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长河，往往会淹没人们的一些记忆，但有些记忆却是终生难忘的。我的一生，没有轰轰烈烈，也没有丰功伟绩，只是一个共产党员、普通战士平凡的一生。我在这里讲述自己的经历，是为了让自己的后代们记得，在他们的先人中，曾有过一位跟着共产党和毛泽东干了一辈子革命的农民的儿子。
   
    我八岁起为抵债到地主家放牛，十三岁参加红军离开了家乡。自记事起，我没有过过生日，也没有人跟我说起过我是哪一天出生的。到了部队以后，每次在填写履历表中的出生年月日时，月日一栏总是空着。直到一九五四年，在我离开家乡二十四年以后，才得以确认自己的生日。当时我已经调到军委工兵工作，算是在北京有了一个固定的家，也终于和家乡的两个哥哥联系上了。在他们来探望我时，我问起自己的出生日期，大哥非常肯定地告诉我，我生于民国六年农历正月十五亥时。因为我出生的那一天正好是元宵节，所以绝不会记错。

    一、我的童年.

    一九一七年二月六日（民国六年农历正月十五），我出生在福建省长汀县南山乡塘背村一个农民家庭。按照家谱的排序，我属于“丰”字辈，父亲给我起名叫罗广丰。我出生后不久，父亲就去世了。母亲从未和我说起过父亲，所以对他没有什么印象，只知道他叫罗远江，是得伤寒病死的。听别人说，爷爷曾经是村里私塾的教书先生，算是个文化人，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就不教书而改种田了。到了父亲这一辈，已经完全是靠种田为生。爷爷给父亲留下了十亩地。

    父亲的第一个妻子是得病死的，她生有一男一女，即我同父异母的大哥和大姐。大哥叫罗新丰，比我大十几岁，上过几年私塾，后来在顺昌开了豆腐房并以卖豆腐为生。大姐叫罗大妹，嫁到十几里外的钟屋村一个姓钟的人家，后因在当地难以谋生，也搬到了顺昌。

    我的母亲叫饶新人，是父亲的第二个妻子。母亲的娘家在大田屋潮风丈村，家里很穷。父亲在前妻死后不久，为了照顾两个未成年的孩子，托人花了些钱把母亲娶来。

    母亲一共生了三个孩子，我最小，上面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哥哥叫罗发丰，比我大七岁，上过两年私塾，因交不起学费而缀学，后来一直跟着母亲在家务农。二姐生下来后，因家里穷，养不起，还没有起名子就送人了。听说是送给离塘背村五里地的谢屋村一户人家。解放后托人打听，才知道她早已成家，嫁给本乡黄家庄村饶礼仁为妻，生有一子。

    塘背村地处闽西山区，在长汀县城以南，距县城大约一百余里，是一个偏僻山村。村子地势南高北低，东、南、西三面环山，只有北面地势平缓，一条通往村外的土路，坑凹不平，非常难走，往北通到十几里地以外的钟屋村。有两条小河由南向北从村子里穿流而过。西边的叫西山溪，东边的叫黄屋溪，在村口交汇，形成一条比较大的河，叫桥屋河，向北流经钟屋村、南山坝后，拐向西面流入汀江。

    整个村子由罗、曹两姓人居住。在村里两溪之间居住的是罗氏家族；在西山溪以西居住着曹氏家族，两族之间互有通婚。记得我家门口就有一条小溪，所以挑水、洗东西非常方便。村子周围的水塘特别多，村口罗家的“老屋”前面就有五个大水塘。我曾猜想，塘背村也许就是因为水塘多而得名。这里的自然风光说得上是山清水秀。

    村里有七、八百户人家，两三千口人，在当地算是一个大村，曾被称为“千烟之家”，即千户冒烟的意思。村里罗姓祖上属于一个家族，所以各家相互之间均以亲戚的称谓来称呼，显得很是亲近。据说我们的祖先，是为了躲避战乱从湖南迁徙到闽西，其中的一支在五百多年前来到这个三面环山而水源充足，几乎是与世隔绝的地方安居下来。这里耕地较多，资源丰富，农业以种植水稻为主，盛产木材和毛竹，茶叶、香菇、柑橘也是这里的特产。由于交通不便，消息闭塞，生产方式很原始，经济非常落后。村里大部分耕地都在少数地主富农手里，绝大部分农家的生活都很贫困。

    父亲去世以后，家里发生了很大变故。父亲前妻的娘家提出分家，母亲没有办法，只好同意。大哥和大姐分得了家里一多半财产后，搬离了村子。母亲和我们哥儿俩分到了剩下的四亩地和老屋。分家以后，家里的生活更为艰难。父亲得病期间，为了给他看病，母亲向村里的大地主罗志老（又叫罗锦浮）借了一些钱；后来为了给父亲办丧事，又借了一些，都是高利贷，连本带利共欠下九十多块大洋。为了还债，母亲只好把四亩地抵给了地主。但地主说四亩地不够还债，还差十八块大洋。后来托人说情，地主才答应把地再租给母亲种，规定每年除了交租外，剩余的稻谷要先拿来还债。当时我出生不久，哥哥也才七、八岁，生活和还债的重担全部压在了母亲的肩上。

    我最初的记忆就是每天跟着母亲去农田里。母亲和哥哥在田里忙碌，我在田边玩耍。租种的四亩地有两亩是水田，种水稻；另外两亩是山坡地，只能种地瓜和菜。我家除了过年，几乎没有吃过米饭，一年四季都是吃地瓜。遇到年成不好，连地瓜都吃不饱，经常要用地瓜秧、蓖麻叶和野菜充饥。过年时能吃上几顿米饭了，我和哥哥都高兴的不得了。虽然都是些陈米，甚至是发了霉的，但我们仍然吃的津津有味。我开始懂些事时，就问妈妈，为什么只有过年才吃米饭呢？妈妈对我说，我们种的稻谷是要用来还债的，等债还完了，你就可以天天吃米饭了。我只是似懂非懂，但记住了家里收获的稻米都是要用来还债的。

    地瓜是家里主要的口粮。为了保存，收获的地瓜要切成片或条后晾干，叫做地瓜干。村子里的贫苦农民都是以地瓜干为主食，久而久之，它居然成了当地的一大特产。外地人偶尔尝尝，也许会感觉很有特色，但作为长年的口粮天天吃，就很不好消化，经常会感觉烧心，肚子不舒服。为了调剂口味，人们也想了很多办法。我记得母亲就经常把地瓜干磨成粉，再筛成更细的粉。这种地瓜粉可以象面粉一样，作成糕饼之类的东西，虽然没有面粉做得好吃，却是不错的调剂。地瓜粉加工后剩下的渣滓叫地瓜渣，也不能随便丢掉。遇到荒年，地瓜渣是要拿来充饥的。

    现在的孩子都很喜欢过年，可在我的记忆里，我们家就怕过年。因为一到年关，地主就派人来催债，把家里能抵债的东西统统拿走。客家人有个习惯，自腊月二十三起要在家里摆供品侍奉灶王爷，祈盼来年能够丰衣足食。有一年，家里实在拿不出象样的东西供奉灶王爷，母亲就把家里唯一的一只老母鸡杀了。母亲把鸡腌好后，连同一些糕饼摆到供桌上。她嘱咐我们，这些供品只能看不能吃，如果偷吃了会遭报应。我只好天天眼巴巴地看着桌上的鸡流口水，心里真的很想吃。

    过年的前一天，地主又派人来要债。他们一进门就看见了供桌上的这只鸡，二话没说就把鸡扔到了地上，还用脚把它踩得稀烂，嘴里吼道：“你们有鸡吃，为什么不还债？”接着就在家里翻箱倒柜，把他们认为值钱的东西都拿走了，连母亲平时缝缝补补用的针线都没留下。我被吓的抱住母亲的腿不敢抬头。哥哥站在旁边流着泪，母亲用双手使劲搂着我，默默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都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这话一点儿不假。到五、六岁时，我已经能帮助母亲和哥哥干些家务活，到河里去提水，在灶台里生火等。再大一点儿的时候，我就开始上山砍柴和割草了。山里有野兽，经常听到有人被咬伤的事情。所以，上山砍柴时，我都是和村里像我一般大小的孩子们结伴而行，有时十几个人，多的时侯甚至二三十个孩子一起上山。因为我的胆子大，总是跑在前面，自然而然地成了孩子头儿。那时六七岁的山里孩子，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玩具，也不懂得做游戏，但只要大家前呼后追，大声喊叫地在山上一跑，就好象除了兴奋之外，什么苦啊、累啊都忘记了。这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

    再大一些时，除了上山砍柴，我还到村里烧木炭的作坊当了临时工。每个月有两到三次，要挑着几十斤重的木炭，送到十几里外的集上的铺子里卖。来回的路很不好走，一双草鞋用不了一个来回就破烂不堪了，所以，经常是光着脚板走，脚底磨得净是泡。每次挑木炭回来，母亲总是心疼地亲手为我挑脚上的泡，用热水给我洗脚，还一次次地劝我不要再去了。我总是装出很轻松的样子对母亲说：“没关系，一点也不疼。”自己觉得，虽然受些苦，但一次可以赚十个铜板（一角钱），用这点钱可以买些盐或其他的日用品贴补家用，心里很高兴。

    在我大约八岁的时候，母亲一定要我去读书。她自己虽然没有文化，但客家人崇尚学问以及“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传统观念还是有的。因为哥哥已经是个半大小伙子，家里种地的活儿都要指望他，母亲就把上学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村里没有学校，只有两家私塾。有一家私塾的教书先生据说是个秀才，在村里算是高学历，但收的学费比较多。另一家私塾设在村子的祠堂里，教书先生是个四十多岁的当地人，学问不如秀才，但因为收的学费少，交一斗米可以学三个月，母亲就选择了它。交学费的米是母亲悄悄积攒下的。上学前，母亲特意买了四尺白布，为我做了一件短袖褂子，还缝了两个口袋。她说，这样去上学体面一些，口袋里还可以放些东西。这是我记事以来第一次穿新衣裳，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母亲不知道嘱咐我多少次，一定要认真读书，千万不要偷懒，要学到真本事。我虽然不十分明白母亲为什么非要让我上学，但我看到送给教书先生的那些白花花的大米，知道我能上学实在是太不容易了。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学。

    私塾先生教的课很简单，教我们念三字经、百家姓之类的东西，练习抄写毛笔字，另外还学习数数和简单的加减法。

    自从上学以后，我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先帮家里做些家务活，吃过早饭后，揣上两块当作午饭的地瓜就去上学了。我学习非常努力，老师教的内容，我都会在当天背熟。因为没有课本，老师都是事先把要教的内容写在纸上发给我们，每天学的内容并不多，也没有什么进度要求，全凭老师自己的兴趣来决定一天教多少。家里经济条件好一些的孩子，买得起笔墨纸张，可以跟着老师学习写毛笔字。我没有钱买，就带一只盛满水的碗，用手指蘸着水在书桌的桌面上练写字。别人休息的时候，我就拿一节树枝或者小棍儿，到教室外面的地上练字。因为我书背得好，学习勤奋，老师经常夸奖我聪明，还对我说：只要坚持学下去，一定会有出息。

    在我学到六个月时，母亲再也拿不出米来交学费了。那时，我已经学完了“三字经”，“百家姓”刚学了一半，但没有办法，只好退学。从此以后，每当我看到其他孩子去上课，心里难受极了，有时眼泪会不由自主地掉下来。可是回到家里，我会装出一副满不在乎地样子，因为我知道，母亲的心里比我更难受。

    这一年的年关，地主又来我家要债。他说欠他的债还有三十六块钱没有还，母亲一听就懵了。当初说就只有十八块大洋没有还，已经过去了八年，这八年里除了交租子，收的稻谷差不多都用来还债了，怎么会债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一倍呢？母亲和地主理论起来。地主一气之下，就叫手下人把母亲拉走。我和哥哥哭着喊着求地主放了母亲，他根本不理睬，硬是把母亲抓到他家里关了起来。我和哥哥没了主意，只好去求绍子叔想办法。绍子叔是父亲同父异母的弟弟，因为在县里上过学堂，在村里有些威望。他答应去向地主说情。当天，绍子叔果然把母亲领回来了。回到家里，母亲把我拉到身边，流着眼泪对我说：“太岁（当地对孩子的称呼），我们欠枚志大叔（即地主罗志老）的钱还不上，他让你到他家里去放牛，一个月算一块大洋的工钱用来还债。等还完了债，你就可以回家了。太岁，委屈你了，你这就跟绍子叔去吧。”我看着母亲伤心的样子，呆呆地不知道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就这样，八岁的我到地主家当了放牛的小长工。

