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是中国社会的最低层，在极受政治经济压迫的同时，还得承受夫权的横行。从"五四"时代的反对小脚、走出家庭到革命时代舞枪弄棒、参与政治，现代妇女一改传统造型，"不爱红装爱武装"。虽然革命的男性特征及其严格的组织纪律使女革命者较少展露女儿本色，但女革命者回忆录还是提供了更丰富的革命场景。

    在女革命者的回忆录很少的情况下，曾志的《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一书值得细读。

一、性解放？

    中国革命首先是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但由于社会革命的对象之一是包括"三从四德"在内的传统伦理，由于共产党在革命动员中以"解放"、"自由"为口号，因此对于参加革命的青年男女来说，革命也包含着婚姻自由、一定程度上还有性自由的意义。

    曾志记得：当时郴州有一批热血青年投身革命，……这些男女学生白天走上街头巷尾或深入农村，开展宣传发动工作，晚上回来却又是又唱又闹，疯疯癫癫的。夜间男女也不分，几个人挤在一张床上，深更半夜还吵吵闹闹的。……他们以为现在解放了，男女平等了，男女也可以不分了。（上页51─52）

    革命意欲颠覆原有的社会控制体系，革命青年尤其感到原有的道德系统对人性欲望的约束力，他们理所当然地把性自由当作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岂止是知识青年，在闽西，少年先锋队在反封建、反旧礼教，主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方面作了大量宣传工作，"一些深受主人欺辱、受公婆虐待的丫头、童养媳，经过少年先锋队的宣传教育，纷纷起来反抗，投身革命。"（上页95）后来成为党的领袖人物之一的王稼祥，1925年由父母包办与一个没有文化的女子结了婚后，革命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不想恋爱的幸福，不去组织家庭，只把我的全力，置之社会革命。唉！革命是我的央寄托了。"（1）

    一些青年最初是冲着婚姻自由而参加革命的的。胡也频在小说《同居》中这样描写婚姻自由（包括性自由）的吸引力："妇女们更快乐更活泼得利害。她们从前都没有出息地关在贫苦的家庭里弄饭，洗衣，养小孩，喂猪，像犯人关在监狱里一样，看不见她们自己的光明，现在她们好像是在天上飞的鸟儿了。她们的生活自由了，没有压迫没有负担。并且不害怕丈夫了。她们可以随自己的意思和男子们结识。她们还可以自由地和一个'同志'跑到县苏维埃去签字，便合适地同居起来。"（2）

    1937、1938年，受斯诺《西行漫记》和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的影响，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怀着对中共和新生活的憧憬奔向延安，理想主义、浪漫主义一度在延安盛行，男女交往相当随意，十月革命后苏俄柯伦泰夫人的"杯水主义"很有市场，一些历尽艰辛的老干部率先"与传统作彻底决裂"，"打游击"和"革命的恋爱"成为新生活的标志。

    但中国革命许诺的只是婚姻自由而不是性自由、性解放，严酷而艰苦的革命最需要的是禁欲主义。最典型的是潘汉年，为了一心从事革命，他在苏联做了绝育手术。革命行为是超道德、反道德的，但革命队伍也需要由外向内灌输的"道德"，它要求改造人性，灭绝人性，要求无条件的牺牲、奉献。从国民革命时期章太炎的"道德无我"论到共产革命时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在取消个人权利以服从整体目标的意义上，革命道德与传统道德有相合之处。所以无论中国革命怎样提倡道德革命、文化思想革命，但本质上仍然只是政治革命、夺权斗争，革命者在文化观念、人生观念上仍受传统的隐形控制。即使在政权到手、毛泽东仍要继续革命、不断革命时，他也只是在1958年设想过废除家庭，直到天翻地覆的文革，他也从未提出过性解放的理想。

    所以，一旦进入革命的体制化阶段，性自由就被坚决地否定。在得知郴州青年的行为后，湘南特委特派员何舍鹅大发脾气："这还了得？晚上男男女女都搂在一块睡，男女都不分了，……这些人也是反革命，破坏我们的革命道德。如果发现谁再这样，就枪毙，就杀头！"（上页52）　同样，"杯水主义"在延安也只是流行了一小段时期。1939年后，革命的差序等级制度开始建立并严格执行，此后流行的是以干部级别为基础的由领导介绍批准的婚姻制度。

