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受聘清华国学院 被誉为“太老师”　大凡为人勘谬正讹，最宜小心谨慎，非有百分之百的确证，切不可作不管三七二十一的指斥。若自以为是，以不谬为谬、不狂为狂，难免被人反唇相稽，天下尴尬之事，莫过于此。近见《博览群书》2012年第8期所登的胡君学常《〈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勘误纠谬》一文，其撰其登，皆可用《红楼梦》回目尴尬人难免尴尬事七字加以形容。

　　胡君指责《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以下简称卞书）的出版方中华书局，可谓声色俱厉：贵为学术出版之重镇，却不思爱惜羽毛，其态度之轻忽，编校之粗疏，实属罕见。但对编撰者卞僧慧先生，他倒似有同情的理解，说如此老弱之身，自是难以应付，专攻亦不在晚近百馀年之历史，不能不于晚近文献颇生隔膜；而协助整理者卞学洛先生则不习文史之学，毕竟力不从心。不过这一轻蔑的怜悯转瞬即逝，不一会就破口大骂了：编撰者头脑冬烘，思想僵化，比之陈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啻霄壤之别。

　　胡说正是出版方与编撰者共同造成了该书失误多多，几不遑枚举，而可叹学人不读书，媒体甚至无力读书，一时充于耳者，皆是人云亦云的叫好之声。笔者不学，尚能读书，于叫好声大惑不解，遂草此小文，专事勘误纠谬。然而读了胡文，不觉舌挢而不能下，口呿而不能合，胡虽掎摭诋诃不遗馀力，而其所非竟十九为卞之是处！相反，胡说之谬，若不厌其烦，倒是可以一一枚举的，这里忍不住要为二卞一辩，也算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吧。

　　胡说：“‘構釁’當作‘搆釁’。”

　　按“構”、“搆”二字本通，“搆”字后起，古书通用，如今简化字都并入“构”字了。“構釁”、“搆釁”，《汉语大词典》均予收入，意为“制造争端”。《北史·杨昱传》：“太后问状， 昱具对元氏構釁之端，言至哀切。”《南史·梁武陵王纪传》：“ 圆照字明周……帝特爱纪，故遣以副纪。纪搆釁，悉其谋也。” 胡君讲究形声偏旁，以为制造争端当用手而不用木，从“手”为是，从“木”为非。意在规范汉字，其志可嘉，奈今人、古人皆不从何！钱大昕曾批评陆德明《经典释文》区别“校”、“挍”二字的说法，指出，“汉碑‘木’旁字多作‘手’旁，此隶体之变，非别有‘挍’字。六朝俗师妄生分别，而元朗（陆德明字）亦从而和之，傎倒甚矣。”（《十驾斋养新录》卷三《陆氏释文多俗字》）这些话就像是对着胡君说的。

　　胡说：“‘齎志’当作‘赍志’。”

　　“齎”、“赍”是异体字，胡君不识，又作此误断。一之为甚，其可再乎？韩愈说：“凡为文词，宜略识字。”（《科斗书后记》）识字需要花大工夫，须从文字学起步，未免旷日持久，胡君教育英才，事烦任重，不妨买一本《异体字字典》来，大可临阵磨枪，临时翻检，以免出乖露丑。

　　胡说：“‘潭第吉羊’大不通，似‘阖第吉祥’之误。”

　　“大不通”三字，真如《孟子》所谓“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子弹反弹，射伤的倒是胡君自己。不妨抄一段《辞海》给胡君看看：“潭府，韩愈《符读书城南》诗：‘一为公与相，潭潭府中居。’潭潭，深邃貌。后因尊称他人的居宅为‘潭府’，亦称‘潭第’。”原来胡君没读过韩集呀！既如此，自难免马脚一露再露，下文中，他又傲然拈出，“闳中肆外”一词“语出韩愈《答李翊书》”，不知其语实出《进学解》“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至于对“羊”字的妄改，更暴露出他不识古字的知识缺陷。再给他录示一段《辞海》吧：“吉祥，亦作‘吉羊’。美好、幸运的征象。” “羊”即古“祥”字，古鼎彝铭文中“吉祥”常作“吉羊”。寥寥四字，胡君竟一连改错了两处！

　　然而说胡君完全不识古字倒也冤了他，有时他倒也能识它个把的，请看下例：

　　胡说：“如‘非咫闻目论之儒，所能臆度也’，‘目’似是古‘以’字形近而讹。”

