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伯平秉性耿介，执正守中，毕生不沾染见风使舵、阿谀逢迎的世故恶习，耄耋之年还保持纯正坦荡的品性，如老战友们所赞，“刚正不阿，一身正气”、“敢讲真话和实话，是条硬汉子。                                                                

      解放初，一位在赵伯平身边工作过的同志劝说他去大学当校长，以便“桃李满天下”，如果继续从事政治领导工作就必须“用自己的人”。但赵伯平严厉批评他“革命意志衰退”，认为“手心手背都是肉，对党的干部要一视同仁”。还说“中央把这麽重要的责任交给我<注1>，我怎麽能搞宗派？”《刘志丹》小说事件发生后，他认为是宗派主义给康生提供了制造冤案的机会，因此常常痛陈“宗派主义害死人”，斥责宗派主义“无聊至极”、“可鄙之至”。   

      六十年代初某日晚，他到西安电影制片厂审查刚刚完成拍摄的反映大跃进运动的故事片《巴山红浪》。放映结束后他向在场陪同观看影片的厂领导及影片编导等人员表述自己意见时，对影片中那个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代表人物只身一人凄凉孤独而去的结尾处理很不满意，说“不能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这样的态度，不能一棍子把人打死。这不是党的一贯政策，应该团结犯错误的同志一起工作”。八届十中全会后他在陕西被批判时有人在省委三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当面质问他关照范明、郝伯雄的事，指责他“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心慈手软”。

      1962年，康生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诬陷《刘志丹》是反党小说，赵伯平因为拒绝昧着良心揭发批判被打成“反党集团”的习仲勋等同志的所谓问题，会后回到陕西不久便遭批判，随即调离陕西，一边工作，一边接受审查。当时有人迎合康生，提出“陕西民主革命不彻底”的谬论并把彭德怀、习仲勋与高岗联系起来，给小说附会上危言耸听的历史背景，造成陕西有着深远的反党社会基础和政治渊薮的认识导向，使小说更显性质严重，赵伯平因此也成为要在陕西被“肃清影响”的重要对象。赵伯平对康生制造的这起政治冤案既痛心又愤怒，但他问心无愧，所以坦荡不戚，工作生活都如以前那样沉稳安祥。他的组织性纪律性很强，从不对家人谈论没有公开的党内问题。但“文革”前他在北京的那几年每当思绪难平时，多少总会流露出真实的心迹。比如他多次讲“任何人和事都逃不脱历史的审判”，暗示他坚信《刘志丹》小说事件的是非曲直终会大白天下。他对某些人明知事实真相却迎合康生，歪曲事实地“揭发批判”陷入逆境的习仲勋、贾拓夫及刘景范同志的做法很不满意，对那种被他称之为“见风使舵：上墙扶梯子，落井下石”的行为十分憎恶，每每提及语言都很激烈。

      1975年5月，被当时中央专案办公室长期隔离审查的那一批高层领导同志解除监管后被分散流放全国各地。赵伯平被中央专案组人员监送到湖北沙市后，鉴于当时四人帮的嚣张气焰以及他们对待老同志的恶毒手段，赵伯平很担心其他同志的人身安全，见到赶来沙市看望他的家人便急切地询问他能想到的每一位老战友的情况。他尤其担心自1962年就被打成反党集团、“文革”期间更在劫难逃的习仲勋同志的情况，所以在沙市刚安置好就赶紧写了一封信，交给外孙前往传闻的习仲勋流放地洛阳打探消息。外孙返回沙市告诉他习仲勋已经和家人在一起情况还好时，他才放下心来。不久，两名中央专案组人员到沙市向他了解彭德怀在西北时的“问题”，他说，“解放战争时期彭德怀在西北战场的指挥符合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和战略部署”。外调人员走后，他引用毛主席“谁能横刀勒马，唯我彭大将军”的诗句称赞彭老总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卓著功绩。谈到庐山会议时他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表示的意见基本正确。但他表示意见的有关情况引起主席的忌讳和不快，这才发生了后来的事情”。

       这些就是赵伯平关于党内诸多重大是非的立场和态度，难怪“文化革命”开始后陕西省委机关的造反派攻击他是“陕西右倾势力的总代表”。    

                                                 二

       康生曾被一些人推崇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党内左派领袖”。但赵伯平却与康生的思想对立很深，自四十年代延安“抢救运动”以后就认定康生是“残害党的干部的罪魁祸首”，对其十分鄙视。所以中共“八大”选举中央委员会时，他“就是不投康生的票”。

