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荃麟的《客人》和葛琴的《贵賓》
发布时间：2010-09-17 16:11:06
发布人：
天堂天使
邵荃麟的《客人》和葛琴的《贵賓》
邵荃麟、葛琴一家在重庆(1945年)
邵荃麟、葛琴一家在香港(1948年)
解放後葛琴修改原版《贵賓》的手迹
我的父母邵荃麟和葛琴是1926年的中共党员，卅年代的作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他们二人因早期的两篇小说──《客人》和《贵賓》，涉及到与江青有关的一段公案。
运动开始时，妈妈是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文艺黑线”参与者在北影厂受到批斗的。生性乐观的妈妈那时并不太在乎，回家後常向我讲起，造反派是怎样让他们这些当权派排着队伍，一边敲打着盆子，一边自报姓名和“罪行”，有时还笑着做样子学给我看。但她的问题很快就升级了。1968年3月她正式被隔离审查，在中央文革专案组“一办”立案，内查外调，据说是有叛徒嫌疑的重大历史问题。此後，妈妈在北影便受到严重迫害，有病不予治疗，直到弄得偏瘫失语，还要被隔离关押，谓之曰：“案情重于病情，病情服从案情”。
妈妈只是一个普通的司局级干部，怎么会在中央专案组立案？妈妈在历史上从未被捕过，怎么就成了叛徒？专案组为何在生活和病情上待她如此狠毒，非置其於死地不可？我相信真正的原因是在于我心里一直记得的一件事。
运动开始后的一段时间里，妈妈除了常在厂里受到批斗之外，还要根据“革命群众的揭发批判”大量地写“交待材料，检查认罪”。这已成为国内历届运动的常规了。
妈妈有时会被允许在家里写，每写出一些，她就把它们放到抽斗中去，为的是不叫我们看到。有一次我要找什么东西，在抽斗中无意间看到一叠这种材料，出於好奇和紧张我便拿起来看。由于没有得到妈妈的允许，属于偷看，因此我有些内疚和慌张，只是匆匆地看了一些，没有细读。记得认罪内容大致是自己写小说“攻击污蔑了江青同志，罪该万死！”一类话。这种自我责骂的空话，在那种用皮鞭和拳脚“横扫一切”的年代里，实在是很普通的事。
不过，我却记住了其中几个细节。其一，是有“黄蘋女士”的字样，其二，是妈妈在认罪的同时所作的辩解。妈妈写道，“小说里我虽然写过有人说：‘说不定她是毛主席夫人吧？’但马上就有别人驳斥他：‘吹！毛主席夫人哪会是这样的？’所以我决不是在攻击江青。”
毛泽东的第三位夫人江青在卅年代时曾是上海的一名三流影艺演员，原名叫李云鹤，艺名是“蓝蘋”。由于丑闻和绯闻不断，报纸上常有披露，她在社会上的名声并不好。后来去了延安，改名江青，于1938年11月和毛泽东结婚。此婚事当时在党内反应强烈，因事关毛的领袖地位，从总书记张闻天到新四军副军长项英、中共地下党江苏省委、以及不少知情的资深干部，如王世英、严朴等，都写信或发电报明确表示过不宜和反对。
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国共两党谈判建国，江青乘机由延安两次飞赴重庆看牙科。期间她大量接触云集在渝的各界文化人士，探询影艺故旧，招待社会名流，四处馈赠私人照片，这曾再一次轰动报界。昔日上海滩影星作为中共领袖毛主席的夫人在陪都出现，这自然引发不少议论。那时我父母也在重庆，对这些事情都有耳闻目睹。
后来据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任弼时的政治秘书师哲披露[1] ，
日本投降后，江青两次去重庆，第二次去，竟花掉中央的“特别经费”数百万法币。“特别经费”会计科科长赖祖烈找我批，我坚决不批，我说：“款项不小，等搞清楚她买了些什么，是不是应该花这个钱再说。”
待江青亲自来找师哲时，师哲回忆道：