    我在地主家里过得是奴隶般的生活，甚至连自己放的牛都不如。罗志老是村里最大的地主，家里有五六百亩地。除我之外，他还顾了六个长工为他干活。地主一天给我们吃两顿饭，主要是地瓜和腌咸菜。有时，他也拿些红米饭给我们吃，但都是剩的，甚至是馊饭。每天早晨，天刚亮我就得起床，吃过早饭赶着大水牛上山，一直要到太阳落山时才能回去。晚上，我要先把牛棚打扫干净后，才能吃晚饭。贪心的地主还给我规定，每天都要把一路上牛拉的粪捡回来，放到他的田里。罗志老的吝啬和狠毒在村里是出了名的。一次出去放牛，因为栓牛的绳子老化，水牛的劲儿又很大，我使劲一拉，绳子就断了。回来后地主大发雷霆，让人把我捆在牛栏里，不给我饭吃，还说：“我要扣你的工钱赔我的绳子。”其实我哪里有工钱可拿？说是干一年给我十二块大洋，可我家一年需要偿还的利钱就要十八块，我的工钱还不够付利息。这真是一笔永远还不清的债。

    有一次，地主硬说我没有把牛粪全部带回来，留了一些在别人家的田里，不容分辩，拿起一根棍子就打我，把我打的满地乱滚，几个长工拉都拉不住。他一边打还一边说：“你要不把粪捡回来我就打死你。”一直到他打累了才住手，我已经是遍体鳞伤了。他让其他长工把我拖到柴房里关起来，不许我吃饭。我浑身的伤疼痛难忍，肚子饿的心里发慌。我想家，想妈妈，眼泪不停的往下淌。这一夜我觉得特别长，多少次昏睡过去，却又从伤痛和饥饿中醒来，看看窗外，天依然是一片漆黑。

    还有一次，我放牛回来后感觉特别饿，就到厨房去想找点吃的。看到一只碗里有些剩粥，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没想到正好让罗志老碰到。他象发了疯一样冲过来，打掉我手中的碗，骂道：“你这个饿死鬼，还敢偷吃的！”抄起棍子，劈头盖脸地打起来。幸好有两个长工及时把他拉开，否则我恐怕会被他打死。他让长工看好我，三天不许我吃饭。我一个八、九岁的孩子，正在长身体，还要干活，不吃饭怎么受得了？第二天，我饿的实在受不了，便趁没人注意，偷偷跑回了家。母亲看到我瘦弱的样子，先是一惊，又忙问道：“你怎么回来了？”我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一头扑到她怀里只知道哭。母亲发现我头上和身上的伤，见我哭得那么伤心，也抱着我哭起来。一边哭还一边念叨：“太岁，这到底是怎么了？”我渐渐平静下来，对母亲说了事情的经过，并求她不要再让我回去了。母亲听说我已经一天多没吃东西了，赶紧做了一大碗地瓜饭。她看着我吃完后，无奈地对我说：“太岁，我们欠枚志大叔的钱要还呀！妈妈知道你苦，可我是在文书上划过押的，你不能不去啊。你就再受些委屈，等还清了债就可以回家了。”

    没有办法，母亲硬拉着我送回了地主家。罗志老看到我便恶狠狠地对母亲说：“你儿子偷吃东西还逃跑，还有脸回来？滚吧！我家里不能留他。你赶快把债还了，否则要你的好看！”母亲赶紧拉着我跪在他面前哀求道：“您老千万别生气，孩子小，不懂事，我已经骂过他了。看在他死去的父亲份上，您就饶过他吧，以后还得靠您多关照呢，他会好好干活的。”旁边的长工们也帮助求情。地主见状，才好像是很勉强地答应让我回去，心里不知道在打些什么坏主意。

    我在地主家起早贪黑地为他放牛干活，经常吃不饱，挨打受骂更是家常便饭。就这样，我一天天熬着，从八岁到十二岁，整整熬过了四个年头。二、参加暴动

    一九二九年，我十二岁了。这一年，我的家乡很不平静。年初就听说，不少地方有人造反，对抗官府。后来又听说，从江西过来了红军，是共产党。有人说他们到处杀人放火，共产共妻，还吃小孩儿。也有人说他们是绿林好汉，杀富济贫，打仗很厉害。总之，传言很多。

    后来我才知道，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大肆杀戮共产党人，使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在危难中召开了“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把发动工农举行武装起义作为当时的主要任务，并先后组织发动了“八、一”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等。之后，由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的队伍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并与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失败后保存下来的部队会合，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支基干力量红四军。

    当时中共中央指示，福建省委的工作方针也要直接宣传和组织工农暴动，没收地主土地，推翻反动统治，建立工农民权政治。根据中央的精神，闽西的党组织在张鼎丞、邓子恢、罗明等人的领导下，在龙岩、永定、上杭等许多地方发动群众，揭露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罪行，宣传党的主张，并于一九二八年春夏，先后发动了后田暴动、平和暴动、蛟洋暴动和永定暴动。广大工农群众在党的领导下，镇压反动地主豪绅，开仓分粮，烧毁田契债约，组织农民协会，建立革命政权和武装组织，声势浩大。只是因为受到盲动主义的影响，没有能把工作重点放到反动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地区，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使革命力量遭到敌人的残酷镇压，受到巨大损失，不得不暂时转入地下。尽管如此，在“白色恐怖”极其猖獗的情况下，闽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敢于向穷凶极恶的反动派主动发起进攻，表现出了不屈不挠地精神，沉重打击了封建势力和反动政权。

    我的家乡长汀，虽地处偏僻的闽西，是闽赣两省交界的山区，但经济作物丰富，粮产充足。一条汀江贯穿全县，南流出福建，与广东梅江汇合为韩江，直趋潮、汕注入南海，终年可通航，当地的土特产可以行销广东、南洋，北运江西，使长汀成为连接广东、江西以及临近十数县的物资贸易中心。当地利用山区盛产的竹子生产的毛边纸，更是远近闻名。正因为长汀有着较好的经济条件，也就成为反动统治者重点掠夺和经营的地区，封建势力比较强大，对劳动人民的盘剥也更为严重。据当时的统计，长汀县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土地掌握在占全县人口不足百分之十的地主豪绅和反动官僚手中，农民只有很少或者完全没有土地。农民租种地主土地交纳的田租要占到全年收成的百分之六十到八十。大多数地主又同时经营商业和放高利贷。地租越重，农民越穷，高利贷盘剥也就越厉害，普通利率都在二分以上，有的甚至到了十分，即本利相等，使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破产日亟。当地流传着一首民谣：“作田的人空米缸，裁缝工人破衣裳，石匠师傅无屋住，木匠师傅睡烂床。”形象地放映了劳动人民受剥削的情况。

    军阀、土匪为争夺长汀的地盘，连年混战不断，使百姓遭殃。当时，盘踞在长汀的是国民党省防军第二混成旅，旅长郭凤鸣就是当地土匪出身的恶霸。他的部队横行乡里，无恶不作，随意抽取苛捐杂税，搞得民不聊生，是封建势力的主要靠山。在恶势力的盘剥下，劳苦大众中孕育着强烈地反抗情绪。

    当时，长汀县党的领导还比较薄弱，革命活动的开展也落后于其他地区。为了加强这里的工作，共产党闽西特委于一九二八年三月委派张赤男回到长汀，具体领导长汀、上杭、连城、武平四县交界地区的农民运动。

    张赤男是长汀县宣城区长丰乡人，一九二六年参加北伐军并加入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参加广州起义，在惠州阻击战中左腿负重伤；伤愈后从海陆丰返回闽西。回到家乡后，他以教师的身份作掩护，与段奋夫、罗化成等人一起，很快就在各乡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农会，计划组织暴动，建立工农武装。

    一九二九年，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由赣南先后三次进入闽西，沉重地打击了当地的反动势力，促进了闽西工农武装暴动，加快了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三月上旬，红四军第一次入闽，全歼第二混成旅两个团，歼敌两千余人，击毙旅长郭凤鸣，为闽西人民除了一大害，并乘胜攻占了长汀城。五月中旬，红四军再次入闽，三打龙岩城，歼灭第一混成旅两千余人（旅长陈国辉带少数随员逃跑）。九月下旬，红四军第三次入闽，攻占上杭，全歼守敌暂编第二旅两千余人，旅长卢新铭只身趁乱逃跑。红军三入闽西作战，基本肃清了当地的国民党正规军，为闽西土地革命的蓬勃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毛泽东在红军占领上杭后所作“清平乐”一词中：“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就是对当时的真实写照。以毛泽东为首的红四军前委，分析了整个形势和赣南、闽西的情况，认为闽西多山的地形，非常有利于与敌人周旋，决定红军主力不再返回井冈山地区，而是在赣南、闽西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以此为根据地，建立公开的苏维埃政权，形成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红军在毛泽东关于“开辟闽西”的号召下，每到一处都首先做好宣传工作，发动农民打土豪分田地，组织农会和建立地方武装，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中共长汀县委遵照红四军前委关于配合红军行动组织武装暴动的指示，先后领导古城、塘背、四都、新桥等地农民举行了规模较大的武装暴动，建立了区、乡革命政权。我的家乡塘背村，这个苦难深重的偏僻山村，终于盼来了救星。

    一九二九年入秋的一天，我正在山上放牛，哥哥罗发丰跑来对我说：“这几天你晚上睡觉机灵点。如果听到枪声你千万别慌，赶紧把罗志老家的大门打开。记住了吗？”我忙问：“要干什么呀？”哥哥说：“你就别问了，到时候你一定要把大门打开。以后你会知道的。”说完就匆匆忙忙走了。我虽然猜不透哥哥要干什么，但我知道，他绝不会害我，一定是有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心里装着事儿，我连续几个晚上都没睡个塌实觉。

    农历十月初四凌晨，我在睡梦中被一阵枪声惊醒，迷迷糊糊地还在发呆，外面的枪声已经响成了一片。我猛然想起哥哥的嘱托，赶紧爬起来向大门跑去。这时，传来剧烈的砸门声。我听到身后有人喊：“不许开门！”“不许开门！”那是罗志老的声音。我没有理会，光着脚跑过去，使劲拉开门闩，大门一下子就被撞开了。门一开，呼啦啦地跑进来很多人，有的还拿着枪和棍棒。我被涌进来的人挤到了一旁。这些人一边冲向地主的大屋，一边喊着：“暴动了！暴动了！”“红军来了！”我被眼前发生的事情惊呆了。一会儿，就看到哥哥带着几个人把罗志老捆绑着押了出来。哥哥看到我，高兴地拍着我的头说：“好样的，干得不错！”又说：“快带我们去帐房和粮仓。”我突然好象明白了些什么，一边答应着一边领着他们去了帐房。人们在我的指引下，把地主家里的文契都抄了出来，堆在院子里用火点燃了。我家的借据和契约也在里面，一起被烧掉了。大家围着火堆叫着，跳着，欢呼着。我完全置身于极度的兴奋中。

    母亲也来了，她是专门来找我的。她一把把我搂在怀里高兴地说：“太岁，红军来了，咱们可以回家了。”

    塘背村的农民，在这一天举行了暴动。

    原来，这一年的五月，张赤男和罗化成来到塘背村开展工作，宣传革命道理，教育发动群众，秘密组织农民协会，先后发展了罗铭等六位穷苦农民加入共产党，我哥哥罗发丰也在其中。参加农会的贫雇农很快就发展到四十多人。暴动前，党员和农会会员已经串联了村里的七百多人并组织起来，罗化成留在村里亲自坐镇指挥。

    罗化成是长汀南阳人，毕业于福州蚕桑学校。回乡后他创办了一所蚕桑学校。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他与张赤男、黄亚光等人组织长汀各界举行集会，声援上海工人，声讨帝国主义罪行。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部队途经长汀，他发动进步青年为起义军筹划粮饷，并于同年加入共产党。一九二九年，他领导南阳农民暴动，建立了汀南赤卫队和区苏维埃政府。

    罗化成事先对暴动作了周密安排。参加暴动的农民被分成了若干小组，规定以枪声为号，同时行动。张赤男还派了一连红军来支援暴动，时间就定在农历十月初四。当日清晨，农友们在红军战士地配合下，悄悄地分头包围了全村三十九户地主宅院。公鸡刚刚打鸣，一声清脆地枪声惊动了还在沉睡的村庄。顿时，整个村子就像炸了锅一样，枪声、喊声响成一片。由于有红军的参加，少数有武器负隅顽抗的地主，很快就束手就擒了。暴动的农民还从地主家里缴获了十二条枪和五百多发子弹。

    当我和母亲走出地主家大门时，枪声已经停息，街上到处是人。有些人在贴标语，上面写着“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国民党”、“一切权力归农会”、“工农万岁”、“红军万岁”、“打倒白匪军”、“反对封建”、“反对剥削”、“男女平等”、“欠债不还”等等。还不时看到人们从地主家里挑出粮食，抬出箱子和其他物品。

    中午，在村边的红石冈空场上召开了群众大会，全村有两千多人参加，我跟着母亲也来了。会场上四周插了许多绣着镰刀斧头的红旗，在阳光照耀下显得分外鲜艳夺目。主席台上站着一些人，有的是本村的，有些是生人，哥哥也在上面。红军战士手握钢枪，雄赳赳地列队站在主席台两边。台下，暴动的农民扛着长茅、土枪，举着大刀，抬着土炮，格外精神抖擞。村民们敲着锣，打着鼓，个个喜气洋洋。

