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恒源纱厂
发布时间：2013-08-31 21:56:49
发布人：
莉丽
我与天津恒源纺织厂
王世林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我征得组织同意，进到恒源纺织厂做工，同时，党的组织关系也由天津地下党的学运系统转到工运系统，任地下党支部书记。从此，解放战争三年期间，我就在恒源搞工运，为党和工人群众做了一些工作。1949年1月，天津解放后，我继续留在恒源，在中共市委具体领导下，贯彻党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取得了一些成绩，我个人也被选为全国“工农兵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代表。这几年的经历，一直是鼓舞我坚定党的信念，努力学习，积极工作，坚持真理，经受考验的动力。
（一）
天津恒源纺织厂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主要股东是北洋军阀曹锟家族，拥有纱锭2.5万，布机460台。由于经营管理者的官僚办法，连年亏损，最后抵押给北四行银行团诚孚公司管理，到日本投降时，已经奄奄一息，还剩下四百来工人，只开一班生产维持。
党的领导对我到恒源搞地下工人工作很关心，很重视。当时天津地下党领导成员之一的于致远同志亲自找我作了一次长谈，谆谆教我怎么搞好地下工作，搞好工人工作。他的嘱咐，不仅是我三年地下工作的的主要依据，而且对我一生的思想都有积极影响。扼要地说，致远同志主要指出的是：既要积极开展工作，又要善于保护组织，保护同志，保护自己，不要追求表面的轰轰烈烈，要着眼于实际效果，着眼于长远。搞工人工作，就要体会工人群众的思想感情，关心工人群众的切身利益。组织工人运动，开展斗争，要注意策略，当前，主要是开展争取增长工资，改善福利待遇的经济斗争，不要一上来就想搞罢工，要注意有理、有利、有节，主要是采取合法斗争方式，坚持说理、谈判，一步步地来，积小胜为大胜，争取斗争的胜利，争取通过斗争教育工人群众，认识资本家压榨工人的剥削本质。搞好工运，特别重要的是要团结工人群众，不断提高他们的觉悟，从他们当中发现、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的组织。要团结群众，你本身就要有吸附力，打铁先要自身硬，必须让群众真正感到你是一个正派、善良、老实、可靠、热心肠、肯上进的人，他才会乐于和你相处。同样，你选择团结、培养对象时，也一定要选择那些正直、善良，在群众中有威望、受尊重的人，这不仅可以通过他们团结一大片群众，而且让人们感到你周围都是值得信任，让人放心的人，自然营造出一个和谐、安全、利于开展工作的环境。
1945年底，原恒源董事会从诚孚公司手中收回恒源的经营权，新任的经理叫曹郁文，是曹锟的后代，本身是个花花公子，又借着他姐夫白世维（军统分子）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的权势胡作非为，在厂里也千方百计压榨工人，闹得劳资关系非常紧张。为抗议用发霉的粮食蒸干粮罢饭停车以及增加工资等斗争屡屡发生。到1946年中秋节前夕，为争取增加工资、发放中秋节礼，劳资谈判破裂，终于酿成全厂大罢工。
这次罢工，正值国民党发动内战，进攻延安，社会上物价飞涨，人心惶惶，一些工厂在为增加工资，发还欠薪等酝酿工潮，一些学校在酝酿反饥饿、反内战罢课游行。国民党反动当局深怕恒源的罢工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于9月9日匆匆由市政府首脑亲自主持召开“防止工潮紧急会议”，九十四军副军长、警司稽查处长、国民党市党部主委，以及警察局、社会局、宪兵团、伪市工会等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头面人物群聚一堂，讨论处理恒源纱厂“工潮案件”的对策。这次“紧急会议”作出了三条镇压性决议：1.以强硬态度命令复工；2.异党分子由厂方检举，如工潮再扩大，即行逮捕；3.工人要求中秋节赏数额，可按五月节标准发放。随后，警备司令部即派出号称一个连的大兵（实际只有20余人）进厂弹压，国民党市党部也派员进厂找工人代表谈判，强令复工，并在会场外架起机枪恫吓。由于罢工事前准备充分，组织周密，工人群众团结一心，亲密无间，斗争策略得当，使得国民党反动当局抓不到把柄，找不到缝隙，阴谋没能得逞。最后，由于资本家禁不起停工的经济损失，表示妥协，同意给每个工人发放十几尺白布、一袋面粉，一点现钱。这次罢工，坚持了一个星期，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于中秋节前宣布了复工
