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葵兰

3月30日。

我在家里工作一个上午，设计了很全面的国际会议信息登记表。给60多位参会学者发送出去时，已经过了中午时分。我松了一口气，心想任务完成了，明天我就去医院看吴老师。这时手机响了，我一看是吴老师的手机号，心头一转念，给她报个喜，表个功，告诉她明天我就去看她。我喊“吴老师，”这时她的小儿子李冰说话了，她12:40分去世了。来不及悲痛，只有一个念头，赶到医院见她最后一面。下楼取车，上五环，转圆明园西路，一路畅通。上三环时堵车了，没想到中午还堵车，不停地有知道消息的同事和朋友打电话来。我极力忍住眼泪，一边开车，一边回电话，眼看着前方几乎停滞的车流，很绝望为什么有这么多车隔在我和吴老师之间。

这一天晚上，我做了她去世后的第一个梦。我梦见她不是生病时清瘦的样子，而跟往常一样很精神。她穿着青灰色风衣，头戴围巾，站在一个大厅里。有很多小孩在转着大圈子做游戏。她和蔼地笑着，有点好奇地看着孩子们吵闹，那神情有点超凡脱俗。我看场面有点乱，就上前护住她，大声说，“你们要转圈就转开点，不要撞着吴老师。”于是人群开始转开点，又持续了很长时间。我敲响了一样乐器，有音乐声响起。我隔着人群看吴老师，她依然笑眯眯地站在那，远远地对我说你别累坏了嗓子（这段时间我嗓子一直都痛）！ 

不久我就醒来了，记起梦中情景。我意识到，这就是她的追悼会。眼泪情不自禁地往外涌，打湿了枕头。又想起梦中她轻松、超然的神情，她的灵魂已经脱离了那受过苦痛的躯体，现在她解脱了，自由了。这让我很欣慰。

做她学生十几年，读博士时她对我异常严格，却悉心培养。刚参加工作时，她老希望我通过各种机会锻炼自己的能力。到后来我接手中心，一件一件地做事情，看到我教学、科研和带孩子样样都要求自己做好时，她又心疼了。09年我刚到美国伯克利时，9月10日教师节那天我给她打电话，听到我的声音她特别高兴。随后在邮件里她说在电话里我显得很近，就好像还在她身边似的，就好像我没有出国似的。信用英文写的，末尾署名“love”。那封信看得我眼圈发红，回信时也署名“love”。但不善于表达感情的她似乎害羞起来，之后不再那么署名。

人们常用风中之烛形容老人，我从不觉得她老。她每天都精力充沛，看书、写文章、到网上找资料，和老伴李老师一起种花养金鱼看球赛，每天还把一些有趣的PPT发得满世界飞。我觉得她有超强的基因，应该像她母亲冰心老人那样长命百岁。在伯克利时，因为不像在国内那样老见得着，虽然每天忙忙碌碌没有时间全部看她发送的PPT，但我总是留心她发送的时间。她还像往常一样，晚上两三点还在工作，在发邮件，而第二天下午补一个午觉。这是多年的习惯，我看到邮件就很放心。如果有几天收不到邮件，我会担心她，打电话一问，她和老伴在上海看世博会，她在台湾讲学，她在南京讲学。嗯，她很好呢，我也就放心了。

2010年五一前夕，我梦见她生病了，需要照顾，梦里焦虑，醒来着急，就算好时差，给她打电话。她的声音干脆爽朗，在电话那头笑着，说“我好得很。”然后开始问我访学计划完成的进度。我觉得我多虑了。2010年9月20日下午，华裔中心有专家来做讲座，由我主持，她来旁听。结果她没来，便血需要马上住院。我主持完讲座，招待好专家，然后去她家给她取住院要用的衣物。李老师已经替她仔细收拾好，我开车去北医三院。天下着雨，路上堵车，终于到了医院，停好车。风裹着小雨，有点凉，而我拎着她的行李箱，急急地往里走，为了早点见到她。那天离我回国不到两个月，我们谁也没有意识到那只是她凶险病情的开端。到10月上旬，化验结果出来了，她得的是淋巴癌晚期。我心里不由得一颤，记起五一前夕我做的梦。到今天，我都很遗憾，如果那时我就催促她去做全面检查，兴许还不是晚期，治疗效果会好得多。我相信，有着深厚感情的两个人，纵然相隔千山万水，总有看不见的纽带将两人的心连在一起。她的病，我或许有所感应，但当时却不知情，人终究控制不了命运啊。

她倒是很想得通，说自己已经七十多岁，够本了。她了解了各种治疗方案，决定采取化疗。费用估算出来了，她打趣说原来不知道自己居然身价值几十万，而随着病情的发展，她的身价还会倍增。她的坚强、乐观和淡然感染者她的亲人、学生、同事、朋友以及华裔中心的中外专家，于是大家开始替她筹钱，平日里她生怕麻烦别人，得到大家这么多帮助和支持后非常感动，有时掉下眼泪来，她也因此变得更坚强了，相信自己能战胜病魔。

