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哲甫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德高望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教育家。抗日战争前他长期从事教育工作，为党培养了大批人才。“七.七”事变后积极投身抗日战争，是冀鲁豫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建国前曾历任中共清（丰）南（乐）边东县委书记，中共直南特委统战部长、冀南六县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参议室主任、冀鲁豫行署主任、晋冀鲁豫参议会副会长、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教育厅长、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长。全国解放后，历任中共平原省委委员、统战部长、平原省政府主席、中共山东分局委员、统战部长、山东省委常委、山东省副省长兼山东大学校长、党委书记、山东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并先后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七次、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1970年12月13日在济南逝世，终年76岁。 

                     由进步青年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

    晁哲甫，原名晁登明，又名晁蛰夫，河南省清丰县六塔集人。1894年12月3日生于破落地主家庭，父兄兼营小商业。他10岁入学，1910年考入县立高等小学，接触到《新民丛报》、《国风报》等进步报刊，目睹当时政府腐败，帝国主义列强相继入侵的残酷现实，产生了投笔从戎的思想。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校长却不许学生看有关武昌起义的报道、不许剪发辫。晁哲甫等进步青年非常气愤。在京津学生的鼓励下，他们组织了一个全体学生参加的“乐群会”，晁哲甫被推举为会长。他率领同学们向县教育局请愿，要求撤换校长，掀起了清丰县历史上第一次学生运动。由于反动当局袒护校长，遇到失败，他被记大过两次。后在一位老师的资助下考入大名中学。但因借贷无门，又生了一场大病，被迫中途辍学。后得到其三哥的支援，才勉强读完。

    1917年，他报考官费的直隶省立高等师范学校。这所学校为地方学阀所把持，校长、教师大都抱残守缺，课程是经史子集，教的是旧道统。入学后，他队课堂讲授的内容毫无兴趣，而把注意力集中在读《民权报》和章太炎、谭嗣同等人的文章上。1918年，他托人从外地代买了两本《新青年》，读后感到“像暑天吃了冰激凌一样的痛快”，从中受到启发，看到了光明。同时，从这时起，他和谢台臣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两人经常在一起谈新文化运动的问题。由于政治见解一致、思想感情融洽，他们已成为携手并肩战斗的战友。“五四运动”爆发后，高师和保定的其他学校一同罢课。后学潮虽然被镇压下去，没有形成大的运动，但这使他更加坚定地站在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旗帜之下。

    1920年，他高师毕业，抱着以“五四”精神教育学生、传播新文化的雄心，在河南淮阳第二师范任教时，他提倡白话文，教学生读小说、杂文等，两个月就遭到辞退。接着，经肖汉三介绍，到北京香山慈幼院教书，又因患病回家疗养。

    1923年，谢台臣到大名创办省立第七师范并担任校长。晁哲甫应邀到大名协助筹办并任训育主任。后王振华任训育主任，晁改任教务主任。他们三人组成了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并广招人才，聘请了一批进步教师。

    在办学方面，他们从一开始就提倡教学改革，屏弃旧的教育制度，重视对学生的思想教育，探索实行新的教育途径，决心以“五四”精神把七师办成一个新型学校。学校订阅了《新青年》、《星期评论》等报刊杂志，还购买了一批有进步思想内容的图书，引导学生接受新思想。他们还把自己的书拿出来交给学生，办了一个简陋的图书馆，号召学生阅读。晁兼任国文教员，常在讲课时向学生传播新民主主义思想。“五卅”惨案发生后，以谢台臣、晁哲甫为首的七师领导人，站在运动前列，公开号召和支持学生、教员参加运动，并主动联络各学校组成“沪案后援会”，公开宣传、游行示威、抵制日货、进行募捐活动。各班学生都组织宣传队，轮流到校外宣传，并于每天晚上在校园的莲花池旁边围拢起来，汇报总结、展开讨论，师生们称之为“莲池会议”。他们通过这些活动，把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有机的结合起来。

    他倡导新型的师生关系，放手让学生自己管理自己。提倡师生互相教授、互相学习，彻底否定“师道尊严”的封建教育。帮助学生组织学生自治会。自治会内设有膳食部、图书部、体育部、贩卖部、种植部、学术研究部等。自治会派代表出席学校各种会议，共同协商学校大事。这样，使学生、教师、学校之间建立了崭新的关系，学生也受到实际的锻炼。