    主持人宣布开会，罗化成首先讲话。他在会上讲了共产党的主张；讲了为什么要组织暴动；为什么要消灭土豪劣绅；宣布塘背村农民协会正式成立；宣布没收地主的一切财产分给农民；宣布成立赤卫队。农会主席罗铭也讲了话。他号召青壮年参加红军，跟着共产党打天下，解救所有的受苦人。他还历数了村里大地主罗志老、罗昆扬的罪状，宣布就地镇压这两个民愤最大的恶霸。顿时，会场上群情激奋，“打倒罗志老”、“打倒罗昆扬”的口号声此起彼伏。我的满腔仇恨再也按捺不住了，一边喊着：“打死他！打死他！”一边就要冲上主席台去找罗志老算帐，但被母亲拉住了。随着几声枪响，罗志老和罗昆扬被当场处决。我激动得嘴里也不知道在喊些什么，反正是使劲地欢呼。以后的场面更为热烈，人们纷纷报名参加红军，当场就有一百多人被批准参军。同时，村里还组建了一支赤卫队。

    接下来的几天，塘背村完全变了一个样，好象每个人都在忙。村苏维埃政府成立了，大牌子挂在罗家祠堂门口。农会把收缴来的地主财产、粮食，分发到各家各户，不少人换上了新衣裳。支援暴动的红军战士们，每天忙着帮助苏维埃的工作人员清查没收地主的土地，插上牌子分给村里的贫雇农，还给参加红军的人家分配了“红军公田”，由政府统一安排代耕。政府还给没有外逃的地主及其家属也留了一份土地，让他们自食其力。我家抵债的四亩地被发还了，另外还分了八亩地，苏维埃给开了土地证。村里成立了妇女会、少先队、儿童团等组织。母亲参加了妇女会，我参加了儿童团。大家都在亲身体验着翻身做主人的感觉。

    儿童团里的孩子最大的十四、五岁，最小的才七、八岁，有一百四十多人，每个人脖子上都系了一根红布条。在成立大会上，村苏维埃主席罗铭对我们讲，成立儿童团就是要把我们这些孩子组织起来，当红军和赤卫队的助手，站岗放哨，防止白匪军来进攻，帮助政府和赤卫队保卫红色政权。他还具体提出了十项任务：站岗查路条、防备敌特、组织训练、为红军带路、侦察敌情、监视土豪劣绅的活动、宣传群众、反对迷信、学习文化、帮助孤寡老人和为军属干活。他说，你们虽然小，可人小也可以干大事，要有志气。他还表扬我说：“罗广丰小小年纪就参加暴动，打开了地主家的大门，帮助红军抓住了最反动的地主罗志老，为革命立了功。”当时说得我即自豪又不好意思。在选举儿童团长时，大家一致推举我。罗铭把我叫到前面，正式宣布我为塘背乡儿童团团长，要求孩子们都要服从命令听指挥；要求大家不怕牺牲，遵守纪律，互助团结，努力学习。会后他严肃地对我说：“从今天起，你就算正式参加革命工作了，你手下有这么多儿童团员，任务很重，要勇敢，要学会动脑子，一定不要辜负大家的期望。我认真地对他说：“大叔放心吧，我不怕死！”我确实是感到了自己责任的重大。这天晚上一到家，我就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告诉母亲，我当了儿童团长。她没说什么，只是冲着我微笑，吃饭时特地给我煮了两个鸡蛋。我感觉到，母亲是既高兴，又在为我担心。

    新的生活开始了。我带领着儿童团员们，每天不是站岗放哨，就是帮助红军和农会丈量土地分田，还为军属挑水、扫地、打柴，把村里分的粮食、衣服、盐给军属和孤寡老人送到家里。赤卫队员还带着我们把村里的土地庙拆了，说是反对封建。总之，一切都是那么新鲜，那么让我们激动。三、保卫红色政权 

      塘背是长汀县最早发起暴动的村子。当时，周围的反动势力还相当强大。在塘背村北面十五华里的钟屋村，驻有国民党地主武装团防军。离塘背村五华里的松坑背村，驻有土匪李七孜一部。村子东南方向的一些村寨里，还有曹半溪的几股匪帮。曹半溪和李七孜都是闽西最臭名昭著的土匪头子。他们的队伍到处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残害百姓，无恶不作，手段极其残忍，走到哪里哪里就遭殃。他们极端仇视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农民运动，公开与当地地主武装和国民党军队勾结，经常偷袭红军和刚刚建立的红色政权。塘背乡苏维埃一成立，就面临着敌人四面包围的严峻形势。我们儿童团，也注定要在战火中不断地经受考验。

    一九二九年农历十月初八，红军刚刚离开塘背村不久，驻在松坑背村的李七孜匪帮一百多人就突然袭来。儿童团派出的岗哨首先发现敌人，立即报告了赤卫队。因为村里的一批青壮年已随红军走了，刚组建的赤卫队只有三十多人，武器也只是一些鸟枪、土铳、大刀和长茅，没有什么战斗力。乡苏维埃果断决定组织全体村民撤到山里。我们儿童团和赤卫队、少先队一起，分头挨家挨户通知和动员村民上山。因为走得及时，避免了人员伤亡，但村里来不及转移的财产还是受到很大损失，被土匪抢去了二十八头耕牛，乡亲们家中的财物也被掠去不少。一些被没收土地和财物的反动地主，也趁机逃离了村子。

    土匪离去后，乡苏维埃和农会为了加强自身的防卫能力，动员更多的人参加赤卫队并加紧了训练，同时要求少先队、儿童团也要组织操练，学习作战本领。少先队员和儿童团员立刻行动起来。按照乡里的统一要求和规格，每个人都制作了一根五尺多长的棍子。为了区别，少先队员的棍子两头染成了红色，儿童团员的棍子两头染成了黄色。参加儿童团的一百四十多人编成了五个队，每队三十人，都选了队长。根据乡里给我们安排的任务，我给各队分了工：两个队负责站岗放哨；两个队负责帮助军属和孤寡老人干活；一个队负责监视地主和坏分子。每个星期，全体团员都要集中训练两到三次，由赤卫队派人来指挥操练。训练项目有列队、跑步、齐步走，卧倒、冲锋、喊口号。虽然训练项目很简单也很不正规，但我们都练得非常认真。有时还配合赤卫队参加野外演习，也被叫做“红白斗争”。即把人员分成两队，一队为红军，一队装扮成白军，演练侦察、埋伏、进攻等。因为没有枪，我们就在棍子头上钻几个眼儿，塞上鞭炮，演练时就用香火把鞭炮点燃，就像是放枪。

    为了打击土匪的嚣张气焰，乡苏维埃和赤卫队准备教训李七孜的匪徒。在土匪来犯后的第六天夜间，赤卫队动员了村里六百多乡民，加上少先队和儿童团，悄悄地包围了松坑背村。一声令下，人们点起火把，呐喊着冲进村里。土匪做梦也没有想到会遭到袭击，望着漫山遍野的火把，早已吓破了胆，只顾仓皇逃窜。来不及逃走的十一名匪兵被打死，赤卫队缴获了十枝步枪和一批子弹、手榴弹，自己无一伤亡，这一仗，不但拔除了离我村最近的土匪据点，也使村民的士气大震。不久，村里扩建赤卫队，有三百多名十六岁以上的青壮年参加。赤卫队还动员村里的工匠自制了十几门土炮装备自己，所以又被人们称为“大炮队”。

    钟屋村是国民党团防军驻守的重要据点，对苏维埃政权威胁很大。农历十一月初四，罗化成带领一队红军来到塘背，准备攻打钟屋村，拔掉这个“钉子”，赤卫队奉命配合红军作战。我带领儿童团也前往助战。凌晨，天还没有完全亮，队伍已在村口集结完毕，罗化成作了战斗动员，要求大家一定服从命令听指挥，遵守纪律，优待俘虏，打土豪缴获的财物一律要缴公等。他的话还没有讲完，就见几个儿童团员从不同的方向跑来，报告有敌人上来了。原来，土匪李七孜为了报复，联合曹半溪和另一个土匪头子赖灿头二，纠集了五百多人，趁着夜色，从三个方向包围过来，幸亏被我机警的儿童团岗哨发现。因为敌情不明，罗化成决定停止执行原来的计划，命令红军和赤卫队迅速占领村外制高点，掩护群众转移。我请求让儿童团参战，但苏维埃主席罗铭不同意，命令我们赶快帮助转移群众先撤。由于赤卫队的枪支很少，又缺乏作战经验，阵地很快就被土匪突破。红军只有一百多人，但战斗力较强，由他们负责断后，掩护赤卫队边打边撤。这一仗，村里遭受了不小损失。赤卫队牺牲了十二名队员，还有一些人负伤。村里不少房屋被土匪放火烧毁，还被抢走了大量财物。

    曹、李土匪偷袭的教训，使乡苏维埃和赤卫队提高了警惕，加强了戒备。为防备敌人来犯，赤卫队向各个方向都派出了侦察员，还制定了作战预案。

    驻守钟屋村的国民党团防军听说塘背村遭到土匪洗劫，赤卫队伤亡很大，决定用一个营的兵力来进攻，妄想一举消灭村里的赤卫队和苏维埃政权。这个消息被派去侦察的赤卫队员获悉，迅速通知了乡苏维埃。

    这一天夜里，天气格外寒冷，罕见的雪花也从天而降。午夜刚过，侦察员就送来钟屋村敌军出发的消息，正沿着村北的大路向塘背袭来。全村立即动员起来。按照预定方案，十几门土炮架在了村口东西两侧的高地上，三百多名赤卫队员兵分三路。一路是由罗光巴带领的大刀队，埋伏在村口东面的河沟里，准备侧击敌人；一路由曹嵩带领，埋伏在村口西北面的枫树岗，负责切断敌人的退路；一路由罗观德带领，集中了村里大部分枪支，埋伏在村口南面的小树林和河沟里，从正面阻击敌人。另外，还动员了几百名村民和少先队员、儿童团员，分散在附近山坡上，携带大批鞭炮，准备到时燃放，呐喊助威。

    凌晨五点多钟，敌人出现了，大约有四百多人。他们依仗自己武器精良，根本没有把赤卫队放在眼里，耀武扬威地向村口走来。所有埋伏的人员都屏着呼吸，紧张地等待着进攻的号令。敌人越来越近了。当他们进入伏击区时，赤卫队长大吼一声：“打！”十多门土炮同时开火，周围的枪声立时响成一片，土炮弹不断在敌群中开花。我们也点燃了放在铁桶里的鞭炮，噼噼啪啪地响起来，就像机关枪。敌人被这突然袭击打得蒙头转向，胡乱开枪，四下逃窜。随着冲锋的号令，埋伏在周围的人们跃身而起，挥舞着各式各样的武器，个个如下山猛虎，呐喊着杀向敌群。敌人显然被吓慌了神，死的死，逃的逃，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这一仗，打死敌军七十八人，包括一名营长和一名连长；缴获步枪六十八支，手枪四枝和一批子弹、手榴弹。村民们为这一胜仗欢欣不已。赤卫队员手握缴来的钢枪，乐得嘴都合不拢。

    正当人们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时，没有料到，逃跑回去的敌人又重新调集更多人马，于当天下午杀了一个“回马枪”。当岗哨发现敌人时，他们的先头部队离村口只有半里地了。村民们听到报警的枪声，很多人还以为是赤卫队在试枪，没当回事儿。一直到赤卫队在村口和敌人接上了火，才知道是敌人又来了。因为敌人火力太强，赤卫队抵挡不住，只得边打边撤，尽量拖住敌人，掩护更多的乡亲转移。

    敌人攻进村后进行了疯狂地报复。他们枪杀了担任掩护来不及转移的三十多名赤卫队员和村民，烧毁房屋两百多间。有一位叫春秀子的七十岁孤寡老婆婆，被匪军拖进燃烧的屋子活活烧死。赤卫队员罗观德和罗召海在战斗中负伤被俘。匪军把他俩押回钟屋村，在装有被打死的敌营长、连长的棺材前，把他们像牲口一样捆绑四肢倒吊起来，当着全村百姓的面，宣布用他俩祭奠死去的匪军官。罗观德和罗召海被刽子手当场开膛破肚，身上的肉被一块块割下，活活折磨而死。

    敌人的残暴，并没有吓倒塘背人。敌人欠下的血债，塘背人发誓要他们加倍偿还。当时有一首民谣，唱出了家乡人的心声：“白匪罪恶不可忘，七十岁婆丢火房；大炮队员被捉去，匪首尸前做猪羊。塘背革命是认真，红皮红骨并红心；刀枪火海都不怕，不灭白匪不甘心。”