      “文化革命”前某日，赵伯平看到正上初中的外孙翻阅康生那个题为“是党的同路人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小册子时，马上作为“禁书”收缴锁进存放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人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著述的书柜，同时对外孙讲，“这本书的观点有问题，不要读它。人一般都有先入为主的弱点，容易接受最先接触到的观点。你现在年龄还小，政治辨别力很差，很容易接受其中的错误观点。你可以先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主席的著作，然后再读这些东西（注：指康生的小册子）就不会上当受骗了”。第二天又给外孙补充说：“当然，《三国演义》、《水浒》这些书里也有错误思想，但这是历史，与现实的错误政治观点是两回事。以后你会明白这些道理的  ”。

      1966年“五·一”节，赵伯平携家人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参加游园活动时，不期与带着众多随员的康生在一条只有一米多宽的园内小径迎面相遇。赵伯平与康生相识，按说应该有礼节性表示，但他性格刚烈，嫉恶如仇，喜怒必形于色，没有对所憎恶者强作笑颜的猥贱心态。他看到康生后神情冷峻，既不致意问候，也不侧身礼让，迎着康生径直前行，似乎不认识康生，与他在这类场所遇到周恩来、彭真、董必武、陈毅、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时亲切交谈或远远招手致意的举止大相径庭。康生在党内的职务比赵伯平高，也许碍于众目睽睽下赵伯平的冷顔傲骨有损他的尊严，所以稍一愣神便停住脚步，侧身佯作观看路边群众的文艺表演避过了赵伯平给他的难堪。赵伯平与康生擦身而过，头也不回一下，康生随后转身顺路而去。1966年底，赵伯平被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造反派抄家后对家人讲“我的历史和工作都没有问题，要相信中央会把我的问题搞清楚，但康生肯定会借‘文化革命’这个机会整我”。不出所料，在康生1968年7月21日写给江青的绝密信中，赵伯平被列为要打到的88名中央委员会成员之一。 

       庐山会议后，林彪见风使舵，迎合最高领袖左的思想倾向，本末倒置地把“思想”作为“基础”，鼓吹用“思想的力量代替物质的力量”，把夸大主观意志和精神作用的唯心主义倾向推向极端。林彪以实用主义观点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系统、完整地学习毛泽东思想，主张背语录、背警句，“活学活用”、“立竿见影”，形成一套与左的政治路线适应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和实用主义学习方法。赵伯平对林彪鼓吹的这些东西很反感，但他无力阻止当时正风靡的林彪言论，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引导子女亲属避免那些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影响。他说“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通过对问题的完整论述体现出来的。断章取义，死记硬背，满足于背语录、背警句，不理解形成每个精辟论断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方法，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只能学成教条主义的书呆子”。“文革”开始后不久，全国人大常委机关请暂时未被造反浪潮触及的赵伯平给干部职工作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辅导报告。但在当时只能按林彪观点讲话的情势下，他借口不了解有关情况拒绝了这个只有“革命的领导干部”才能享有的殊荣。     

       1963年刚到中央国家机关工作不久，有个人说他的一个同学给林彪做警卫员，他可以因着赵伯平的名义借助同学之便常去林彪住处走动，以便建立并密切赵伯平与林彪的关系。他以为因《刘志丹》小说事件牵连正身处逆境的赵伯平会对结识这位党的副主席感兴趣，讲得眉飞色舞。不料正在吃饭的赵伯平听后勃然大怒，“啪”的一声把手里的筷子拍在饭桌上，厉声喝道：“去哪里做甚么？不许去！”赵伯平担心这个人趋炎附势的言论对自己的家人产生影响，于是第二天把两个自幼随他生活的外孙叫到身边，义形于色、音调铿锵地把文天祥的《正气歌》给外孙背诵讲解一番，嘱咐他们“好好读一读这首诗”。显然，这是赵伯平对自己当时处境的心态同文天祥“清操厉冰雪”的气节颇有共鸣，无法直陈是非时便借着《正气歌》表明洁身自好、不屈节附势的心迹，并以那个人羡仰林彪权势为鉴对外孙进行立身之道的教育。 “文化革命”开始后，“对林彪的态度”和“反对活学活用”以及拒作那个辅导报告就成为他被停职反省遭受批判的直接原因。      

