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中国台湾网上看了李海阳写的<<抗日战争时期的李代耕>>,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思绪的闸门一下打开,将近五十多年前的往事好像就在眼前。按道理我是没有资格写什么纪念文章的，但是我和海阳是实验一小的同学,我们的父亲又都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也许从以下这些小事中可看到革命前辈的崇高品性. 一、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见到的李伯伯。 我从小就有一种见了大官就会产生敬畏的毛病，因为这些人总是问我一些不愿意回答的问题，什么考试得了多少分，让我唱一支歌等等不着四六的问题。父母有时带我去见他们老领导，即使到了门口也是不让我进门的，总是让我和司机在车里等着。记得那时父母几次带我去看望陈赓（陈赓在延安时负过伤，是我父亲做的手术。当时延安受到了国民党和日本人的封锁，药品十分匮乏，象陈赓这一级的高级将领做手术都没有麻药，做手术就是生剐活人肉，极其痛苦。父亲为了减轻他的痛苦用了半支“特供中央领导”的麻药，并边做手术边用上海话同他聊天,为此陈赓对父亲十分感激。以后部队一打胜仗，他总要托人送点东西。）我从来都没有进去过，以至于陈赓逝世前两个月来我们家看望我父母时，我以为是父亲单位来人了,让他在客厅里等了好长时间。 李伯伯是我小时候见过的最平易近人的领导干部和家长。小时候去海阳家（屯绢胡同7号）几乎没有走过正门，这主要是部长府邸和平常百姓家在管理上毕竟有别，海阳总是带我从邻院翻墙而入。那时候，海阳家吸引我的是玩乒乓球和克朗棋。这样星期六下午没有课的时候就不用到少年宫排队玩了，可以在海阳家无拘无束玩一下午。当时所担心的是怕家长回来看到我们那贪玩放纵的样子。那时候没有手表，判断时间基本上是看太阳。日西斜就是我们分手时刻。但是孩子就是孩子，有一次，阴天没有太阳，有加上玩的太投入，不知不觉玩到了天黑。突然客厅的门开了，李伯伯走了进来。刚才还沉浸在游戏争斗、嬉笑的心情一下冷了下来。大家不知所措的站着。是呀，玩到这么晚太过分了（在一般家长眼里，孩子在一起就应该学习）。李伯伯一边脱下外衣挂在衣架上，一边笑吟吟的走过来。看看我们在玩什么，问问我们叫什么名字，家在那住，还不时的对我们的玩加以评论。不像有的家长，孩子们在一起看书就高兴。在一起玩就是不务正业，脸一拉就开始训斥。从那一天开始，李伯伯知道我叫“洪胖子”。我也知道李伯伯是一位平易近人的家长。记得从小学升中学考试完成后，我又到海阳家玩。正巧李伯伯准备外出开会，接他的车子还没有到，于是我们就聊了起来（那时见到李伯伯已经不拘束了）。当时谈论的话题是考试作文题目”我在暑假期间做的一件难忘的事情“。我写的是在暑假期间学习毛主席著作，海阳认为文不对题，理由是该文应该是论述一件做的事情，从中得到有意义的启迪，最终达到难忘的结果。学习毛主席著作不是严格意义上做的事情，只能得到一些思想上的认识。我不这么认为，我们两个争论的面红耳赤。由于车子迟迟不到（后来才知道车子有点小故障，司机修车晚了一点），李伯伯也不着急走了，索性就坐在院子里和我们一起讨论这个话题。记得最后他对我和海阳讲，切题不切题先不讲，小胖子学习毛主席著作这件事是有意义的，也是值得肯定的，海阳应该向小胖子学习。讨论事情就要讲政治，办事情就要讲原则，这就离不开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当时对这番话并不理解，可是我听出来这是李伯伯在夸奖我，第一次听到李伯伯这么大领导的夸奖心理暖洋洋的，真是终生难忘。可是事实还是海阳讲的对，我的作文考试成绩并不好，为此，我没有考上我理想的学校。