我要她讲清楚是干什么用的？她不讲。我问她：“特别经费是干什么用的，你知道吗？为什么要在特别经费中报销？”她不回答。“特别经费”是保证地下工作用的。当时中央经费拮据，请军队支援，也没打过“特别经费”的主意，江青却提取并化掉那么大数目的“特别经费”！她找到我一开始就大吵大闹，我不能被她压过，我火气更大。后来发现毛泽东在窗外走来走去，我的气更大了！我把桌子掀翻，边币撒了一地，拂袖而去。我相信任弼时会支持我坚持原则的。
不过，由于关系错综复杂，结果和国内官场许多类似的事情一样，最后“此事不了了之。”自此，原来在政治上极受信任的师哲得罪了江青，1957年1月从京城外放到山东，后来又被关了13年铁窗。当时背后支持师哲的是中央领导任弼时，虽然任弼时于1950年10月就病逝了，如师哲回忆，
但江青对任弼时恨得要命，散布对他的不满：“哎呀，秘书长是当家作主的。弼时同志虽是好人，但暮气得很嘛，做事不爽快！”到了“文革”，任弼时的遗属──妻子、子女都受到江青一伙的残酷迫害。我当然也给自己再一次种下祸根。
解放初期的江青并不甘于寂寞，她试图在文化界，特别是电影界，建立和发展她的势力。为此，江青曾经来找过妈妈。
妈妈本来一直写小说，与电影界无关。1949年初妈妈与夏衍一起把她自己的小说《结亲》改编为电影剧本，同年由章泯导演，于南群影业公司拍成了电影《风雨江南》，这个契机使她从此进入了电影界。1949年秋来到北京后，妈妈便在《中央电影局》从事电影剧本创作。根据她的剧本，后来也拍成了故事片《女司机》和《三年》。
1950或1951年的一天，江青忽然亲临我们在东四九条的住处造访妈妈。
“那是陈波儿介绍她来的。波儿是30年代进步电影演员，主演过《桃李劫》等电影，后来去了延安。”妈妈向我解释道，“那天江青坐了小汽车来，穿着还算朴素。我们不着边际地谈了一会儿。”
此后，她们之间再没有过来往。显然，江青并没有看上妈妈，妈妈也无意与她结交。然而从此，我便知道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了。
1951年11月16日毛泽东批示同意胡乔木的建议，由江青出任中宣部电影处的处长，当时她手下只有两名干事。虽然江青在批判影片《清宫秘史》、《武训传》、以及后来在批判俞平伯关于《红楼梦研究》的问题上，均扮演过“兴风作浪”的角色，但是她那时在党内外的知名度甚低，一些中宣部的领导人并不把她放在眼里，只是逢场敷衍一下罢了，这大约使她颇为恼火。后来江青自己称病不来，那个电影处也就不存在了。
文化革命开始后，江青被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自诩为文化革命之“旗手”；此后权势如日方中，“炙手可热”，且处处以伟大领袖的夫人自居，骄横不可一世。同时，她对知其根底的文化界人士又尤其恨之入骨。为了尽其可能消除流散于社会上关于她历史的所谓“黑材料”(包括旧报刊、杂志、照片、私人通信等)，江青假叶群之手，于1966年10月派出军人冒充红卫兵去上海对郑君里、赵丹、童芷苓、陈鲤庭、顾而己等五位文化名人抄家、隔离。一些对其丑史了解的知情人，像郑君里、孙维世、王瑩、徐来等艺术家，在文革中均被江青指使抓捕入狱，迫害至死。就是连当年在上海接济和帮助过她的保姆秦桂贞这样文化不高的人，她也不放过，以至无辜的秦竟也与“政治重犯”一起被关入秦城大狱达七年之久。然而，江青这些“睚眦必报”，甚至於“恩将仇报”，的黑心丑事，于文革后期已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尽为世人所知。