她生病以来，我乐于替她跑前跑后，这样我就可以常看见她。隔些时日不见，我会牵挂。而她看见我，就和我讨论中心的发展。我明白中心就像她的孩子一样，她倾注了很多心血，所以大小事情我已经做了决定或许办好了，也跟她说一声，她总是很满足。她渴望知道医院外面的世界，会问很多问题，关于北外的，同事的，学生的，听到大家都很好，就由衷地高兴。有时探视时间结束，我要走了，她会问“还有什么新鲜事？”或许干脆我扶着她，到走廊尽头等候区的椅子上和我说话。她很乐观，做过几次化疗后，她发现后脑勺掉头发，而前面还好，就说她的头发“很给她面子。” 她每天记病理日记，就像做学问一样严谨，一直坚持到最后。医生治疗癌症时一般只把病情通报家人而隐瞒病人，他们发现吴老师达观、乐天知命，而且对自己病情的发展了如指掌，也就从来不瞒她了。她的坚强和乐观感染着每一位医生和护士，有一位医生对她说，“你和你的癌细胞一样顽强！”

随着化疗次数的增多，她的身体越来越虚弱、消瘦，而她依然积极乐观，一面配合医生新的治疗方案，一面关注中心的事，关心周围的人。到2011年10月以后，因为治疗效果评价较好，医生让她回家休整一段时间，她就在家里把没有写完的书写完、没有整理好的材料弄好。到11月底时癌细胞又一次扩散，她出现黄疸，腿浮肿，还晕倒过几次。她说她不后悔回家休整这么长的时间，该做的事情都做完了，连遗嘱都立好了，完全以大无畏的精神迎接新一轮的化疗。

12月8日我要去台湾开会，她提前把她要送的小礼物准备好，签好字，交代给我。我知道台湾有很多关心她的朋友，就逗她，“这样吧，开会之余，我来个吴冰病情新闻发布会怎样？”她也乐了，说“不要麻烦大家。”到我去台湾的前一天，她先后打三次电话，先叮嘱我带好护照，然后说台北冬季雨多，要带雨伞，最后一个电话是台北不需要穿羽绒大衣，如果家里人送我去机场，把羽绒大衣脱在车上，省得拿不必要的行李。我在电话里感谢她，叮嘱她照顾自己，她轻轻地带过一句话：“明天我住院。”

那次住肿瘤医院后不久，医生决定让她转到307医院，接受肿瘤的局部热疗法。她回家两周，然后于2012年元月11日住进了307医院VIP病房。那时她得了肺炎，高烧39度多，医生下了病危通知。而她顽强地熬过来了，体温回归正常，医生说她创造了奇迹。春节期间，她在医院度过。除夕夜，我给她打电话，问她有没有在看春节联欢晚会，她说没有，在看书！那天她吃了饺子，觉得过了年了。那些天她告诉我307医院下过病危通知，医生都有些不敢给她治了。为了打消他们的顾虑，她笑着对医生说怎么对怎么治，不用担心后果，即使失败她也是为科学做贡献。

她的老伴李老师3月8日因肺炎不治去世后几天，她的病情变得危重。心脏、肾和肠道都出现问题。但她自始至终意识相当清楚，即使房颤厉害、心跳到190下时还感谢护士给她做心电图。她明白已到最后关头，确实没有办法了，她并不惧怕死亡，而是觉得很亏欠大家，那么多人为她捐钱出力，如果治不好那就“浪费了国家宝贵的本来可以救治他人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她还想过捐献遗体，要为社会做最后一点贡献。

最后这两星期她受了不少苦，中旬以来，我在医院陪她的时间更多。每次她都催我快回家，不要耽误国际会议和其他工作。有一次我站在她床边，握着她的手。她眼睛里闪过一丝不舍，随即闭上眼睛，狠心地说“你回吧，你太忙。”我不想让她为难，就走出了病房，在外面等候区里坐着，从上午坐到下午。我觉得虽然我和她隔了一道门，但只隔二三十米，我还在她身边陪着她。她发现虽然她把我赶出去，而其实我还在外面呆着时，就不再赶我走了。我不敢在她面前哭，怕加重她的心理负担。于是她躺着，我握着她的手坐着，听我谈工作，她满眼的笑，说你很能干，我就逗她，“名师出高徒，我得做得风生水起才行啊！”有时我们不谈工作，互相微笑地看两眼，不说话，两个人心里都在心疼，我心疼她受苦了，她心疼我太忙太累。

我常想，人间因为有爱不再孤独，却也因为爱而倍加孤独。她的离去，让我觉得很孤独。在亚裔文学领域，她是我的博士生导师和领路人，但她教会了我更重要的东西：敬业，对生活的热爱，以及透在骨子里倔强—只要还有一口气在，那就付出十二分的努力！是这些精神伴着我，在我的人生路上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