下了包袱，感到晓塘同志真是“实事求是”、按党的政策办事。这个支部整风一年，没有发生冤案，政治思想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增强了党的团结，１９４７年冀鲁豫区党委整党，区党委社会部有位副部长，一度被错整，并有人提出要开除党籍，晓塘同志坚持慎重从事，经多方调查研究，弄清情况后，及时站出来为这位副部长讲公道话，这在当时“左”的风头上是难能可贵的。他在审批案件中都是立足于事实，认真分析罪证，最后作出决定，对那些捕风捉影和逼供信得来的材料，他是坚决顶回去，避免了冤、假、错案发生。晓塘同志在主持公安保卫工作中，坚决将公安保卫机关置于党的统一领导之下，一贯反对特殊化、神秘化和孤立主义等脱离党的领导的倾向，坚决执行党的公安保卫工作提出的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指导方针，因而保证了公安工作的顺利开展，不断培养和提高了干部队伍的政治思想和政策水平。
１９４８年１２月，晓塘同志带着胜利的喜悦，奉命参与接管天津大城市工作，１７年来为天津接管、治安、改造、建设均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在１９６６年满布阴霾的日子里，心力憔悴的万晓塘同志，于９月１９日竟猝然长逝。晓塘同志离开我们太早了，使人万分惋惜，晓塘同志的优秀品质、毕生为革命事业的献身精神以及他对党和人民做出的光辉业绩，将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铭记在人们的心中。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