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先辈吴亮平，吾辈当勉之

宁波奉化籍中共党史人物吴亮平

　　在中共党史上，有一位曾被毛泽东称为“功盖群儒，其功不下于大禹治水”的著名人物，他就是宁波奉化的吴亮平。

　　一、22岁，他翻译了《反杜林论》

　　吴亮平，1908年7月24日出生于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他5岁进小学，高小就读于锦溪学堂，学习成绩经常名列前茅，并在外语老师的辅导下，打下了坚实的英文功底。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10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进校不久，吴亮平因英文底子厚，被编入第一班。在该班，教师直接用英文授课。当时，很多中国学员看不懂英文版马列主义著作，于是校方组织一些通晓英文的中国同志着手翻译，吴亮平被选中。他最初翻译的是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是《反杜林论》的一部分。吴亮平在翻译过程中，反复阅读了全书，产生了把这部巨著译成中文的强烈愿望。

　　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国内革命形势陡转急下。“疾风知劲草”，吴亮平毅然向中共党组织提出转入共产党的申请，后得到组织的批准。吴亮平入党后，迎接他的不仅仅是掌声。原来，吴亮平的同班同学，时任中大支部局副书记的王明看到吴亮平“其才可用”，就多次拉拢，但遭到严词拒绝，于是发誓要报复。后来，他借故给吴亮平扣了一顶“老机会主义者”的帽子。吴亮平异常愤懑，当面反驳：“是不是机会主义姑且不说，我不满20岁，怎么能称老字号？真是天大的笑话！”王明被驳得哑口无言。

　　1929年10月，吴亮平终于回到上海，作为中宣部的代表指导“文委”（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他和文委书记潘汉年等做了大量团结进步知识分子的工作，直接推动了“左联”等进步团体的成立。

　　1930年6月，王明从全国总工会调任中宣部主持日常工作。王明一到宣传部，就罗织各种罪名，撤销了吴亮平的职务并把他调离中央机关。“那时我满怀义愤，心想你王明可以撤我的职，但撤不了我革命的决心，宣传马列主义的决心。当时我没有工作，生活困难，后来经张庆孚同志（曾任社联党组书记），介绍在法政大学以伪装的身份代一点课，拿点工资来维持生活，夜里进行支部规定的革命活动，同时利用空余时间进行马列主义的宣传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我有可能实现以前想翻译《反杜林论》的夙愿。”多年以后，75岁高龄的吴亮平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还不无幽默地说：“我译《反杜林论》，得‘谢谢’王明。”

　　《反杜林论》是19世纪70年代恩格斯同德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杜林论战的一部著作，被列宁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1930年，为了“追求革命真理”，“出于对马列主义的坚定信念”，“希望能够给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以及实际的斗争，有所帮助”的吴亮平毅然决然开始秘密翻译这部巨著。《反杜林论》理论高深，文字深奥，特别是杜林的话，玄虚费解。吴亮平为了追求译文的准确，就在原德文版本的基础上，参照俄、英、日等几种文字的版本进行比对翻译。艰难竭蹶中，吴亮平焚膏继晷，仅用了3个月时间，就将一部长达27万字的煌煌巨著成功译出。时年，他刚满22岁！从此，这部不朽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就在华夏大地扎根发芽。

　　《反杜林论》出版后，大受读者欢迎，一版再版。当时，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很多人都在研读它。

　　1932年，毛泽东一见到吴亮平就说：“哦，你是吴亮平，《反杜林论》不就是你翻译的吗？”接着又说：“这本书我看过好几遍了。今天碰到你，很高兴。以后有时间，我们在一起谈谈吧。”后来毛泽东曾多次约吴亮平漫谈。对吴亮平的翻译，毛泽东不仅注意书中的内容，而且还特别留意语句“信、达、雅”问题。对文中翻译的一句“太过沉溺于杯中”，称赞说：“这样好，有味。”长征时，毛泽东丢掉了许多东西，但《反杜林论》一直带在身边。毛泽东曾对吴亮平说：有些东西我可以不带，《反杜林论》我却带来了，还要继续学习啊！在延安，毛泽东经常在油灯下同吴亮平谈这本书，讨论哲学问题。1937年，毛泽东在写作《实践论》、《矛盾论》中还引用了该书中的两段话。1939年，吴亮平参考苏联新订正的版本，将《反杜林论》重新校改了一遍，并于1940年由解放出版社出版。《反杜林论》修订本，对于吴亮平来说，意义非凡，因为这是在毛泽东亲自鼓励和督促下完成的。当时，各抗日根据地及后来的解放区、国统区都是以吴亮平翻译的作为蓝本大量再版翻印的。1940年初，延安还成立了“《反杜林论》读书会”。在解放区，该书被列为“干部学习丛书”，1949年还被规定为“干部必读”书。1954年，吴亮平对《反杜林论》作了第二次校订和重译，后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文革”中，“靠边站”的吴亮平再次将《反杜林论》译文校对了一遍，1974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78年为纪念恩格斯《反杜林论》出版100周年，吴亮平又对译文进行第四次校订。一部译著从初译经过50年时间里修订校审4次之多，这在中国近现代翻译史上不多见。

