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

家父生于一九二三年，名以达，字道五。据说是他二外祖父彭凤舞引《中庸》‘天下之达道五’起的名字。父亲上面有三个姐姐，曾还有个哥哥，因生得娇贵认后街刘姓为干娘。刘字谐音‘留’，但也没留住，一岁多就夭折了。可想而知，父亲更娇贵，所以起乳名‘石妮’。希望能像石头一样结实，健康成长。但这个名字只有我祖母叫，别人是不叫的。青年时期长辈都叫他的学名张以达，后来从临沂回家，人们都叫他道五，以字行。

一九二五年叔父出生，他们昆仲二兄弟得到全家人无微不至的呵护。少年时期出则同行，归则结伴，形影不离，当年曾是哥俩好的典范。当时家里有文化的人很多，父亲昆仲从幼年就跟着他们认字，并学点启蒙的读物。

    二三十年代，滕县一带风行青红帮组织，俗称‘三番子’。当时兵荒马乱，土匪横行。青红帮不论商旅官员，匪盗贫民，囊括社会各阶层人物参加。上户主村也有几人入帮。老祖母为了父亲将来在社会上有所保护，就托人拜当地商界名人赵殿申为师父。不多时就在家中香油坊，设立香堂，摆供上香，举行入帮大典。聆听帮训，宣读并承诺传统而统一的誓言，然后拜会师父和师兄师弟。按帮规父亲排为二十二辈。是年父亲八岁。

 一九三二年。父亲九岁，家中请来了下户主村范友瑞为师，在家中办了私塾学，同叔父正式上了学。还有村里冯振祥的弟弟冯振铎、张尚朴三夫人的弟弟赵文德、冯振启的弟弟冯振太[小名二柱]陪学。祖母思想较为开放，充许三姑同师读书。虽在学屋里受些约束，但有了两个外面陪读的同学，还是感到很热闹，避过老师照样玩耍。范友瑞老先生的文化功底并不那么深，当时，张丙焯在济南育英中学毕业在家，时常路过学屋，听老师把四书上的字音都教错了。大概因此，第二年就撤了学馆，兄弟二人去城里书院学校上学。

                                                                             县城读书

书院小学在县城，是一所高级小学新学堂。所学课目与现在差不多，只不过课文意义不同罢了。书院在当时是设施齐全，师资又高的完全小学校。他们在这里的很多同学，后来都成了好朋友。祖母给他们租西门里王家祠堂的房子住宿。院子很大，空房亦多，书院学校的美术老师韩涛也住在这院里。韩老师绘画造诣很高，父亲常说起这位老师的画，甚是赞赏。前几年，我到滕州博物馆，还见到一幅韩老师的画，名“风轻雨细燕子斜”，笔、墨、意境都好，给人印象很深。韩老师的叔父是滕县县丞，他随叔来滕，后来他叔又调到胶东某县任职，不久死在任上。临终安排他还是回到滕县去，因在滕县住的时间较长，人缘好些。于是，他回滕就谋了教员这个差事。他也算是个公子哥儿出身，一下沦落如此，生活是够艰苦。但是，仍是大家出身的脾气。他画得好，有钱的人想买他的画，他却推三阻四不给画。但有个同学用纸浆做了个笔筒，他一看高兴，于是要了去，在周围画了很精致的画，那同学时常摆在课桌上视为拱壁。韩老师有个女儿叫韩秀如，同我大姑岁数差不多，大姑常来城里看望两个弟弟，与韩秀如交往遂多，便成为朋友。后来韩秀如嫁给滕县有名才子倪传九，当时为滕县轰动一时的朗才女貌，喜结连理的典范。四八年倪传九随军去了台湾，在台曾任国府总统高级参政。夫妇海陆相隔几十年，直到二000年，韩秀如已苍颜白发才去台湾与倪相会。

 后来，父亲及叔父又到北大洋楼美国传教士办的宏道学院中学部学习。在这期间，学生还发起了一次保护文物的‘保碑风潮’。起因是滕地发现了一方汉碑，上面刻着一幅冶炼图，图上有人在砸矿石，有人拉风箱，炉子冒着滚滚浓烟，一人使劲拿着长把大勺向模具内倒铁汁。人物栩栩如生，一片繁忙景象。此碑有文物价值，亦有考古价值，所以外国人想把碑石运走。当时，已装上火车，不巧被学生发现。几个青年人攘臂一呼，各路学生蜂拥而至，在火车站把车拦住，将碑石运回。这方石碑的图画后来范文澜引用发表在他的名著《中国通史》里面。经过这次风潮，父亲昆仲初步认识到什么是优秀民族文化，受教颇深，影响终生。