二、革命生涯常分手

    中国革命没有性解放的承诺，但革命者的婚姻确实是比较自由的，这不只是因为革命的目标包含了婚姻自由，也因为革命使革命者处于一种非常规的生存状态中：只有革命同志，没有世俗牵扯；只要上级批准，无需法律约束。以革命需要为原则，男女关系相对单纯。

    曾志的革命生涯有过三次婚姻：

    1927年4月，与夏明震结婚，1928年3月夏明震牺牲；

    1928年4月，与蔡协民结婚，1932年10月，蔡协民和曾志挨批，蔡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曾志到陶铸任中心市委书记的福州去，"临分别前，我提出了就此分手的想法，我们的夫妻关系实际上到此结束了。"（上页145）

    1933年初，曾志与陶铸由"假夫妻"而真夫妻。

    第一次婚姻是不自觉的。"我觉得这人太豪情奔放，锋芒毕露，所以印象不是很好。"（上页29）一天夜里，夏明震工作后没有走，和衣躺在曾志床边，第二天早上有人拿她开玩笑，人言可畏之际，夏一句"我是真心爱你的"，曾志"心一软"。工作关系促成了第一次婚姻。

    第二次已有恋爱的成分。" 当时，蔡协民调到郴州任第七师党代表，我调到师党委办公室工作后，我们朝夕相处，产生了感情。"（上页65）但后来发现，蔡的感情非常脆弱，"有时甚至像个小男孩，难过得流泪。"（上页103）所以"虽说蔡协民对我确实很不错，可我对他的感情并不是很深。"（上页151）女革命者要的是性格钢强的男子汉。

    这就是陶铸对曾志的吸引力。" 自从与陶铸相处后，他对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情，同样我也乐于同他相处，心里总是挂念着他。……而过去蔡协民外出时，我就没有这种揪心的挂念。"（上页151）但陶在与蔡协民相反的方向上也是极端，"从延安出来后，我正式向组织上打了离婚报告，我忍受不了他的大男子主义。陶铸表示尊重我的选择。因日本投降后，时局突然发生变化，也就顾不上再扯这些个人的事了。"（下页398）革命形势稳定了曾与陶的婚姻。　

    无论与谁结婚，无论有没有感情，曾志都没有把自己和谁终生绑在一起。这首先是基于革命者的使命。与蔡协民结婚时，" 虽说夏明震刚牺牲不久，我也因此感到不安，但当时认为，革命者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夫妻关系也就不是什么重要的事了。哪还讲什么"三从四德"。对于一个共产党员，头脑中不该有什么旧的观念作怪，夫妻生活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政治生命。"（上页65）1932年，蔡协民受到批判，政治生命实际上已经结束，婚姻当然也就不可能再维持，何况曾志对他本来已有不满。党内很多高级干部的政治生涯出现逆转时，组织上都会劝说他的妻子与之离婚。在党的铁笼中，一个得不到组织信任的人，严格地说是不配有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的。　

    另外一个原因是，伴随革命而来的牺牲、分离使两个人不能长相守。在闽东时曾志并未想和陶铸分手，但陶铸被判了无期徒刑。"而那时我才23岁，我是共产党员、职业革命者，为革命随时都要作出牺牲；同时也早将'三从四德'、贞节牌坊那种封建的东西，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因此，重新找对象是我的自由，我有权利作出选择。"（上页208）为此而和任铁锋、叶飞交往密切。但她过于充分地使用了自由的权利，以至于闽东特委认为："曾志作为党特委的一位负责同志，在恋爱问题上，以一种极不负严肃的态度。同时与党内两个负责同志要好，影响党内几个负责同志之间的团结，影响了工作。"（上页209）革命者的婚姻只是口头承诺、组织批准和事实存在，既没有法律约束更不保证天长地久。闽东特委不是批评曾志没有为陶铸"守节"，她有权利在陶铸尚存的情况下另行恋爱，只是不能同时与两人恋爱。因此决定撤销曾志福霞县委书记的职务、留党察看四个月的处分。曾志本人也"承认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有小资产阶级浪漫情调"。（上页209）如果不是闽东特委的处分，曾志和陶的婚姻早就结束了。不过，曾志认为，特委批评的实际原因是由于曾与任、叶密切的关系使特委其他领导感到有被架空的危险。可以设想，如果曾志同时恋爱的不是党内两个负责同志，特委也是可以允许的。

