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对我，是一副阴色凄清的天空，和新鲜的墓地泥土味的水粉画，有丝悲悯，有丝忏悔和一丝如禅的玄机和感悟。
过去，总是在清明节前，便和母亲早早算计日子，回归乡里。凄清的几乎没有晴天的日子里，母亲坐在大舅家的院子里，我挎着篮子回看一眼母亲，带上她那种无言的哀悼和恐惧，上坟祭奠姥姥。步行在乡间的土路上，三位姨母满路寂语，任凭风掠起头发，掀卷衣角。徐徐到了。搁下篮子，放下祭品，点根火柴，燃着冥纸。一切动作都是在重复或简化着早已古老的仪式。纸，渐渐在火里哀败，由黄色抽搐矮缩成团团黑灰，在无音的风里散开、飞升。几个姨母不知何时已述说着“咱妈托梦”的余话，制造着孝顺和悼念的氛围，正如远古时代奠礼上的歌唱。
       母亲是不上坟的。母亲胆小，情感脆弱。三十八岁的年龄将要度过婚姻的起伏而趋于和平了，却在与父亲的剧烈冲突中离异了。我不记得那是什么样的天气，有什么和风或丽日，也许，那段日子里对我和对母亲一样，除了一种万丈失落与巨大的懊丧，便没有什么了。余下的是仅仅是一顿饱餐后的满足。从那时起，母亲不再看电影了，也不堪忍受生活中的任何悲哀与痛苦，即使是我姥姥离开人世大奠出殡时，她亦是卧在床上，沙哑着几乎吐不出字粒的喉咙，用哀恸的眼神和无力的手示意我代行奔丧。母亲想活下去，她畏惧死亡，畏惧一切与死亡相关的颜色、物品，我不能说这是一种怯懦，我只知道，她拒绝一切市侩称谓的虚名和责任，只要活下去。
       母亲每月四十多元的小学教师工资，既要买药治病，又要抚养上中学的儿子，与八十年代的物价相比，已不敢有一丝的奢望。母亲那块没有秒针的手表和一辆走到哪都不用锁也不担心有人偷的破自行车，是家里最值钱的家产。每月，几毛钱一斤的糙米还填不饱肚子时，早已在普通人家餐桌上消失的红薯干，被碾碎煮熟成了全家维系度日的口粮，即使小弟在水沟里捉来的一条泥鳅，也被当作美餐熬成汤吃上几天。拆东墙补西墙地借钱，总让母亲显得惶惶不安。一元二毛钱常常是我们半个月的全部生活费。直到每月租房的五元钱也不能按月交付房东的时候，母亲到工厂和学校领导那里哭红了眼睛，才被准允在家属院的高楼下搭起了一间小窝棚，狭窄的窝棚只能容得下一张单床，我和小弟每晚抱着被褥睡在母亲学校的茶炉房里。
简单地只是为了生存的日子，一天天过去。母亲在这生存的煎熬中，到医院的次数越来越频繁，买的药越来越多，对死的恐惧越来越严重。也许母亲觉得自己日见严重的妇科病难以对少不更事的儿子启齿，她恐惧地讲述每晚的恶梦和来自躯体的危险症状。她努力寻找各种偏方。这，也许是对生命另一种形式的热爱，但的确是她尚存的最后一根临危将断的理智之线。她生命的风筝，便于距她的极远处，在深密不测的苍冥中，悬着这丝理智之线，悠悠地荡着，荡在阴风里和虚无缥缈天空里。我们只是这线的维系物。
        弟弟十五岁那年，参军到了部队。我念完大学，也走上了中学的讲坛。但是，这些都没能慰籍母亲的病体。母亲的病日趋恶化。而我们却全然不知，终日为着生计奔波。在弟弟考上军校次年的五月，已被病痛折磨得骨瘦如柴的母亲，在昏迷中离开了人世。那风筝，从此冉冉升上了天空。
       如今，清明节又到了。在母亲灵前，我默然伫立，怅然仰望无际的苍穹。容我禀告我的同类、我的友人，如这哀风无音，泥土润泽，孤草依依，和着这份话语，做我贫穷的祭品，一并送上这天空，追寻那风筝，追寻那根悠荡的生命之线。

（1993年清明写于许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