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公瘦高个,戴着近视镜,表情温和,少言寡语,总是坐在书桌前看书报、文件……这就是他老人家给我的第一印象。
我是在文革初的大串联中与东晖熟识的。我和同学延明住在武汉的高步,离东晖家不是很远。延明的哥哥延光,和东晖的哥哥东光是同窗好友,于是,我和东晖就有了相识的机会。
那时,东晖的爸爸还被关在牛棚里改造。东晖妈妈出身贫寒,退休又早,文革中没有受到什么冲击。所以,我认识她老人家在先。
婆婆个子不高,花白的齐耳短发,浓重的河南口音,眉宇间微微锁着一朵愁云,一看就是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婆婆比较爱说话,语言俏皮,哪怕是述说苦难的经历。
公公婆婆是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大革命时期的白区工作中结合在一起的。婆婆马松青是个孤儿,从来就不记得自己的父母是何方人士,长得啥模样。革命的队伍就是她的家。
婆婆是个老交通,进过国民党的监狱,但没有公公进监狱的次数多。公公的经历更加曲折,遭受的磨难更加深重。记得大哥东晔曾随母亲有过狱中生活经历。工作需要,后又被寄养到老乡家里多年,直至全国解放前夕才找回。大姐东萍一度不在父母身边,因此而受刺激,落下精神创伤。
在结束了白区工作后,公公婆婆双双到了延安。东晖就是在延安和平医院出生的,所以,他起初的名字叫延平。“东晖”这个名字,是在入大学时才改用的。
我印象中,公公婆婆为人正直,作风十分朴素,严守组织纪律,从不在家人面前谈论工作。离休前,公公在家的办公室,孩子们未经允许,不得随便进入。
公公曾患有严重的哮喘,记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他到北图见我,我带他在馆里主要区域走一圈,他多次不得不停下来,大口地喘息,不断地喷药到呼吸道,才能勉强支撑下去。
公公离休后,注意保健,坚持锻炼,乐观生活,身体竟逐渐康复起来,长寿到九十多岁。2000年春节,93岁高龄的他,在亲属聚会时,以洪亮的声音站着演讲十多分钟,未显倦色。
公公婆婆都健在时,晚辈们年年春节都聚集到武汉去看望二老。老少三代十七、八口人在一起过节,还有婆婆养的一大群鸡、鸭、鹅在院子里呷呷合唱,好不热闹!
婆婆去世后,公公彻底住进疗养院,武汉春节的家庭聚会就失去生气,一年不如一年。
2003年,公公去世。按照遗愿,将骨灰撒在长江里。我和女儿从北京赶往武汉参加了告别仪式。那时东晖已因病故去三年。滔滔江水,也载着他,陪伴着父母的英魂,东流而去。
很早就想找机会和公公婆婆好好聊聊,请他们讲讲自己的白区工作经历。不想,十多年里来来往往于武汉那么多次,都未真正得到这样的机会。因为,二老不愿意谈功论绩。这始终是我心中一大憾事。
如今,公公去世也四、五年了。我开实名博客后,又想起这件事。试着在网络上搜索了一下,还真发现了一些相关的零星资讯。 籍此四月写下以上文字,再将网络相关资讯地址连接于后,以此寄托我对二老的思念,也些许弥补心中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