                                                                      回家遇到鬼子兵

父亲学生时代的后期，正是日本占领期间，青年人总有山河破碎，人沦为奴的感觉。当时县城的大街路口及热闹场所，都有日本兵站岗，甚是威武。中国人路过都得鞠躬哈腰方准通过。他们年青人总是不服，常是趁人多浑过去，不愿鞠那个躬。有一次叔父被发现，日本兵咦哩哇啦的把他拉住训斥了一顿。日本人对中国下层民众就是以体罚为主，一些大不了的事打一顿完事，这种法西斯手段也严重伤害了青年们的自尊心。

 前大庙村是父亲的外祖家，三个舅父都是当时的名人，奋斗在抗日前线。三个舅母在家，家里有酒馆、油坊，经济很好。当时，有几个表兄表弟在城里上学，是他们的同学。兄弟们时常在一起说说笑笑共同学习，共同出游，非常开心。他们常同表兄弟一起去大庙村，舅母们很好 ，常做些好吃的等着他们。有时他们还去烧坊里要酒喝，喝得面红耳热，呼三喝四，心旷神怡，不亦乐乎。

有时，也回上户主家中，因怕日本人来此骚扰，还不如去大庙舅母家次数多.。如有一次父亲回上户主村，刚到家中，就听街上有人喊：“鬼子来啦！”父亲撒腿就向外跑，刚到门口，只听“嘿”的一声，两把明晃晃的刺刀横在胸前。父亲吓得一楞，这时一个日本兵在他身上搜索。没有搜出什么东西，回身向另一个端刺刀的日本兵笑了笑，一边用手比划，一边嘴里呜呜啦啦的咕噜。父亲不懂，他俩拥着他回家去。见院里有个水罐，便提在手里。又在院里找了根绳，就把他拉出大门向东走，不远到一口井前。日本兵叫他站到井口边向井里看，又叫他用水罐提水喝。一开始很害怕，然后明白：日本人叫他到井边向里看，是怕井里有人打枪。又怕水里有毒，所以叫他喝水。于是，依次类推，把全村的井水都嚐了一遍，喝得他肚子“咣铛，咣铛”响。后来，就把他带到前街张玉藻家客厅里。有个日本军官模样的人对他咕噜了一阵，翻译官说：“皇军问你，你们村长哪里去了？”父亲回来时曾见村长去东郭，答道：“赶集去了。”日本人又嘟哝一大阵子，翻译官又说：“你去把村长叫回来，如果到上午不回来，就把你们村里人杀光，还要烧了你们村的房屋！”然后，日本军官在身上摸了半天，掏出来一个纸烟盒，翻译赶紧递上铅笔。日本军官拆开烟盒，在烟盒纸的背面写了两行满是勾勾的字，然后递给翻译。翻译说：“你拿着这封信，如有皇军拦你，你就给看看。”父亲听罢，接信后抬腿就走。急急忙忙出了南门。门外有块瓜地，几个日本兵正在地里找瓜吃。忽然，疯狗似的窜到父亲跟前，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围了一圈。父亲这一惊不小！把日本人写的烟盒纸忘了个干净。又是一个日本兵在他身上搜索，后来搜到他手里，取过烟盒纸，看后哈哈大笑。又对其它日本兵看了看说：“开路！开路！”。于是他一蹓烟跑到东郭，遇到村里人说明情况，共同找到村长，村长张玉琴一听很着急，又共同找了几个村里老年人商量了一下，大家同时叫村长赶快回村去应付，村里安全要紧！村长急忙回村里去。父亲就此返回学校。后来，听说日本人要在村里吃饭，大概是怕中国人放毒，不要猪肉，要一口活猪和十几只鸡。日本人把活猪杀后就连毛带皮剝了，鸡也是如此。当时，中国人都是热水退毛，小日本剝猪、剥鸡，有异国人，引起我村人好长时间的议论。我在少年时代一些老年人还常提起这事。