    在教学方面，他拥护谢台臣提出的“以作为学”的教学方针，这是七师在教育改革上所进行的大胆尝试。学校开辟了种植、饲养园地，办有制革、肥皂、织染等工厂，使学生通过实践学习科学知识与技能。他们废除旧教育部审定的课本，教师自编教材。晁哲甫讲国文课，就选择国内外进步作家李大钊、鲁迅、郭沫若、郁达夫、高尔基、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以及有较高价值的古典文学作品作为教材；谢台臣校长讲历史课，亲自编写《中国历史讲义》；生物课是在教师指导下，师生共同采集、解剖、绘图、制成标本，再由教师整理讲解；其他各科也尽可能让学生参加实践。学生通过劳动和实习，改造了世界观，上学不是为了做统治人民的官，而是要为国家、为社会干一番事业的思想，在相当一部分学生中树立了起来。

    作为教务主任，晁哲甫是改革的具体组织者，可说功不可没。但他总是谦虚地说“谢校长是主持者，我是负责的一个，帮助出主意、想办法、实际执行。”

    1926年暑假后，中共豫陕区委委员冯品毅应邀到七师任教，秘密在学生中发展党员、建立组织。晁哲甫当时虽不是党员，但当他知道学生中有了共产党员时，心内感到非常高兴，并积极支持刘大风等党员到武汉参加革命工作，对党组织的各项工作亦给予多方支持。

               忠诚党的事业  不顾个人安危

    晁哲甫入党后，对当时已前进到豫北的北伐军曾寄予很大希望，积极鼓励学生响应北伐，组织学生中的党团员回到本地开展活动。为迎接北伐军，他奔走联络，在老家清丰参加军民联欢大会发言祝贺。后来听到蒋、汪相继叛变，即提出隐蔽地发展我们的工作。

    1929年春，因红枪会攻占大名城而被迫放假一年多的大名七师复课开学。这时，濮阳县发生了地主劣绅操纵民团袭击群众大会，将原七师学生、濮阳县委领导人赵纪彬、刘汉生、王卓如、李大山等人逮捕的“温邢固事件”。晁哲甫立即以治病为名到北平、天津，利用各种关系，进行营救活动。七师复课后，多数学生经受过实际斗争的锻炼，进步要求更加迫切。晁哲甫首先放手让学生自己管理自己，学生自治会便成了县委在校内开展工作的公开合法机构，给党在校内外工作创造了极为方便的条件。他还亲自去北平、天津聘请了一批进步教师，公开讲授马克思主义，又大量购买了《国家与革命》、《共产党宣言》等进步书刊供学生自由阅读。这样，七师实际上成了共产党领导的“地下干部学校”。党的活动经费困难，他就减少对家庭的供给，每月拿出二、三十元交给组织，必要时随要随拿，需要多少拿多少。不但大名县委的经费主要依靠晁哲甫、谢台臣等同志供应，连邢台中心县委、直南特委的经费有时也靠他们筹集。

    1929年初，在七师300多名师生中，党团员已发展到100多人，连同反帝大同盟等党的外围组织，革命力量已占全校总人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成为大名一带“共产党的活动基础”。当然，在国民党的统治区内办成这样的学校并非易事。那时，直南党组织因受“左”倾路线的影响，提出了一些“左”的口号和做法，七师的行动引起了国民党军警的注意。1929年秋的一天夜里，当地驻军突然闯进学校，借口在邮件中查到七师一封污辱孙中山总理的信，遂大肆搜查，并派一个营的兵力把学校包围五昼夜，抓去师生10多人。晁哲甫也遭到传讯，但他不畏艰险，沉着镇定，与县委随时通报情况、研究对策、及时转移文件，使敌人没有抓到任何证据，党组织和学校安然无恙。1929年下半年至1930年初，中共直南党组织“左”倾错误日益严重，要求以七师为中心组织武装暴动。晁哲甫和谢台臣实事求是地向党组织提出建议：党的力量薄弱，暴动条件不成熟，没有成功的可能，势必招致不应有的损失。主张利用七师阵地，隐蔽地发展组织、培养干部，以待时机。晁哲甫还亲自去天津找省委报告工作，申明己见。然而他们的正确意见反被认为是“右倾机会主义”，是“组织武装暴动的障碍”，竟宣布开除谢台臣、晁哲甫、王振华等人的党籍。这个打击虽然使他们的思想十分苦恼，但却丝毫没有动摇其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虽然在组织上被开除党籍，但在思想行动上，晁哲甫仍然孜孜不倦地为党工作。被迫离开七师后，他到邢台师范任国文教员，经常在经济上接济从事地下活动的党员。当时在直南特委工作的李尊荣同志，因无钱买车票，扒火车被轧死，他闻讯非常难过，后来在《自传》中写道：“去了我那里两次，为什么不拿两块钱走呢？遭这样惨死，自愧关心不够。”

