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上官云珠说不上是莫逆之交，却也算得是知根知底的。上官和我都是在四十年代初登上舞台或银幕的。那时候，革命两个字，对我们是陌生的。可是，由于我自命学生出身的优越感，起初我是不大看得起她的。一位导演向我谈论过上官在早期留给他的印象。是在拍摄《一江春水向东流》影片时，上官来到电影厂，穿一身裁剪考究的乔其纱镶细边的长旗袍、绣花鞋，梳得乌黑光亮的发髻上簪几朵雪白的茉莉；她轻拂一把精镌的杭檀香扇，扎过眼的耳垂上嵌着小小的红宝石。导演端详着她，说：“噢唷，上官，这副派头……”上官凄然一笑：“不正派，是伐？”上官习于浓妆淡抹着意修饰；但是，她却从不为自己的思想和作风涂脂抹粉。她聪明绝顶，深谙人情世故，一眼能看穿别人的内心活动，也明白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卑微地位。她巧于酬酢，又率直得惊人。谁要惹着她，她可是厉害极了；她若同情起人来，却是拔簪倾囊，肝胆相照。她，俗到极处倒颇为不俗了。 

象上官云珠这样的类型，在旧社会的演员中，并不鲜见。但是，党啊党，只有你，能透视到惨淡的红粉柔纱下，也有一颗未泯的抗击黑暗向往光明之心。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上官云珠正式参加了有地下党领导的上海昆仑影业公司。当我眼里含着热泪，心里燃着烈火，看完有她参加主演的《希望在人间》、《万家灯火》两部影片之后，我改变了对她的成见。是否要求进步，靠拢进步力量，是我们那个时代衡量一个人的基准；爱才之心，是我们这一行当中友情的媒介。 

后来，我也参加了昆仑影业公司。有几件事，上官给我的印象极深。 

一次，我们合演《丽人行》影片时，她饰演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女性，我饰演一个以教师为公开身份的革命女性，有一场戏的情节 在她遭到流氓欺凌后，我去看望她，她哭了。摄影机没有开动之前，她就哭了。导演喊停以后，她还是哭，越哭越伤心。我说：“上官，别哭啦，油彩都哭掉了，下边还有你的镜头哪。”她扪着脸号啕大哭，抬不起头来，全身都在颤抖。导演只好先换拍别的镜头。等她补好了妆，还是抽泣不止。我想顶是触到了她自己的伤心事。这是可以理解的。旧社会，哪个演员没留下过这样那样的心灵的创伤…… 

又一次，国民党反动统治当局举行“慰劳空军（也就是轰炸解放区有个”功“的）将士”大会，给我们许多知名女演员送来了“请贴”。特务谄笑地威胁说，届时开吉普来接我们去参加舞会。 

“吉普”，在那个时代，也是不祥之物。何况当时是在武汉景云大楼惨案——美国官兵和国民党将士强奸大批无辜仕女——之后，明摆着要押演员去充当营妓。国民党反动当局课演员以“特殊娱乐捐”，本是与妓女、舞女、歌女同等看待的，对着这样一张请贴，我火了：“撕了它！”上官却冷冷地稳稳地说：“留着它。”我就不叙述女演员们怎样煞费苦心躲过这场临头大祸了。解放以后，上官云珠曾拿出这张完整保存的“请贴”，控诉反动统治对演员的迫害，表达对党的深情。上官是个有心人！ 

有一次，我偶然去她家串门，碰到一名国民党空军匆匆地避去，我心里揣着疑团离开上官家。不几天，在化装镜前，上官为我描眉毛润眼圈。她先是和大伙一起，你一言我一语消化我总是把眉毛勾得一高一低，眼睛画得一大一小。在化妆间的笑闹声，催场声中，我仰着脸，闭着眼，任她摆布。忽听她悄悄地对我说：“那个人，你看到过的，‘到家’了。”我一下子把眼睛睁圆了，我们脸对脸相视久久，彼此能听到心跳和呼吸，我们抑制不住热烈的向往。——“到家”，就是到了“山那边哪，好地方”，到了解放区了啊！当然，我也明白了，上官云珠是参与计议和协助这一国民党空军在驾驶飞机去轰炸解放区时起义的。我太高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