                                                             为公粮当人质

还有一次，放暑假期间，日燥蝉呜，天气酷热。叔父想起在学校听同学们说：把盐洗净，然后在水里溶化饱和后，放在太阳底下晒干。用此盐巴刷牙，即能洁白牙齿，又能杀口腔中的细菌。他如法炮制，将盐溶化后到东楼上去晒。碰巧，孔昭同属下区公所的人，来上户主村找村长张玉琴要公粮。村长不在家，几个人大呼小叫嚷个不停。忽然，见在楼上晒盐的叔父穿戴不穷，翻墙过来，呲牙咧嘴地乱吓唬。家中没有大人，就把父亲带走。祖母闻知大惊，赶紧去见叔公公张玉琴村长。村长说：“现在青黄不接，没法向村中的父老乡亲要粮食。”祖母就投亲告友借粮，替村中交公粮赎人。此时，正是缺粮的时候，几家大户都表示为难。祖母无法，虽自家的高粮还不成熟，当天下午就找人砍高粮以充急用。当时，父亲被带到北边石羊山村，还有几个村因没交足公粮被捉来的人，他们被关压在一起。真巧，看守他们的是给党山村马光汉看过家的陆荣祥。他也参加‘青红帮’，曾经同父亲见过面，他对父亲照顾特好。那时，有枪便是草头王，各种派别的游击队互相攻击，抢占地盘，打日本人没本事，欺侮老百姓一伙比一伙历害。父亲被捉到石羊山第四天早晨，不知是那一部分的人打来，枪声非常激烈，区公所的人自知不抵，就慌慌张张地逃跑了。陆荣祥给他们示意赶紧走。于是，父亲同西岭头村的村长一起向西跑去。绕道穿过安上村，跑到一座满是大石头的山上。西岭头村长气喘吁吁地说：“我实在跑不动了！”二人在一块石头后面停下休息。那人拿出旱烟锅吸了几锅烟，就递给父亲：“来吸一袋！”父亲笑笑：“我不会吸烟！”“来吧，吸两口压压惊！”。父亲接过烟锅，刚要吸，发现对面山上有几个人正朝这方向走来。二人大吃一惊，抬腿就跑，慌乱之中跑散了。正午时分，父亲拿着那人的烟锅回到家里。全家人非常高兴，问长问短。父亲岁数尚小，对这几天的经过觉得也没什么，倒觉得有趣，只是笑而不答。但家中地里高粮都已砍完，那年高粮米晒得特别稗。

                                                           去国民党后防求学

日本人又办了一所滕县中学，并要求各学校开日语课程，这种消磨民族意识的做法，更使一些青年增强了逆反情绪。父亲昆仲与同学们商量，决定去国民党后方求学。于是，将想法告知祖母。祖母一听，开始不同意。经多方解释，她也觉得在这沦陷区，受日本人各方面的影响没有好处,，便同意了他们的想法.。一九四三年古历正月十五日，同大庙村彭良、彭恕及几个表兄弟等在彭志操的带领下，向国民党后方安徽进发。说起来不足千里，却是走了两个半月。当时两腿赶路，而且有无数日本鬼子的封锁线，到处是挖的交通沟。他们时刻要躲避日本鬼子和汗奸队的巡逻队，多数是夜间行走，有时还得求得当地抗日武装力量的护送。情况不好，一住就是几天。历尽千辛万苦，饥寒劳热，终于在三月底到达安徽省阜阳县。当时，这里称为国民党大后方，也叫国统区。看到的满是穿黄军装的国军士兵，有的步行，有的骑马，有的乘车，来来往往紧张有序，歌声嘹亮，此起彼伏。大概是环境的改变，很感生气盎然。使青年们精神焕发，为之一振。他们找到李仙洲为招集沦陷区逃亡的学生，而资助的国立二十二中学，称为‘成城中学’，这类学校当时叫‘流亡中学’。大门两边写着：“培养国家元气，拯救沦陷青年”，横楣“成城中学”。当时国民政府只剩半壁山河，抗日前线需要大量的物资支援，可想经济紧张之极。然而，学校仍是三包：包吃、包穿、包住，吃得虽说不好，但能维持生计，使学生无后顾之忧。父亲几人急忙去报到处报名，报名的人太多，人头攒动，拥挤不堪。在另一处还围着很多人，是李仙洲办的军官大队，正在动员青年学生报名参加。一连几天，在成城中学报不上名，对军官大队又不能冒然识可。父亲跑到阜阳城内太平旅社，找老亲马光泰求教。马光泰是马光汉的三弟，当时是山东保安十四旅第三团，派驻阜阳办事处负责人之一。父亲把情况向他作了介绍，马广泰认为远离家乡不容易，既来之，则安之，你们可用保安十四旅周同旅长的推荐信，到第五战区办的‘鲁豫苏皖军事干部训练团’学习。这同‘庐山军事干部训练团’及其它军校同一系统，前途较好。父亲称马广泰为表叔，异乡穷途，有这样一位成熟的长辈，而又这样热心出谋定策，只有满腹的感激之情，于是马上答应。父亲回去同众人一商量，大家都乐于去那里学习。学习军事，将来能够报效国家，抗战杀敌，岂不痛哉！