    1934年，晁哲甫到北平暂住。国民党河北省党部通过原七师反动学生王汝章，邀请他赴宴，探听七师的革命活动。他看穿了敌人的阴谋，首先发话说：“七师是五四运动以后成立的，自校长以下我们几个负责人都比较倾向五四精神。五四以后，学生都同情于革命，所以在北伐中间，七师学生参加政治运动的不少，我们是同情的，有时或加以帮助，我以为这是对的。因为我们中国直到今天，还是孙总理所说的‘革命尚未成功’的国家。”他的发言大义凛然，维护了党的利益，使敌人目瞪口呆却又无可奈何。

    1935年北平爆发“一二.九”运动，国民党一方面武装镇压，一方面开设经课，进行奴化教育。当时的清丰县长李荣谦亲自主持祭孔大典，并讲了第一堂经课。之后，邀请晁哲甫讲第二课。晁哲甫一上讲台就怒斥尊孔读经是开倒车，误国误民。他说：“提倡尊孔读经，就是要学生甘当亡国奴，要工人、农民不反抗。用木棍、水龙镇压学生还不放心，还要把孔子祭起来，从思想上麻痹青年。其实读经和木棍、水龙是起一样的作用。”他这一课宣传并歌颂抗日爱国运动，师生听了高兴，卖国的军政当局很狼狈，反动的经课从此告吹了。

    1936年春，受王振华校长邀请，晁哲甫又到七师任教务主任。这时，学校斗争极为复杂。训育主任黎琴南以托派关系进入七师，企图把七师变成他们的阵地。震惊全国的“西安事变”发生后，托派就利用这个机会积极活动，在课堂上、周会上大肆散布其观点。晁哲甫当时还不了解党对这一事变的政策，便坚决地以“一致抗日”的理由驳斥托派谬论，予以消毒。托派对此大为不满，背地里仍在放毒。晁哲甫说服校长王振华把这个托派分子驱逐出校。北平托派因此骂他是“专制魔王”，企图煽动风潮，但被晁哲甫坚决顶住。不久，他与直南特委负责人张玺取得联系，弄清了党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更加坚定了与托派斗争的决心。经过艰苦复杂的斗争，巩固了革命教育阵地。

                高举抗日旗帜    投身救亡运动

    “七.七”事变爆发后，晁哲甫恢复了党籍，投入了抗日洪流。

    全面抗战开始，学校停课。为了培养抗日干部，他和王振华、孟夫堂（大名十一中学校长）共同研究，在七师开办短期训练班。他亲自拟订教育计划，对爱国青年学生进行抗战理论、统一战线和游击战术的教育。不久，国民党保安队占据了学校，他就把学生以县为单位组织起来，派回农村去做抗日宣传工作。他自己也奔走在南乐、清丰、大名等县，高举抗日旗帜，开展救亡运动。

    日军迅速南进，国民党部队节节败退，政府机关仓皇南逃，人心惶惶，恐日思想严重。他每到一处，都明确地告诉大家：“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中国人民决不能束手待毙。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组织起来，就地反抗。”晁哲甫博学多识，忠诚爱国，早已赢得了直南各县广大群众，特别是知识界的信赖和崇敬，号召力很强。他的宣传，对于稳定人心、动员群众，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但是，如何把群众组织起来，他经历了不懈地探索。开始，他用救国会的组织形式，与平杰三等发起成立了“冀南文化界救国会”，接着又利用张荫梧的合法名义组织成立了“抗日救国十人团”，在各县发展了一大批青年学生和爱国知识分子。这时，刘大风受上级党的指派回到南乐、清丰一带，建立了临时直南特委。为了更加广泛地发动群众，团结更多的人进行抗日活动，晁哲甫、刘大风等在“十人团”的基础上组织了“冀南民众抗日救国会”，晁哲甫任主席。10月间，他亲自主持召开了冀南抗日救亡图存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提出“为抗日救国而奋斗到底”、“为争取军民合作共同抗日而奋斗到底”的口号，并确定了发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方针，有力地推动了冀南抗日救亡运动。11月中旬，又成立了由直南特委直接领导的一八一师游击队，不久改名为河北民军第四支队。这支武装后来发展到近千人，开赴冀南编入八路军主力东进纵队。