这次罢工，直接效果是满足了工人群众的部分经济要求，但更重要的是，通过斗争实践，生动地、深刻地教育了广大工人群众，不仅进一步认清了资本家的剥削本质，更看清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腐败、丑恶面貌，同时，也真正体会到工人群众团结起来的巨大力量。通过这次罢工，还在广大工人群众中很好地树立了作为工人领袖的地下党员、群众骨干的威信。这些，无不为之后的党的群众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8年冬，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天津解放指日可待。按照地下党组织安排，我们在恒源开展了迎接解放的各项工作：以地下党的名义给资本家发信，通知他们，严禁抽逃资金、转移机器设备，并且要配合工人群众组织护厂工作；组织了部分男工成立护厂队，分组轮流进厂值班；在发电厂电机车间等要害部位修砌防弹墙；清理清花车间地下室，准备战火纷飞时，组织住厂女工进入躲避炮火；同时，地下党支部主要成员及群众骨干开会研究，就解放后如何欢迎、接待解放军，如何组织复工，如何组织群众活动等，做了大致安排、分工。人们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等待着即将到来的翻身解放。资本家曹郁文，则偷偷地夹着尾巴逃到台湾去了。
（二）
1949年1月15，人们欢欣鼓舞，迎来了天津解放。
天津解放后，领导上最关心的事是甚么？当时，中央提出的口号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我的印象，当时，天津军管会的领导，正是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为配合全国解放战争，积极恢复城市生产上。我记得，1月16日，我就接到通知，让我转天到现在的政协俱乐部开座谈会。我按时到会后，发现，主持座谈会的领导是黄克诚、黄敬等军管会的主要领导同志。黄敬同志在会上说，今天请来的是市内一些重要生产单位的同志，是军管会进城后最先召开的一次会，目的就是向同志们说明目前最重要的事，就是要尽快尽好地恢复生产。向同志们了解些情况，征求些意见。座谈会开得非常活跃，黄敬等领导同志亲切热情的风度也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对照我们事先对解放后工作安排的意见，正好合拍。由于我们考虑到解放后，需要尽快恢复社会秩序，而且，工人一天不上工，就一天拿不到工资。所以，决定解放后，由地下党员、工人领袖赵川同志出面，立即找厂方负责人商量恢复生产的事，同时，立即串联、通知工人同志们于解放次日到厂开会、安排回厂上班，恢复生产。1月16日上午，按计划开了会。17日，顺利开工，成为天津解放后最早恢复生产的工厂之一。
解放前，国民党给天津遗留下来一副烂摊子，市场凋敝，工厂关门停产，工人失业，物价飞涨。加上解放初期一些人不了解党的方针政策，有的资本家顾虑重重。社会很不稳定。面对错综复杂的困难，天津市党政领导带领全党和全市人民，认真贯彻中央制定的城市工作方针，特别是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深入发动群众，恢复发展经济，作了大量艰苦卓绝的工作，为支援全国解放战争，搞好城市工作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特别是在全面贯彻党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16字方针，以及“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 正确处理四面八方关系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重要经验。
在解放初期天津城市工作的诸多创举中，有一项工作曾得到毛泽东同志的肯定，并推广到全国各地，为全国贯彻执行16字方针，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这就是“劳资协商会议”。当时，天津为更好地执行劳资两利政策，使劳资双方能及时沟通协调双方意见，便于资方理解接受符合新社会要求的民主管理方法和经营道路，并且提高工人搞好生产的积极性，达到劳资双方共同协力发展生产的目的，摸索创造出了这种“劳资协商会议”的组织方式和协商议事制度，最先是出现在一个商店和一个工厂，取得了一些成效。随后传播到恒源和东亚两个纺织厂。
恒源在建立劳资协商会议制度后，在1949年冬至1951年两年内主要进行了以下工作：
头一件事就是取消最伤害工人自尊心的搜身制。全厂工人欢欣鼓舞，自发围着工厂游行欢呼，进一步体会翻身解放的激动感情；