                                                         鲁苏豫皖军事干部训练团

他们几位一起去太平旅社，住了几天，马广泰交给他们保安十四旅旅长周同亲签的推荐信。于阴历四月中旬，大家动身前往皖北临泉县学习军事。一路西行，炎阳当空，热风拂面，酷气灸人。老百姓都忙着收割小麦，如果没有频繁的大兵往来，倒是一片太平景象， 真所谓国统区大后方。 鲁苏豫皖军事干部训练团设在临泉县城南关外。学员大部分是由鲁苏豫皖数省军方调来的一些基层干部，一切军事化编制。训练团组织形式和军校同样，有教育处、教导处、教官处、政训处、通讯处及各种军教组织。蒋介石为训练团团长，学员一律称蒋为校长，并不叫团长。汤恩伯为训练团副团长，大家称汤司令官。谭玉林负责训练团整个事务。父亲和彭良分配在第一大队第一中队第二分区第四小队。区队长是汪其中，副区队长富正超。汪其中的湖北话，大部分都听不懂，需河南人富正超来解释。所学课程有‘步兵操典’、 ‘射击教范’、‘夜间行军’等课目。有时在大操场上做实弹射击。教官示范和指导各种射击姿式，是军人所具有的基本功，大家练得很认真。有时不论白天黑夜，背上军人行军的全部用品，在田野路上跑步急行，直把人累得气喘吁吁，难以支持。但多数学员的信念是抗日救亡，咬牙坚持。政治课本是《三民主义括要》，就是筛选的三民主义主要语句，一种通俗读本。有时也发动学生讨论时局问题，如：你对‘新民民主义’的认识。大家都不懂得是什么，还以为是汪精卫成立的伪组织‘新民会’，于是口诛笔伐，大骂卖国贼汉奸汪精卫，讨论非常热烈。后来，政教处教官周达五解释：《新民主主义论》是延安共产党的头子毛泽东写的一篇文章。大家目瞪口呆，如坠五里雾中，怎么讨论起共产党了，大惑而不解，但也感到新鲜。

有时国民三十一集团军司令官，鲁苏豫皖行政区最高长官汤恩伯，及他的副手沈志也来校演讲。汤讲的主要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要效忠党国，效忠领袖等语。沈志则大讲汤司令官所著《步兵中队[连]教练之研究》一书的要领及学习方法，并说此书曾得到校长蒋委员长的赞赏和褒奖。要求各位同仁认真学习，克苦钻研，定会受益终生。当时，此书为教学必修课。

在训练团集体加入三民主主义青年团。事先周达五向学员讲解了三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总旨、目标、任务，同一些学员个别谈话，以便达到宣传鼓动作用。五月下旬一天，忽然吹起集合号，大家都到操场集合。由各区队负责人带领进入中山堂。中山堂也称大礼堂，正中掛着孙中山先生的巨幅画像，两边写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总理遗嘱摘语。大家庄严肃立，举手宣誓，集体履行了入团形式。后来，并没交过团费，也没做过什么团活动，一般人留下的记忆只是和平常一样的一个会议。文革时期，很多人为此成了被反复追查的罪人。

学员大都是有文化的知识青年，清高而又单纯。晚饭过后，伙同几个知己同年，徜徉在校院内，高谈阔论，云天海地，指点山河，褒贬卿相。有时争论得心动神飞，面红耳热，兴致勃勃，各抒自见。真是一批热血青年。

学习和训练非常紧张，纪律非常严明，学员不准请假外出。当时是非常时期，各类学校学期都很短。特别军事方面，前线急需用人，所以更短。古历七月底，他们就毕业了。毕业典礼非常隆重，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亲自主持并讲话。他是广西人，口音不好懂，所讲大意也就是要求学生，到前线奋勇杀敌，抗战到底，矢忠矢勇，报效国家。然后，学生列队受阅，方队齐整，步伐一致，个个昂头阔步，意气风发。随后，是所驻四十八军仪仗队参加阅兵式。先是步兵方队，后是炮兵，呼声震天，气势恢弘。给人一种勇气和信心。再后是汤恩伯亲自向学员颁发了结业证书。典礼在当时的国歌‘青天白日满地红’声中结束。