    当时各项工作的广泛开展，需要大批有组织能力和抗日知识的干部去领导。因此，如何培养干部成了突出的问题。为此，晁哲甫首先找到中共北方局军委书记朱瑞，要求派干部到直南帮助训练，后因清丰县城失守，训练中断。之后，他又遵照朱瑞指示，和王振华、孟夫堂一起到郑州、许昌一带召集河北流亡学生，于12月中旬到山西晋城举办华北军政干部训练班。

    1938年2月，清丰、南乐县城失守，两县委撤消，另设清（丰）南（乐）边东和边西县委，晁哲甫担任边东县委书记，县委机关设在他的家里。这一时期，他着重抓了组织发动群众、培训抗日骨干和发展地方武装等几件大事。

    在清丰城东，他联合开明士绅，收集民间和旧民团的枪支，成立了“清丰县民众联合自卫团”，并亲自拟订组织办法贯彻实施。自卫团设立一整套政治工作机构，大队设教导员、中队设指导员、小队设训练员，除站岗放哨、军事训练外，每天都安排一定时间学习政治。干部和战士的思想认识不断提高。最后，自卫团发展到四个大队、十二个中队，共一千四五百人，有力地维护了社会秩序、震慑了汉奸，稳定了人心和大局。

    为筹措经费举办抗日军政训练班，他变卖了家产。他既是训练班的领导者，又负责讲课，还承担后勤供应。第一期招收学员57人，多数是抗日热情很高的小学教师。经过短期训练大部分配到自卫团里做政治工作或军事骨干。接着又办了第二期，学员100多人，训练过程中还配合自卫团夜间出动，曾到濮阳柳屯一带割断敌人的电话线，破坏敌人的交通通讯。同时，还在训练班里发展了党员和民先队员。训练结束后，一部分充实到自卫团扩大抗日武装，一部分到农村组织发展抗日民众团体，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这些学员后来都成了地方上的主要干部。

    清丰县城收复后，训练班又搬到城内开办，招收了第三、四期学员约数百人，北到大名、东至濮县和观城都有人参加。通过这一系列工作，直南各县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进步的知识分子几乎全部集合在共产党的抗日旗帜之下。

    晁哲甫还大力争取、分化一部分上层绅士，多次粉碎反动分子的降日阴谋。 

    一次是1938年2月15日（农历正月十六），晁哲甫由山西返回清丰，途中了解到旧政府的一些人想进城给敌人做事，还撺掇了一些人召开会议，作好了打五色旗进城的准备。晁哲甫认为这是集体投敌，必须制止。他就凭老同学、老熟人等社会关系，讲形势、讲前途、讲利害，说服了城西的两位老同学（一个是旧政府的建设局长、另一个是区长）。接着到城东与几个有影响的绅士开诚相见，晓以民族大义，终于制止了这次集体投敌行动。

    第二次是同年的3月初，清丰县城维持会的一些反动分子，想把自己搞成“双保险”，实际是脚跟站在敌人方面。他们以“防匪”为名，向全县的士绅发信，通知其在城内开会。晁哲甫在开会的当天深入虎穴，面对心怀鬼胎的地主豪绅，义正词严的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正在我们的国家杀人放火，我们能搞什么‘交际股’去和日本打交道吗？毕竟我们还是中国人吧！”于是，会议推举晁哲甫等去见国民党的濮阳专员兼保安司令丁树本。丁树本这时正在和中国共产党搞联合抗日，便给清丰的士绅们写了一封长信。信中指出：“如果妨碍抗日大局，无论是谁都要依法制裁！”反动分子个个目瞪口呆，连那个维持会长也慌忙表示自己决不当汉奸。事后，县西一些有影响的上层人物，如和如九、马松泉等还主动向晁哲甫承认错误，检讨自己的糊涂认识。通过这些斗争，打击了汉奸和反动的豪绅地主，争取并团结了更多的人一道抗日。

    1938年夏，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在晁哲甫建议下，建立了“清丰县抗日战争战地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委会”或“动委会”），他自兼主任。“动委会”内设总务、组织、宣传、青年、妇女、农民、武装、锄奸和动员分配共九个部，与救国会合署办公，同时在各区都设有分会。这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半政权性质的群众组织。它广泛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武装、镇压敌伪汉奸，还负责粮草物资的征收与分配。连国民党的政府机关和军队，也不得不依靠它的供应。这时的县政府虽然是国民党的，但基层政权实际上掌握在共产党的手里。所以丁树本委派的清丰县长谢法明，一到任就住在“动委会”，遇事都找“动委会”商量。