　　按此句出自卞书所引陈宝箴《购〈时务报〉发给全省各书院札》。胡君能知“以”的古体是“”，令人刮目相看，就像薛蟠做出“女儿喜，洞房花烛朝慵起”的酒令，令众人发出“这句何其太韵”的感叹一样。但胡君却全然不晓，“目论”是一个现成的词汇，在《辞海》中一索即得，指的是“浅见”，想不到此 “目”竟不能见容于胡君之目。也怪陈宝箴不能体谅后人，若不用“目”而用“肤”，则与“浅”字易生联想，后之浅学者就会望文生义，不致如此胡改了。“儒”下逗点当去，胡君却未能见及。

　　胡说：“‘槁葬’当作‘蒿葬’。”

　　按此词当作“藳葬”，也作“藁葬”，指草草埋葬。“槁葬”固然不对；但耳朵听上去却不差，同是 ɡǎozànɡ；改成“蒿葬”hāozànɡ，却连字音也不对了，可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胡君只记得半个字，就拿出来卖弄了，可见其平时读书是何等鲁莽灭裂。此词《辞海》里查不到，麻烦查一下《汉语大词典》吧，费不了多少宝贵时间的。

　　胡说：“‘承俞允’，当作‘承惠允’。”

　　这是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资深编辑致寅恪先生书中语。胡君“人之患”，居然胆大如斗，要为学界前辈修改病句了。《辞海》云：“俞允，本指帝王的允可……后书函中亦用为称对方许诺的敬词。”胡君本不知有“俞允”一词，看到我的提醒也许会改而强辩，说《辞海》后一义没有书证，不足为据，用于帝王的怎么可以用于臣民呢？好吧，待我补上几个用例，让他心服口服（口不服而心服亦未尝不可）。清桂超万《上蔡云桥太守论池州利弊书》有云：“进谒崇阶，既蒙俞允，复以闾阎利病下访刍荛，承命之馀，感愧交集。”（《惇裕堂文集》卷二）这是用于知府的。李世熊《请魏令公启》：“伏赐俞允，可胜欢荣。”（《寒支集》二集卷五）这是用于知县的。清李修行《梦中缘》第一回写金御史为子求师，想托人请吴麟美来就西席，说：“倘吴生俞允，还望二位早示回音，老夫好投帖去拜。”这是用于秀才的。清徐芳烈《浙东纪略》记倪父徵于清兵强迫剃头之时，“呼里中少年饮食之，鬻二磁缸，置祖茔左，恳诸少年覆之，少年大嚼而俞允焉”。这是用于市井小民的。胡君还想斥“俞允”为不通吗？那就不妨郑人争年，找那些古人理会去。

　　胡说：“‘薄海同钦’，‘薄海’当作‘溥海’。”

　　《辞海》云：“薄海，《书·益稷》：‘外薄四海，咸建五长。’薄，逼近。谓及于四海。后统称海内外为‘薄海’。陆世仪《乙酉元夕》诗：‘敷天犹有泪，薄海但闻歌。’”后一义书证其实还可用更早一些的。黄庭坚《天保松铭》：“惟时太平，薄海内外，罔不稽首归美，以报如松之茂。”周必大《皇帝致词贺太上皇后》：“隆名并受，薄海同欢。”李曾伯《淮西宪贺天基圣节》：“华封载祝，薄海同词。”胡君面朝大海，望洋兴叹，不知“薄”之为言“迫”也，怎么也想不通海水怎么会是薄薄的一层，于是便毅然提笔改成一个与大海相配，形容“广大”的“溥”字。

　　胡说：“‘既渐罢防守兵，民得安枕’，断句或有误，‘兵’属下读为是。”

　　按此句出自卞书引陈三立《先府君行状》。我真不知如此标点错在哪里？胡君是要扩大“安枕”者的范围，“军民一家人”，把“兵”也拉进屋里去呼呼大睡吗？“渐罢防守兵”有何不通？《旧唐书·李载义传》就有“遂罢防守之兵，而使两卒司其门”之句。只要想一想，军队此处罢防，必调至他处，同样需要枕戈待旦。安枕之兵，养之何用乎？散原先生哪里会写出“兵民得安枕”这样的句子来！考“民得安枕”四字，前人常用，如明黄凤翔、徐象梅、清万斯同、钱陈群、张九钺、李兆洛、曾国藩著作里都曾出现过（文繁恕不具举），其不通又在何处呢？胡君大概是参考了上海古籍出版社李开军校点的《散原精舍诗文集》，见其如此标点，遂没其名而诩为己见，不料却上了他的大当。胡君自谦“不学”，我看有时却好学异常，并未完全辜负其大名中的一个“学”字，不过胡学乱学，取法乎下而已。

　　胡说：“‘王益梧祭酒’，‘王益梧’系‘王益吾’之误。王益吾即王先谦，‘益吾’其字也。”

