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成长与牢狱生活

     ——往事忆语      丁铿

每当想起我现在蒙着党和政府的关怀，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目睹着国家的繁荣昌盛，总不免回忆起当年个人成长过程，那一段值得回忆的往事。

                  一

从1925年到1930年，从13岁到18岁，是我成长的初级阶段。在1927年初读完初级师范，走进了社会，当过几所乡村初级小学的教师。。

从1925年13岁读师范时，在两位进步教师影响下，接受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联苏、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和青年人要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的教诲，抛弃了读小学时所羡慕的林和靖“梅妻鹤子”，和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处世哲学。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了孙中山，屠杀共产党人，镇压工农革命。我在一位共产党员指引下，脱离了国民党，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秋，我的家乡河北省玉田县共产党组织秋收起义失败后，我在党的帮助下，恢复玉田共青团组织。先后建立了玉田团特别支部、玉田团县委，担任书记工作，直到1930年调到唐山市任团市委书记。这时我度过了我人生中第一段路程。但那时我只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为全中国以及全世界劳动人民的解放，初步树立了共产主义人生观。

 二

我的正确的人生观、牢固的共产主义思想是在我人生第二段路程中奠定和完善的。

1930年夏末，我在唐山工作时隐玉田第二次武装起义失败牵连，被捕，被押送玉田县审讯。由于地主的诬陷和一同被捕的同志在敌人酷刑逼迫夏屈招牵连，我被丁为第一个主犯，判为死刑。当时为了保护唐山组织，我没有提出我在唐山工作的证据，反驳敌人的诬陷。1931年春，我们被送到北京（当时称北平）平津卫戍司令部复审，仍判我为死刑。夏季又送到华北最高统治机关——当时的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复审。由于我一直否认参加起义，从而我北改判为无期徒刑，送到北平陆军监狱坐牢。从此开始了我人生第二段路程。

入狱后，脚戴脚镣。一日三餐玉米窝头、芥菜缨汤。每天上下午各放出牢房一次，大小便和在院子里散步共一小时，叫做“放风”。就这样整天关在牢房里尝受铁窗风味。

当时北平陆军监狱关押的共产党人又十几名，我年纪最小，刑期最长。我们分散住在几个牢房，和其他犯人同住。只有放风时，年才能交谈。我们中间有一位老大哥张乃东同志，原来我们都曾在平津卫戍司令部看守所一起关押，彼此都有些了解。张乃东同志便组织我们向监狱提出阅读书报的要求。监狱看守长周某把我们集中起来，训斥我们不要闹事；并指着我说：“小小年纪不要图人家几个钱，胡闹。”我当即反驳他：“我们都是自己掏腰包，干革命的”他说我： “执迷不悟”。随后把我们集中到两个牢房住，和其他犯人隔离，单独放风。在第一次单独放风时我先去厕所，回来我迎着同志门走去。看守班长一见我和同志们走的方向相反，就过来训斥我，说我捣乱，举手要打。刚好一位叫王士杰的同志过来，挡住了他的拳头，争吵了几句。第二天监狱就把我们集中到牢房中间大厅，把我和王士杰各用军棍打了二十大棒。打得我俩两腿青紫、皮开肉绽。事后同志们用黄表纸、鸡蛋清位我俩敷治。但敌人却演了一场恩威并施得的伎俩，答应我们可以自买书读，只要是市上公开发售的，但看报不行。要我们“两耳不闻窗外事”，安心服刑。我们就这样在狱中开始了读书生活。

当时北平党组织便由武纡生同志（现在北京人民出版社离休干部）和他的家人以张乃东同志亲戚的名义，先后给我们送进当时“社联”、“左联”出版的各种书刊。

1932年松沪事变，日本人入侵上海。蒋介石召开国难会议，允许各党派参加，但排除共产党。可是监狱当局却召集我们，宣讲了蒋介石共赴国难的旨意。我们随即又提出读报要求。监狱只好允许我们自订两份报纸，指定必须订阅当时的国民党机关报“华北日报”。我们又获得了读报的机会。

在读书学习中，我们学习了辨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等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诸如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恩格斯的“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反杜林论”、“家庭、私有财产及国家德起源”，狄慈根德“唯物辩证法”，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以及当时施挚存、陈望道关于经济学的著作，还有王纯一的“西洋史要”，美国学者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等一些宇宙自然、世界历史之类的书籍。在当时也还读了不少左翼文学理论的文章和进步小说。如美国作家辛克莱的“石炭王”、“屠场”，苏联作家的母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铁流”，日本作家的“蟹工船”，以及中国作家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邹韬奋、丁玲等人的文章著作。如丁玲主编的“北斗”、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胡愈之主编的“东方杂志”等。这些都有利于我的思想和文化水平的提高。此外，还学习了一些英文、日文、德文、世界语等语言。经过牢狱中几年的学习，奠定了我科学坚实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基础，提高了文化水平，成为我一生处世为人新的起点。

