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时代追求真理

　　记者：您1941年考入著名的燕京大学就读，为什么选择了新闻专业，您当时怀着怎样的抱负和理想？

　　谭文瑞：我少年时代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对于敢与旧制度、恶势力抗争的李大钊、鲁迅、邹韬奋等先驱人物无限敬仰，立志要做一个像他们那样富有正义感、能够为民请命的进步文化人。1941年我从香港培英中学毕业后，就报考了北京的燕京大学新闻系，希望成为一名献身进步事业的新闻工作者。

　　燕京大学是以学术思想自由著名的高等学府（顺便说一下，当年在该校执教的就有两位新会人，一位是中文系教授梁启超的胞弟梁启雄，一位是图书馆主任梁启超的女儿梁思庄）。4年大学生涯使我不仅获得了丰富的学识，而且形成了崇尚民主自由、追求真理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我利用课外时间阅读了大量古今中外的书籍，包括许多进步书刊和一些马列主义著作，在这方面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比用在正规课程上的还要多。虽然还谈不上有什么共产主义觉悟，但我已把争取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作为自己的理想了。1942—1945年，我在成都学习期间，正值大后方爱国民主运动蓬勃高涨。我对国民党统治者的腐败和反动本质有了较深的认识，积极参加当时争取民主自由的进步学生运动，还担任过作为新闻系实习用刊物《燕京新闻》的主编。这张小报成为主要报道大后方学生运动的一份广为流传的读物。

　　在《大公报》初显身手

　　记者：1945年您大学毕业后进入蒋管区的著名民营报纸《大公报》工作，当年的生活和工作情况怎么样？

　　谭文瑞：我之所以开始走上新闻岗位就进了《大公报》，是因为在成都念大学3年期间都是领取《大公报》设立的“张季鸾奖学金”，毕业前一年又曾在重庆《大公报》实习过，而且《大公报》可以算是蒋管区中一张比较开明的报纸。在国民党独裁统治下，舆论受到严密控制，谈不上什么新闻自由，但是当时在该报工作的有杨刚、李纯青、徐盈、彭子冈、罗孚等好几位地下党员和许多进步人士，他们对报纸起着一定的作用，因此有时还能作些客观的报道，反映点民意，讲讲真话。后来有人把《大公报》说成是给国民党小骂大帮忙的报纸，我觉得是不大公正的。

　　我先是在天津《大公报》当国际新闻版编辑，后来任驻北平特派记者。当时我虽颇受器重，但是政治气氛使人窒息，我心情相当苦闷，也无甚作为。1948年初，我被调去香港参加《大公报》香港版的复刊工作，负责主编国际新闻版和撰写国际评论。在一起共事的有费彝民、马廷栋、曾敏之、朱启平、唐人、金庸等人，关系相当融洽，环境也比国内自由舒畅些，但是工作还是不尽如人意。我一面当报纸的编辑，撰写一些评论国际问题的文章，一面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利用当地的有利条件，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做些情报工作，主要是为人民解放军准备进军华南收集一些广东和香港的军事情报。

　　在中央党报度过大半生

　　记者：解放后您回到北京，在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一干就是40多年，在这期间有哪些版面或文章是您自认为是较有影响力的？

　　谭文瑞：我在1949年建国前夕从香港回到北京，担任《大公报》驻北京的特派记者，认识了当时任《人民日报》社长的范长江同志。1950年初，他为报纸征调干部，就让我到《人民日报》做国际新闻的编辑和评论工作。我在《人民日报》从编辑、记者、评论员、国际版主编、国际部主任、副总编辑到总编辑，度过了我的大半生。我上了几十年的上夜班，编过数以千计的版面，撰写和审改过几千篇稿件，包括社论、评论、专论、札记、通讯，其中有一些是在国内外起过一定影响的，也有一些却是赶任务仓促成文、未及仔细推敲的急就章，有一些宣传味道较重，甚至有主观片面、强词夺理的毛病，今天重读，不免汗颜。你如果硬要我举出什么值得一提的稿件，就只能说说1962年的一篇文章。那年11月间，美国公开准备进攻古巴，各国掀起了支援古巴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浪潮，我国首都和全国各地也纷纷举行规模巨大的游行示威。我心潮澎湃，出于义愤一口气写出了一篇三千多字题为《古巴革命的伟大舵手》的稿子，记述我在几个月前访问古巴5次见到卡斯特罗的情况，热情地歌颂古巴人民和他们的领袖抗美的决心和英雄气概。文章是这样结尾的：“今天，加勒比海正波涛汹涌。全世界都满怀敬意，瞩望着菲德尔﹒卡斯特罗这位古巴革命的伟大舵手，坚定地领导古巴人民迎着惊涛骇浪胜利前进。我不禁要高呼：‘英雄呵，古巴人民！英雄呵，菲德尔！’”。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比较显著的版面上刊出，国内许多报纸都转载了，反响比较热烈，引起广泛的共鸣。

