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金龙 日期：2010-12-12

　　叶剑英父亲叫叶钻祥，母亲陈秀云，他们一生共生下叶剑英兄弟姐妹8人。因为贫病交加，无力抚养，有4个未及成年便夭折了，兄弟也只有叶剑英和弟弟叶道英两个。在他们兄弟出生之前，父亲与祖父为了维持家中生活，就在附近不远的横山里摆摊做小生意，农闲时节，母亲也在那里帮忙。因为是小生意，赚不了几个钱，只能勉强糊口度日。父亲母亲省吃俭用，让他们兄弟俩读书。剑英年长道英九岁，哥哥读完了中学，弟弟仍在小学，后因父亲早逝，弟弟的继续升学，全靠哥哥帮助。

　　从小时候起，叶剑英就对弟弟的成长特别关心。有一天晚上，他看见弟弟在油灯下读朱柏庐的治家格言，便对他弟弟说：“朱柏庐的‘施慎勿念，受恩切莫忘’这两句话说得很好，应该成为我们做人的根本。”后来，他们兄弟在社会中认真履行这两句格言。几十年后当叶道英回忆小时候这件事时，他兑：“对于哥哥的这个意义深长的嘱咐，我一直铭记心头，而且努力实践。”

　　叶剑英在读小学与中学时，因受辛亥革命思想的影响，就胸怀救民报国之志。在进步教师影响下，带领同学与反动官府作对，打潮勇、剪辫子、闹学潮，尤其后来进云南讲武学校，投身革命，他那救国救民的崇高思想，以及勇敢追随孙中山为国为民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更是直接影响着他的弟弟叶道英的生活道路。

　　1925年至1927年，叶道英在广州中山大学读书。这几年大革命的烈焰在广州越烧越旺，在叶剑英的影响下，叶道英开始倾向革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1927年12月中旬广州起义失败之后，叶剑英到了香港。为了掩护哥哥，叶道英立即和母亲先后去了香港，并且几经艰险，多次迁移住所，后来想办法住在香港的绅耆马博伯家中，使哥哥稳定下来。1928年夏，叶剑英根据党的指示，离开香港到上海去办理往苏联学习的手续，叶道英毅然利用去上海政法大学念书的机会，在上海为哥哥安排安全住所。此后哥哥去了苏联，他放弃读书为照顾母亲又回到香港，与母亲住在一起。直至1930年冬叶剑英准备从苏联回国，来信要他去上海接他，他便依时到了上海，把哥哥安全接回香港。

　　叶剑英抵港后不久，他让叶道英转送一封上海党中央的信到一家商店去，可是此后一连几天都没有人来联系。因为此时国民党反动派与港英政府互相勾结，反动派可以在港随意抓人，故白色恐怖很厉害。因不见组织派人来，叶剑英兄弟都万分焦急，恐怕发生意外。此时，叶道英突然想起一个名叫黄耀荣的地下党同志。他赶忙到那里一打听，才知道送过信的那家商店，已被国民党特务查封，还抓走了人。在这种情况下，叶道英请黄耀荣帮忙与党组织联系。不久，香港地下党负责人陈郁便请示中央交通局，派了交通员卢伟良来港，由他将叶剑英专门护送到了中央苏区。叶道英一直把叶剑英和卢伟良送到开往汕头的船上。分手时叶剑英特别叮嘱弟弟说：“家中尚有老母，子侄辈年幼，都要靠你养活，你要想办法找寻工作。”还说：“你绝不能去做官，为虎作伥，荼毒人民;也不适宜做学校的校长。只可以做些财税部门一类的工作。”