在这着一段铁窗生活中，另外一些活动也很有助于我的锻炼成长，值得回忆。1932年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人在上海组建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宋庆龄派杨杏佛为代表赴北平，邀胡适之及“世界日报”主编成舍我一起到陆军监狱慰问我们，并由监狱长杨益众陪同。当时我提起脚镣，叮当作响，说：我们还受着这种待遇。“慰问后，杨杏佛回到上海即遭到杀害。但这次慰问极大地鼓舞了我们的信心。同时对监狱当局看来也有些影响，随后监狱为我们卸除了脚镣，管理也有些放宽。并在其后一次大赦众为我们办理了减刑，使得一些同志得以提前出狱。

1933年，监狱里出现了一件少有的事。春节期间，两名喜好京剧的看守人员，找了几名会京剧的犯人，演唱京剧取乐。他们还找到我，要教我京剧陪他们演唱，我答应了他们。当时张乃东同志提出一个想法，由我们莱排演一出话剧，参加他们的活动。那时活动已经增加了魔术、相声、双簧等节目。因此叹们也同意我们排演话剧。剧本是影射当时国难当头的抗日形势，取名“家难“。由张乃东同志提出剧本梗概，由我写成剧本。写的是一个家庭的长子，独断专行，听信外国人，将导致倾家荡产。但遭到在工人朋友支持下的弟妹们反对，闹出了一出家庭纠纷。竟管理人员同意排练演出，效果很好。也有人看出剧中含义。当时监狱还在一个夜晚，邀请了一些官员和亲友来看我们演出，演出效果也受到称赞。。其后，我们就常和其他娱乐活动在星期日或节假日在狱内演出。在张乃东同志的帮助下，由我主持，先后选择并演出乐熊佛西的”屠户“、欧阳予倩的”同住的三家人“、郑振铎根据京剧“打渔杀家”改写的话剧”讨渔税“等几个剧目。原山东省司法厅长、现已离休的冯乐进同志当时在狱中帮助乐组织演出的工作。我们借此宣传乐阶级斗争思想。

在这一段期间，我们还结识了一些被国民党拘押的有识之士。如“九.一八“事件时张学良将军的汽车部队大队长王铁良先生。他的弟弟是共产党员，曾做过抗日同盟军吉鸿昌将军的秘书。王铁良先生批评我书生气，“穷酸味”，但我们很要好。还有和吉鸿昌将军一起组织抗日同盟军的方振武将军的几位亲密部属，被国民党拘捕后和我们关在一起，后来有的还和我同住一间牢房。他们是方振武和国民党谈判的代表郭云龙先生、方的秘书长余燮阳先生，还有卫队长、军需官和方的同族叔父。都和我们谈得来，成为朋友，有的还参加演话剧。“家难”中的长子九一直是郭云龙先生扮演。这些也可以说是我们在狱中的一部分活动。

1934年，由于日寇侵占乐河北省冀东地区，逼近北平。那时犯人增多，监狱人满。演剧活动逐渐停止。当时刘格平同志被捕入狱。由于以前部分同志刑满出狱，后来的同志又和其他犯人同住一起，又在一起放风。藉此条件，刘格平同志组织我们，发动全监人犯要求改善伙食，在放风时拒绝回牢房，坚持了两个小时才解决。这次有一个自称 “新民报”记者的付某，向监狱揭发我煽动了这次活动，我又受到监狱的警告。随后监狱就把我们集中到两个牢房关押，和其他人犯隔离。不久，就又给我们戴上脚镣，和其他同志一起送到北平军人反省院关押。

               三

到了北平反省院，我的书籍全被封存，不许阅读。我和刘格平同志还被关进单人牢房。可是原来关在那里的老同志们，早已设法从当时张我军在北平开设的俄文书店买进书刊，经翻译传送阅读，还设法买进了报纸。

我记得我在那里学过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著作，一位意大利人写的“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造成的”书，还读过王明写给共产国际关于东北抗日形势的报告。我们还从报纸上得到西安“‘双十二”事件的情况。在狱中还有一位同志教过我学俄文。

到了1936年，我们进行了绝食斗争，要求出狱抗日。当时北平是宋哲元统治。绝食三天后监狱提出条件，凡刑期已满和服刑期过半的，可以取保出狱。随即有六十一人先后分批出狱。我因为在陆军监狱那次减刑时被减为十年有期徒刑，因此也在1937年3月，被关押了六年八个月之后，随最后一批被释人员出狱，走上了抗日征途。

这就是我在狱中饱尝乐铁窗风味，但在党的培育下有所作为，锻炼成长的一段往事。

                 1994年4月17日完稿.东方星云收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