       赵伯平不与林彪、康生之类同流合污，同时对他由衷崇敬的毛泽东等一代领袖也总是保持相互间纯正的上、下级工作关系，从不殷勤有过、阿谀逢迎，更不会趋炎附势交游求进。 1960年8月，陕西有关方面托请赵伯平顺便把西安搪瓷厂制作的以刘少奇主席之子的画作为图案的茶盘带到北京。赵伯平很敬重刘少奇主席，而且作为中央侯补委员可以方便地进入中南海，但却回避这种缘于上级领导人亲属、涉嫌私情而有损清正名节的交往。到北京后他没有出面，只是指派秘书把东西送到中南海了事。年底，中央重新设置各大局，当时的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到西安后先登门拜访赵伯平离去后，秘书提出是否择日回访作为上级的中央局第一书记时，赵伯平严肃地表示不做这种无关工作的“拜码头”的事情。

      1963年10月23日，毛主席在长沙会见坦噶尼喀国民议会议长时他是主陪。那时他正因《刘志丹》小说事件身处逆境，却想不到利用这样的机会向主席表示亲近以图裨益。相反却因问心无愧以及厌恶林彪式的谄谀而在逆境中更重节操、避嫌乞怜的意识十分强烈，会见结束时只是同主席握握手就坦然离去，没有丝毫亲近示谀的俗态。1978年回到北京后同家人谈起这件事时，由于当年的上、下级关系已成往事而秉节执正的内心禁忌不复存在，他才慨叹一声说“当时我应该向主席表示一下问候”。

                                                 三

      赵伯平沉稳持重，向来不屑盲目追风、狂热失态的举止，对文革前林彪一伙诱导形成的泯灭独立人格和自主思想、盲目迷信领袖的狂热心态很不以为然。随着林彪成为接班人，康生跻身政治局常委以及江青初露峥嵘，他对“文化革命”愈益冷漠，相关话题很少。他的家里不仅丝毫感受不到那种激烈狂热的时代气息，反倒因为他隐忍在心的忧虑而显得非常沉闷，以致家人从他对“文化革命”的态度预感到他必定在劫难逃。1966年8月18日他参加完随同主席登上天安门接见红卫兵的活动回到家后，只字不提天安门城楼上的热烈场面。外孙给他讲述学生们批斗领导和老师的情况时他始终沉默不语，最后他以蕴含着强烈不满并有所指的语气说“我在陕西工作许多年，从来没有整过下面的干部。你们在学校搞运动只能文斗不能武斗，坚决不许打人。”“8·18”以后红卫兵开始攻击刘少奇时，他很痛心地对家人说“刘少奇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1966年11月，赵伯平被停职反省。造反派剪掉电话、停止供暖，两次抄家并多次对他进行批斗。两个外孙为他的境遇悲愤，不仅潸然泪下。赵伯平性格心态非常刚强，他看到孩子们为他的遭遇流泪就有些生气，说“这点事算得了什么，坚强一些”。 1967年1月，赵伯平被西安方面的造反派劫持离京，开始了长达十一年的监禁、流放。1967年2月至1973年1月在西安监禁的六年间，他只能通过信件和家人联系。他知道自己的信件要被检查，所以在一封特意要求老伴转给孩子们一阅的信里用“毛主席和毛主席缔造的共产党”这种冗赘的表述暗示他关于林彪、康生及江青一伙没有资格代表党、是党内异己力量的观点以及他做了承受最坏结果的准备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自己家人反对党和领袖的原则。

      他每次写给家人信件的结尾，都说自己一切都好，让家人不要为他操心。1972年夏天，有关方面终于允许他与家人见过一次。那天他与家人在“文革”期间监禁省、市委和原西北局领导同志的“建国路73号”见面时很高兴，可能是为了避免家人忧心，只说家事，没有谈论涉及“文化革命”的政治话题。“文革”结束后，曾经与他同时监禁在“73号”的其他老同志的回忆文章才披露出他因为不向文革势力屈节而常常遭到辱骂、虐待甚至殴打的黑幕。但是，赵伯平坚信林彪、康生、江青一伙“多行不义必自毙”，所以他在“73号”被监禁期间经常写一些抨击这些阴谋家、野心家的打油诗并利用放风的机会传递给其他同志。他在此期间吟成的“现象本质自突冲，难鉴真伪是人生。盖棺之前空褒贬，历史讲话最公平”就体现着他关于忠良罹罪、奸佞得志的状况必不长久，林彪康生们必将身败名灭的坚定信念。