    "三从四德"是革命要破除的观念之一，当然不能进入曾志的婚姻观念，没有这种旧的约束，维系革命者婚姻的纽带就是政治需要、组织安排。这对传统的婚姻观念确是一次革命，但由于这一外在约束一般也不考虑双方的感情基础，除非有一方的政治生命发生问题，否则离婚也是很困难的，这种新的婚姻约束机制与传统的伦理约束又有相同之处。

三、农民的"革命性"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为农民革命唱了一曲嘹亮的赞歌，对农民的颂扬成为中国革命史的主旋律。但很少有人知道，在1928年的湘南，农民曾以暴力反对共产革命。　

    湘南暴动后，国民党军队向郴州的红色政权进攻，湖南省委特派员席克斯、湘南特委特派员何舍鹅提出了一个坚壁清野的"焦土政策"，即把从宜章到耒阳一线四百多里长的公路两侧各五里内的城镇及农村的人和财物一律撤至偏远的农村，然后把搬空的房子烧掉，片瓦不留，使来犯之敌难以生存。支持革命的农民原想从革命中得到好处的，现在革命要掉他们的房子，于是农民拿着此前用来和反革命斗争的枪、梭镖和大刀来和中共斗争了。他们的理由很简单："谁烧我们的房子，我们就反对谁，打倒谁！"（上页55）1928年3月中旬，本来是要动员群众掉房子的大会上，农民们用梭标扎死、用泥土活埋了一些党员，手段是残忍的：　

    夏明震面朝苍天，躺在那里，脸是青紫的，眼睛闭着，两只手还紧握着，衣服被撕开，胸前被刺了三、四刀，肩上、肚子上、脚上都有伤，大概被砍了几十刀，两腿伸直，一只脚光着。　特别是那个妇联主任，赤身裸体躺在那里。两个乳房被割掉了，肚子上被挖了个碗口大的洞，肠子暴露着，外阴也被挖掉了。

    最惨的是两三百名少先队员，都是些十二岁至十六岁的孩子们。反叛的农民来了他们就往山上跑，反叛的农民哄骗说："你们下来，就不杀你们。天真的孩子们相信了他们的鬼话，一下山就被包围了。毫无人性的叛乱分子竞对手无寸铁的孩子们大开杀戒，好几十个少先队员最后惨死在血泊之中，尸体被丢在山沟里。（上页60─62）　

    中国农民众多，历来有狂乱屠杀的一面，且手段野蛮，从大革命到文革都有充分的表现。它本身无所谓"革命"还是"反革命"，关键看为谁所用。自古以来，中国政治家的本领即在于释放并利用这一股巨大力量，这个本领是逐步学会的，开始时中共党人也没有经验。湘南事件后，陈毅代理郴州县委书记，公开承认烧房子是不对的，对参与叛乱的农民既往不咎，由此缓和了与农民的关系。中共成功的奥秘，就是最终成功地把这一难以驾驭的力量"组织起来"。"组织"不只是激活、集中，也是改造、约束，即使之符合其指向，以其全部疯狂杀向中共的敌人。

四、玩笑

    毛泽东以语言幽默著称，其嘻笑怒骂、旁征博引、海阔天空的语言方式令无数革命的"老粗们"顿首折服。但也有不得体的时候。曾志记得井冈山上一个玩笑：毛委员最爱跟贺子珍开玩笑，……有一天我经过毛委员的房门口，见他们又在那儿哈哈大笑。见到我，毛委员挥手召我过去："曾志，曾志！你过来！"我走到他俩面前，毛委员指着子珍，笑嘻嘻地说："贺子珍正在说我喜欢你，爱你！"我顿时感到羞辱，气得转身就走。说实在的，我当时觉得毛委员开的这个玩笑很不得体。（上页91─92）　

    上下级之间有这样亲昵的玩笑说明残酷的斗争没有泯灭人的天性。在当时的革命同志中，曾志以美貌知名，据说陶铸在厦门第一次见到她时，吃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毛不是一个禁欲主义者，革命者也不拒绝美的魅力，只是当着自己的妻子这样说，确实不很得体。无法无天的革命者可以不顾任何礼俗惯例，但革命家庭仍得维护。