    血的教训告诉塘背人，革命获得的胜利果实，要靠自己手里的枪杆子来保卫，要时刻警惕敌人的进攻。只有狠狠地打击白军和土匪，不断地消灭他们，乡亲们才能有安定的日子。

    当时，经常有些小股土匪来袭扰。他们凭借熟悉村子周围的地形，偷偷摸进村来，抢些粮食和财物就跑。为了对付他们，赤卫队决定主动出击，以小队为单位，到土匪经常出没的地区侦察和监视他们的行动，伺机消灭敌人。

    一次，小队长赖七养带着十二名队员出外执行任务。在回村的路上发现一股土匪正朝村子的方向进发，有三十多人。赖七养判断，这伙土匪肯定又是来偷袭的。要回村通知已经来不及了，他决定趁着敌人还没有发现自己，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他带领队员迅速绕到敌人的前面，在路边埋伏好，让大家准备好手榴弹，等土匪走到跟前，一声令下，十几颗手榴弹在土匪群中突然爆炸，一多半土匪当场倒下。十二名赤卫队员一边射击一边冲向敌人，活着的土匪玩儿命似地逃跑了。这一仗以少胜多，打死土匪二十四人，赤卫队无一伤亡，缴获步枪十七枝，子弹数百发，战绩辉煌。乡苏维埃给他们记了大功。

    战斗的胜利极大地振奋了塘背人的斗志，激发了赤卫队员的战斗热情，不断涌现出英勇杀敌的模范。队员罗观光外出执行侦察任务，中途遇一土匪岗哨。虽然他赤手空拳，但丝毫没有胆怯，拣起一块石头摸到土匪身后，趁其不备，用石块猛击哨兵头部，将其打死，缴获了一枝步枪和两枚手榴弹。一次，听说匪首李七孜的匪兵到了官坊，队员罗含光和罗春林奉命去侦察。他们发现土匪的一个营部驻在官坊小学里。夜深了，他俩来到学校门口观察情况，看到只有两个哨兵靠在门边在打瞌睡，感觉机会难得，决定摸进去看看。他们悄悄来到哨兵身边，抽出随身携带的短刀，一人对付一个，利索地结果了他们的性命。进到院子里，发现敌人都在睡觉。在一间没人的屋子里，他俩借着月光看到墙上挂有地图，断定这里应该就是营部。进到屋里，发现墙边靠着四枝步枪，旁边还有两口皮箱，他们背起这些枪，一人拎着一口皮箱就返回了村子。在他们缴获的皮箱里，装满了匪兵抢来的钱物和一些文件，这些文件对了解敌情很有帮助。乡苏维埃给他俩记了大功。

    在暴动后短短两个月里，塘背的赤卫队就进行了大小战斗十多次，队员们越战越勇，越战越强，有力地打击了地主武装和土匪，塘背村“大炮队”的威名也传遍了邻近的十里八乡。不久，乡党支部正式成立，还建立了青年团组织，加强了党对武装斗争的领导和红色政权的建设。

    由于红军在当地的活动越来越频繁，红色区域不断扩大，敌人的力量不得不收缩。驻守钟屋村的团防军，也由原来的两个营减少到一个营。

    一九三零年一月，张赤南亲率闽西红军一部来到塘背，准备再次攻打钟屋村，消灭这伙敌人。红军邀请乡苏维埃主席、农会主席、赤卫队长参加了战前的联席会议，我也被叫去旁听。红军提出，敌人兵力虽然减少了，但加强了戒备，为了减少伤亡，请赤卫队先派熟悉当地情况的人去侦察，以便制定稳妥的作战方案。赤卫队长说，派人侦察没有问题，只是我们的队员都是种田的，没上过学，数人数都数不清，怕搞不准确。我听到这里立刻说：“我会数数，让我去吧。”红军指挥员摸着我的头说：“你还是孩子，太小了。这个任务很重要也很危险，不能让你去。”我大声说：“我不是孩子，我是儿童团长。我上过私塾，会数数。”说着就“一、二、三、四、五-------”数起来。大家看着我又认真又着急的样子，都笑起来。这时，一个红军干部说，可以考虑让他去，小孩儿有小孩儿的长处，不容易引起敌人怀疑。最后决定，我和另外三名赤卫队员分头去执行侦察任务，重点要搞清敌人的兵力部署和武器情况。临行前，红军战士还专门教我们要特别注意的问题，如何辨认各种武器，并交待我们无论侦察的情况如何，天黑前必须返回。

    第二天上午，我化装成要饭的，头带一顶破斗笠，身穿一件满是补丁的脏外套，脚穿草鞋，拎着一只破篮子就出发了。到钟屋村时，已经快中午了。我看到村口路边修了一座碉堡，两边还堆了一些沙袋，一个哨兵背着步枪在站岗。我径直往村里走去，哨兵对我根本不屑一顾，看都不看我一眼。经过碉堡时，我看见里面有两个匪兵在抽烟，旁边架着一挺机枪。在沙袋后面，七零八落地坐着十几个匪兵，身边还架着两挺机枪，我暗暗记在心里。

    进村后不久就听到吹号声。我循着号声来到一座祠堂前，只见祠堂外面是一个空场，有许多匪兵围成一圈儿一圈儿地蹲在那里吃饭。原来，正赶上匪军开饭，我心里暗自高兴，并装作要饭的样子接近他们。他们一次一次地驱赶我，我就是不离开，一直伸着手围着他们绕圈儿，真像一个饿坏的乞丐祈盼着能讨得一口吃的，心里却在默默地数着人数。绕了一圈儿后觉得还没有把握，就又绕了一圈儿。当确定了匪军一共是二百六十多人后，又去数架在他们旁边的枪，也数了两遍，一共有一百二十多枝步枪和三挺机关枪。还有六枝不长不短的枪，我叫不上名字，但也记了下来。后来知道，这种枪被红军称之为“花机关枪”，就是冲锋枪。下午，我又绕着村边走了一圈儿，发现村子另一个方向的路口也有岗哨，但只有一个哨兵，也没有碉堡。我感觉情况摸得差不多了，想着天黑前要赶回去报告，就往回走。

    没想到，刚走到村口的碉堡前就被哨兵拦下，不许我出村。我跟他们嚷嚷了半天也没用，身上还挨了两枪托，只好回到街里。一打听才知道，每天天黑之前到第二天早上，匪军禁止任何人再进出村子，还实行宵禁。我急得出了一身汗，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天渐渐黑了，村口挂起了两盏马灯，照得周围通明，哨兵也变成了两个，想从他们眼皮底下溜出去是不可能的。我想，应该到另一边的村口看看，那条路是通县城的，前面都是匪军的地盘，也许守卫不严。这时，村里的街道上已经没有什么人了，我怕被巡逻的匪兵发现，专找没有灯光的地方走，转来转去，总算到了村口。一看，那里的哨兵仍是一个，只挂了一盏灯,就硬着头皮往村外走，哨兵居然没有阻拦。我没敢看他，故意不紧不慢地沿着大路往前走，其实紧张的心都像要从嗓子眼儿里蹦出来。

    我一直走到四周漆黑了，悬着的心才平静了些，停下来想想下一步怎么办？从这里要想回塘背村，要绕过钟屋村走一大段山路。说是山路，其实平日里白天几乎没有人走，到了夜里，连方向都很难辨清。幸亏我过去放牛时来过这一带，大致知道回村的方向，也就不管有没有路，凭着感连夜往回赶。我一天没有吃东西了，此时又饿又累，一路上也不知摔了多少跤，膝盖和胳膊都摔破了，疼得我直掉眼泪，但我还是咬着牙坚持着向前走，心里只想着赶紧回去把侦察到的情况报告红军。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终于离村口不远了，隐隐约约看见前面有几个人影。他们也发现了我，有人喊道：“是广丰吗？”我赶紧回答：“是我！”跌跌撞撞地跑过去一看，是赤卫队长和两个红军战士，他们专门在村口等我。原来，另外三个去侦察的赤卫队员早就回来了，因为敌人哨兵盘查得严，他们连村子都没能进去。红军原定凌晨就要攻打敌人，可是已经到了下半夜，还没有我的消息，正为没有侦察到敌情着急。当我详细报告了情况后，红军指挥员高兴地把我抱了起来，对我说：“你真了不起！”。我也兴奋得不得了，一天的饥饿和劳累全都忘了。听到红军下达了集合出发的命令，我忙请求：“让我带路吧！”指挥员笑着对我说：“你已经光荣地完成了任务。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回家休息，吃饭，睡觉。这也是命令！等我们打了胜仗回来，我要给你记功。”

    我回到家里，母亲还没有睡，在等我。她一边给我热饭，一边埋怨我说：“你干什么去了？一天一夜不回来也不说一声？饭都热了好几遍。你看，天都快亮了，多急人呀！------”后面的话我就不记得了，因为我已经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饭也没吃，一头倒在床上就睡着了。

    等我醒来时已是下午。听到外面有敲锣打鼓的声音，我赶紧跑出去看。原来是配合红军作战的赤卫队凯旋归来了，乡亲们正在村口迎接他们。这一仗，红军和塘背赤卫队全歼了白匪军，活捉了匪首领，敌人的武器也全部被缴获。

    在庆功大会上，苏维埃主席宣布，这次胜利要给我记头功。母亲听到这个消息，才知道我昨天是执行侦察任务去了，心里又高兴又担心。村党支部认为我表现得很勇敢，经受了考验，决定吸收我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当时我还不满十三岁。

    一九三零年春季，国民党军对赣南和闽西的红军主力进行了会剿，当地反动民团和土匪武装也乘机向建立苏维埃的地区进犯。从二月到六月，红军和国民党军队就像拉锯一样，今天你来了，明天我走了。刚建立红色政权的塘背，也在一次又一次地经受着战火的考验。在此期间，曹半溪、李七孜匪帮和地主还乡团对塘背村发动的较大规模进攻就有十八次。被他们杀害的赤卫队员和村民有六十多人，烧毁民屋数百间，被抢去的耕牛有三百多头，抢去的财物更是无法统计。

    塘背人民在敌人的猖狂进攻面前没有畏惧，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参加了红军。赤卫队则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强敌来了就退守山里，小股敌人来了就予以歼灭，一次次地抗击，狠狠地打击了敌人，保卫着红色政权，保卫着自己的家乡。

    敌人的疯狂恰恰反映了他们对革命的惧怕。他们频繁地进攻，没能挡住革命势力的不断发展。随着国民党军对红军会剿的破产，闽西农民暴动的风潮也一波高过一波，各区乡县红色政权纷纷建立。二月初，在距塘背十五华里的钟屋村成立了区苏维埃。三月中旬，闽西工农民主政府成立，选举邓子恢为主席，张鼎丞等三十五人为政府执行委员，其中有长汀县的罗化成、段奋夫等人。六月初，长汀县苏维埃政府成立，选举涂作义为主席。至此，在纵横三百多里的闽西地区，先后建立了龙岩、永定、上杭、武平、长汀、连城六个县苏维埃以及六十九个区苏维埃和三百九十个乡（村）苏维埃，并拥有了龙岩、永定两座县城。闽西的红色区域与赣西南已经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二十余县基本连成一片，为以后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闽西各地的游击队、赤卫队，在红四军的帮助下也迅速壮大起来，先后组建成立了闽西红军一、二、三、四、五团。四月，根据中央和福建省委指示，闽西红军五个团合编为红军第十二军，邓伟任军长，高静山任政治委员；全军三千二百人，长短枪近二千枝。张赤南率领的四团和五团，被编为十二军第三纵队，又称第三路军，人员主要由长汀、武平、连城、上杭四县交界地区的农民游击队和赤卫队组成，有近两千人，是十二军里最有战斗力的部队。我们塘背村参军的人，都在这个部队里。

四、参加红军  

    一九三零年五月，蒋、冯、阎（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爆发，国民党军无暇南顾，客观上为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提供了条件。红四军在毛泽东、朱德率领下，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于六月初再次进入闽西，顺利占领武平、长汀县城，并在各地广泛开展了“扩红”和巩固苏维埃政权的斗争，掀起了工农大众踊跃参加红军的热潮。

    六月初的一天，红十二军第三纵队的一个大队（相当于连）来到塘背扩军。乡苏维埃政府在广场召开大会，村里的人差不多都来了。苏维埃主席在会上动员人们参加红军，他说：“我们塘背是全区最早暴动的，没有共产党，没有红军，就没有我们今天翻身做主人的日子。没有共产党，没有红军，地主土匪还会回来欺压、剥削我们。”他又说：“去年，我们村已经有一百多人参加了红军，他们是塘背的骄傲，也是我们的榜样。”他号召党团员和赤卫队员带头报名参军。他的话音刚落，登记报名的台子前面立刻呼啦啦地挤满了人。

    我早就想参加红军，盼着能像他们那样有一枝钢枪，去冲锋打仗。我正要报名，被身旁的母亲一把拉住。我连忙嚷着：“我也要当红军！”母亲轻声对我说：“你还太小，等再过几年吧。”我知道她是舍不得我。前不久，哥哥刚被派到王坑村当了苏维埃主席，家里只剩下我和母亲，她不想让我再离开家。可我执意要去报名，使劲挣脱了母亲的手，一头就钻进报名的人群里.

