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副刊“火坑”

  1925年，杨令德进入报业。这一年，冯玉祥将军在包头创办了《西北民报》。社长蒋听松、总编辑胡英初都是共产党员。该报一开始为石印，后来，冯玉祥在包头购置了铅印设备，成立了西北印刷局，报纸就改为铅印。这在当时闭塞的绥远地区是首创，也是西北地区最有影响力的新型报纸。

  1926年，杨令德进入《西北民报》，任“余兴”栏目的编辑，兼任访员（采访记者），还挂了个广告发行主任的名义。当年3月初，主办了一个名叫“火坑”的副刊，虽然属于《西北民报》，但具有独立性。

  杨令德主办了“火坑”后，便成立了“火坑社”，他任社长，为当时“火坑”写稿的霍世休、马世瑛、李记今等都成为了“火坑社”早期成员。“火坑”在当时是绥远第一个也是唯一的文艺刊物，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揭示民生苦难，宣泄内心苦闷，对社会和年轻人产生了积极向上的影响。

  “大公报人”

  与绥远新闻社

  1931年，在萨托“民生渠”开闸典礼上，杨令德与参加典礼的《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进行了长谈，张季鸾很欣赏这个年轻人，便把自己的体会毫无保留地告诉了他。杨令德在自己任职的《绥远民国日报》发表了对张季鸾的专访专稿，并接受张季鸾的约稿，写了“民生渠”放水的新闻电稿。从此，《大公报》正式聘任杨令德为驻绥远记者，每月付他15元薪水（以后逐渐涨到60元），从此他成了“大公报的人”。

  1936年7月中旬，《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到绥远，与杨令德深谈。临别时，胡政之说“报馆不久要派一个人来绥远”，但没说姓名，只是嘱他好好接待，尽力帮助他采访。后来，是范长江和孟秋江来了，他还带着张季鸾写给杨的亲笔信。可见《大公报》对范长江的塞上之行的重视。

  1930年，杨令德在归绥旧城大南街“世义成”创办绥远新闻社，他为总编辑，霍世贤为社长。后来搬到旧城杨家巷，规模扩大，分成两个部，一部是每晚发油印新闻稿，另一部是经销书籍报刊。他吸引有钱人投资，当时傅作义下属袁庆出资1000元，教育厅长闫伟出资500元，还有几个人出资200元。他购进了印刷机器、铜模等铅印设备，又出版了一张小报《社会日报》，由杨令德任总编辑。1936年，绥远新闻社分为书报部、新闻部和印刷部，坚持到1937年日军侵绥为止。绥远新闻社在当时已接近股份制，管理出现集团化雏形。

  毛泽东回信杨令德

  1938年初，杨令德将其外甥袁尘影送到延安入陕北公学学习，没想到结业后因误会被拘押。杨令德当即给西北局的高岗和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写信，同时也给毛泽东写信，请求释放袁尘影。

  当时毛泽东收到来信，立即批示高岗和成仿吾调查处理。因毛泽东此时正在主持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直到12月14日才给杨令德回信。1938年12月14日，毛泽东复信杨令德：“先生两信均收到了，因开六中全会，久稽奉复，至以为歉！但袁尘影兄早嘱高岗令经手机关释放，谅已获悉。此事不但我不知，高岗、仿吾亦均不知。经手机关根据晋西北材料，遽尔如此处置，甚为抱歉！尔后此间有何缺陷，倘有所闻，尚祈见告，俾资改进，不胜盼祷！”

  当时，杨令德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情给毛泽东写信的，觉得能得到毛泽东吩咐秘书给回个字，就是喜出望外了。毛泽东对于一个普普通通的新闻记者给他的信，竟是这样重视，亲笔作复，令杨令德非常感动。他马上提笔又写一信向毛泽东致谢。1939年1月22日，毛泽东再次复信杨令德：“十二月二十四日，大示敬悉。令甥被屈事，能邀先生谅解，为之欣慰。如先生高兴来延安一游，甚表欢迎。”当时在毛泽东两封亲笔信的信封上写的是“榆林吕二师下巷……杨令德先生……毛缄”，邮戳是“虞施”的，虞施就是延安。“吕二师下巷”是《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的老宅所在地。

  1943年6月，杨令德作为秘书随邓宝珊将军由陕北榆林南下重庆，途经延安，停留一周。毛泽东在杨家岭大礼堂设宴招待邓宝珊一行。入席前，当邓宝珊介绍杨令德给毛泽东握手时，毛泽东以惊人的记忆马上想起四五年前的事，亲切地说：“噢，杨先生，我们还通过信呢。”

  当时任国民政府监察委员等职务的杨令德在解放战争期间，为停止内战、实现和平，奔走于绥远、北平之间，还与绥远地方政界进步的人士一起组织了“绥远和平促进会”。1949年9月19日，他与董其武、荣祥等39人在绥远和平起义通电上签名通电起义，从此任绥远省人民政府委员，绥远省政府副秘书长，内蒙古政协副主席，内蒙古民革主委等职务。1985年10月21日，杨令德在呼和浩特逝世，终年8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