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常溪萍历任中共山东省黄县县委组织部长，西海专署专员等职。他用高超的领导艺术，机智勇敢的战略战术，刚毅果断地指挥军民展开游击战，智歼敌人，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重大胜利，为民族解放和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他在任西海专署专员长达8年期间，时时刻刻把人民疾苦放在首位，为人民排忧解难，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和爱戴。西海专区8县军民称赞他是“模范专员”。

　　1954年6月，他被调任华东师大党委书记兼副校长。他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型师范大学，熬尽了心血，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常溪萍同志是战争烽火中垂炼出来的八路军老战士。他从农村革命根据地走入大城市，一直牢记毛泽东关于“两个务必”的教导，保持着艰苦奋斗，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的革命精神。他在华东师范大学任党委书记期间，从未利用职权谋私利。人民群众普遍反映：“常溪萍同志是名副其实的人民公仆”。常溪萍同志认为，学校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学生，他要求党政干部和教职工都要好好为学生服务，为国家培养“又红又专”的优秀人才。因此，他经常深入图书馆、食堂、教室、运动场、学生宿舍，有时还住在学生宿舍内，了解情况，调查研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如发现电灯不明亮，有的学生缺衣少被，等等，他都会请有关部门，马上解决。他还亲自抓室内整洁，环境卫生，美化校园。他要求校系领导干部，都要关心教学和学术研究工作。思想政治工作要深入到业务领域中去。他自己不仅经常参加教研室活动，走入教室听课，还亲自登上讲台给学生讲课。他任党委书记期间，给学生讲过《中共党史》、《实践论》、《书法》等课程。我印象最深的是《实践论》课。他的讲课方法是启发式、讨论式，师生互动。学生可以自由提问题，他结合社会实际和历史经验进行讲授。

　　1964年，中国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的基层单位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工作，北京大学是高教战线上的一个试点单位。1964年10月，全国各地200多名高校干部组成社教工作队进驻北京大学。当时，常溪萍同志任社教工作队党委副书记,他带领的上海工作队成员因故迟到20几天,常溪萍同志到北大时，社教工作队主要领导人已经宣布北大是“烂掉”了单位，使整个北大工作陷入半瘫痪状态，极“左”的乌云笼罩着整个北京大学。这时，常溪萍同志苦苦思索：为了寻求正确答案，他进行了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摸清了北大的基本情况。他的结论是：“北大的主流是好的，成绩是主要的。”为此，他把自己的想法，写成了书面报告，诚恳地向工作队党委汇报。而工作队党委主要负责人认为他“右”倾。常溪萍同志用他那政治家的眼光，认定：北大的社教运动关系到全国高校运动的方向，个人被戴上“右”倾的帽子是小事，而维护党的组织原则，保护同志的政治生命事关重大。因此，他决定向上级有关部门汇报，请上级领导部门派人来北大调查。他的看法，不仅得到了中共北京市委和上海市委领导同志的支持，还得到了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1965年3月，邓小平同志果断决定改换北大社教工作队主要领导人，纠正了北大社教工作中“左”的错误，保护了一大批被打击和被伤害的同志，使北大工作从混乱中走向平静。然而，不到一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初期，江青、张春桥及其余党，就策划“砸烂常溪萍”。他们诬陷常溪萍同志是“刽子手”、“反革命黑帮分子”，等。对常溪萍同志进行非人的百般折磨和任意摧残，直至迫害致死。常溪萍同志生前预感到，他们用凶残手段强制他交待问题，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蓄意借刀杀人。因而，在严刑拷打逼供下，他始终坚持党性原则，实事求是，忍辱负重，直至献出宝贵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