    毛泽东天性浪漫，这种玩笑在延安时期也一再发生。整风之前，延安的政治空气还有相当的民主性，当时丁玲常到毛的窑洞聊天，"有一次，丁玲开玩笑说，我看延安就像个小朝廷，毛泽东接着话茬说，那你得给我封官啊。丁玲接着就说到几个人，其中说到林伯渠可以做财政大臣，彭德怀可以做国防大臣什么的。毛泽东又笑着说，你还没有给我封个东宫、西宫呢！丁玲说，这我可不敢封，要是封了，贺子珍还不跟我打架啊！"（3）　

    事实上，按毛后来对曾志的说法，他与贺子珍的分手就真的源自这种好开玩笑的习惯：有次一位外国女记者采访我，美国女人开放无拘无束，我也爱开玩笑，我们说又笑，这就激怒了贺子珍，她不仅骂了人家，两人还动手打了起来。我批评她不懂事，不顾影响，她不服，为此我们两人吵得很厉害，一气之下贺子珍说要去西安，然后到苏联治病。（下页329）

    嫉妒的妻子和另一个女人打架，这对于正处于困难之中的革命领袖来说，是颇为难堪的。如果不是毛爱开玩笑的习性，这一幕闹剧是不会出现的。不过，如果把毛、贺分手的原因仅仅归结为毛爱开玩笑的习惯，又是皮相之见了。毛告诉曾志，" 在中央苏区受到错误路线打击，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后，名义上是苏维埃主席，但无实职工作，又患了病，连贺子珍也不怎么理他，不去顾照他，却强调自己有事情要干。"（下页329）毛不是要妻子在生活上照顾自己传统小丈夫，但前提是妻子要有"政治上的敏感"，能成为政治上的助手。贺子珍不是没有政治头脑的人，她在毛失意时的表现说明她是按照政治形势来确定自己对毛的态度的。党内生活的惯例，当一个人不能得到组织的信任时，他是不可能从身边的任何人、包括他的亲人（只要这个亲人也是革命者）得到理解和同情的。所以贺子珍"不怎么理他"是符合党的原则的，但毛从来不认为自己是错的，从而贺子珍的态度在他看来就是不忠：不忠不是在生活上"不怎么理他"，而是因为这事发生毛受到打击时。生活上不理，政治上无助，两人分手自是必然。

五、另一种红色

    革命者是一个大家族，其中不乏友爱和温情，但友爱和温情只施及同志和战友，所以革命首先要分清敌我，以便能区别对待：对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对敌人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曾志就在革命队伍中有过"冰窟窿"似的（上页211）感受。　

    如何分清敌我？阶级出生、战场考验之外，还有持续不断的内部审查和整肃，从江西苏区的肃反到文革，每次运动无论是什么目的，"清理阶级队伍"都必不可少。革命者不留情面，在白区、敌占区和国统区从事过地下工作的人顺理成章在受到严厉审查。延安时期，包括极受毛泽东信用的林彪的妻子叶群，也被整得往曾志的脸盆里撒尿。

    整风期间中央党校一部的动员会上，有一个" 河南从省委到基层都有红旗党问题"的判断，河南省委组织部长危拱之感到十分绝望，"就在动员会后的一个夜里，在床上用裤带勒住脖子自杀"，获救后精神有些失常，"乱骂领导，乱谈恋爱，并嚷嚷着要脱党。她常跑到男宿舍去和她的男朋友睡一起"。49年后真的疯了，"她没有儿女，没有丈夫，得不到亲情的关心。组织上为了照顾她的生活而调去一个女工作人员也不大尽心。危拱之上厕所跌断了大腿，她既不护理也不报告，听之任之，真是凄惨得很。'文化大革命'初期，危拱之就糊里糊糊涂、无声无息地死去了。"（上页333─334）

     危拱之是叶剑英的前妻。宋任穷回忆长征时：干部团里只有一位女同志，就是负责司令部总务工作的危拱之同志。长征途中的总务工作是很繁重、很辛苦的。部队一到宿营地，拱之同志忙着安排大家的吃、住，安顿病号，招呼大家烧热水洗脚等。部队出发前，她督促同志们打扫驻地，上好门板，归还借来的东西，做好各种善后工作。记得在过草地时，我的马丢了，驮在马背上的粮食和全部生活用品也随着丢失了，拱之同志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从其他同志那里为我匀了一份，帮助我渡过了难关。她还在百忙中为我织了一条毛线围巾。（6）　