　　胡君可谓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按此条实照录《时务报》之文，原文亦作《岳麓院长王益梧祭酒购〈时务报〉发给诸生公阅手谕》。说到这里，胡君也许会声辩，说这里原文错了，录文当作更正，不该以讹承讹。其实，天知道，原文何误之有！须知清末民初人除了大名不可换字外，字号都随意得很，往往采同音替代，有多种写法。如缪荃孙字晓珊，《艺风堂友朋书札》中友人致函，称呼有小山、筱珊、筱山、小珊之异；沈曾植号乙庵，《沈曾植年谱长编》所记，尚有乙盦、乙厂、乙葊、乙龛、乙酓、壹庵、薏盦、檍庵之多。王先谦也不例外，如 “王益梧”之称，曾国藩即尝用之，其《家书·谕纪泽》（同治四年十一月初六日）云：“彭宫保尚在安庆，松生陪王益梧去，恐无所遇，抑别有他营耶？”《申报》1893年2月3日、5日、7日、10日、13日连登图书集成局《开印新续东华录》启事，提及王先谦，亦如此称呼。云：“昔年王益梧祭酒先谦著为《东华录》一书，自崇德、天命、天聪、以迄道光，凡列圣之宏谟硕画，悉载于编，典册高文，日星同炳矣。”胡君勇猛精进，一往无前，不为时代所限，纠谬一直纠到清人那里去了。如果尚能鼓其馀勇，缪荃孙《艺风堂文集》、《艺风老人日记》中的“王一梧”、袁昶《安般簃集》、曾纪泽《归朴斋诗钞》中的“王逸梧”、施补华《泽雅堂诗二集》中的“王逸吾”，都可奋笔一一加以纠“正”的，反正胡君年未知命，血气方刚，嫉误如仇，有用不完的充沛精力。

　　胡说：“‘南洋陆师学堂’当作‘江南陆师学堂’。”

　　胡君既不知一个字可以有几种写法（异体、古体），也不知一个人可以有几个别名，更不知连学校也可以不止有一个名称。据朱建新《中国近代军事学校》一书记载：“江南陆师学堂，又名南洋陆师学堂。”（30页）朱说正确无误。其实，江南陆师学堂，连其创办人张之洞也尝称之为“南洋陆师学堂”的，他在上章保荐该校第一任总办钱德培接统新湘五旗时，还特别提到钱“历充北洋武备学堂监督、提调南洋陆师学堂总办”的履历（《申报》1903年4月25日）。《申报》提到该校时，也往往用“南洋”字样，如1900年11月5日的报道即云：“金陵访事友人云：南洋陆师学堂自乙未年创始以来，造就人才颇众。”乙未年即1895年，正是江南陆师学堂亦即南洋陆师学堂的创办时间。大约胡君昧于清末民初南、北洋之分，误以为南京不属南洋，只属江南，而其心目中的南洋当在广东、福建，或在更为遥远的爪哇岛上吧？

　　胡君说：“笔者不学，尚能读书。”自命如此，可惜我上面引用的一些资料他均全然不曾寓目，特别是《辞海》、《辞源》、《汉语大词典》之类的普通工具书都未尝一检。“能读书”者固如是乎？姑且承认其“能”吧，但就知识面而论，与 “博览”二字似搭不上边，而其文偏偏登在名刊《博览群书》上，岂不是一个绝妙讽刺？

　　据说韩愈的儿子韩昶担任集贤校理时，看到史书上记的“金根车”，以为是错的，遂将其一一都改成“金银车”，被人引为笑柄（见《刘宾客嘉话录》、《尚书故实》），未免大大有辱于名父之名。

　　胡君作为南开大学文学院之师（见其文末自署），将卞书的不误都一一改为大误，一丝不挂地展示了自己知识上的遍体鳞伤，恐怕也小小有玷于名校之名。

　　我的一位友人对我说：古代有个学究不愿纠正某人读“太行山”为“太形山”的谬误，说“教他俗子终身不识太行山”（《袁中郎全集·题陈山人山水卷》）；现代赵叔孺不肯指正叶潞渊念“玉筯篆”为“玉筋篆”的误读，也说 “让其读‘玉筋’一世吧”（《安持人物琐忆·赵叔孺先生轶事》）。友人笑道：“二贤风范，你何不仿效一下，就让胡某一辈子不知其谬得了！”

　　我说：“不忍心。有玷名校之名倒是小事，怕只怕名校之师误了名校之生，师师徒徒，承承继继，衣钵相传，沿讹袭谬下去，是吾忧也，故不得不开罪于胡君。”

　　友人笑了：“你只是读了他一篇文章罢了，有心思读遍他所有的文字吗？有可能到该名校课堂去听他大放厥词吗？你不过纠正了他十来个错误，杯水车薪，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