    我个子小，七拐八钻就到了报名台前。台子后面坐着的红军，忽然看到人群中冒出一个孩子来，先是一楞，然后说：“小孩儿，到边上玩儿去。”我说：“我是来报名的。”红军说：“你才几岁呀？要够十六岁才能参军。”我忙说：“我已经十六岁啦。我是儿童团长，还是共青团员，你就收下我吧！”苏维埃主席站在旁边看着我笑，他知道我虚报了年龄。虽说家乡都讲虚岁，有的还能虚两岁，可就是这样算，我也还不到十五岁。红军也知道我在撒谎，故意看着苏维埃主席问道：“他说的是真的吗？”“是真的，是真的。”我抢着说。苏维埃主席笑着对红军说：“这孩子不简单，参加了暴动，还会侦察，帮助红军打了胜仗。有出息，是个好苗子。” “那就收下他？”红军自问自答地说。苏维埃主席还真是替我说话：“收吧，错不了。”红军说：“那就登记吧。”他问我叫什么名字？哪一年出生的？我一高兴，张口就说：“我叫罗广丰，民国七年生的。”红军看着我一边微笑着，一边摇了摇头。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无意中戳穿了自己的谎话，脸腾地一下发起烧来。也许是苏维埃主席的话起了作用，红军还是给我登记上了。我兴奋极了，也顾不得害羞，喊叫着跑出来。我马上去找儿童团的小伙伴儿，把我参军的消息告诉了他们，立刻就有八个小伙伴也要报名，他们的年龄都比我大。于是，我又带着他们挤到报名台前，硬是磨着都报上了名。

    这一次，全村共有一百六十多人参加红军。临出发的前两天，村里热闹极了，其中有几个已经定过亲的新战士家里，都张罗着在办婚事。当时一首民谣里唱到：“妻子送郎当红军”，这些个新郎都自豪地对乡亲们说：“我也要让妻子送咱当红军！

    几天来，母亲一直很沉默。我知道她心里难受，但也不知道该怎样安慰她。她把我能穿的衣服都找了出来，准备好了铺盖，还连夜给我打了两双草鞋。

    出发的时间到了，我怕母亲伤心，悄悄背上她给我打好的包袱，拿着儿童团员用的棍子就去集合了。全村的人都到村口来送行。村苏维埃主席站在一个高坡上对我们说：“你们放心去吧，家里有政府照顾。你们在外头要多打胜仗，千万别给咱塘背丢人啊！”

    人群中，我看见母亲在向集合的队伍挤过来，知道她是在找我，忙跳起脚来，挥舞着手中的棍子。母亲看见我了，向我招手。

    我不知道这一离去会到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将会离开多久？还能不能回来？突然感到一阵酸楚，眼泪流了出来。我忙扭过脸去，不想让母亲看到。

    队伍已经走出了一段路，我的耳朵里似乎还响着母亲呼唤我名字的声音，可我没有再回头。

    想不到的是，这竟是我和母亲的永别。我至今仍然记得母亲最后望着我时的眼神，后悔当时没有跑过去和她再说上几句话，再多看她几眼。

    队伍出发后一直向北走。一天后，在河田北边的一个村子里停了下来。有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干部来到队伍前面，宣布这里就是我们的宿营地。他要大家好好休息，明天要正式编队和开始新兵训练。我是第一次走这么长的路，腰酸腿疼，脚都木了。吃过晚饭后，我倒在地铺上就睡着了。

    第二天上午，大家被叫到一个空场上集合。一个红军干部对大家说：“现在点名。点到名的按顺序排好队。”很快，我们就十几个人一排地排好了。红军干部宣布，请党代表给大家讲话。只见头天宣布宿营的干部走到了队伍前。原来，他就是红军大队的党代表。

    他叫刘忠，是上杭人。他首先欢迎我们参加红军，宣布我们这一百六十多人编为一个补充大队（新兵连）。他说，你们从现在开始就不是农民了，而是红军战士。他给我们讲了一些干革命和当红军的道理，还特别强调：红军是一支纪律部队，军令如山；红军是要打仗的，是会死人的，枪声就是作战的命令。他还说，虽然我们现在还有不少困难，枪也很少，但大刀、长茅和木棍也是武器，也可以杀敌人；枪就在敌人手里，要靠我们自己去夺取。他特别强调，从现在开始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非常重要，大家都必须认真地学习，要学会革命的道理和打仗的本领。他讲的话，有些我还听不大明白，但心里想，我早就知道红军是穷人自己的队伍，打仗是为了让穷人不再受苦挨饿。

    接下来的几天，白天都要进行军事训练。晚上，还要由政治教员讲政治课。这里的大队、中队（排）、小队（班）长，都由老兵担任，负责具体的训练科目，他们要求非常严格，可不像在家里儿童团操练那么简单。训练项目有队列、瞄准、射击、投弹、劈刺、匍匐前进、跨越障碍、冲锋等最基本的军事动作和技能。一天训练下来十分辛苦，连大人都感到很吃力，我就更累的够呛。

    我们的小队长是个三十多岁的老兵，过去在国民党的部队里当过班长，受过正规军事训练。他腰板总是挺得直直的，很有军事素养，训练管理十分严格。他可不管你是大人还是孩子。他说，不管是谁，参了军就是战士，谁完不成训练任务都不行。他在训练中一视同仁，但在生活上，对我却格外照顾。每天晚上睡觉前，他都单独给我打一盆热水让我烫烫脚，说是可以解乏。训练一天下来，衣服上满是汗水和泥土，他总是在我睡着以后，把我的脏衣服洗干净并想办法凉干。后来我才知道，他原本也是苦出身，因为家里穷才出来当兵混口饭吃。在一次战斗中他被红军俘虏，以后就留了下来。红军当时还很艰苦，不能给新兵发军衣，我们都还穿着家里带来的衣服，各式各样，五花八门。队长见我很羡慕老兵们的装束，就把自己的一顶军帽送给了我，上面还用红布缝了一枚五角星，我戴上它别提多高兴了。遗憾地是，我没有记住这位队长的姓名。

    我们训练了十几天后，已是六月中旬，突然接到命令要开拔。

    记得出发的那天下着零星小雨，我们沿着大路一直向北走。听说这条路是通往长汀县城的。途中，不时有其他的队伍汇集到大路上来，听他们的口音都是当地人。一打听，原来都是红十二军的部队。我猜想，这么多的队伍到一起来，一定是有什么大的行动。

    中午刚过，我们进入了汀州，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家乡的县城。因为队伍一直在行进中，我的个子小，又走在队伍中间，城里是个什么样，一点儿也看不见。部队到达一个广场时停了下来。这里已经集合了不少部队，后面陆陆续续的又到了不少，整个广场都站满了人。

    部队在原地休息、吃饭。等到下午太阳都偏西了，从前面传来了命令，要全体起立站好。我因为个子小，又排在队伍后面，只能听到声音，看不到前面的情况。只听到一个人在说：“现在请朱军长训话！”我当时还不懂部队的序列，不清楚军长是干什么的？是个多大的官儿？

    一会儿，听到了一个洪亮的声音，用很生硬的客家方言在讲话。大意是：“我是朱德，是四川人。怕你们听不懂我的四川话，所以学着说一说客家话。”他问：“你们能听懂吗？”大家立刻齐声答道：“能！”他又说：“根据前委的决定，从现在起，你们正式被编为红四军第三纵队，是主力红军了。”接着，他宣布了一些命令。我只记得，任命萧克为纵队司令员，张赤南为纵队党代表。另外还有一些任命，都是纵队和各支队的其他领导，我记不清了。朱德又说：“今天任命的同志，有些是你们熟悉的，有些是从红四军老部队调来的。不管是老部队的还是原来十二军的，大家都是为革命而来，都要搞好团结。只有团结好了才有力量，才能带领好部队打胜仗。”

    原来，红四军前委和中共闽西特委于六月中旬在汀州举行了联席会议。会议就红军整编问题作出了决定：由红军第四军、第六军、第十二军编成红军第一路军，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党代表。第一路军下辖的三个军都进行了重新组合。其中，红四军由林彪任军长，彭清泉任党代表，辖三个纵队；一、二纵队是红四军原来的建制，第三纵队由原第十二军的二、三纵队合编而成。

    我们补充连的这些新战士，一入伍就被编入了红军主力军团，大家都很高兴。遗憾地是，我后来才知道朱德就是红军的总司令，当时只闻其声而未能见其人。

    宣布整编两天后，红四军一、二纵队奉命开往江西，听说是要打南昌、九江。三纵队则留在长汀继续完成整编任务，边训练边待命。以后的几天里，我们补充连的人员陆续被分配到新组建的各支队、大队。年龄小一些的人，有的分在卫生队，有的去了宣传队，还有去纵队司号排学吹号的。我因为是最小的一个，一直等到最后，才和另外两个伙伴被分到纵队部去给首长当勤务兵。

    临去报到前，我们每个人都领到了一套灰布军服、一顶军帽和一副绑腿。衣服穿在身上又肥又长，我只好把袖子和裤腿都挽了起来。

    到纵队部报到以后，一位副官向我们详细交代了勤务兵的任务：主要是照顾首长的生活，包括早晚给首长打洗漱水，整理内务，打扫卫生，打饭，打开水，招待客人，洗衣服，还要完成首长临时交代的其他任务。我被分配给纵队党代表张赤南当勤务兵。

    我见到张代表时，觉得他有些面熟，好象在哪儿见过。他身材很魁梧，给人一种威严地感觉，但说起话来却很和善。他问我几岁了？哪里人？我都一一作了回答。他说：“我去过塘背，是个有山有水的好地方。”还说：“那里的人更好，有觉悟，怪不得你这么小就知道当红军。”我突然认出，他就是在攻打钟屋村前，同意派我去侦察的那个红军干部。他也好象认出了我，对我说：“你们村有个儿童团长，很勇敢，小小年龄就敢到敌人窝里去侦察。”我忙说：“就是我，我认识你。”他哈哈哈哈大笑起来，说：“原来真是你这个小鬼，看着就像是在哪里见过嘛！我们又碰到一起了，有缘分啊！”他看着我那身不合体的军衣说：“来来来，把你的衣服脱下来。”我一惊，还以为他是嫌我年龄小，不让我当红军了，就站在那里没有动。他笑着说：“你看你这套军衣，都成了大褂儿了，快脱下来我给你改改。穿上军装就是军人，要精精神神的。看你现在的邋遢样，快脱吧！”听了他的话，我心头一热，仿佛又回到了母亲身边。

    张代表其实还很年轻，当时才二十四岁，大我十一岁。在以后相处的日子里，他对我如亲人一般，既像兄长又像导师。他曾多次对我说过：“我是党代表，你是勤务兵，这是革命的分工不同，我们都是平等的。你在生活上帮助我，我也要帮助你。”“红军就像一个大家庭，大家都是兄弟姐妹，都要互相帮助。”

    在生活上，他能自己做的事情都尽量自己做。像洗衣服，打草鞋，收拾床铺等，他都一定要自己做。有时候我抢着干了，他就批评我说：“你现在还小，要多抽出时间学文化，学军事。”还说：“你今天是勤务兵，明天就有可能是战斗员，是指挥员，没有文化，没有打仗的本领是不行的。”他找来了苏区列宁小学的识字课本，亲自组织我和警卫员、通讯员一起学习，还给我们安排了作业，完不成作业的还要受处罚。

    他对部队里的每个同志都是一样地关心和爱护，因此也得到所有指战员地爱戴。曾经是他的学生，后来又跟随他参加红军的一些人，如八支队的党代表刘亚楼，支队干事杨成武等，在休息日经常会到我们的住处来看他。这些人一来，党代表就知道，他们又在打他“伙食尾子”的主意，主动拿出自己分得的伙食节余款，让我去买些酒肉来给他们“打牙祭”。每当这个时候，大家围坐在一起，不分首长部下，边吃边喝，有说有笑，就如亲兄弟。

    我们三纵队的战士大都是刚参军的闽西农民，文化低，纪律差，但训练任务很重。为了尽快提高部队的军事素质，纵队司令员萧克特意请求上级，从红军老部队抽调了五、六十个骨干担任各支队、大队的军事首长。这些人大都不会讲客家话，因此在交流上出现了一定障碍，有时也会和闽西籍的干部产生一些矛盾和误会。他们中还有一些人，看不起这支刚组建的农民军。对部队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张赤男非常重视。因为各级党代表大都是闽西人，他要求党代表们要带头搞好与其他干部的团结；要求各部队的文化干事要教会战士们听、说普通汉话，尽量不讲客家话。他还经常组织部队学习红四军的战斗历程和优良传统，提出要多向老部队来得同志学习。我记得他经常对战士们讲的一句话是：“我们目前的首要任务，是尽快完成由一个老百姓向红色军人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老部队来的同志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自己以身作则，非常尊重萧克司令员，在生活上更是关心和照顾老部队来得干部。