毕业后不久，接通讯处通知，把他们七人组成一个通讯小组。成员有他们昆仲二兄弟及王化民、邵剑泉、刘国钧、彭良、高观海。选举叔父为通讯小组组长。按当时对通讯小组的说法：大家分离各方，能及时联系，互通讯息，并且由通讯处还能解决工作、再修及工作中不满意时调动等好处。但自毕业后谁也没有通过信，更没有向通讯处要求过什么，通讯小组成为虚设。

父亲等人是持山东保安十四旅旅长周同的推荐信来学习的，毕业后，受分配限制，仍回原单位工作。他们离开临泉县，回到阜阳县城太平旅社，见到马广泰，马甚为高兴，按排他们的食宿，并好言相慰：有机会立即送他们回山东。

闲住无事，他们曾到当地同学高观海、邵剑泉家里玩。高观海是阜阳城南，大黄田集人，家是做生意的。大黄田集有东西大街，路北是他家的门市，人来人往，买卖还是可以。后来又到大黄田集西南邵家庄邵剑泉家。他们的家人都非常热情，问长问短，待之如宾。自己远离家乡，来到他们家里感到无比的温暖和亲切。直到几十年后，父亲与我谈起他们当年的友谊，还是非常怀念和留恋。

                                                                             马部

未久，微山湖西岸，地方武装头子冯子固部下来领军火武器。由马光泰联系，答应将他们护送回山东保安十四旅周同驻地。八月上旬，他们同几十号武装人员，和一些车夫、担夫迤逦动身。虽说仍要穿过层层封锁线，但觉得比来皖北时要安全的多，而生活也有了保障。大概和地方都有联系，遇到交通沟，就有人送几米长的木板横在沟上等着。木板很窄，他们颤悠悠地急跑而过，从没听说谁掉下去。但在过陇海铁路时，与敌军遭遇。大概这都是久经战场的老兵，仗打得很勇敢，也有经验。日伪军人多势众，将他们死死粘住，幸亏当地抗日武装支援，才冲了出去。如有时遇到汉奸队，没有日本人，就花点钱买路了事。队伍里还有一位名叫张宜思的军人，他背着一部电台，大家都都没见过，很稀罕，都叫他通通话，但他始终没有演试一下。一路吃力地背着，大概是责任，怕人弄坏了，不要别人帮忙。

九月初，他们到了鱼台县人和村，当时是十四旅第三团马光汉部的驻地。马是党山村人，我玉字辈四老姑奶奶丈夫的亲侄，毕业于北京朝阳大学法学专业。自抗战初期就组军抗日，人称为马部。因是知识份子出身，他部下军纪很好，当时民谣：“跟着马广汉，穿着裤子露着蛋。”其军风军纪可窥一斑。马对来自军校的三个小青年非常看重，热烈欢迎，在那经济特别困难的条件下，曾设宴招待他们。并令军需林克勤发给每人二百元当时的流通币。几天后，由马广汉呈文旅部，旅长周同批准：父亲为伙科上尉军需；叔父为第三连中尉副连长；彭良为第二连中尉副连长。委任令一下，各个都能为抗倭保国贡献力量感到高兴。

当时在安徽回来时还有一位军官叫万重宝，在阜阳太平旅社大家都曾见过他，但没有一块来，大概是坐火车途经徐州到这里。万氏是上峰派来的副团长，职务仅次于马广汉。

没有几天，父亲奉马广光汉命令，同连长傅传德带队去邹县西，帮助军需主任黄翼云征收公粮。当时兵荒马乱，老百姓无法把地种好。此地虽说是马团防区，但这一派那一帮凡是拿枪的都来要粮，甚至于来抢，老百姓虽有爱国之心，实是难以应付。面对乡亲无奈的面孔，父亲心中有说不出的味道。与先前在学校向往的立马横刀，撕杀疆场相悖，真是感慨系之。后来和黄翼云商量，做管理会计及保管员的工作，并协助筹办军火武器。总会计是城西柳泉庄的司汉章。军需处人员很多，他们相处得很好。