“四人帮”倒台之后，1977年夏我去看望著名的卅年代老作家唐弢，向他提起妈妈写的《黄蘋女士》这篇给她带来无数迫害的小说，讲了我所记得的检查中关于“毛主席夫人”对话的一些细节。胖胖的唐弢凝视我片刻，用和妈妈相似的江苏口音慢慢地说：“哦？我倒不记得你妈妈有过这样一篇小说。不过，让我来找找看。”他随手从书架上抽出几本葛琴的小说集，好像是她的《窑厂》、《磨坊》、《犯》、《结親》、《一个被迫害的女人》、和《总退却》等。我对他还保存有这些业已发黄的原版书甚感惊奇。唐弢老先生非常耐心地一边翻阅，一边沉思，好象是在作学问一般。忽然，他笑了起来，说“啊！是在这里了。”他说着便指给我看。那是收在小说集《结親》[2]里的一篇叫做《贵賓》的小说，那里果然有我记得的对话情节。接着唐弢又仔细地将小说读了一遍，然后抬起头，笑着对我讲，“写得倒是蛮像江青的，尤其是在路旁‘颐指气使’地要人服侍吃药那一段；又故作谦虚地自我介绍说‘我是一个平凡的老百姓。’一类的话；还有对区长指控汽车司机要谋害她，说什么‘我把司机交给你，绝对不许他离开此地，你得审问他，他玩忽职务，有什么企图没有？要他老实承认，不然的话──’，完全是一付文革中她那种‘小题大作’、‘无理取闹’、‘专横跋扈’、歇斯底里的样子！”事实上，据“四人帮”倒台之后的揭发，江青身边的护士、工作人员、甚至许多与她打过交道的老干部都有过类似的经验和感受。
不过，这篇小说女主人公的名字并不是“黄蘋”，而是“陆锦霞”。那么“黄蘋女士”又是谁呢？我深信不疑我在妈妈的“检查交待”中看到过这个小说中人物的名字。唐弢老先生也相信我，于是又继续查找妈妈的作品，结果没有找到。但他并不放弃，“会不会是你爸爸写的呢？”他自言自语地说着，一边又从书架上抽出几本荃麟的小说集，同样也是那种抗战前后印行的业已发黄的册子。老先生专心致志地翻看着，不久便又笑了起来，说“找到了！”原来那是一篇叫做《客人》的短篇小说，收在荃麟的小说集《英雄》[3]中。
《客人》是爸爸在1939年8月发表于《改进》杂志(第1卷第9，10期)的一个短篇。那是讽刺一位从都市来的叫做“黄蘋”的著名女士，到地处抗日战区的乡下，进行所谓“采访调查”的经历。她的自高自大、自我中心、夸夸其谈的作风与基层人员及贫苦乡民处处“格格不入”，充其量实在只不过是革命队伍中的一位“客人”。大凡经过文革运动的人，从“黄蘋”身上不难看到“蓝蘋”(江青)的影子；二者“指手画脚”，“自命不凡”的形象，如此“惟妙惟肖”，令人忍俊。
然而，平心而论，爸爸在1939年写作时决不可能是针对卅年后的江青。至于取什么名字不好，为什么偏偏“鬼使神差”地犯了江青有“难言之隐”的忌讳，倒是值得思考一下。
爸妈从二十年代起一直在江浙一带从事革命和文艺活动，他们对于上海文化影艺界的人和事是了解的。1938年10月到1940年5月爸爸曾任中共东南局文委书记，他人虽在浙江金华，但与皖南涇县的新四军总部常有请示汇报等工作上的来往。项英时任中共东南局书记，因此，不能排除爸爸知道毛江联姻的事情、甚至支持项英等党内反对意见的可能。但这是否就是他给小说的讽刺对象取名“黄蘋”的背景原因，抑或那只是巧合，现已难以确定了。不过，这其实无关紧要。重要的是，项英当年敢于发电报“直谏”，是代表了党内一批人的忧虑，他们了解“蓝蘋”的历史和为人，反对这场联姻是为了保护党的事业。虽然后来的事实表明，他们的政治敏感不幸被言中，但是这一行动却说明当时党内的生活还算是民主和正常，不像是后来那样，有些话不能讲、不敢讲，只要是批评反对某一个人或一件事，就能被定为反党、反革命分子，以“欺君”之名治罪──统称“恶毒攻击”罪。
妈妈葛琴是一个卅年代参加过“左联”的老作家，自1961年起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担任艺术副厂长，这样的人在文革中自然是“首当其冲”的冲击对象。事实上，这种愚昧落后的封建主义文化、帝王专制观念，在长期以小农经济为主的社会里颇有市场，特别是以“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名义，它们很容易变相地为大众普遍接受；而在文化大革命中“个人崇拜”则更是被鼓吹、发挥到了极致。其时，全国上下一片“无限忠于红太阳”的狂热，到处都是“誓死捍卫”和“砸烂狗头”之怒吼；“捕风捉影”、“草木皆兵”成了风气，“文字狱”、“可恶罪”自然十分盛行。