    危拱之在革命最艰苦的岁月把爱奉献给了革命同志，但在革命相对顺利的时期，她却被自己的同志逼疯。拒不承认特务指控的危拱之以自杀来抗议组织，当然不会有好下场。但党有办法让你承认组织对你的指控。车轮式的攻心战术，各种手段的逼供、诱供，使许多革命者都无法不承认自己是特务。如果有人比如曾志仍不承认，中央党校一部为这些人专门编了一个临时支部继续加压。照曾志的看法，"临时支部"实在是个监狱。在这里，打、骂、踢，刑罚多种多样，特别是那些"坦白分子"，为了洗刷自己，也为了邀功，斗起别人来更是心狠手辣。还有个别老红军，对党十分忠诚，但因为与社会接触少，知识面窄，不善于分析，只一味抱着"对敌人要狠"的态度，所以整起人来也毫不留情。（下页340）

    在"临时支部"中，不但有人用皮鞭抽，还有人用嘴咬，"另一位女同志被打得口鼻都流了血，满脸尽是血污。月经来了，也照斗照打，结果裤子都沤透了，还把窑洞的地面染红了一大块。"（下页341）──这是延安的另一种红色。每到夜晚，临时支部这排窑洞的一个个小窗口透出了胡麻油小灯萤火般闪烁的昏黄灯光，四处静静悄悄地，只有一阵阵喝骂声、踢打声和惨叫声越过土墙，越过山梁飘向漆黑的山野，时断时续，此起彼伏，让人心惊肉跳，不寒而栗。（下页341）

    恐怖的目的表面上是要每个挨整的人接受他人的揭发和组织的指控，如果你真是什么反革命或特务，那么你是不可能在如此高压下漏网的；反之，如果你不是反革命或特务，那么也可以锻炼一下你对党的忠心。所以，在当时的情境中，似乎一旦承认加给你的罪名，你就成了光荣的"解放战士"，从此不再受折磨。但对于这种经不起折磨而屈服的人，党是不会信任的：很简单，你也会屈服于敌人的压力而真的成为党的叛徒。整风过后，组织上再度对曾志的历史和原审查结论进行考察和甄别：他们考察了我在审干中的表现，认为我态度诚恳，实事求是，在高压下没有讲一句假话，而在临时支部七十多位受审查的同志中没有讲过假话的只有四人，这种政治上的坚定性是难能可贵的。（下页345）

    党内的高压恐怖并不是要你说假话，党对革命者的要求是，无论如何委屈你，甚至要你死，你也不能讲假话欺骗党，党从每个党员的无条件信仰中获得自己的力量，而经历了这场血雨腥风、意志变得极为刚强、没有任何温情和资产阶级人性人情的"老革命"，49年后就用这些在延安见识过的方式去改造全国人民。

六、延安的面条

    河南地委一级的干部小苗开始不承认自己是特务，但同志们夜以继日地轮番攻心，不让他睡觉，逼他坦白交代：　只要他"坦白"一些，就给他煮面条，加以鼓励。这种"恩威并施"的车轮战术整得小苗晕头转向了，他开始胡说，却又不能自圆其说，一追问便矛盾百出。这样搞了一个多月，直到他承认在河南某地曾加入国民党ＣＣ特务组织，才认为差不多了，对他的审查方告一段落。（页334）　承认自己是"特务"后，小苗成了"解放战士"，十分积极地参加对他人的审查，加倍发狠地整别人，希望立功赎罪。（下页334）被整者用整自己的手段整别人，组织上想挖多少特务就可以挖多少特务。　

    此时此地，"面条"是有相当诱惑力的奖品。康生领导的中央社会部治安科科长陈龙，整风前收留了一个延安本地孤儿在治安科打杂，大家把这个一天到晚脸都洗不清的孩子叫作"黑娃"。审干时黑娃也成了特务。问其原因，黑娃说："我馋面条，人家说谁坦白说是特务，就给谁一碗面条吃。"（7）

七、交易

    1954年，广州市委推荐曾志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但名单到了陶铸那里，他一笔勾掉曾志，换上另一个女同志。陶铸的解释是：中央认为方方同志不适合在华南局工作，把他调到北京，为了照顾方方的情绪，缓和一下矛盾，就让方方的爱人担任人大代表。