    为了搞好部队的团结，张赤男从细微处抓起。一次，我随他陪同红四军党代表罗荣桓到纵队特务大队检查工作，发现了一些不团结的迹象。原来，这个大队的大队长是湖南人，特别喜欢吃辣椒，他就交代司务长在买菜时多买辣椒，而且要买又红又大辣味十足的。可是，大队党代表是广东人，其他的大队干部是福建人，都非常不喜欢辣椒。下面的指战员，有一小部分是江西籍的，对大队长的决定很拥护，而大部分闽西籍战士就表示反对，经常提意见。这个大队的大队长是旧军队里出来的，有些军阀遗风，一遇到提不同意见就很不高兴，还时常骂骂咧咧。大队党代表则与之针锋相对，所以吵架的事情就在所难免。针对这些情况，罗荣桓和张赤男就建议召开大队的党支部会和士兵委员会，采取民主方法解决问题。在会上，大家又把吃辣椒的问题提出来，说得还很严重。张赤男发言说：“我们红军的干部和战士来自不同的地方，各个地方的人都有自己的习惯，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大家既然走到了一起，在一个锅里吃饭，就像是一个大家庭，大家都是这个家里的一员，要互相体谅，谦让才对。”罗荣桓也说：“我们湖南人有一首民谣，说‘一根竹子容易弯，三扎麻绳扯断难，众人拾柴火焰高，齐心协力金不换。’这说明了团结是多么重要。我们红军能战胜比我们要强大得多的敌人，靠的就是我们大家团结一条心。我们没有被敌人打倒，难道能被小小的辣椒打倒吗？”又说；“我们的干部和共产党员，更要带头搞好团结。”张赤男说：“革命使我们走到了一起，成为了阶级兄弟，患难与共，生死相依，这样的情谊比什么都珍贵，大家都要珍惜。只要大家团结了，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什么问题不能解决呢？如果大家都能这样认识，像辣椒这样的小矛盾还是问题吗？”罗荣桓插嘴道：“我们湖南人爱吃辣椒是天生的吗，有条件还是要吃的，不过也要照顾到福建和广东的同志。我出个主意，在炒大锅菜时不要放辣椒，大家都能吃，另外腌制一些辣椒，江西和湖南的同志们可以拌在菜里吃，这样不就解决了？”听了他们两个人的话，特务大队的几个干部都主动站出来作了检讨。

    纵队长萧克是湖南人，一九零八年出生，比张赤男小两岁。他们两人都是一九二六年参加的北伐军，也都上过军校。类似的经历使他俩相处得很好。他们在工作中相互尊重，相互支持，建立起了非常深厚的感情。

    萧克参加过南昌起义，在红四军里当过连长、营长和一纵队的参谋长，是个很有战斗经验的指挥员。特别是他的学者风度，被人们称作儒将。但是，在他刚来三纵队时，看到这支农民军不仅武器少，而且缺乏军事素养，对能否带好这支部队很担心。我经常看到他和党代表在一起研究工作，通宵达旦，都是为了尽快巩固部队，提高战斗力。那时，部队很少能有集中、安定的训练时间，随时都有可能开赴前线。他们抓紧这难得的机会，充分利用好每一天，带领部队争分夺秒地搞好整训。

    很久以后，萧克在回忆那段生活时曾说：“部队成长进步，是全纵队上上下下共同努力的结果，特别是我的好合作者张赤男，对我的支持最有力，帮助最大，每念及此，我都对他怀有深深的敬重和感激之情。”

    我也是从党代表的身上，第一次感受到一个革命者的朴实作风和高尚品质。他的榜样和他对我的教诲，伴随了我一生。五、参加战斗
    红四军在长汀整编后不久，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颁发了红军第一军团的番号，从此，红军第一路军改称红一军团。

    一九三零年七月上旬，三纵队在长汀整训两周以后，军部命令我们向江西开进，与一、二纵队会合。出发前，部队召开了誓师大会。会上宣读了中革军委的通电，大意是，命令红一军团进攻南昌，然后和红二、三军团在武汉会师，实现首先在几个省取得胜利，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

    张赤南在动员讲话中特别强调：“我们这支队伍是第一次离开家乡，不能给家乡的父老乡亲们丢脸。”“天下的受苦人都是一家人，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要保护当地的老百姓，遵守群众纪律，解救受压迫的人。”“我们不仅要多打胜仗，还要动员更多的人参加红军，不断壮大队伍。”“我们要准备吃大苦，准备走长路，准备打恶仗，准备流血牺牲。” 各支队的代表都在誓师大会上发言表决心。

    虽然部队有一多半人都是刚参军的农民，但大家的情绪都十分高涨。听到大家慷慨激昂的发言，我自己也激动的热血沸腾，恨不得一步就跨向战场。

    部队出发时，我跟在党代表身后，站在路边看着一队队人马通过。队伍里有不少人还没有领到军衣，还穿着各式各样的老百姓衣服，战士们也没有统一的被装，各种包裹在身上怎么背的都有，显得很杂乱。大多数战士没有枪，有的扛着梭镖，有的背着大刀，但大家都精神饱满，斗志昂扬。

    部队进入江西后，经瑞金、兴国、富田、水南等地，一路向西北方向走。越往前走，部队暴露出来的问题就越多。很多人都没有走过长路，连日行军就更吃不消了。有不少战士掉队，部队不得不放慢了行进的速度。

    我开始还能跟在党代表骑的马后面走，渐渐地就经常落下很远。党代表总是过一段时间就等我一会儿，还几次跳下马来要让给我骑，但我都拒绝了。我知道，他参加广州起义时，在潮汕阻击敌人的战斗中左腿负过重伤，留下了病根儿，犯病时腿疼得都站不起来，根本不适合长途步行，绝对不能过分劳累。他见我不肯上马，就让我拉住马尾巴，带着我往前走。

    开始时，我和很多战士一样，总也打不好绑腿，行军时走着走着绑腿就散了。一天下来，不少战士的脚上都磨出了血泡，小腿都肿了。党代表一到宿营地，就让炊事班烧很多开水，命令大家都得泡脚，还亲自给我们这些娃娃兵挑掉脚上的泡。他还手把手地教大家打绑腿。后来，我的绑腿就打得很有水平了，不仅紧松适度，还很结实，跑起路来便当多了，腿也不肿了。

    越往前走，离国民党军盘踞的地方就越近，时常有敌机来侦察。我们这些新兵别说见过飞机，连听都没听说过。飞机一来，大家都傻楞楞地站在那里抬着头看，不知道天上飞的是什么怪物，也根本不知道隐蔽，干部们怎么喊也喊不动。为了不暴露行踪，部队改成夜间行军，白天睡觉。但晚上行军也有情况。沿途一些反动民团和地主武装，常常乘着夜色向我们打黑枪骚扰。很多战士一听到枪声就乱了阵脚，四下里乱跑，黑夜里又辨不清方向，常常是谁也找不到谁，不少人就这样跑散了。

    记得一天夜里，在离吉水不远的一个地方准备过乌江时，后卫部队遭到一小股敌人的袭击。天刚亮，就有人报告，说后卫支队在听到枪声后，有一多半人跑散了。司令员和党代表听到后很着急，忙问指挥员还在吗？当听说各级指挥员都还在时，他们立即命令这些干部去把跑散的人找回来。大约过了两、三个小时，才把人找了回来。后来在快到樟树时，又发生过一次这样的事，也跑散了一些人。虽然最终大部分人回来了，但也给我们这支部队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当时红四军中就流传有，三纵队是“走路不能走，打仗跑谣风”。所谓“跑谣风”，就是一些指战员在遇到突发事件时，不能正确判断情况，心理上发生恐慌，常常会被一些谣言搅得军心不稳，自乱阵脚，甚至四下乱跑，就向兵败一样。其实，对我们这些前不久还是农民的人来说，出现这样的情况也并不奇怪，毕竟参军才一、两个月，又没经过真正的战斗，太没有经验了。

    为了防止出现“跑谣风”，部队曾一度下令采用“连坐法”。这种办法是，如果一个班里发现有人跑掉了，那么这个班从班长算起所有的人，都要负连带责任，受到军法处治。以此类推，无论是哪一级发生了这样的问题，这一级所有的人也都要受到牵连。开始时，这种方法对防止“跑谣风”确实起到了一些威慑作用，但渐渐地就暴露出更大的问题。

    “连坐法”所产生的副作用很大，就像一条无形的、不信任的锁链，把所有的人拴在一起，给大家心理上造成了很大的负担。后来就曾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一旦有人跑了，所在单位的人为了逃避惩罚，就干脆集体都跑掉了。好在“连坐法”只实行了很短的时间就被军部发现，并严厉批评了这种做法，命令立即废止。党代表张赤南对此主动承担了领导责任，并作了检讨。他在向部队说明这个问题时特别指出，当初没有认识到“连坐法”是旧军队的制军办法，是与红军的制军方针背道而驰的。红军靠得是人的政治觉悟，靠得是自觉遵守部队铁的纪律。

    虽然三纵队在最初出现了一些问题，但也取得了不小成绩。部队在进军途中，沿途都帮助当地的老百姓打土豪，分粮分物，宣传革命，动员了不少人参加红军。所以，虽然“跑谣风”走散了一些人，但陆续参加红军的人更多，部队人数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我们这些新兵通过长途跋涉，也磨炼了脚板，越来越有经验了。

    七月下旬，部队渡过江西的乌江后一直向北进发。此前，红四军一、二纵队在樟树打了一仗，歼灭了守敌。我们三纵队是后卫，没有参加战斗。在樟树停留一天后，部队渡过赣江，经万寿宫、生米街到了南昌西面的奉新、安义地区。几天后，部队又拐向西南，到了与湖南交界的万载、黄茅一带，并没有按原定计划进攻南昌。

    原来，以毛泽东为首的红一军团前委在樟树召开了会议，分析了敌我态势，认为此时进攻南昌对我十分不利。为争取主动，决定部队先到赣西地区开展群众工作，视情况的发展再决定进攻南昌的时间。这个决定是有悖于中央的命令的。但是，在敌强我弱力量悬殊的情况下，这个决定使我军避免了因盲目强攻中心城市而可能遭受到的损失。

    部队在万载地区停留了十多天，一边开展群众工作，一边扩军和筹粮筹款，得到了比较好的休整。在当地招募参加红军的人也很多，使红四军从长汀整编时的一万人左右，增加到了一万八千人。

    在此期间，传来红三军团攻占长沙的消息，大家都为此感到欢欣鼓舞。但不久又听说，国民党军队在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军舰掩护下，以优势兵力向长沙反扑，红三军团被迫撤离。而长沙城里的进步人士和老百姓因为无处可逃，遭到国民党军队的疯狂报复和残酷屠杀，损失巨大。事实证明，红三军团一度占领长沙，在国内外确实引起了一定振动，在政治上扩大了红军的影响，毕竟这是红军占领过的唯一一座省会城市。但是，在敌人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红军想要长期占据中心城市是根本不可能的。一味地以弱搏强，也许会取得短暂的胜利，而换来的则会是更大地、无谓地牺牲。

    八月中下旬，撤出长沙的红三军团开始向红一军团靠拢。这时，国民党军以十五个团编为三个纵队，分三路追击红三军团；其中敌第三纵队四个团为一路，已经进至湘赣边界湖南一侧的文家市。这一路敌人比较突前，离其他两路较远，形成孤立态势。此时，红一军团正集中在湘赣边界江西一侧的黄茅、桐木等地，离敌人很近。军团首长决定采取奔袭战术，趁敌立足未稳，力求歼灭这股敌人，以策应红三军团的转移。

    我们三纵队遵照军部命令迅速集结，进至到指定地点待命。纵队召开了大队以上的干部会，宣布了攻打文家市的作战命令，并具体部署了各支队的任务。因为这是三纵队成立以来参加的第一次战斗，司令员和党代表都非常重视，一再强调战场纪律，要求各级党代表和支队长、大队长靠前指挥，党团员冲锋在前，撤退在后，坚决完成总部交给我们的任务。

    根据军团部署，红三军在正面发起攻击，吸引敌军主力；红十二军迂回到敌军后方，切断其退路；红四军则埋伏在敌军侧面，准备拦腰猛击敌人。

    这一天拂晓，我军在当地赤卫队的配合下，突然向敌军发起猛烈进攻。红三军首先与敌接触在正面打响，红四军立即向敌侧面阵地进攻。我们三纵队担负进攻任务的两个支队，在一纵队左面展开发起攻击，萧克、张赤南亲自到前沿指挥。