我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去找海阳，害怕见到李伯伯，我总有一种负疚感，觉得辜负了他的夸奖。 二、文革初期见到的李伯伯 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切规矩制度都没有了。我进屯绢胡同7号不用再翻墙了。我可以堂而皇之的走正门，经过绘有各种彩绘花、鸟、虫草、人物的游廊直进后跨院找海阳玩了。一次我和海阳到清华大学看大字报，回来的时候路过清华大学的一个小池塘，我们从竹篱笆上找到了一段铁丝做成鱼钩，解开鞋带当鱼线，中午吃剩下的面包做鱼饵。一会就钓了好几条大鲫鱼。到了海阳家，张大爷（炊事员）见了非常高兴，说，李伯伯最爱吃鲫鱼了。是呀，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动乱年代，非年非节能吃到这么大的活鲫鱼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海阳母亲也挽留我吃张大爷做的鲫鱼，这样第一次我有幸和李伯伯共进晚餐了。鱼做好了李伯伯在开会，我们就先吃了。吃了一半时李伯伯进了餐厅，看到了餐桌上的鲫鱼也是非常高兴,一边品尝张大爷烹制鲫鱼一边问我们清华大学大字报的情况。我和海阳你一言我一语说着大字报的内容，李伯伯也不时的插言询问着，最后为了显摆我知道的多，我又补充道，清华大学的坏人分成两类，一类是牛鬼蛇神，这主要是指管理干部和工作组的成员。另一类是反动学术权威，这主要指专家教授。第二类不但参加批斗还剃了阴阳头并勒令参加体力劳动。我吃饭的时候就看见一队反动学术权威在清华红卫兵的押着，顶着烈日到草坪上拔草。由于年岁大了，他们蹲不住只能跪下拔草，有一个叫张光斗（他们胸前都挂着牌子并写着名字，而且这个名字也挺怪，所以我记住了）的老头，偷偷在屁股下面垫一块砖头，这样就可以减轻点腰的支撑力。看押的红卫兵悄悄的走到他后面，一脚踢飞了砖头，老人摔了一个四脚朝天。我还在绘声绘色描述那个恶作剧的过程时，李伯伯悄悄的放下了筷子，刚才品尝美味佳肴的愉快心情已经荡然无存了并离开了餐桌。现在想起来，他可能认识或知道那位老专家，对那种惨无人道的恶作剧表示愤怒。后来才知道张光斗是清华水利系的教授,著名水利专家。我想，当年搞恶作剧的那些孩子们，如今也一定会为当年自己的无知行为而感到悔过、自责与不安吧？ 三、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见到的李伯伯 大约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在房山石油化工总厂设计院工作，这样回城里就少了。记得有一天，我又一次去了海阳家。进了后院，满园春色，各种不知名的花散发着沁人肺腑的芳香，不远处一位老人带着草帽，弯着腰修理花草。我想可能是园艺工人在对花草做定期维护，就径直向海阳的住房走去。“小胖子，找海阳？”老人一边拔草一边问。我惊异的发现这老头竟是李伯伯。我连忙转过身来打招呼，“李伯伯，您园艺手艺不错，这院子真漂亮。星期天也不休息？”接着我们就聊了起来。从聊天中我知道，他本来是要开会的，由于车子有毛病去修了，因此的晚走一会。我们聊的范围很广，从我干什么工作到对当前敏感政治问题的看法。和李伯伯交谈，他提的问题有的我懂，有的不懂甚至不知所云。但是老人却是饶有兴趣的听着，从不打断我的话，也不发表任何评论。时间不长，接他开会的车子就来了。他坐的还是那辆十几年前就坐的伏尔加轿车，司机换了一茬又一茬，车子和车子的主人却依然如故。我很感谢那辆旧伏尔加轿车，正是车子有了毛病，我才有了这样的几次机会。但是没有想到的是这竟是我和李伯伯最后一次见面和聊天。后来听说，从那以后他率团出访回来后就病倒了，不久就永远的离开了我们。 看了海阳写的纪念父亲百年诞辰的文章，引发此感，祈祷这位离开我们多年，我心中一直敬仰的慈祥老人在天堂一切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