    晁哲甫积极设法恢复学校，实行战时教育。他首先把县内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召集起来，一方面开办小学教师训练班，进行抗战教育和训练，号召全县小学校迅速复客；另一方面组织高镇五、王照临、杜学海等人，成立了小学教材编委会，编写抗日课本。这件工作让丁树本非常眼红，他想贪天之功据为己有，就把编委会抓到自己手里，所编教材一律由官方印发各县，这样以来，反而在客观上促使抗日宣传遍及了直南各县。

    争取丁树本共同抗日，晁哲甫起了很大作用。1938年夏，清（丰）南（乐）边东县委撤消，晁哲甫调任直南特委统战部长。他为争取丁树本共同抗日作了大量的工作。开始，在对待丁树本的政策上，直南党组织受王明右倾路线影响，只讲团结，忽视斗争。丁树本原是冯玉祥的部下，名为冀南六县专员，实际人、枪不多，躲在濮阳东南的黄河岸边，失去了统治能力。当时，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众工作正在蓬勃发展，本来可以及时把抗日人民政权建立起来，创建抗日根据地。但有些同志却尊丁树本为正统专员，各县的县长也等他委派。对此，晁哲甫曾明确表示反对。主张既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促团结。后来丁羽翼渐丰，并与国民党接上关系，就对共产党的活动处处限制。1938年秋，晁哲甫亲自去濮阳找丁树本责问他“救国会动员民众抗日，军民合作有什么不好，为什么不予支持？”使丁树本无话可讲。晁哲甫还以丁树本代表的身份，找国民党河北省主席鹿钟麟及冀南区党委和军区领导，协调各方面的关系。然后说服丁树本实行民主，走向进步。在晁哲甫的努力下，丁树本在濮阳召开军政民代表会议，宣布实行民主，并聘请晁哲甫作他的政治部副主任。晁哲甫到了政治部后，首先将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抗战建国政策贯穿到了丁树本的“三大主张”（“抗战到底，统一战线，军民合作”）中去。将其广为印发，并写在丁的大门口。还翻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发到基层，对丁部人员影响很大。同时，连续举办了三期训练班，共训练学员几百人，对其进行统一战线和游击战争的教育。在训练过程中，还秘密发展了党员，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了革命的骨干。对救国总会的工作，晁哲甫极力予以掩护和支持。丁树本曾对救国会处处加以限制，甚至断绝给养供应。晁哲甫千方百计地进行斡旋，经常为救国会出主意想办法，公开支援救国会笔墨纸张，提供工作方便，与丁进行合法斗争。国民党各县党部恢复之后，不仅他们的书记长联席会议请晁哲甫参加，连党部办训练班也请他去讲课。他利用一切合法场合极力宣传党的抗日统一战线主张。国民党河北省党部大为不满，晁哲甫与其针锋相对、据理力争。

    1939年春，丁树本与蒋介石挂上了钩，有了靠山，立即变脸。他抛弃自己提出的“三大主张”，全面推行国民党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改组政治部，排挤共产党员，撤消晁哲甫的政治部副主任职务，连救国会长也不让他当，名义上留他在司令部讲书，实际是对其加以软禁。直到1940年农历正月，晁哲甫趁回家拜年的机会才得以脱身。后来，当八路军在宋任穷、程子华率领下，发起卫东战役时，丁树本惊恐万状，给晁哲甫写信，反咬八路军破坏统一战线，请晁哲甫出面进行“斡旋”。晁哲甫十分气愤，复信予以痛斥。丁见投机不成，只好跟石友三一起逃走。

               创建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1940年4月，冀南六县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成立，晁哲甫任参议室主任，受命筹建冀鲁豫抗日中学并担任校长。在他的积极努力下，很快办成了一个有300多人的学校。这所学校历经战争、饥荒等困难的考验，培养了大批抗日骨干。

    1940年6月10日（农历五月五日），日军集中较大兵力对冀鲁豫地区进行残酷地扫荡，占据了各县县城。石友三等部又卷土重来。加上土匪蜂起，敌伪操纵的会道门遍及各村，形成了敌伪顽夹击的局面，开展抗日工作十分艰难。为了争取、瓦解会道门，晁哲甫冒着生命危险在清丰、濮阳一带四处奔走，向群众宣传抗日道理，指出日军和汉奸是敌人，共产党八路军是人民自己的军队，不能听信谣言、不能上当。他的宣传起了很大作用，参加会道门的群众逐渐觉悟，遂反戈一击积极拥护抗日工作。