    我听了非常生气，认为陶铸的理由完全说不通，他是为了个人关系，拿我来做交易。我斥道："你这是毫无原则，我是组织上推荐的，你为了你自己与方方同志的关系就否定了我的代表资格。我想不通，我有意见。"（下页434）　陶铸或许会用"大义灭亲"来自我欣赏，但人大代表的资格被他用来做交易，这也太不尊重广州市几百万人民的"意愿"了。　

    陶铸是精通斗争逻辑善于进行党内的人。1950年，毛泽东认为广西剿匪不力，派陶前往督导，他"对广西的剿匪斗争却一口否定，扣下几顶大帽子，如说不收民枪，不杀土匪头，七擒七纵，宽大无边，右倾等等。他不经省委、军区，亦不找省委同志说，也不经中南局、中南军区，把自己的片面的看法直接电告毛主席。他不是善意地帮助省委工作，而是动员别人'揭发'省委主要领导人。不久，省委主要领导即被'靠边'了。"（8）1952年，毛泽东认为广东土改有右的倾向，又派陶前往广东，陶迅速发起"反右倾"和"反地方主义"的斗争，挤走华南分局和广东省的主要领导人。后来叶剑英说："有人告了我的御状，陶铸这个人，在广西一脚踢开了张云逸，到广东，又一脚踢开了我叶剑英。"（9）张云逸、叶剑英都是军内元勋，陶却能取而代之，除了毛的信任、支持外，陶本人的斗争能力也由此充分表现。

    调走方方是" 反右倾"、"反地方主义"的必要环节，陶拿曾志的代表资格来做交易，可能说明他与方方没有什么历史过节，以至于在赶走方方之后还得有点安慰。1957年广东第二次反地主主义，主要人物之一时任副省长的古大存。延安整风中，古深得毛泽东、刘少奇、彭真的信任，大刀阔斧地将党校一部的许多老干部打成"特务"、"特嫌"、"叛徒"。曾志也被认定是"有特务嫌疑"，曾不服，"去找了党校一部主任，向他解释，但他不表态。"（下页343）陶当时就对他说："古老，你主观主义，不肯为曾志作结论，拖了两年，你有什么根据？你有没有作过自我批评？"（10）当年的怨气肯定是陶打倒古大存的动机之一。因为陶的爱憎异常分明，高饶事件后，中纪委曾派人到广东了解陶铸传达七届四中全会的情况。了解陶铸是否对"刘少奇、高岗各打五十大板"一事，区梦觉证明并无此事。所以区梦觉此后，一直受到陶铸的重用。

八、 "陶铸是陶铸"

    在众多的革命妻子中，有的是随夫参加革命的，有的自身就是革命者。曾志的革命资历并不低于陶铸，所以尽管她的政治生命实际上离不开陶铸的命运，但相对而言，她比许多下台领导的妻子要好过得多。陶铸被打倒后，毛泽东保护了曾志，没有要她回广州挨批；后来在一次会议上又说："曾志有什么问题，陶铸是陶铸。"（下页502）1974年，陶铸尚未平反，曾志已经参加四届人大。　

    党在理论上不讲连座法，陶铸自是陶铸，曾志自是曾志，即使丈夫是保皇派，妻子也仍然是革命者，这没有什么讲不通。毛泽东把曾志与陶铸分开，应当是考虑到曾志的特殊性，正像毛泽东1964年向陈永贵等人介绍曾志时说："曾志同志，井冈山的，现在井冈山没有几个人了。"（下页433）曾志有独立于丈夫之外的政治资本。

    但革命没有革掉" 夫贵妻荣"的观念，在党内高层，妻子的命运一般都依附于丈夫。刘英也是老革命，但张闻天下台，刘英即难逃劫运。彭德怀被罢官后，组织上动员浦安修和他离婚。毛泽东没有针对刘英或浦安修说过张闻天是张闻天、彭德怀是彭德怀之类的话。因此，当他说"陶铸是陶铸"时，除曾志的特殊性之外，另一方面也是基于陶铸与张闻天、彭德怀等人不一样，曾长期追随毛，而张、彭则在历史上反对过毛，因而下起手来轻重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