文革中所谓“搞专案”就是要把你的祖宗八代都查个遍，凡你说过和写过的只言片语都要拿来仔细地推考联想一番。像是《水浒》中从屏风后闪出个通判黄文炳，来解读宋江的反诗一样，这个“黄蘋”的名字肯定是触动了某些“趋炎附势”者的神经，于是也成了“攻击污蔑江青同志”的重大罪证而被上报邀功。看来，妈妈的《贵賓》是被逮个正着，接着又“顺藤摸瓜”，来抓爸爸的《客人》。这就是为什么在妈妈的交待检查中要回答“造反派”关于“黄蘋女士”的问题。可以想象，爸爸也是一定要被迫交待从《客人》到《贵賓》这样“夫唱妇随”的“反党罪行”了。难怪爸爸被隔离之后，“仅从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到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一个月，就对他进行了三十一次法西斯式的审讯。”[4]
值得回味的是，六十年代初江青常常密访上海，与柯庆施、张春桥一伙勾搭，准备在文艺界发难。据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陈丕显回忆[5]，市委“为了替她的行踪保密，根据当时的保卫制度，负责接待和警卫的同志一般都称她为‘女客人’。”多疑善嫉的江青文革时在中央专案组主管“文艺专案”，我们不难想象，当她得知《客人》和《贵賓》这两篇讽刺小说有“影射”她的嫌疑之後，爸爸和妈妈双双被诬陷为“叛徒”，最终一死一残的悲惨命运，已是完全不可避免的事了。
《贵賓》是1949年1月1日发表在香港的《小说》月刊2卷1期上。这篇小说实际上是由主编茅盾促成的，在一次编委会上，茅盾提议写幻想小说，想象全国解放之后，人们会有怎样的变化。在中国社会即将发生深刻变革的时代，蒋家王朝的覆灭已是“势不可当”、“指日可待”的事，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的确，在一个社会中，生活总有一定的次序，人们也有着各得其所的位置。但是，当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时候，特别是政权的更替，这种固有的社会关系就会被打乱了。社会分配关系和人们的政治经济地位的剧烈变化，会带来意识形态上的尖锐冲突，这是历史的必然，因而也是可以被预见的现象。
文学上“典型”的创造是一个抽象和具体化的过程，因此，文学不仅可以正确地反映现实，它也具有预见未来的功能。爸爸妈妈在旧时代辗转了大半个中国，接触和了解了各式各样的人物，颇有些阅历和经验。从爸爸的《客人》“黄蘋女士”到妈妈的《贵賓》“陆锦霞会长”，都是作者对社会上常见的一些类似人物所作的概括和集中。我们知道，一个成功的“典型”往往会引来无数的“对号入座”：这句话是在影射某人，那句话又是在暗示什么，以及对人物的身份或原型作各种猜测和联想，等等。但是我认为，作品的原意却是要强调，即使是革命队伍里的成员也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尽管也参加过一些革命工作，也有了相当的地位和身份，但他们旧有的思想作风总是同新时代、同人民群众“格格不入”。以文学的方式对这样的人作些讽刺批评，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小说《贵賓》有着一个醒目的副标题：“在来年人民自己的国度里，还会有这样的人吗？”，就是要人们警惕这样一种高踞于人民头上的人物，他们“没吃过苦”，“白享革命的福啊！”