　　二、28岁，他为毛泽东和斯诺当翻译

　　1936年夏天的一天，毛泽东看见吴亮平，就问：“斯诺来了你知道么？”吴亮平说：“知道。”毛泽东接着说，过两天自己要和斯诺谈话，请吴亮平到时任翻译。吴亮平既谦虚又不无幽默地说：“哪行啊？抓个驴子当马骑。”毛泽东说：“行的，就是你。”

　　斯诺是进入红色苏区进行采访的第一个西方新闻记者。他在陕北保安窑洞与毛泽东曾进行过十几个晚上的长谈。他们的谈话往往通宵达旦，而当年一直陪同担任翻译的就是吴亮平。

　　毛泽东第一次接受斯诺的采访是在1936年7月16日，并在以后的几天内同斯诺进行了关于当时抗战形势的谈话；9月23日，他们之间进行了关于党的统一战线政策问题的谈话。10月间，斯诺到陕北各地进行采访回到保安。这时，毛泽东同他谈了关于自己的革命经历和长征的主要经过。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吴亮平做了简要记录供口译之用。毛泽东按照斯诺所提的问题，凭记忆侃侃而谈，并没有写成成篇文字。斯诺按吴亮平的口译做了笔记。关于毛泽东个人革命经历部分，斯诺按毛泽东的要求整理成文，由黄华译成中文，经毛泽东审阅后做了少量修改，然后交黄华退还给斯诺。

　　在担任翻译过程中，吴亮平给斯诺留下了深刻印象。斯诺在后来的《红色中华散记》中写道：“吴亮平在我会见他时年方26岁（应为28岁——作者注），是位双颊红润、春风满面的青年，才思敏捷的知识分子，已是党内有一定声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毛泽东对他显然颇为赏识。”又在《西行漫记》中说：“坐在我旁边的是吴亮平，他是一位年轻的苏维埃‘干部’，在我对毛泽东进行‘正式’访问时担任译员。我把毛泽东对我所提出的问题的回答，用英文全部记下来，然后吴亮平译成了中文，由毛泽东改正，他对具体细节也必力求准确是有名的。靠着吴先生的帮助，这些访问再译成了英文，经过这样的反复，我相信这几节文字很少有报道的错误。”

　　斯诺回到北平后，以吴亮平口译的毛泽东同他多次谈话为核心部分写成《红星照耀中国》一书。这本著作英文本于1937年10月由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一个月内出了5版，发行几十万册，以后又被陆续译成十多种文字，震动了整个世界。七七事变后，斯诺来到上海。《红星照耀中国》要在这个“孤岛”公开再版已不大可能。上海租界内的抗日救亡人士，在中共地下党员的支持下，并得到斯诺本人的同意，以“复社”的名义，集体进行翻译，并于次年2月出版发行了这部书的中译本——《西行漫记》。该书出版不久，就在国内和海外华侨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毛泽东说：“《西行漫记》是一本真实地报道了我们情况，介绍了我们党的政策的书。”《西行漫记》在中国革命史上独特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吴亮平在此中的作用也不容忽视。

　　三、65岁，周恩来传毛泽东的话说……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吴亮平被扣上多顶帽子，遭到迫害。1973年，吴亮平又被扣上“王明‘二十八个半’中的人”等莫须有帽子进行批斗。毛泽东知道后说：“吴亮平与王明不是同路人，他不是什么‘二十八个半中’的，三十八个半也没有他。他对革命的立场是坚定的，对党是忠诚的，工作是积极的。”“我党第一代马克思主义翻译家不多了，吴亮平翻译《反杜林论》，功不在禹下，有大禹治水之功啊！”这年3月，周恩来在国务院一次司局长干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指出：主席讲，吴亮平“其功不下于大禹治水”，大禹是用疏导的办法来治水的，吴亮平把《反杜林论》从国外介绍到中国来，把毛泽东介绍中国共产党、红军、中国革命的情况，通过斯诺的谈话介绍到全世界去。这一来一往，此过程就像大禹治水一样……

　　四、78岁，他驾鹤仙去

　　1982年，吴亮平身患肾癌。在病情稍有缓解时，他就迫切要求工作。他连续三次深入江南的工厂、农村、学校，实地调研，并向中央写出调查报告和建议。他多次到上海、浙江等地的机关、学校和科研机构，为解决一些冤假错案到处奔波；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他赶写了《必须充分认识中年知识分子问题的紧迫性》长篇文章，引起了社会各界强烈的反响。

　　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在京召开。身患重病的吴亮平坐着轮椅参加了大会，他强忍病痛，连续向大会递交了两份书面发言。在闭幕式上，他以极微弱的声息，与大家合唱《国际歌》。10月3日，这位78岁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社会科学家永远地闭上了双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