    1941年初，晁哲甫任冀鲁豫边区行政公署主任，亲自主持召开全区县长联席会议，明确了抗日民主政府的基本政策。不久，日军纠集数万兵力，对沙区根据地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四.一二”大扫荡。边区军民开展了积极的反扫荡斗争，领导机关冲破敌人的层层包围，安全地转移到清丰、南乐以东地区。扫荡过后，晁哲甫领导边区政府和人民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救助工作。同年7月1日，边区成立新的冀鲁豫行署，晁哲甫为主任，段君毅、贾心斋为副主任，工作范围扩大到7个专区40多个县。这一期间，他为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发展和巩固作出了积极贡献。

    彻底改造旧政府，建立“三三制”新政权。在这方面，晁哲甫首先认真检查了各县区“三三制”政策的执行情况，强调政权工作必须发扬民主，彻底清除旧政权中的坏分子，团结各阶级、阶层共同抗日。他反对形式上的“三三制”，注意吸收非党干部参加政权，听取和尊重他们的意见，并给以实职实权，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在他的组织领导下，全区有计划有领导地开展了反贪污、反恶霸斗争，自上而下的改造村政权，选举新的政权机构，保证各级政权转变作风，密切政府与群众的关系。1941年到1942年共进行了三次精兵简政，减轻了人民负担，提高了工作效率，密切了干群关系，受到普遍好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43年2月2日，晁哲甫署名发布冀鲁豫行署《关于禁止各级政府公务人员经营商业的命令》，指出：“近来，有少数政府公务人员自行兼营商业，与民争利。此种行为不仅有碍公务，且为滋生不正当行为之渊源，群众影响亦甚恶劣。兹为杜绝此种不正当行为，特决定各级政府公务人员一律不准私自经营商业，违者应予纪律制裁。”在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我们重温这一历史文件同样倍感亲切。

    减租减息，清查黑地，实行合理负担，成绩卓著。在晁哲甫主持下，冀鲁豫行署先后发布《整理田赋地亩办法草案》、《清理黑地奖惩暂行办法》、《简易合理负担暂行办法》等文件，对地亩标准、等级划分、黑地处理办法、计算负担标准等，作了具体规定；并在全区范围内逐步开展了减租减息、清查黑地、整理田赋、实行合理负担的斗争。通过这一斗争，减轻了地主、富农对广大雇佃贫农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树立了雇佃贫农在农村的政治优势。广大农民衷心拥护，极大地调动了农民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

    1942年冀鲁豫边区遭受特大旱灾，群众生活十分困难。日伪顽又在经济上加紧封锁和破坏，滥发货币打入根据地市场，造成金融混乱。1942年9月，冀鲁豫行署颁布了《冀鲁豫边区统一市场货币暂行办法》，规定本区中心区一切公私交易款一律以鲁西银行钞票为本位币，所有法币及其他货币一律停止流通。同时整顿粮食工作，实行财粮统一供给，不再增加人民负担。1943年3月29日，行署决定鲁西银行与行署工商管理局联合办公，组成统一监委，由韩哲一、安法乾任正副监委。并抽调一大批干部加强了各工商局和交易所的工作，从而使根据地的经济状况迅速得到好转。

    晁哲甫十分注意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大力开展生产自救。自1941年冀鲁豫根据地日益缩小，加之天旱不雨，禾稼绝收，全区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是边区抗战中最困难最艰苦的时期。当时政府工作的中心任务，一个是扶持群众运动，一个是生产救灾。晁哲甫负责全面工作并主抓生产救灾。他亲自调查研究，指导工作，和大家一样节衣缩食。根据行署指示，各级政府均成立了生产救灾委员会，组织农民生产自救。还组织生产合作社，运粮、打井、纺纱、熬硝晒盐，以工代赈，增加群众收入，帮助群众度过灾荒。

    晁哲甫十分重视建立健全公安、司法工作，以保证根据地建设事业顺利开展。首先，他纠正了乱捕、乱杀、乱打、乱罚、乱用刑的现象，使人民的人权、财权、地权得到了保障，安定了社会秩序，加强了各阶层的团结，提高了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其次，建立健全了公安、司法工作的程序，纠正了重审讯轻侦察的偏向；其三，坚决有效地镇压了汉奸、特务的犯罪活动。