历史像是“大江东去”浪淘沙。江青在文革中的兴亡证明她实际上就是这一类人物的典型，人们从她的过去是不难想像她日后的行为。我相信茅盾和《小说》月刊的编辑们，包括楼适夷、巴人、叶以群、孟超、蒋牧良和周而复等人，是看过这篇小说稿子，并同意刊登的。那时国统区的作家们并没有後来那么多的顾忌。如果说，《客人》攻击江青还有些“牵强附会”，那么《贵賓》则实在难脱干系。不过历史证明，父母并没有看错江青这一类人的为人本性。从抗战後的重庆到解放前的香港，当时进步的文化界私下对江青究竟如何议论？母亲为何会有如此大胆尖锐的影射之作？因同时代人多已作古，已很难得知了。我们现在所能说的只是，我的父母的确写过这样两篇小说，也的确因此在“文化革命”中被认为是“恶毒攻击江青”而受到了残酷的迫害。
199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了妈妈的短篇小说集，其中收集了包括《贵宾》在内的十二篇旧作，由老作家骆宾基作序。该集并附有鲁迅1933年底为她的第一个小说集《总退却》所作的序言、茅盾1937年对妈妈小说所作的评论文章：《<窑场>及其他》，以及妈妈自己于1948年写的《我怎样写起小说来的》一文。这些资料对于研究卅年代的文学和作家无疑是有价值的。当时文革结束不久，由于作者的上述遭遇，小说集便以《贵宾》[6]题名。
2007年当我回忆这些历史时，又找出这本集子，重读《贵宾》这一篇。使我吃惊的是，我竟找不到关于“毛主席夫人”的那些对话，而我明明记得唐弢的确指给我看过的。这使我一度陷入混乱，难道那都是梦境？是我的杜撰不成？
幸好，1995年我在哈佛大学的《燕京图书馆》里曾查到收藏有我父母的一些原版小说集，也做了些复印件，其中便有葛琴的《结親》，那是1949年7月由上海《群益出版社》印行的。我在里面找到了《贵賓》一文，末尾标明它是1948年12月稿，其内容与我的记忆一致。
对比这两个版本的《贵賓》，我发现它们在文字上有相当的出入，所有敏感的字句都被删改了，但小说基本内容未变。最近从家姐处得知，全国解放后母亲自己对《贵賓》一文用毛笔作过仔细的修改，可能是准备出版集子用。我不清楚这是那一年的事，但可以想象当时国内的政治气氛与1948年的香港已是截然不同了，这样的“直言不讳”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因此母亲必须把“冒犯”之处改掉才可能出版。这正如战争年代的师哲在报销问题上敢于发火，“仗义执言”直接顶撞江青，而解放后就不大可能这样做了。不过，据我所知，解放后母亲就没有再出版过旧作，此事一定是搁下了。199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贵宾》时是根据这份改稿来排印的。据我猜想，当时很可能还是顾忌领袖声望的缘故，没有敢取用“更大胆的”原版。
这些都是过往烟云了。既然文革中我的双亲是为这原版《贵賓》以及《客人》吃尽了苦头，我想，还是把它们都收入《追忆与思考──纪念我的父母荃麟和葛琴》一书的附录里为好[注]，以便恢复历史的真实，虽然它们并不是葛琴和荃麟很有代表性的短篇小说。
[注]读者也可以在邵荃麟和葛琴的纪念网页：http://www.azcolabs.com/主页中的《附录内容》一栏中找到这两篇原版小说。
2009年9月修订
本文经作者同意转引自首发网页 http://www.azcolabs.com/
[1]师哲，《毛泽东的翻译师哲眼中的高层人物》，人民出版社，北京， 2005年10月第1版， 269 ─ 270页
[2]葛琴，《结親》，群益出版社，上海，1949年7月
[3]荃麟，《英雄》，文化供应社，桂林，1942年8月
[4]邵小琴，《战斗者的一生》，载《人民日报》，1979年8月29日
[5]陈丕显，《陈丕显回忆录 ── 在“一月风暴”的中心》，上海人民出版 社，上海，2005年，第1页
[6]葛琴，《贵宾》，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90年12月第1版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