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00二年农历六月二十四，公历八月二日凌晨5时30分，我的母亲病逝在太原山大一院急诊室。对别人来说，那是一个平常的早晨，可在我的心中，那是一个令人心碎的清晨。

母亲病逝后，我的父亲曾想让我写篇稿谈谈母亲，但那时我心绪很乱，无法成文。

 一年过去了，正是在母亲走后的这一年里，我在止不住的回忆、怀念和反思中，才觉得自己真正理解了母亲，品味出了母亲那朴实、真诚、平凡、伟大的一生。

 我的母亲平改娥生前是山西省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离休干部。她1930年出生在山西省壶关县东山后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里。6岁丧父，10岁母亲改嫁，唯一的姐姐给人当了童养媳。伯父去世后，她成了孤儿，1945年，母亲15岁时，村上的地下党组织介绍她参加了共产党。从此，母亲在村里带动群众搞土改、闹翻身、纺线织布、做军鞋。曾任本村、联村妇联主任。1948年8月脱产工作后，历任壶关二区妇联委员、主任，阳城二区妇联主任，阳城县法院科员。1955年调太原工作。曾任太原房地产公司、器材公司团总支委员，狄村砖瓦厂团委组织部长，省物资局、运城地区工业局、太原市北城区工业局档案室负责人，长治市组织部主任科员。1990年调省直工委后离休。

 母亲对党和毛主席有着极为深厚的感情，无论是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还是在文革中父亲被打成走资派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时期，以及后来党内腐败现象严重，人们对党众说纷纭时，她都不允许我们对党说半个“不”字。我在大学期间曾是入党的培养对象，大学毕业后继续努力要求进步，后来一直不能如愿以偿。结婚后就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加上后来对党内的腐败也深恶痛绝，一度放弃了这个念头。母亲对我这点总是不太满意，一有机会总要唠叨几句。1998年我再次向党组织递交了申请书并终于成为了一名党员，母亲为此感到很欣慰。

 母亲是个非常朴实、真诚的人。有时朴实的让人心痛。按说家里经济条件也还可以，可母亲从来舍不得买高档的衣服。母亲从小不吃荤，一生最好的补品也就是鸡蛋。每当我和她上街碰到乞丐她总想给人家些钱，有时没带钱还要让我给。记得住院期间，有一次去做膀胱检查，当时母亲的腿已行走不便我们好不容易到了四楼检查室，可约好的时间过了很久也不见预约大夫来，病房里还等着输液，问谁，谁也不知大夫的去向。我和父亲不禁气从心来，平时不爱发火的父亲也发了脾气。母亲见状，反而埋怨我们。后来大夫来了她还给人家倒歉。我的母亲是个急性子，平时免不了和我们姐妹们发脾气，可她对媳妇、对同事、对邻居乃至对生人却从来是忍让为先，我过去对母亲这一点非常不理解，后来细细品来，才发现这正是母亲的过人之处。也是她朴实真诚的最好写照。

母亲文化不高，但却具有高尚的革命情操。她出身贫寒，来之基层。虽然身居闹市，却始终不忘家乡和革命老区。就在她躺在病床上时，家乡的支部书记来看她时还拿出1000元钱交给支书支援家乡建设。她唯一的儿子在文革中受到刺激患了精神忧郁症，后来又二次离异，父母心中的痛苦是不言而喻的。当大孙女的养父去世后父母毫不推辞地挑起了她生活和上大学的经济重担，小孙女长期患癫痫病，她为这个小孙女费尽了心血，和父亲一起精心护理整整渡过了十六个年头。当她1998年初身患食道癌后，我建议把小侄女交给她的生母抚养，可母亲看到其母没有诚意时还是接受了现实继续带病照料这个孩子只到躺下起不了床时才将孩子交到其亲戚手中。

 母亲是个平凡的人，又是一个伟大的人，她的一生是拼搏和奋进的一生。文化大革命中，父亲被打成走资派下放农村，母亲当时却是响铛铛硬梆梆的红五类，完全可以留在城里不走，可是为了照料丈夫，她主动报名携儿带女随父亲到农村插队。我那时已参加工作，每次去农村探亲，总能感受到当地老百姓和干部对母亲的那份热爱。母亲在当地被所在村选为支部书记和公社党委委员，还负责管理北京插队青年。她竭尽所能为当地老百姓和这些北插生办好事，多少年来与他们保持着亲密的联系。现在回忆起来那是母亲最愉快的几年。因为在那里，母亲又闻到了乡土的味道，又回到了朴实的老百姓中间。

 母亲是个意志十分坚强的人，她患病后，开始我们想瞒住她，但母亲终于设法弄清了自己的病，而且还责怪我们不应瞒她。她以乐观主义态度和坚强的革命毅力对待疾病。加入抗癌队伍，边求医边锻炼，在心负重荷的条件下，苦苦熬过了四个半年头。当我们已忘记她是一个癌症患者时，不料扩散的病魔却悄悄向她袭来。

母亲走了，没有惊天动地的业绩，没有儿女情长的告别，也没有更多的人知道，但我不能忘记葬礼祭典那天突然刮起的强烈旋风，不能忘记那天扑面而来的熊熊烈火。我觉得那是母亲的感动，她在送别的人群中看到了她的乡亲、同事、看到了她的亲戚朋友、也看到了理解了她的儿女们。母亲还看到她将要去的那个地方原来竟是那般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