　　自从叶剑英进入中央苏区后，苏区和中央(上海)经常派交通员来港执行任务，卢伟良更是来去频繁。由于叶道英住家比较安全，他们来香港都住在叶家。他们从苏区带来黄金白银之类，要换成港币购买药品食盐等物资时，都叫叶道英或其爱人关哲去办理。彼此接触多了，叶道英不但懂得更多的革命道理，而且对苏区斗争的情况也有一定了解。当然，与此同时，叶道英亦把找寻工作，养家糊口作为一件大事，按照叶剑英哥哥的嘱托而认真地想方没法地解决好，以便让哥哥在中央苏区能放心进行革命斗争。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为团结抗日，叶剑英随周恩来同志到了西安。在百忙中，他多次写信给远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弟弟，说：当前困难当头，全国人民都应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嘱叶道英尽可能多做一些团结救亡的工作。后来，叶道英经廖鸣欧的介绍，在广州市警察局督察处当了一段时间的督察科员。在职期间，他尽力想办法去做团结救亡工作，利用执外勤的机会，动员并帮助一些有志抗战的青年人到陕北去。1938年夏，国共合作开始，叶剑英从西安辗转经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又回到了广州。兄弟见面，分外亲切，叶剑英不但住自己弟弟家里，而且由他介绍认识了广州地区党的负责人云广英、梁广等，省委书记张文彬也常住叶家。这时，叶道英曾向哥哥提出一个要求，让他去陕北学习，以便做更多的革命工作。但是叶剑英对他说：老母年高，体弱多病，子侄仍需要你照顾，你暂时还不能去。同年秋，广州沦陷。国民党广东省政府迁往韶关，经哥哥的旧同事介绍，叶道英在省财厅任一税务委员，但实际这只是一个闲职，只领薪水而不干工作的。但这样有一个好处，可以养家糊口，而且暗中可以协助八路军驻韶关办事处工作。因这时八路军韶关办事处亦已成立，并由云广英同志具体负责。根据叶剑英的指示，云广英让叶道英在办事处工作。

　　1940年初，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反共高潮。八路军办事处面临遭受破坏的危机。云广英要叶道英协助办事处想办法把存放的枪支弹药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叶道英马上找到他的同学李其章，李是时任国民党第十二军军长黄涛的妻弟，当时亦任国民党第十二军驻韶关办事处主任。李其章答应叶道英，并且很快将八路军办事处的枪支弹药进行了转移。

　　在韶关期间，叶道英曾托一国民党进步军官应召到重庆集训路过之机，捎去口信给哥哥，说家中一切都好，请叶剑英哥哥不必挂念，家母虽年高体弱，思念哥哥心切，但有我在身边，当尽人子之责。不久，那个军官集训归来曾带回哥哥给道英的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终鲜(道英号)兄弟，唯予二人，吾弟为养母而尽孝，使乃兄无后顾之忧，为国家为民族而尽忠矣。”

　　1944年夏天，日寇北犯韶关，局势紧张。值此危急时刻，叶母正患糖尿病，叶道英的次子也染患脑膜炎不幸夭折。可是，他接到哥哥的来信，要他为安全计，让老母亲及幼小的子侄回家乡梅县去。叶道英从来都是十分尊重哥哥，并按哥哥的话去做的。他二话没说，租包了一部卡车，让一家老小离开韶关。辗转数天，汽车抵兴宁后，改乘民船再往梅县，途中母亲不幸病故船上，终年七十三岁。得知母亲病故后，叶道英急忙从韶关赶回雁洋料理丧事。

　　在治丧的日子里，突然又收到了剑英哥哥给母亲的来信，那时剑英并不知家母已逝。叶道英接信后，全家失声痛哭。当天夜晚，道英跪在母亲灵堂前，边哭边把信的内容念给母亲灵前听。叶剑英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母亲大人)您今年已是73岁高龄了。我很抱憾。当你61寿辰、71寿辰时，儿子都未能为母亲祝寿，故希望您长命活下去。当您81岁寿辰的时候，新中国就涎生了，那时，我一定在您身边，为母亲祝寿……

　　后来，剑英哥哥接到道英给他的信，知道母亲已去逝后，他又以万分悲痛的心情复了一信给道英，信中无不痛悼母亲，其中有这么几句话：

　　“我们兄弟应该时刻怀念母亲的伟大母爱，并将伟大母爱发扬为爱全国人民乃至全人类。我为了悼念母亲，已经把胡子留起来了，使得能摸着胡子就想念着慈祥的母亲。”

　　1946年春，叶道英的一个女儿不幸又患结核病死亡。接二连三的不幸，使道英精神上受到了很大刺激，因而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病。当剑英知道弟弟身染重病时，他已在北平军调部负责与国民党进行军事谈判。但尽管军务繁杂，仍经常给道英寄钱寄药，并写信嘱道英好好疗养。由于哥哥各方面的关怀，不但使道英从精神上得到莫大的宽慰，身体也逐渐恢复了健康。

　　1949年春，北平刚解放不久，道英就到北平去看哥哥。哥哥告诉道英，奉中央命令，他即将率大军南下，解放华南。叫道英回广东和香港，协助华南分局做些策反工作，同时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解决一些物资供需问题，以支援解放军解放华南。