    因为勤务兵是非战斗人员，所以战斗一开始，我就和其他两位首长的勤务兵一起被留在了后面。我虽然看不见战斗场面，但听到前面不断传来的激烈枪炮声，心里虽然有些兴奋，但更多的还是紧张。这毕竟不像在家乡的游击战，最多时也只有几百人参加。这是一场真正的军队与军队的大战，战场上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厮杀。

    战斗在一分钟一分钟分地进行，我感到时间过得真慢，心里很浮躁，不知道该干些什么。一会儿，就见有伤亡的人被抬到后面来了。看到受伤的人浑身淌着鲜血，我旁边的两个同伴吓得只往后躲。我因为在家跟着赤卫队打白匪时，见过不少被打死和受伤的人，所以并不害怕。但是，当越来越多的伤员被抬下来，看到他们痛苦的样子，我心里难受极了，也实在坐不住了。我向留守的纵队部副官请求，让我到前面去，干什么都行。可是副官不同意，他说：“你这么小，又没有武器，上去干什么？还得别人照顾你！在这里好好呆着，自己注意安全就行了。”

    战斗已经持续了两个多小时，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我突然看到首长身边的一个警卫员也被抬了下来，他的头部受了重伤。我很担心党代表的安全，就悄悄对两个伙伴说：“我们在这里一点事情都没有，还是去找首长吧。”他们点点头，看来心情也和我差不多。

    我们三人悄悄离开了纵队部，跟着运送弹药的战士和担架队往前方去了。

    越往前走，枪声越紧，空气中弥漫着火药味儿，不时有子弹从身边滑过，我们学着前面人的样子，弯下腰走。来到阵地前时，隐隐约约可以看到对面的敌人在防御工事里向我方射击，战场上空硝烟弥漫。

    听到近处有人在向我们喊：“趴下！”我们三人忙趴在了地上。看看两边，临时挖掘的工事很简单，我们的战士们躲在掩体的后面不停射击。没有枪的人，一边往弹夹中压着子弹，一边随时准备接过伤亡者手里的枪，继续战斗。我们不清楚首长的指挥部在哪里，正不知道该怎么办？阵地上的指挥员看到了我们，认出我们是纵队部的，就命令我们退下去。我爬到他跟前，说我们是来参加战斗的，不会回去。他也没时间和我们多罗嗦，就对我说：那就老实呆着，没有命令不准乱动。说着，又去指挥战斗了。一会儿，一个人跑了过来说，指挥员命令我们把弹药箱里的子弹分送到战士们手里，每个人先给五发。于是，我们一人拖着一箱子弹在阵地上忙乎起来，一边爬一边把数好的子弹交到每一个战士手里。等做完了这件事，又有命令让我们帮助担架队员，把受伤的人从阵地上抬下去。再后来，指挥员似乎已经习惯了使唤我们，一会儿派我们传达命令，一会儿又让我们去照顾坚持在阵地上的轻伤员。我们非常认真地做着每一件事，对周围的枪炮声已经全然不当回事了。

    终于，决战的时刻到了。阵地上响起了冲锋的号声。旗手们挥舞着战旗，战士们纷纷跃出掩体，呐喊着向敌人阵地冲去。指挥员对我们说了一声：“你们留在这里，千万不要乱动！”带着身边的战士就冲了上去。

    看到周围离去的战士，我实在按捺不住，喊了一声：“跟我上！”就加入到冲锋的人群中，两个同伴紧紧跟在后面。我们一边跑，一边也喊着：“杀！----”。

    我们毕竟个儿小腿短，一会儿就落在了最后。当我们三人来到敌人阵地前时，大队人马已经跨过敌人的堑壕去追击逃敌了。我突然发现，在一条壕沟里有人在动。仔细一看，是趴在地上的敌人，忙叫住两个同伴并指给他们看。趴在那里的好象有五、六个人。再看看我们附近，已经没有其他战友了。我们三人是赤手空拳，一时都没了主意。我想，这些敌人可能有的已经死了，有的受了伤，也没什么可怕的。就从地上捡起两块石头，慢慢靠了上去，两个同伴也照我的样子跟上来。到敌人跟前我大吼一声：“缴枪不杀！”两个同伴也跟着喊：“缴枪不杀！”只听趴着的人说：“我们缴枪！我们投降！”一边说着，一边就要爬起来。我一看，一共是六个人，都在动，心里有些紧张，忙喊道：“都趴着别动，把枪扔过来。”这些人赶紧又趴在了地上，扔过来三枝步枪。我问：“还有枪吗？”他们说：“没有了。”我们忙丢掉手中的石头，一人抓起一枝枪，迅速将子弹推上膛，枪口对准了敌人。在我们的命令下，这六个敌军慢慢地爬了起来，举起双手走出了壕沟。我们押着他们返回了自己的阵地。

    三个多小时的激战终于结束了。这一仗，红一军团共歼灭敌军三个团又一个营，打死打伤敌人一千多人，俘虏一千多人；缴获长短枪一千五百余枝，轻重机关枪二十七挺。敌人的纵队司令戴斗垣被击毙。我们三纵队也抓了不少俘虏，缴获三百多枝枪和四、五万发子弹，还有四挺重机枪，其中就包括我们缴获的三枝步枪和抓的六个俘虏。这是我们参加红军以来参加的第一次战斗，也是第一个大胜仗，全纵队上上下下无不欢欣鼓舞。

    我们三个人背着缴获的步枪高高兴兴地回到纵队部。见到党代表，我满心欢喜地正要向他报告参战情况，一看他严肃的面孔，要说的话又咽了回去。党代表非常严厉地对我们说：“是谁批准你们离开纵队部的？在战场上不遵守军令是要受军法处治的，你们难道不懂吗？你们已经不是老百姓了，是红军战士。如果大家都像你们这样不请示，不报告，擅自行动，那还不乱了套？还怎么打胜仗？真是乱弹琴！”他宣布禁闭我们一天，还命令收去我们手中的枪。

    我的心里很委屈，心想，就算我们违反了纪律，不是也没发生什么意外嘛？何况我们还帮助了阵地上的战士，还抓了六个俘虏，缴了三枝枪。就算不表扬我们，批评一下也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关我们的禁闭？我实在想不通。

    从禁闭室回来后，党代表把我叫去。他好象知道我心里在想些什么，问我：“怎么样？是不是还没想通啊？是不是还觉得委屈啊？”我闷声闷气地说：“没有。”他笑着对我说：“还说没有，看你的小脸儿拉得这么长。”他递给我一杯水，让我在他对面坐下，然后说：“今天我批评你，处罚你，是因为你违反了纪律。”又说： “从你参军的那天起，就应该懂得要遵守三条纪律八项注意，怎么一到关键时刻就忘了？你给我背背，这三条纪律八项注意都是怎么说的？”我就背了起来：“三条纪律是：一、不拿工人、农民、小商人一点东西；二、打土豪要归公；三、一切行动听指挥。八项注意是：一、上门板；二、捆禾草；三、讲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七、不得胡乱屙屎；八、不搜敌兵腰包。”他说：“背的倒挺流利，可你做得怎么样？重要的不光是会说，而是要照着去做。为什么要一切行动听指挥呢？因为我们是军队，是个整体，是要打仗的。没有纪律的军队，就如同一盘散沙，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怎么可能打胜仗？所以，在我们红军里，不管是谁，是司令官还是勤务兵，毫无例外，每个人都必须绝对地遵守纪律，坚决执行命令听指挥。你们今天的行动是听了谁的指挥呀？是不是错误啊？”我低下了头，小声回答：“是。”他又说：“谁都会犯错误，这并不可怕，只要能认识错误，改正错误，以后少犯错误，就还是好同志，就能进步。”

    正说着，萧司令进来了。他笑着对党代表说：“说也说了，罚也罚了，可以了吧？”又说；“我看这伢子行，是块当兵的料。”党代表冲他瞪了一眼，说：“就知道护着他们！”稍停顿了一下，转头对我说：“错误归错误，该表扬的也要表扬。已经有人向我汇报了，你们三个小鬼抓了六个俘虏，还缴了三条枪，表现得很勇敢嘛。我们当红军，就要不怕流血牺牲，敢于战胜敌人。一定要保持和发扬这种精神。”我一看他不再批评了，情绪马上就好了，立刻说：“那就把枪还给我吧！”他瞪了我一眼，说：“你这个小鬼，刚批评完就忘。战场上缴获的东西都要交公，这也是纪律。”我吐了一下舌头，萧司令在旁边哈哈哈笑起来。党代表说：“我们现在武器还不多，枪要先发给直接参加战斗的人。只要我们不断消灭敌人，缴获更多的武器，你还发愁以后没有枪吗？”
    这是我参加红军后,亲身经历的第一场真正的战斗，虽然因为违犯纪律受到处罚，但也得到了锻炼。自己在面对敌人时，也曾有过片刻的紧张，但还算争气，经受了考验。经过这次“洗礼”，我的战斗生涯也算是真正开始了。

    红军当时的“三条纪律、八项注意”，经过战争年代的不断总结和完善，到解放战争时，正式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直沿用到现在。

    在我的战斗经历中，唯一一次受到纪律处分，就发生在我参加的第一次战斗中，使我铭刻在心，并暗暗发誓，决不再违犯纪律。六、军号响起

    文家市战斗的胜利，有力地支援了红三军团打破敌人的追剿。

    一九三零年八月下旬，从文家市北上的红一军团和从平江地区南下的红三军团，在浏阳东北的永和市胜利会师，合编为红军第一方面军并成立了方面军总前委。全军共三万余人，由朱德任方面军总司令，毛泽东任总党代表兼总前委书记。同时，还组成了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席。

    八月底，根据方面军总前委的命令，部队集结于长沙郊外待命，准备进攻长沙。

    这天，张赤南党代表去军部开会回来已经很晚，一进门就喊我拿饭来。我一边帮他解下挎包和手枪，一边说：“饭都热了好几次了，就在桌子上，你先洗把脸再吃。”他确实是饿坏了，直接坐到桌旁就要去抓碗里的红薯。我赶紧把脸盆里的毛巾拧了一把递过去，他胡乱擦了擦手就吃起来。

    看他吃得那么香，好象心情不错。我坐在了他对面，把他的手枪拿出来擦。因为我特别喜欢枪，总盼着什么时候自己也能有枝枪，所以，一有机会我就把他的枪拿来擦，乘机把玩一会儿。对他这枝德国造的勃郎宁手枪，我已经非常熟悉了。

    他边吃边对我说：“把枪好好擦擦，又要打大仗了。”我听了很兴奋，忙问道：“什么时候打啊？”他说：“看你急的，你是不是特别喜欢打仗啊？”我说：“是啊，当红军不就是要杀白军吗？不打仗，怎么消灭白军呢？”这时他已经吃完了饭，喝了口水，然后对我说：“你只说对了一半。其实，并不是我们共产党人爱打仗。你想想，如果我们大家都生活的很好，谁愿意出来打仗啊？我们是被军阀和地主老财们逼的，是他们压迫剥削我们，不顾我们的死活，我们才要反抗他们。他们欺压我们靠的是什么？不就是靠白匪军手里的枪吗？所以，要想不再受他们的压迫剥削，我们就必须有自己的军队。等我们用自己手里的枪，消灭了所有的白军，老百姓才能真正过上好日子。”其实他说的这些，我心里也懂，就是说不出这么多的道理。

    他看我好象在想着什么，就说：“你这个小鬼喜欢打仗，也很勇敢，我看你就不要当勤务兵了，去作战部队吧。”“真的？”我一高兴，差点没跳起来。可马上又觉得有些不好意思，说：“我走了，你怎么办？”他说：“纵队部还有这么多人，不差你一个。”

    其实，真要让我离开党代表，还确实有些舍不得。想着他对我的关心和爱护，心里就有一股暖流涌上来。他看出我的心思，就说：“你看你，脸都红了。你虽然不在我身边，可我们还是在一个纵队，你可以常来看我嘛。”“你才十三岁，下到队里（当时部队没有按师、团、连、排序列，而是按纵队、支队、大队、中队序列编制），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他看着我，停了一会儿又说：“我看你去学吹号吧。正好前不久纵队部成立了一个司号中队，正在培训新司号员，你去参加培训怎么样？”他看我有些为难的样子，就说：“你现在去冲锋还太小，比步枪高不了多少。去当个号兵，也是上前线，用你的号声指挥冲锋，不是很好吗？”我小声说： “可号兵还是没有枪啊？”他沉思了片刻，然后问我：“你知道，在战场上是什么人最需要勇气吗？”我说：“战士呗！”他说：“对，是战士。但除了冲锋的战士，最需要勇气还有当旗手的战士和吹军号的战士。你知道为什么吗？那是因为，他们明明知道自己会暴露在敌人的枪口下，仍然会高举战旗冲在队伍的最前面，仍然会站在阵地的最高处吹响军号。他们是敌人首先要打击的目标，比别的战士更容易被击中。你说，他们是不是最勇敢的人？”我点了点头。他接着说：“他们的作用就更重要了。号兵的号声就是命令，部队的行动要靠它来指挥、调动。而旗手呢，他们的军旗指向哪里，哪里就是前进的方向。所以，他们又是红军的标杆。只有最勇敢、最忠诚可靠的人，才可以当号兵和旗手。”

