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琦，曾用名陶中祜、陶进平。1917年10月出生于山东省蓬莱县陶家村。

 　　1936年在蓬莱县立中学读书期间，加入当时还处于秘密状态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一些进步同学一起参加反对华北五省自治的声援会，发起支援绥远抗战前线的绝食募捐运动以及抗日救国演讲会，天津《益世报》作了报导。还在同学中组织读书会，阅读进步书籍，宣传抗日救亡思想。

 　　1937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在胶东地区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的工作，时任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二路四大队中队指导员，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五十五团二营政委、支队直属特种营政委。

 　　1939年秋进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学习结束后，历任抗大总校政治部干部科干事、组织股股长、干部训练队指导员，晋冀鲁豫军政大学大队政委，华北军区直属工作科科长，第二野战军后勤部交通工程处政委。

 　　1950年5月从二野转业到重庆航政局，任副局长、局长，同时兼任招商局重庆分局经理及民生实业公司董事会董事,负责管理长江上游的航务行政，及组织军需民用物资的运输。

 　　就任之后，虚心求教川江航运业的专家，认真研究民生公司的“川江航行指南”，多次参加民生公司的调度会议，经常随船考察，实地了解航道、船舶和港口设施，很快适应了从军队政治工作到航运业务管理的转换。

 　　川江当时是四川对外的唯一通道，进出四川的物资绝大部分都要通过川江。川江是峡谷河道，著名的三峡就在其中。航道复杂艰险，素以险滩密布，礁石林立，水流湍急而闻名于世。航行条件极差，经常发生航行事故。解放初期，百废待兴，川江航运任务繁重。除日常进出四川的物资外，修建新中国第一条铁路 - 成渝铁路- 的物资，多重大件，要求急，必须保证时限。川粮东运，全部用木船集中到港，大批木船到港后必须及时装大船运出，以防港口堵塞。出川运力不足，是当时的主要矛盾。为了保证各项任务的按时完成，开始对航运、港口业务、行政工作实行统一管理，建立调度会议制度，迅速克服了运输秩序的混乱现象。“自古川江不夜航”是川江航运历来的规矩。为了缩短船舶的往返周期，提高运输能力，亲自随船探索川江夜航，并组织建立各种助航标志和安全措施，由分段夜航开始，逐步实现夜航。

 　　1952年12月任长江航运管理局副局长，分管运输。当时正值国家开始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以长江作为国家水路运输的重点。长江横跨经济发达的六省市，长航担负了保证重点物资的运输任务，局面大，任务重，情况复杂。如何合理使用各种船舶，充分发挥效能，又要保证安全，不发生事故，成了当务之急。为此，积极学习国外经验并结合实际情况加以运用，推行规范的船舶运行调度制度，制定船舶航次作业计划和港口技术操作规程，改进拖驳运输方法，极大地提高了船舶运输效率，保证了国家任务的完成。在工作之余，还专门聘请机关技术人员为师，系统地学习了“造船”、“船舶运行组织”、“轮机”、“港口管理”等几本大学教材和专业书籍，提高了水运管理的理论知识和业务水平。

 　　1958年初，任交通部水运总局副局长，负责管理全国的内河及长江、沿海的运输工作。为了解决船舶运力严重不足的问题，经常带领工作组南北转战，一处一处解决煤炭和矿石运输中发生的问题。针对煤炭运输中的问题，提出“路港一家”，促进交通铁道两部形成“计划统一，班次统一，指标统一，竞赛统一”的协作关系，实现一条龙作业，有效地提高了装卸效率，大大缩短了车辆船舶的滞港时间。在由于铁矿石运力不足而影响到钢铁工业重点任务的时候，带领工作组深入一线，与职工同吃同住同劳动，调查研究，解决问题。在此期间，还主持修改制定全国水上运输各种条例和规章制度，制定了客运总则和服务质量标准，在直属水运企业客运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安全第一、正点运行、以客为主、便利旅客”的客轮工作方针。

 　　1963年5月1日，第一条国产万吨级货轮跃进号在首航日本途中触礁沉没。当时正值放假在家，得知跃进号出事。虽非职责所在，仍感事关重大，马上赶到远洋局调度室询问情况，当即被王首道部长派往上海参加出海调查的准备工作。随后又加入由上海海运局，上海救捞局，和东海舰队组成的联合编队，任临时党委成员，赶赴出事现场，查明沉船原因。

 　　1964年任交通部副部长，分管远洋运输工作。当时中国远洋事业正处于创业阶段。由于台湾海峡被美国封锁，外贸物资只能从广州湛江装船运出。长江以北的货物，须经长距离铁路运输到港口，加大了成本。为此，主持制定了南北之间的海上运输方案，以及一系列加强远洋安全的措施。

 　　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受到冲击。1969年12月，在周总理的指示下，恢复工作。一年之后，再次停职。1972年秋，重新开始工作，分管公路和水运。当时国家从国外引进10套大型化纤设备，要从沿海港口卸船运到内地。有的部件重达200多吨，需要特造重型拖车，加固必须经过的桥梁，改造长江运输的驳船。而且每套设备条件各异，须分别制定运输方案。为此，提出“完整无损，万无一失”的要求，精心组织安排运输过程，圆满完成任务。另外，秦皇岛港是当时将煤炭运送到上海和南方城市的主要港口。由于两派群众组织的争斗，煤炭运输不能完成计划，有时甚至停产，影响了在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的上海工业。因此，带领工作组去秦皇岛港，对领导班子进行调整。在全体职工动员大会上，避开文革中的是非，鼓励大家团结生产，受到绝大多数人的欢迎。加之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职工积极性大为提高，一个月后生产即恢复到原有水平。 　　1975年邓小平副总理开始整顿国民经济。在叶飞部长整顿港口的部署下，被派往天津港，任天津工作队队长。经过发动群众，肃清领导班子中的派性，恢复过去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促使生产情况逐步好转，不久生产就达到了历史上较高的水平，并改善了安全和质量。由于全国“反击右倾反案风”运动的开始，工作队撤回。

 　　1975年开始分管港口建设。当时港口严重堵塞，远洋货轮在港时间过长，极大的影响了对外贸易。为加快港口建设进度，周总理要求“三年改变面貌”。在以后的数年中，主持领导北仑港、镇海港、日照港、秦皇岛港、连云港、天津港、上海港多个万吨至十万吨级码头的选址和建设，并长期深入建港现场，调查研究，及时解决工程中的重大问题，协调与地方的工作关系。在长江葛洲坝建设中，提出把通航列入工作首位，经常前往施工现场，确保通航和发电两项目标的共同实现。

 　　1982年，在中央作出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之后，退居二线，担任交通部顾问, 1987年12月离职休养。

 　　2003年5月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在遗体告别仪式上，子女敬献挽联一幅，上联为 “抗日寇，烈火点燃少年血，书生浩气，投笔从戎，丹心捧出报社稷”，下联为 “兴中华，蓝图辉照赤子情，建设港湾，交通河海，无言奋斗感生平”，表达了对敬爱的父亲的怀念和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