　　于是，道英便带着哥哥的指示，迅即离开北平前往香港，会见了华南分局书记方方同志和有关负责同志。按分局指示，为方便开展策反工作并为南下解放军提供物资保障，以私人为名义，于1949年5、6月间在香港成立一个大道贸易公司，直接由华南分局饶彰凤和李实等领导下开展工作。

　　在策反工作方面，以大道贸易公司为掩护，使得道英有机会接触到与剑英哥哥相识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启发他们弃暗投明，为解放华南作出贡献。先后协助策反起义的有川西李振兵团。李振与叶剑英在大革命时期就认识。解放华南之际，李振虽想起义，但因对党的政策存在疑虑，故曾派他的秘书高志怀先到香港，先找到跟叶剑英有关系的人，代向西南军政首长挂钩搭线。高志怀在香港找到了大道贸易公司，道英反复向高说明党的政策。高也找到已起义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李明、林君和罗梓材等，大家亦劝他早回川西，叫李振尽快起义。高志怀回去不久，李振便及时举行了起义。此外，还策动过原国民党梅县县长李世安来港，将他介绍给分局李实同志。李世安回广州后，把国民党政府人员的住地、动态等列册向分局作了汇报。解放广州时又策反了时任广州市警察保安大队长练炳麟，让他协助做了保安工作。另外还策动过广州农民银行副总经理谢哲邦来港，叫他做好保管公家财产的工作。谢回到广州后亦有过一定的表现。

　　在物资供应方面，根据华南分局指示，叶道英曾以大道贸易公司的名义，代公家向香港的八大胶厂等订制了大批的军服和军鞋等。广州解放时，这些军服军鞋一批一批被运往广州，装备了第四野战军。此外，还为刚解放成立组建的海军南海舰队购置停泊在香港的商船。这些商船后都改为军用船只。当时国家缺乏外汇，但又急需采购香港物资。为解决外汇问题，奉中共中央指示，通过大道贸易公司销售给国外一批原库存在大连的鸦片烟土，从而换取了大批外汇。道英所做这一切，都得到哥哥叶剑英的支持和鼓励。

　　广州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曾把广州铁路上的车辆、车头、车厢等运输工具和重要部件，破坏并全部偷运到九龙英段存放，这样对解放初的广州交通运输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困难。道英得知这一情况后，马上想到叶剑英在云南讲武堂的同学许让贤，此人在抗战胜利后，曾任四战区驻香港军运专员，他同港方铁路局局长杜利华关系不错。经请示领导同意，道英找到许让贤，通过他去做杜的工作，结果喜出望外，港英害怕得罪中共，马上将属中国铁路物资，全部无条件交还中国。许让贤办妥此事后，到广州找到叶道英，然后一起见到了叶剑英。剑英很高兴，马上派人陪同许让贤乘车前往广州铁路局，找到局长雷鸣同志，于是，在较短时间内，妥善解决子被搁置的车辆运输物资从香港运回广州的问题。

　　广州解放后，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失败，台湾当局经常指使香港特务机关派遣特务分子潜入广州捣乱。为打击特务的破坏活动，华南分局曾组织秘密的港澳行动小组，具体交由剑英的旧同事邓良负责，叶道英及大道贸易公司配合。这个行动小组化名为张生小组，先在澳门大街击毙了港澳特务头子李彦良，又在香港京沪餐厅二楼击伤特务头目郑星槎。当时报刊纷纷刊载特务被杀的消息，使敌人心惊胆寒。行动小组在香港进行活动期间，都是轻装便衣，所用的枪支弹药，都由邓良绝密地寄放在香港大道贸易公司里，行动小组的临时紧急开支也由公司垫付。邓良经常与叶道英会面商量，并由叶道英负责将行动小组情况专门向叶剑英汇报。叶剑英对行动小组有什么指示，有时也由叶道英代为转达。

　　在漫长的战争年代，在艰苦的岁月里，叶剑英与他的弟弟叶道英的交往情况远不止这些。但是，通过这些交往情况已完全可以看出，在那黑暗而恶劣的环境下，他们兄弟之间的手足之情，爱母之情，以及他们的爱国爱民之情是那么赤忱，那么真切。这些都是很值得我们后人学习的。(来源：中华客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