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中华大字典》主编徐元诰和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范源濂动议编辑《辞海》。后来，徐元诰升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范源濂任国民政府最高法院院长。《辞海》的编纂工作也就搁浅。最后是中华书局请舒新城任主编，重新启动《辞海》的编纂工作。1936年《辞海》终于出版。

    1957年9月17日，毛泽东主席到上海考察，与舒新城谈起了《辞海》。舒新城提议编辑大辞海和百科全书。毛泽东赞同舒的提议，认为先修订《辞海》，然后再搞百科全书，并对在场的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说，要帮舒新城解决具体问题。就这样，中央就把修订《辞海》的工作交给了上海。

    《辞海》修订这项巨大的全国文化工程得以竣工，浦江人石西民、义乌人陈望道起了巨大的作用。石西民当时是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宣传文化教育，直接领导这项文化工程。陈望道是辞海修订的第二任主编，修订的具体业务工作主要由他负责。《辞海》封面上的“辞海”两字就是陈望道所题。

    石西民提出修订原则

    《辞海》修订工作启动后，石西民就着手研究辞海编辑具体组织框架。1958年4月28日，上海市委将《辞海》修订工作的意见和有关问题向中央并报毛泽东请示。电报说：“……经过反复研究，初步决定：（1）在上海成立辞海编纂所，名义上仍属中华书局建制。行政上由地方具体领导。（2）修订‘辞海’至少需要5年时间。在此期间，作为事业单位，由地方投资，估计约需150万元。（3）辞海编纂所由舒新城负责。我们已配备两个局一级干部、20多个一般工作人员，并从上海各高等院校抽调一部分教师和少数右派分子，把架子搭起来，现在已开始工作。”5月19日，中央电复上海市委，同意上海市委关于修改“辞海”问题的意见。

    1957年，正是大跃进之风吹遍全国之时，《辞海》的修订难免受到影响。1960年9月，油印辞条稿出版。这部稿子大部分是用人海战术弄出来的，编写的指导方针是一名教授建议的，叫“知识性、群众性、革命性”。油印初稿中，穿靴戴帽、大批判、插标签等极左毛病，在社科和文学艺术部分的辞条中很明显。

    这种情况汇报到石西民那里，他翻阅了一些稿件，断然否定了这些产品，也否定了三条修订原则。1961年2月，《辞海》编委会召开各学科召集人扩大会。这次会议，否定了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写作方法。两个星期后，全国140多位专家学者集中到上海浦江饭店，对已经完成的《辞海》二稿进行修订。石西民提出了撰写辞海释文的三项原则：“知识性、正面性、稳定性。”同时强调释文的内容和文字都要“四至分明”，不能“越界筑路”。在《辞海》修订的关键时刻，石西民作出了正确决策。

    参与《辞海》修订的作者有5000多人，能够在《辞海》作者名单上留下名字的只不过600多人。《辞海》编纂工作，是石西民一手抓的，翻遍《辞海》修订版的任何一版，都没有石西民这个名字。但是，参与《辞海》修订的人心里清楚，如果没有石西民的具体领导，在那个环境中编出来的书，不知会是什么样子。

    第二任主编陈望道

    “建树尤多”并题签书名

    1960年冬，《辞海》第一任主编（当时称“主任委员”）舒新城病逝。上海市委决定由陈望道任主任委员。《辞海》修订工作可分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修订《辞海》开始到16分册出版，由舒新城任主编；第二阶段是从16分册出版到《辞海》（未定稿）合拢，由陈望道任主编；第三阶段是从粉碎“四人帮”到《辞海》正式出版，由夏征农任主编。其中第二阶段工作量最大，亟待解决的疑难杂症也最多。辞海编委会成立后，以近5年的时间主持编出了一部1160万多字的《辞海》（未定稿）。其中后4年是在陈望道领导下进行的。

    陈望道对各分卷的负责人说：辞典应当是典范，百人编、千人看、万人查，因而必须严肃认真，毫不马虎；必须给人以全面又正确的知识，如果提供片面、错误的知识，将遗患无穷，就不能称作“典范”了。《辞海》副主编罗竹风称陈望道对《辞海》修订工作是“继往开来，承前启后，建树尤多”。

    陈望道担任《辞海》主编期间（从1961年8月至1977年10月逝世止），他以“定人、定时、定任务”的做法开展工作。

    1962年8月，陈望道主持辞海编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决定同年8月下旬起对试行本进行修改，接下去即总纂定稿。定稿分两步走，第一步先修改一遍，陆续编印排本，供内部继续修改和解决交叉、平衡、统一用语等问题之用。第二步是在1963年7月20日到8月20日期间，原班人马再度集中，对试排本予以改定，准备等极少数政治性强的条目审定后，即付排印。但此事未能如愿。当时意识形态领域内错误过火的政治批判加剧，《辞海》先以“未定稿”名义出版，在内部发行。

    陈望道主持充实了辞海编委会的人选，北京、南京、杭州等地参加《辞海》修订的著名专家都被聘为编委。从1962年8月9日至1965年3月18日，陈望道主持召开了23次主任委员会议。在辞海编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建立主编负责制的决议，由总主编对全书负总责，各副总主编对分工主管的学科负责，各分科主编对本学科的各项工作负责。凡属内容问题，编辑不宜轻易改动，应多与作者联系，多问，多商量。对于技术性问题，可由编辑处理，作者不必多管。

    陈望道还主持制定健全了辞海编委会工作的规章制度和保证全书质量的各项办法。编委会主任委员会议先后制定了《〈辞海〉定稿工作中的组织及各方面的职责》、《〈辞海〉使用专名号方案》、《〈辞海〉汇总编排付印办法》等文件，并研究了全书如何进一步提高质量，就如何解决交叉、通读、发稿、附录和插图审查等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措施。

    陈望道在主持《辞海》修订的同时，还同吴文祺、胡裕树一起，负责语言文字分卷的具体编写任务。对《辞海》未定稿中的语法、文字、修辞部分的条目还亲自作审定和修改。

    在《辞海》修订总纂定稿阶段快要结束之际，辞海编委会主任委员会于1963年8月13日举行第十八次会议。会议讨论了《辞海》的书名题签问题。找谁题签呢？党政领导人还是书界大家？讨论的结果是：既然《辞海》是以“民间形式”出现的，那么就不请党政领导人了，也不请书界大家，而是由业内人士来题签。大会一致推举陈望道题字，以志纪念。也是的，以陈望道在学界的地位和对《辞海》编纂所花的心血，由他题签是当之无愧的。

    遗憾的是，由于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辞海》的修订工作无法按时完成，陈望道直到去世（1977年10月）也没能见到修订本《辞海》定本的面世。《辞海》修订本到1979年才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