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9月，韦杰奉命从朝鲜回国，他怀揣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进入刘伯承任院长的南京军事学院学习深造，后任该院高级函授系主任。1955年，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韦杰被授予中将军衔。由于韦杰功勋卓著，又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1957年10月，韦杰调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直到1982年12月退居第二线。他以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艰苦奋斗的精神，赢得了党和人民的信任，先后担任军党委书记，军区党委委员、常委、副书记、纪委书记，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并被选为四川省第五届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文化大革命”中，韦杰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无端诬陷和残酷打击，但他仍坚持原则，毫不屈服；他受到红卫兵的揪斗，仍然坚守岗位，坚持为党为人民努力工作，一言一行反映出了他光明磊落、刚正不阿的高贵品德。“文化大革命”后，他以多病之躯，继续为社会主义祖国贡献力量，不减当年雄风。从1973年至1982年间，他不仅为平反冤假错案作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而且先后在川东、川北、川西多次成功地组织部队进行山地防御和夜间攻防战斗实验性演习，并举办军师团三级干部战役集训，研究和探索现代化条件下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新问题，为参加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1979年2月，韦杰率领部队胜利地完成了对越自卫反击作战的任务。退居二线后，他多次深入四川、东北、西北、广西等边远农村进行实地考察，为党的决策提出了不少具有直知灼见的建议。

韦杰是一位党性强，作风正，识大体，顾大局，言行一致，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将军。“文革”后他回家乡探亲，有人向他反映情况，他劝告说：“安定团结的好形势来之不易，再不要纠缠历史旧帐了，要团结一致向前看。社会稳定，人心稳定，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人民才能安居乐业，经济振兴才有希望。”他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在战争年代里，他和战士同甘共苦，围蹲着吃饭，不吃小灶；把孩子寄养在老百姓家里，不时寄一些小米。解放后，他身居要职，仍然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家里常常成了来往战友和上访群众的“客栈”。在四川工作的二三十年中，领导班子多次更换，他一直服从组织需要，从不要求变更自己的工作和职位。他的子女亲属不少，但没有谁能从他那里得到特殊的照顾。相反，对司机、厨师等，他却千方百计地给予关心。一次，有位司机携带长着兔唇的儿子去他家玩，韦杰见了十分关心，当即督促司机尽快带孩子去作整形手术，并亲自为之联系了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