      赵伯平被流放沙市期间，经常告诫家人“放远目光”，“多读马列原著”，洞察“四人帮”控制的媒体宣扬的种种谎言和谬论，不要被报纸渲染的“左派”阵势所迷惑。那时康生、江青一伙的权势如日中天，他说，“康生、江青这些人一旦掌权我就造他们的反。中国有八亿人民，不相信斗不过这些独夫民贼 ”。但他更相信“叶帅、先念这些人还在，江青一伙翻不了天”。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去世他悲痛万分，向着北方泪流满面。沙市方面迫于压力取消了原定悼念周总理的大会后，他毅然带着外孙来到即将拆除的灵堂，向周总理的遗像深鞠三躬，表示对“四人帮”的抗议和对周总理的哀悼。

                                                 四

      解放后，赵伯平始终在他的办公室悬挂着毛主席转战陕北时的一幅题词“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毕生把它作为自己一切言行的出发点。

      自幼随赵伯平生活的两个外孙出生后曾先后分别在同一个奶母家乳养。孩子回归后，他们的奶父、母常来家里看望，赵伯平夫妇总是热情接待，如同自己家人一样。1962年春节，外孙的奶父到家里看望外孙却因机关门卫的失误扑空而归。赵伯平知道后很是不安，当即把两个外孙叫到身边对他们说：“你们是劳动群众养大的，要永远记着他们，不能忘本。明天带上礼物去给你们的乃父、母拜年，一定要见到他们”。两个外孙连续两天步行进城找到奶父、母后，赵伯平才安下心来。 1964年国庆节后，外孙记述随他参加十月一日晚上在天安门城楼举办的庆祝晚会时写道“从天安门城楼望下去，密密麻麻的人群像蚂蚁一样”。<注2> 赵伯平看到后提笔作了修改，并对外孙说：“人民群众是伟大的，不能用这样的词语来形容。这样写对人民群众不尊重”。可能是受这件事情的启发，赵伯平从此不仅经常对孩子进行劳动光荣的教育，而且多次告诫他们说：“我是人民的勤务员，是为人民服务的。你们长大了也要为人民服务，不能因为我的职务就觉得自己了不起”。

     “文化革命”结束后，赵伯平写过一首四言诗“陈胜的兴与败”，告诫党的干部不能脱离和背弃人民群众。诗中写道：“胜称王后，身贵位尊；门禁森严，拒纳穷宾；偶尔得见，官气炙熏；”“靠民起义，得志弃民；本质渐变，成为寡人；终被庄贾，馭时杀身；鉴此教训，民仆应慎”。民仆即人民公仆，是指共产党的干部。1992年，赵伯平回西安养病期间听到许多关于腐败风气后议论后对身边的亲属讲：“我不怕你们没有钱，就怕你们不清廉”。从此常常借唐代罗隐的“英雄之言”教育身边工作人员和晚辈们“以百姓心为心”，不能打着为人民的招牌为自己谋取名利权位。并且常常讲诵后人赞誉石达开“黄金如粪土，肝胆硬似铁”以及他少年时读过的“不怕死、不爱钱，丈夫绝不受人怜”等诗句教育亲属抵制拜金主义，树立在金钱诱惑前的“退逊之心”和“廉政之节”。

      赵伯平认为，“只要有益于国家和人民，干什么工作都不错”。从不把当官作为对自己后辈的期望。“文革”结束后，他针对一些人借助关系钻营官场的行为要求自己的外孙“安守本分，搞好本职工作”，说“国家现在有困难，你们的工资低、待遇差，生活有难处我资助你们”。他宁可自己承受更大的生活压力，也不愿意后辈走歪门邪道，表现出真正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范。 1992年11月，赵伯平作为特邀代表参加过党的“十四大”后因病住进医院时已是九十一岁高龄。但只要精神好一些，他就眼戴花镜、手持放大镜，艰难地一字一句阅读报纸，了解国家大事，践行他毕生不泯的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情结。他陷入临终昏迷前的最后所言，就是握着守护在身边的的重孙的手，用虚弱的声音背诵毛主席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勉励重孙学习马克思主义，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终无一言一语谈及个人生前身后的私事。

       1993年5月7日，赵伯平走完了光辉坎坷的一生，享年九十一岁。

        <注1>解放初期赵伯平担任西北局常委兼宣传部长，同时任西安市委书记（大区撤销前西安是直辖市）。  1954年大区撤销后，赵伯平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二书记。

        <注2>“文化革命”前每年十月一日晚上，北京市都要在天安门广场有组织地举行数十万人参加的狂欢晚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