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从1991年开始，曾在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杨拯民身边工作过八年。作为他的秘书，我亲眼目睹了杨老晚年的工作生活；亲耳聆听过他的许多教诲；也亲身感受到了一个爱国将领之后的赤子之心和一个优秀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怀。
    杨拯民1922年出生时，其父杨虎城将军已经是靖国军第三路军司令了，但是尽管生活条件非常好，由于杨拯民自幼身体不好，以至几度休学。从陕西，到青岛，直至到日本，他都有专职医生陪伴左右。1937年，扬拯民在北平上中学，学习期间参加了由进步学生组织的抗日民族先锋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38年他到延安，又上了那里的马列学院。杨拯民自己说过，从小学，中学到大学，进过不少学校。可惜没有一所学校坚持读完了，拿到文凭。他是个有许多“学历”的人，但没有任何一个教育部门承认。可虽然如此，凡是接触过杨拯民的，无人不会对其渊博的知识和过人的才智留下深刻印象。而因杨拯民特殊的背景和经历，他认识接触的人之多，之复杂也很少有人能比得上。从国共两党的几乎所有领袖人物，到很多著名的学者，文化艺术大师，甚至普通的工人，农民，乡党，晚辈，各色人等，应有尽有。
    1937年，杨虎城将军在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之后，被迫以国民政府军事考察员的身份出国。临行前，杨将军在上海专门和前来送行的儿子杨拯民做彻夜长谈。嘱其努力进取，将来为国家出力。这次见面，是他们父子的最后一次相聚，父亲的嘱托，在杨拯民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
    1950年，新中国刚刚建立，杨虎城将军留下的部队集体转业，成立了中国最早的石油工业之师，开赴西北玉门。组织上调杨拯民担任了新中国第一任玉门矿物局局长兼党委书记。杨拯民举家迁往西北高原。他在戈壁荒滩深入生产第一线，与专家及普通工人一起为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壮大日夜操劳，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大量的专业人才从这里培养出来，中国石油界有一句话：哪里有石油，哪里就有玉门人。其实也可以这样说，哪里有石油，哪里就有杨虎城将军的部队。
    从油田到此后去陕西、天津从政，后又到建材部任职，杨拯民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经济建设第一线。晚年他退居二线来到全国政协，仍然时刻心系国家的经济建设。担任他的秘书的八年时间里，我陪着杨老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各地跑。每到一处杨老惦记的事情都离不了当地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记得我陪杨老去过两次广西，在北海，凭祥中越边境，百色革命老区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我们到开发区，工业基地和边远农村考察，和当地政府官员，知识分子，普通工人，农民一起座谈。杨老说，我们到各地，就是要看各地的真实情况，就是要了解各地的发展困难。回来后好向中央反映，当好参谋。名闻天下的风景胜地桂林，杨老虽两次到广西，却一次也没有提议要去游览一下。
    1996年，杨拯民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中央组织的纪念长征胜利六十周年活动。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参加晚会前，碰上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当时杨老大病初愈，因身体，年龄原因可能要从全国政协常委退下来。杨老略有些情绪地直言向总书记说，我要失业了。总书记听后马上说：您永远也不会失业，国家需要您，统一战线需要您。
    杨拯民是我党统一战线的一名老兵了。早在1938年在延安时，他就曾在米脂当时中央统战部长王明手下工作过。战争年代，解放以后，不管在什么地方，什么岗位，统战工作是杨拯民一生的工作。海外人士都说共产党对台工作有“三杨”，杨拯民就是其中之一。
    平时工作中，我们最多接待来访就是包括原西北军，东北军旧部在内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另外还有港澳地区，台湾地区及海外华侨知名人士。记得90年代初，一次台湾立法委员，民进党人士朱高正先生来京，在和杨拯民单独谈话中，杨直言告诉他：几千万对十多亿怎么比，台湾只有回到祖国才是出路。
    杨拯民有许许多多的朋友，在台湾和海外居住的一些国民党将军，每次来京一个重要活动就是和杨老聚餐，一般都是由杨老自己出钱请他们。张学良将军之弟张学森，这位人称“五爷”的旧好每年两次来京，指名道姓的让杨拯民请他吃陕西泡馍。还有青海，宁夏马家的，唐生明的女儿，于右任先生的亲属，等等。有一次台湾来的两位客人经人安排拜访杨老，席间得知是国民党军统特务毛人凤，周养浩之后，这可是杨拯民杀父仇人的后代啊。但杨老十分大度地说；都是中国人，历史已经过去，相逢一笑泯恩仇。只要赞成祖国统一，愿意参加国家经济建设，就都是我们的朋友。
    1998年10月22日下午，正在参加政协常委会的杨老让人把我叫到会场，交待说：“台湾沈将军来北京了，你安排明天晚上我要宴请他。记住通知贾老（贾亦斌先生），杨思德部长参加。”我回办公室很快把活动安排好，并向杨老做了汇报。万没有想到杨老竟于当夜因心脏病突发去世！可以说，统战工作杨老做到了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1990年代，杨拯民担任全国政协常委，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对这项由周总理亲自倡导提议成立的工作，他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文史资料工作不同于其他历史文字工作，它强调的是：“三亲”（亲历、亲闻、亲见）。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现实意义。几十年来，文史委整理汇集的文字有几十亿之多。当时有些人认为：该收集，整理的资料已经完成了，不需要为此再多花费力量了，全国文史工作者的情绪因此也是一片低沉。杨拯民于此时出任的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在经过大量深入细致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先后召开了保定会议和北戴河会议。会上他对大家说，文史资料工作是周总理亲自提议的，它不仅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同时还有广泛的现实意义，是新中国解放事业，祖国建设事业非常重要的文字记录，是多年以来我党统战工作的重要部分，不是该去掉，而是要大大加强。“树大不怕风摇动”，全国文史工作者要努力工作，多出成绩，让事实证明我们的工作的重要性。这次讲话后，杨老身体力行，他还为政协文史工作筹集到了大批的经费。随后几年，全国文史工作出现了蒸蒸日上的，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
    1999年的一天，张学良将军三弟张学铭的夫人朱洛筠女士曾对笔者说，拯民是我们张家和杨家公认的“大家长”。几十年来，张家在大陆的亲属，包括东北军旧部许多人都得到过杨老的帮助，大家谁有什么困难都去找杨老，而且每次都会得到满意的解决。事实也是如此，无论是西北军，还是东北军的许多人都曾有人上门来找杨老帮忙，他们的困难杨老总是一律尽量想办法帮助解决。杨老常常对我们讲，这不仅是因为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生死之交，也是共产党统战工作的一部分。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举不胜举。甚至像张学良将军创办的“东北大学”恢复校名这样的事情，杨老也积极的帮助找国家教委，辽宁省，直致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疏通，最终达到了目的，赢得了海内外，特别是东北儿女的一片赞扬声。
    在杨家，杨老是当之无愧的家长，大孝子。杨虎城将军第二位夫人张惠兰女士，生前一直生活在西安，老人家虽然没有亲生儿女，但解放后杨老和他的妹妹们一直供养着老人，不管多忙，每年都要回西安尽孝。每次杨老回西安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家看望老人家，而且每次进门都要跪在床前，陪老太太吃顿家乡饭。重孝道，这是杨家的家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