　　奔赴朝鲜战场采访

　　记者：您能谈谈在抗美援朝时期当战地记者的经历吗？

　　谭文瑞：我到《人民日报》没多久，美国发动侵朝战争，我在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国兵力透视》的专论，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赞许，后来报社要往朝鲜派记者，便把我选上了。1950年10月下旬中国人民志愿军渡过鸭绿江揭开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之后不久，我和李庄等6位同志作为首批赴朝记者于12月底被《人民日报》派去朝鲜战场。那时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并肩抗击美国侵略军，浴血奋战，条件是相当艰苦的。天寒地冻，战火纷飞，美国空军每天出动飞机上千架次不停地轮番轰炸，白天都很难露头活动，经常靠吃随身携带的炒米粉充饥。工作和生活条件都是十分艰苦的。当时每天的战报和消息是由新华社驻平壤分社和志愿军分社统一发布的，我们只是写些战地通讯发回报社刊用。我们几个人分开各自为战，自己探索和联系采访的对象。我访问过在前线作战的志愿军和人民军指战员，也采访过被俘虏的美国侵略军士兵，发回好些篇通讯，可能起过一点宣传鼓动作用，但是并没有写出像名记者魏巍创作的《谁是最可爱的人》那样富有感染力和影响的篇章。我在朝鲜战场一共呆了3个多月，总算完成了一名战地记者的任务。

　　多次陪同国家领导人出访

　　记者：您出访过许多国家，并多次陪同国家领导人进行国事访问，有机会放眼世界，并见证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都有哪些铭记于心的感受？

　　谭文瑞：我有机会出访各大洲30多个国家。1979年、1981年、1984年，先后以顾问或特别助理的身份陪同邓小平、华国锋、赵紫阳等国家领导人到欧美各国进行国事访问，也出席过包括联合国在内的一些国际会议。这些活动和经历使我大大地开阔眼界，解放思想，既体会到我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对国际事务有不容轻视的发言权，同时又深感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们仍然落后一大截。我们既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也要吸收各国先进的东西；既不能崇洋媚外，也不可固步自封。我国领导人在进行国事访问当中表现出不卑不亢的大国风度，使各国首脑和人民都不能不肃然起敬。我也从中学到许多东西。

　　参与起草《告台湾同胞书》

　　记者；您参加过许多党和政府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哪一次您觉得是最难忘的？

　　谭文瑞：1978年底我参加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的起草工作。那年12月，我正在钓鱼台参加中央文件的起草工作，17日三中全会举行的前夕，中美建交公报发表后第二天，当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国务院研究室主任的胡乔木同志把我找去，说邓小平同志布置起草一篇用全国人大常委会名义在1979年元旦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小平同志的意见是：在这个文件中表明我们和平统一祖国的意愿和政策，不再用解放台湾的口号，宣布要停止炮轰金门，提出两岸通航、通邮、通商。文件既面向台湾人民，也面对台湾当局。既晓之以义，也动之以情。措辞语气委婉平易些，不用报纸社论那种文体。胡乔木要我在两三天之内把稿子赶写出来。三天之后我把写出的初稿送给他。他经过精心修改润色，12月24日让我跟他一起带着改好的稿子到小平同志家里去，当面逐字逐句给小平同志读了一遍。小平同志听完后一字未改，说“我看可以，立即打印分送政治局的同志。”后来《告台湾同胞书》就在1979年元旦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名义发布了。这个重要文告阐明了新时期我们党和政府对台湾回归和祖国统一的大政方针、基本立场、基本态度，打开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新局面。从那以后的30年来，海峡两岸改善关系、谋求祖国统一的进程不断取得进展，两会接触，九二共识，实现三通，步步往前走，真是与时俱进。在《告台湾人民同胞书》发表30周年的时候，北京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会，可见这个文件具有多么重大的历史意义。我当年能有机会参与其事，感到十分荣幸。

讥弹世态针砭时弊

　　笔名“池北偶”驰名

　　记者：除了新闻作品，您在写政治讽刺诗方面也很有造诣，您的笔名“池北偶”更是广为人知的。著名诗人袁鹰曾高度评价您的作品：“兴到落笔，诙谐风趣，既有时代色彩，又有文学韵味。字里行间洋溢着忧国忧民的激愤，自始至终充沛着一股堂堂正正的凛然正气。”您能讲一点在这方面的经验和甘苦吗？

