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继东专栏

　　 我认识杨第甫老很晚，大约是在1996年吧。此前，我读过他的回忆录《吹尽狂沙》，印象很深，并与朋友说过，如谁要了解湖南建国头30年的高层内幕，读他的回忆录或许就知道一个大概了。尽管我知道，回忆录是不一定靠得住的，但杨老这本回忆录，是值得重视的。

　　 在我印象里，杨老虽是党的高级干部(上世纪50年代曾任湖南省委秘书长，1985年在省政协党组书记职位上离休)，但骨子里依然是个知识分子。他晚年有反思意识，虽然耄耋之年，但对当下有清醒的忧患意识，与我这个自以为持自由主义理念的人，也有许多共鸣。我曾应省党史委之约采访他，以访谈形式写了《我所知道的黄克诚》。文章末尾，我借他的口说了这样几句话：“我们今天的社会正处在一个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绞在一起，尤其需要实事求是的勇气和精神，不回避问题和矛盾。要知道，在当前，任何空话、大话、套话都是有害无益的。去年，任仲夷在《南方日报》发表《再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我认为谈得实在，是一篇很好的文章。”没想到让他过目时，杨老竟将说到任仲夷的几句话删掉了。我将任老全文找来拿给他看，他才笑着说，原来任仲夷和我想的是一样的。

　　 杨老生于1911年，长我42岁，但我们交流并没有代沟。我要是读到估计他感兴趣的好文章，就送给他看；他要是看到好文章或是好书，就打电话告诉我，要我一定读读。记得李南央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我就是在杨老家里最先读到的。读完之后，我复印一份，立即推荐给当时的《书屋》主编周实先生。《书屋》很快就发表了此文。如果没有杨老，不知大陆读者要推迟多久才能看到这篇20世纪写母亲的非凡之作。还有，潘旭澜的《太平杂说》出版后，他立即让秘书买了一本。我去看他时，他说此书你一定要读。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共失和。据说蒋介石当时曾以曾国藩自命，而把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视为太平军一流。于是共产党发动了对曾国藩的批判，产生了《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之类的文章——这就是当时贬斥曾国藩的背景。历史早翻过了这一页，今天还这么写，就有失历史的真实了。杨第甫1991年出版的《吹尽狂沙》，谈到曾国藩等湖湘旧人，也是持这个观点。

　　 杨老曾三次去延安，前两次去了又要他回来开展地下工作。1941年，他从南方局去延安后就进了中央党校，直到1945年调去东北。在延安四年，他被“整风”整了三年。1942年妻子陈素来延安了，但不能见面。三年里，只在开大会时见过一面，彼此没说一句话，妻子只是将他的手捏了一下，就离开了，因为杨老是整风对象呀！“捏手”这个细节，在他的回忆录里写了。我读到这个细节，心仿佛被刀绞了一下，有一种痛切骨髓的感觉。2000年8月18至28日，应杨老之约，我每天去听他谈一个小时往事。我想让他详详细细谈那延安四年，想让他把“捏手”这个细节再“丰富”一下，但他只记得这些了：延安搞大生产，每个人要积肥，陈素希望能碰上每天清晨捡狗粪的他，但就是没碰上一回，直到1945年，他才被“解放”，和妻子一起去了东北。我问他：“你想妻子，近在咫尺而不得见，从人性的角度看，你不感到残酷吗？”他说：“残酷！但那时不这样认为。”

　　 我在一个地方报纸编副刊，杨老得赠此报，每期必读，还隔三差五打电话鼓励我：“你这个小报办得不错啊……”有一次，杨老要我到他家里去，原来他是读了刚出的报纸，有话要跟我说。在这期版面上，我编发了丁东的《失职的年代》和党国英的《什么是好学风》。他说，这两篇文章实质上是讲同一个问题，即知识分子怎样做人和怎样做学问，很有现实感。也许知识分子读了，更有共鸣。我还编发了一篇评说两部电视剧的随笔：《孙中山为何斗不过康熙》，作者是针对“孙剧”收视率大大低于“康剧”问题说话的。杨老说，他读此文首先想到这两个人：康熙盛世，国泰民安，传统的中国人只望生活富裕而安定，所以喜欢他；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虽好，但没有实现。孙中山留给人们的印象就是募捐、革命、打仗。这篇文章好就好在批评了中国人的“好皇帝”思想。到今天，中国人还指望出一个“好皇帝”，而不去追求有一个“好制度”，这说明中国的民主与法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一年，杨老已年满90了，内心竟是如此清醒。

　　 杨老是2002年10月18日去世的。记得住进医院前些天，他还给我打来电话。我问他这两天还好吗？他说：“年纪这么大了，好不到哪里去。我只想无疾而终。”不久，杨老真的“终老”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