制订章程。除有关劳资协商会的性质、宗旨、目的等条文外，规定劳资双方各出四名代表组成；每周开会一次，必要时临时召开；协商讨论的议题，需于会前提出，并经必要的调查研究、拟出初步的计划安排意见；协商会议应充分听取职工群众的意见，协商成果要及时向职工群众报告；协商成果，由工厂行政方面和工会分别组织实施落实，事后应向劳资协商会汇报；等等；
在厂行政部门建立秘书处，专门协同工会有关部门就协商的课题，进行必要的调查研究和事前准备；
在厂建立劳资协商会同时，各车间由车间工会和车间管理技术人员组成车间生产会议，加上工会生产小组，形成组织体系，层层研究推动全厂的生产经营活动；
经过充分准备，进行了工资改革。对所有可以进行产质量计量的岗位，改计时工资为计件工资，对其他岗位，规定应知应会标准和工资等级评定办法。随之顺利完成了改革，大大促进了群众生产积极性。
改善劳动环境。主要对部分车间夏季高温、高湿问题，采取打深井提冷水加天然冰送冷风的办法，加以缓解；
改进生产设备。添置精梳机，改装精纺“大牵伸”,提高了产量和生产高支纱的能力；
经过充分的思想发动和必要的准备，在私营企业中较先地组织开展了劳动生产竞赛；
改善职工福利：改善伙食，从一菜一汤改为四菜一汤；建立哺乳室、托儿所；建立工人文化补习夜校；建立营养食堂，奖励生产有突出贡献和体弱坚持生产的工人轮流定期就食；等等；
改善职工文化生活：由厂方提取规定的工会经费，建立图书阅览室；建立京剧团、歌舞队、秧歌队；建篮球场，冬季泼建溜冰场等；
建立“四马分肥“分配工厂盈利的制度。所谓“四马”就是：按政府规定缴纳税费；提取扩大再生产的资金；提取职工福利基金；发放股东红利。经过认真测算和反复协商，规定了“四马”分配的具体比例和具体操作的手续制度，等等。
以上各项工作、措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大大促进了生产经营的发展，生产规模从一班逐步恢复到三班生产，职工人数从400来人发展到1000余人。单位产量，以细纱为例，“锭扯”从0.6-0.7 磅提高到1磅左右。经营管理方面也有很大改进。1950年秋，恒源纺织厂被评为市级模范厂，有六七个职工被选为市级劳动模范，其中，我和一位女工高秀荣被评为特等劳动模范，我还被选为参加当年“全国工农兵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代表会议“的代表，荣幸地成为新中国建国后首届全国劳模。这一年恒源董事会还召开了股东代表会，发放了股息红利。要知道，这可是恒源开办后，间隔30多年后的第一次，实际上，发了多少股息红利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更重要的是这次会本身深深教育感动了这些股东代表，认识了共产党的方针政策，认识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实际意义。经过这两年的实践，还锻炼培养了一大批人才，被选拔安排到各条战线，地下党员、工人领袖赵川被选到市总工会，后任总工会副主席，另一位工人领袖陈世锟被调到全国总工会一直工作到离休，一些地下党员和群众骨干齐英才、韩连义、于宝珍等被调到工业用呢厂、市铝品厂、市卷烟厂、钢丝绳厂、轧钢四厂、蔴绒厂等担任领导工作，还有不少工人同志被调到市、区党委、工会，以及市、区劳动局、税务局、公安局乃至科技、文化等部门工作，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着自己的聪明才智，作出不同的贡献。
我于1952年冬调离恒源，回过头来看，在恒源纺织厂这7年来，总算是为党、为国家、为恒源的兄弟姐妹们做了一些工作，奉献了一些心智、气力，自己感觉这几年没有虚度年华。虽然，后来反右、文革期间，因为我是“张淮三叛徒反党集团地下党”的骨干分子，因为我是刘少奇的“黑劳模”，特别是因为我“包庇”了右派（这些罪名以后当然全都平反了），挨过批斗，受过处分，但是我始终自感问心无愧，心地踏实。基本上没有影响我积极学习、踏实工作，经受考验，实践我作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的承诺。
今年我85岁了，受党的培养教育，在党内学习、工作、生活了六十六七年，经过这几十年，包括在恒源那值得记忆的七年的学习、实践，雕铸了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至今，我坚定地认为共产主义是科学的客观真理，人类社会虽然还要经历相当长时期可以预见和不可预见的曲折道路，但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最终必然要胜利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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