　　谭文瑞：我用“池北偶”的笔名撰写政治讽刺诗是从1956年开始的。当时我在《人民日报》主编国际新闻版，有时候看到一些国外的新闻便即兴写上一首冷嘲热讽的小诗代替札记，从此走上了写政治讽刺诗的道路。那时候嬉笑怒骂始终针对国外的丑态恶行，并未触及国内的阴暗面，所以在1957年反右时幸免遭受劫难。文化大革命之后，我思想大为解放，而又欣逢改革大潮，言路有所开放，因为对社会上的歪风邪气和腐败行为深恶痛绝，就禁不住也把讽刺的锋芒指向国内的丑恶现象和各种弊端，而且一经开始，就欲罢不能。从那以后，我写讽刺诗的题材便国内国际兼而有之了。经常由华君武、丁聪、方成等著名漫画家配画，以诗配画的形式发表于全国各大报纸杂志上，在公众中觅到不少知音。我先后出版过多本诗集，也颇受读者欢迎。我在一本集子写过这样几行作为自序：

　　“冷眼热肠察世情，

　　是非曲直看分明。

　　不会作诗学打油，

　　针砭时弊刺歪风，

　　言语辛辣虽逆耳，

　　总是有声胜无声。”

　　谦虚豁达安度晚年

　　记者：您干了一辈子心所向往的新闻工作，当上了中国最大报纸的总编辑，而且有机会参与国务，成为一名高级干部。您对自己的一生怎么看，您的现在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谭文瑞：也许在有些人的心目中，我应该算是功成名就的了，但我却并没觉得有什么值得自豪的。我常对别人说，自己摇了一辈子笔杆，写了数量可观的文章，然而有价值的不多。我总拿自称“二一老人”的弘一法师援引的两句古诗“一事无成人已老”、“一钱不值何消说”自嘲。我长期以来一直热衷于新闻改革。1985年我受命负责创办《人民日报》海外版，希望利用这个园地作些新闻改革的尝试，使我们的报纸既能有效地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又能正确传递各种最新信息，发挥舆论监督的应有作用，把报纸办得生动活泼，让读者感到可亲、可读、可信。作了一些尝试，看来还是可行的。我1986年担任总编辑后，主持过一次《人民日报》国内版的改革，强调增加报纸的信息量，改进文风克服党八股，尽量减少会议和外事公式化的报道，贯彻“双百”方针，刊登不同意见。我和编辑部的同志在一起共同努力，也有些改进，但是因为受客观条件限制，成效不大。1989年夏天那场“政治风波”之后，《人民日报》更换领导班子，我从领导岗位退了下来，1995年离职休养。我探索改革社会主义报刊道路的夙愿未能实现，这是我的终生憾事。只能寄希望于后来人了。我1995年离职休养后，便赋闲在家，除了负责编审几个月出一次的《太平洋学报》和偶尔参加一些学术会议之外，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读书看报上。家里存书不少，以前几十年老是忙于工作，没有多少时间读书，到了暮岁晚年才得以补课。我偶尔应各报刊之约写几首针砭时弊的打油诗供他们版面补白。本人今年已八十有六，虽不能说身强体壮，但还算健康。我常说比毛主席还多活好几年，该心满意足了。不愿辞世，只是因为希望能看到我们祖国真正实现现代化，民主自由，繁荣昌盛。

　　寄寓他乡未忘故里

　　记者：您对家乡一直很关注，1986年，《江门报》创刊时，您还专门联系书法家为它题名。听说你回过新会几次，对它的印象如何？

　　谭文瑞：我的祖籍是新会，但出生于异乡，一辈子生活在外地，没有对家乡做出什么贡献。1951年作为以著名老劳模“毛泽东号司机”李永为团长的中央土改工作团的一员到新会县参加土改，才落脚梓里，喝到家乡水。前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工作团领导农民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把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工作是认真积极的，成绩是巨大的，但也有过偏差和失误，有些过左的做法是不可取的，现在想起来不免有点愧疚。不过对我来说，这段经历还是很宝贵的，终身难忘。后来我在1988年又曾应江门市委和新会县委的邀请旧地重游，看到故乡经过改革开放十年，面貌焕然一新，原来主要种植葵树和橙子的县份，已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先进工业和发达农业的重要生产基地，是广东省的一颗灿烂的明珠，我感到十分欣慰。衷心祝愿江门和新会继续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迈步前进，不断取得新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