    1943年7月，晁哲甫领导下的冀鲁豫行署和军区联名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发展民兵武装，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号召普遍开展地雷战、麻雀战或黄蜂战以打击敌人，保存自己，积蓄力量，配合主力军进行反攻。要求大量发展民兵，吸收青年农民中的积极分子到民兵中来。广大农民从斗争中提高了政治觉悟，纷纷要求参军参战，组织民兵和自卫队，积极配合主力部队，牵制和消灭了大量敌人。据1944年统计，全边区共有民兵103300多人。在几次攻势作战和反扫荡作战中，民兵和自卫队正式配合作战的达45000人。全年民兵共作战1898次，毙伤日军小队长以下54人，毙伤伪军900多人，俘虏伪军500多人，争取伪军官兵反正230多人，查获敌伪奸细484人。

               为解放区的教育事业呕心沥血

    1943年10月，晁哲甫离开冀鲁豫边区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后留校任五部副主任。学习中，他与杨得志、王从吾、徐运北等同志一起回顾了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发展的历程，深刻地总结了该区党的工作经验和教训，对坚持和巩固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1944年夏秋之间，毛泽东主席邀请晁哲甫到枣园谈话，并请他吃饭。在谈话中，他向毛主席汇报了自己的革命经历，特别是反对李立三“左”倾路线的斗争情况。毛主席听后，对他的革命精神大加赞赏，肯定了他的革命历史，明确表示，恢复他被错误处理期间的党籍，仍从大革命时计算党龄。

    1945年4月，晁哲甫作为冀鲁豫边区党的代表，参加了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1946年1月至1949年9月，他先后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教育厅长和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长。在此期间，他亲自领导并组织制订革命根据地的教育方针、教育计划和实施方案，为恢复和发展华北解放区的教育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为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和建设华北解放区培育了大批优秀干部。

    他大力推行新的教育方针。在担任晋冀鲁豫边区教育厅长时，抗日战争胜利不久，全国内战即将爆发，他敏锐地感到革命即将胜利，需要大量人才。他用了10个月的时间，走遍全区各行政区，调查研究，征求各方面的意见，提出了《本边区教育改革的初步意见》。明确提出为人民服务，与实际结合是新教育的总方针。他强调要保证一切学校是劳动人民及其子弟、干部学习的场所；教育内容要适合人民大众的要求，为广大人民服务。群众是社会的基础和主人，“基础巩固了，民贼独夫就无由产生，主人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提高了，整个社会就一定进步。”

    关于教育与实际结合，他说：“教育只有与实际结合，才能达到为人民服务的目的。”他还强调指出：“与实际结合，必须是在教学目标、教学计划下有组织、有领导的进行，不是见到什么就搞什么。”

    他积极提倡“教、学、做合一”的教学方法。解放区的创建和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的诞生，党的新教育方针的制订，为实现晁哲甫的教育思想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在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和华北人民政府工作的3年多时间内，他大力提倡和推广了“教、学、做合一”的教学方法。在他主持和亲自起草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教育通报》、《边区教育工作的方针》、《本边区教育改革的初步意见》等文件和文稿中，充分地反映了他的这一思想。他反复指出，“教、学、做合一”的方法，就是为了使学生所学的内容切实有用。就全部的教育过程来讲，是以做为主，在做中学、在做中讲、在做中教。“教、学、做合一”不是狭隘的经验主义，不是把每个具体问题的具体过程全部亲手做一遍，而是要先重质，后重量，在精的深造中得到博的发展。“教、学、做合一”是一件事情的三个方面，对事来说是做，对自己之进步就是学，对别人之影响就是教。他还指出：我们的教育是新民主主义教育，是为人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服务，不是给地主、资本家培养奴隶，也不是“学而优则仕”。因此，在初等教育方面，不管成人与儿童，都以在做中学，在做中教为主；在中等教育中，应将系统的理论学习和在实践中学习结合起来；在高等教育中，系统的理论教育就多于实际活动。凡结合实际的教学，必须充分准备，具体指导，防止放任自流。

    他的教育思想，在解放区受到党和人民的重视，结出了丰硕成果。在今天，仍有其积极的现实意义。

    他狠抓师资队伍建设。抗战胜利后，和平初步实现，教育事业急需发展，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师资缺乏。作为边区教育工作的主要领导人，晁哲甫提出了具体措施：一是大量举办师资教育，各校要吸收优秀学员参加教学工作，使教师队伍逐渐获得补充；二是根据“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的思想，学校应拆除围墙与社会事业融为一体，师资也就自然存在于各种社会事业之中。向群众学习，在群众中求师，应该成为解决师资不足的途径之一。