    党代表的一席话，意在说服我，也确实起了作用，点燃了我心中的欲望。我说：“我愿意去当号兵，我一定当最优秀的号兵。”他笑了，说：“好，有志气，这才像我带出来的兵。”停了片刻又说：“我看，你的名字也可以改一下，不要叫‘广丰’了，叫‘红标’吧；红军的‘红’，目标的‘标’。这个名字比较有意义，时刻想着红军的目标，自己也要当好一名红军的‘标杆’。”我说：“好，那以后我就叫‘罗红标’。”

    第二天，我带着党代表的嘱托，用新的名字到纵队部司号中队报到。

    关于我的名字还有一个小插曲。纵队直属队的文书在登记我的新名字时，把“红”字误写成了洪水的“洪”，当时谁也没有在意。直到一年后我入党时，才发现党员登记证上的名字不是“罗红标”，而是“罗洪标”。一查我的档案，也都是写的“罗洪标”。其实当时绝大部分战士都不识字，也不会写自己的名字，还有些人因为都是按家里的长幼顺序起名，有的叫“老大”、“老二”、“老三”，或者叫“阿宝”、“阿狗”什么的，重名的现象不少，因此参军后改名字的人很多。加上基层部队的文书一般文化水平也不怎么高，把名字写错的情况更是常事。我的名字也就这样将错就错地成了“罗洪标”，并一直沿用了下来。

    因为三纵队刚组建不久，司号中队的号兵大部分也和我一样是刚参军的，年龄大都在十五、六岁。不同的是，我来之前他们已经经过两个多月的培训，基本训练科目也进行的差不多了。

    我去报到时，正赶上部队要行动，号长（司号中队长）就让我先跟着他，临时充当传令兵。

    一九三零年九月初的一天，方面军下达了总攻长沙的命令，红四军担任总预备队。

    第二天，我军开始冒雨向长沙发起进攻。但由于敌人早有防备，兵力不弱，火力很强，还设置了电网，多次进攻都未奏效。听说在前面担任主攻的部队，曾一度学着战国时齐国大将田单坚守孤城时，用火牛阵大破燕军的战例，花钱从老乡那里买来二三十头牛，在牛尾巴上点燃鞭炮，驱赶着冲击敌人阵地。可没想到学的不到家。田单是把几头牛并排栓在一起，在尾巴上捆上苇草并浇油点燃。火在后面一烧，牛自然向前跑，也不会分散开。可是，我们的牛都是单个的，一听到鞭炮响就惊了，四下里乱跑，有的甚至掉过头来跑，反而冲击了我军的阵地，自乱了阵脚。

    长沙城里的敌军见我进攻受阻，伤亡不小，认为有机可乘，就于次日发起反击。指挥部发现，敌军有三个团正准备配合正面反击之敌，袭击我军主力的侧方，于是，命令担任预备队的红四军投入战斗。随后，我们三纵队和一、二纵队同时向来犯之敌发起攻击。

    敌人来势汹汹，两军相遇，反复冲杀，互有伤亡，十分激烈。战斗从中午一直进行到傍晚快天黑了，敌人终于抵挡不住。指挥部发起攻击的命令下达了，我看到中队的二十多名号手奉命站成一排，齐声吹起了冲锋号，那英姿飒爽的样子真让我羡慕。敌人在我军的打击下溃不成军，纷纷逃窜。这一仗，消灭了敌人一个多团。

    敌人反攻受挫后，为保存实力，退回城中，凭借工事坚守待援。连续几日，我军多次想诱敌出城予以歼灭，但都未成功。于是，方面军首长又下达了向长沙发起第二次总攻的命令。激战进行了一天一夜，仍然不能攻破敌人的城防，而我军的伤亡却在不断增多。这时，敌人的几路援兵正在接近长沙。为避免腹背受敌，遭受更大损失，我军于总攻后的第三天，从长沙外围撤离，向湘东、赣西转移。

    部队回到赣西地区，一面休整，一面开展群众工作，筹款筹粮。这时，我也被正式分到分队（班）里开始学吹号。我曾问过队长，各个支队、中队都有号兵，为什么纵队部还需要这么多号兵？队长说，号兵可不是随便来一个人就能干的。纵队部训练这么多号兵，一是满足纵队部发布命令和进行联络的需要，二是为了做好储备。一旦战事爆发，就要随时准备好，哪个部队的号兵一旦有伤亡，就立刻要由我们的人补上。

    由于我来得晚，一切要从头学起，分队长就亲自对我单兵教练。我原以为当个号兵只要能把军号吹响就行了，可听分队长给我讲了号兵的作用、任务和所需要掌握的技术后，觉得还真不简单。在当时缺少电话和收发报机的条件下，号兵除了用号声传达各种命令，像起床、集合、冲锋、吃饭、熄灯等，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功能就是通讯联络。不同的军号音符代表不同的意思。按现在的话讲，每段号声都传达着一条信息。比如，如果发现附近有不明身份的部队在活动，可以用号声询问它的番号，取得联系；如果需要调动所属哪个部队，或者需要哪个部队的哪一位首长到纵队部来开会、领受任务，可以用规定的号音通知；等等。代表各种命令的号谱，属于部队的绝密，每个号兵必须牢牢地记在心里。在首长下达命令时，要求军号必须吹得响，音调必须吹得准；出现任何差错，都有可能转达错误的命令，可能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必须慎之又慎。

    刚开始学吹号时，我感觉特别费劲，尽管鼓足了腮帮子，眼珠子都好象要憋出来了，还是成效不大。偶尔能吹响几声了，声音也难听的不得了。分队长告诉我，吹号不能用蛮劲儿，要用巧劲儿。他教我如何用腹部运气，正确吹气。他还说：“学吹号不能着急，要一步步来。首先要能把号吹响，吹得音长，再练习把各个单音吹得准，最后才是把不同的音连起来，吹成需要的号令。”我在分队长的指导下，每天从早练到晚，一步步地练习，练的我腮帮子经常是木的，吃饭说话都不利索。

    功夫不负有心人。半个多月过去了，我已经能够吹出起床、集合、开饭、熄灯、冲锋、停止前进、后撤、原地休息等一些最基本的号令了。

    部队在赣西休整了二十来天，我充分利用这段时间巩固我的学习成果，越练越熟。战友们看到我能有如此快的进步，也都为我高兴，

    十月初，部队接到攻打吉安的命令。

    吉安位于赣江中游，是赣西南的一座中等城市，也是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当时，它的四周已经基本成了红军的根据地。如果拔除了这个敌人长期盘踞的重要据点，就能使赣江中、南段的根据地连成一片。在过去的近一年时间里，江西省的红军地方部队曾经八次攻打吉安，都未能攻克。这一次，红一军团集中了主力攻打吉安，志在必得。

    吉安城中有敌军约四个团，有坚固的防御工事，还设置了铁丝网。红四军的任务是在左翼，进攻城外东北面从骡子山到真君山一线敌人的阵地。三纵队由于在文家市战斗和攻打长沙时经受了锻炼，表现不错，这次被军部委以重任，担任主攻。

    战前，分队长对我说，这次战斗我要和大家一起出勤务，在实战中锻炼。我听了有些紧张。自己还没有正式执行过任务，赶上打这么大的仗，怕因为自己吹不好影响任务的完成。我找到中队长说了自己的担心。中队长说：“这是命令，你必须执行。”又说：“敌人不会等你什么都学会了才开战。你必须一边学习，一边随时准备参加战斗。谁都会有第一次，都要经过这一关，否则你永远也上不了阵。”他还鼓励我说：“我让你上，是因为你已经有了这个能力，要对自己有信心。到时候就像平时训练时一样。我相信，你一定能吹得很好。”

    十月初的一个晚上，战斗打响了。我们司号中队在纵队指挥部旁边的掩体内，紧张地等待命令。阵地上，双方轻重武器激烈交火，城内敌人不停地用迫击炮轰击我军，不时有炮弹在我们周围爆炸。

    终于传来命令：准备冲锋。我们全中队的战友立即跃身跳出掩体站成一排，把军号举起贴在嘴上。只见队长将发令旗一挥，二十几把军号同时吹响了冲锋号。我耳朵里听到的全是枪炮声和号声，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吹得怎么样，更顾不上注意战场和周围的情况，只是扬着头，一遍又一遍地吹。当旁边的战友使劲拉我时，我才像突然醒来一样。原来，战友们已经在改吹停止进攻的号令，我竟然紧张地没有注意到队长发出的指令。

    为了这次失误我很懊恼，心里很不自在。但一会儿也就顾不上难受了，因为战场上双方仍在激烈交火，战斗在继续。队长向我们发出了隐蔽待命的指令。敌我双方的激战又持续了几个小时，成胶着状态。我军又发起过几次冲锋，均未奏效。而我经过这几次的锻炼，已经不怎么紧张了，号也吹得自如多了。战斗间隙，队长还表扬了我几句，很受鼓舞。到后半夜，双方暂时停火。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吃饭，抓紧时间休息。天快亮时，听说毛泽东和朱德也到了前沿阵地，他们非常关注这次战斗。

    经过一夜的交锋，敌人的火力分布情况更加清晰了。在红四军的对面，敌人最重要的防御阵地设在骡子山，一旦突破了它，敌人全线就会崩溃。军部随即调整了部署，命令我们三纵队主攻骡子山。

    次日拂晓，战斗重新打响，纵队的轻重武器全部集中向敌人主阵地射击，压制敌人火力，接着就发起冲锋。我们站在一个高坡上，又一次吹响了冲锋号。担任主攻的两个支队的上千名战士，同时冲向敌阵，一鼓作气攻下了骡子山。看到战友们在山上挥舞着军旗，我们都高兴地要跳起来。我突然觉得左脚腕像被什么东西咬了，火辣辣钻心地疼，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听到旁边一个战友在喊：“哎呀，你受伤了！” 我一看，自己的左脚草鞋上的绳子断了，脚面上的血已经流到了地上，头一阵发晕。队长赶紧派人把我背到离我们不远的前线包扎所。经医生检查，是一颗子弹从我的左脚腕外侧擦过，划破了一根血管，脚骨被擦伤，好在骨头没断。医生处理完我的伤口后对我说：“小鬼，你的伤没大问题，要好好休息，少活动。记着每天来换药，千万不能让伤口感染，否则你的脚会烂掉的。”陪我的战友让我先在包扎所休息，还给我找了一根棍子临时当拐棍儿。

    这是我在战场上第一次负伤，也算是一次洗礼。我看到一些重伤员躺在担架上从包扎所抬进抬出，又运往后方，和他们比，我这点小伤实在算不了什么。我想，轻伤不下火线是红军的传统，我也不能当孬种，就忍痛拄着棍子，一瘸一拐地往前线走去。

    回到中队时已是当天的下午。部队攻占骡子山后，已经推进到了吉安城东北门下，正在利用城外的山坡、房屋、土坎等做掩护和敌人对峙。队长看到我回来，埋怨我为什么不留在后面休息。我说，我坐着也可以吹号。队长同意我留在阵地上，但不让我再执行任务，要我自己注意隐蔽。

    这天晚上，我军向守城敌人发起总攻。红军战士和当地赤卫队员没有遇到太多抵抗就攻进了城。原来，大部分敌军已经趁着黑夜弃城，乘船顺着赣江向下游逃走了。尽管如此，我们三纵队还是俘获了来不及撤退的一百多敌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有不少参军以来一直拿着梭镖、大刀的战友，这次都换上了步枪，很是威风。

    第二天，我在战友的搀扶下随部队进城，受到吉安人民的热烈欢迎。又过了两天，我军在城内召开了祝捷大会，会上宣布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

    吉安的攻陷，拔除了赣西南最重要的反动堡垒，形成了从南丰到永新，寻乌到峡江，横跨江西半壁，纵横几百里的一大片红色区域。红军有了一块可以立足的根据地。

    部队在吉安停留了十天左右。在此期间，根据军团发布的部队编制的通令，进行了整编。各军所辖纵队、支队、大队、中队、分队，依次改编为师、团、连、排、班。战斗连队每连三个排，每排三个班，每班十三名战士。改编后，红四军的一、二、三纵队依次为第十师、第十一师、第十二师。我三纵队改为十二师后，原来所辖七、八、九支队，依次改称第三十四、第三十五、第三十六团。我们司号中队改称师部司号排，归师部作战科领导。原纵队首长仍然担任改编后的师领导，师长萧克、政治委员张赤男。

    在吉安停留的日子里，我一面养伤，一面继续苦练吹号。受伤的脚恢复的很快，吹号的水平也大有提高。俗话说熟能生巧，我除了练熟了各种号令，还向战友们学习了一些民间小调，休闲时练习着吹上几曲，在消遣中其乐融融。我越来越喜欢手中的这把军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