    1948年，解放区广大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进一步获得解放，迫切需要在文化上翻身。晁哲甫认真地领导中小学教育的恢复整顿工作，先后主持召开中等教育和小学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学校应以文化教育为主的方针。冀南、太行、冀鲁豫、太岳等地都抓紧领导了学生复学、教员复职，调整充实教育战线的工作。各地召开知识分子座谈会，动员知识分子参加教育工作，训练中小学师资，适当改善中小学教师的待遇。在晁哲甫的具体领导和组织下，整个冀鲁豫边区和华北解放区的教育事业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学生入学人数大增，学习成绩和效果大大提高。仅就冀中41个县、太岳全区和察哈尔三专区统计，较土改前增加小学1621处，学生35034人。它不仅为根据地建设培养了大批人才，而且也为搞好建国后的教育事业奠定了基础。

               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鞠躬尽瘁

    解放战争胜利发展，新中国即将诞生之际，中央决定撤消冀鲁豫边区建制，建立平原省。晁哲甫担任省政府主席，同时兼任中共平原省委员会委员和统战部长。

    1949年8月，晁哲甫肩负着新的使命，由华北人民政府到新乡就职。到任之后，他立即亲自主持召开省府委员扩大会议，听取所辖各专区的情况汇报。他和省委领导同志一起，认真分析了平原省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团结各阶层人民大力恢复与发展生产的总方针。重点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及各种有前途的副业生产，以增产粮食与经济作物（棉花、花生等），使农民很快富裕起来，为发展城市工业生产准备前提条件；同时以相当力量，进行城市工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发展文化教育，开展卫生防疫工作，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加强社会治安工作，彻底肃清匪特，以保卫生产建设；在为完成土地改革的恢复区与没有实行土地改革的新区，则要实行结束土改或进行土改，并结合进行建政工作。

    经过全体干部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平原省胜利地开展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治理黄河、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运动、增产节约和生产救灾等工作，在短短的三年内，全省社会改革和各项建设事业获得了很大成绩。在282万人口的地区中，土地改革工作全部完成，全省迅速转入大生产运动。反革命骨干分子受到应得的惩处。三年中民兵发展到763万人，民兵组织在镇压反革命、保卫地方治安、保卫经济建设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三反”、“五反”运动取得伟大胜利，爱国增产节约运动深入开展。在此基础上，晁哲甫明确提出在全省范围内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工农业生产上来。经过全省人民的努力，1950年秋，工农业生产恢复并超过抗日战争前的水平。随着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全省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教育、卫生等各项建设事业都有很大发展，为迎接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创造了最基本的前提条件。

    1952年11月，中央决定撤消平原省建制，将所辖新乡、安阳、濮阳、聊城、菏泽、湖西等专区和新乡、安阳市分别归属山东、河南、河北三省领导。1953年起，晁哲甫调任山东省政府副省长、省府党组副书记，省委常委兼统战部长，省政协副主席。他在山东工作18年，仍和在平原省工作时一样，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努力工作，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给山东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晁哲甫在山东工作期间分管教育卫生工作，他拥护毛泽东主席提出的“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方针，积极支持学生的勤工俭学活动，促进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他兼任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大力推行预防为主、防病治病的卫生工作方针，对于济南司里街、肥城边家院等一些好的典型，他多次视察并总结推广他们的经验。对教育工作，他尤为重视，亲自兼任山东大学校长、党委书记。他在抓紧学校全面工作的同时，对学生的学习、生活非常关心，常常到学生宿舍问寒问暖，深受广大师生的爱戴，学校工作迅速出现新气象。

    晁哲甫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从不计较个人名利。他生活艰苦朴素，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从不搞特殊，不为自己的家属亲友谋取私利。他的老伴是一位不识字的农村妇女，两人白头到老，十分和谐。他们家庭负担较重，总是省吃俭用，对子孙管教很严，甚至在他做了平原省政府主席之后，其老伴还手摇纺车过着农家妇女的生活。晚年，他把平日节俭积攒的八千元，全部作为党费交给党组织。

    晁哲甫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从青年时代起就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艰苦奋斗，辛勤工作，几十年如一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把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了我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党为人民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优良品质和作风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本文作者：张文杰 于秀庚 郑惠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