马团在抗日期间，比其它的地方武装组织好得多，不光军风军纪好，而且敢同日本鬼子碰碰硬。他们都是夜间行动，临明走到某村就把村子封锁起来睡觉，很少在白天活动。部队说走就走，飘乎不定，当兵的一般不知要到那里去。同日伪军接触是常有的事，有时被日本鬼子围住，能战则战，不能战则撤，非常灵活。但也有撤不走的时候，如有一次到邹县西故县村，部队走了一整夜，真是人困马乏。刚睡定，忽听站岗的打枪。士兵都警觉起来，连、排长集合自己的队伍到街口听从命令。马光汉简明扼要的讲了几句话，即作防守部署。受命的战士立刻进入阵地。日本鬼子和汉奸队约有四五百人，团团将村包围起来，气势凶凶，好象是有目标而来。这一仗直打了一天，战士勇敢应战，有的瞄着准，口中还嘟嘟囊囊地骂，对日本鬼子有着无比的蔑视和仇恨。马光汉提着手枪在村里督战，显得非常沉着冷静，有时同士兵说两句鼓历和安慰的话，是一位很有素质的指挥官。

马光汉爱待属下，视若兄弟。一次，连续转移，人人累得精疲力尽。有个外围站岗的士兵不由得睡着了，不知什么人把他的枪偷走。这人实在老实，跑回来说明情况。万重宝副团长一听，声色具励，要按‘人在枪在，枪亡人亡’的规定，从严处之，罪在枪毙！马却认为，此人明知枪丢了，他在外围站岗，如是逃跑，还枪毙谁？但他回来了，足证此人胸怀忠诚，可从重处罚，但不该死。二人相持不下，马光汉骑马跑到村外场里，坐在碌碡上生气。稍时，一警卫来报告：丢枪的已被枪决！马听后乎地站起：“这个兄弟真实诚，如是跑了，也挨不了这一枪！”说着跳上马，疾驰而去，手枪也忘在了碌碡上。但是，对扰民害民之人，从不纵容姑息。一次在湖西某村驻防，走后，按常规派了几个人调查访问，看是否士兵归还所借之物，所铺柴草是否打扫干净等。这时有个老太太向他们哭诉：有个当官的强奸了她儿媳。调查人员一听，事关非常，立即向马报告，马得知非常气愤。火速查出在老太太家中住宿的是一个排长，马立即派人带这个排长去指证。经老太太和儿媳及全家人确认，其排长也供认无讹，当场将其处决。

 马光汉与八路军相处的还好，从来没有什么摩擦。曾有一天，马团住得离八路军驻地不远。一大早，日伪军把八路驻扎的村子包围起来，直打了一天。下午，马光汉命令一个连去支援。日伪军见有外援打来，慌忙撤退，八路得到解围。第二天八路军派人送来一封感谢信，赞扬友军互相支援的爱国精神。

东院的张丙昭三老爷也在马部。一天，他和父亲外出喝了点酒，醉意蒙茏的往回走。路过八路军的岗楼，站岗的见有两人走来，不知是干什么的，接着又上来几个士兵。丙昭老爷一看，醉劲来了：“还把老子当汉奸啦！”说着掏出枪来，就向八路军的岗楼连发数枪。父亲赶紧拉他就跑，八路放了几枪也没追赶。当天下午，八路军团部就派人来交涉，指责马部有人用不友好的行动破坏抗战。马光汉非常生气，把丙昭老爷关了几天禁闭。丙昭老爷酒醒后也很后悔，父亲每天给他送些好吃好喝的来安慰他。总之马光汉对共产党的军队没有过敌对行动，比其它国民党地方部队的做法要好得多。在很多军事行动中能够达成共识。 

叔父身为中尉连副，时常带部队出发，经常与敌遭遇接火，但规模都不大。有一次，他带一部分人单独行动，途中遇到日军。他观察日军不多，就命令战士分开找有利地形隐蔽，准备伏击。鬼子进入伏击圈，他们一阵猛打，鬼子立即还击。没想日军越来越多，火力越来越猛，机枪也开始扫射。他们的老套筒和汉阳造根本不是对手。叔父一看情况紧急，立刻命令边打边退，敌人不了解前面情况，也没敢追击。所幸部队无一人伤亡。

时近一年，父亲昆仲二人一去无消息，祖母在家非常怀念和掛心，整日都念“弥陀佛”。一天，接他们来信，知道在微山湖西人和村，她不顾路途遥远，和战乱时期会发生想不到的危险，急忙前去寻找。经两日颠簸，祖母到了人和村，受到马光汉的热情接待。祖母称马为表弟，说话也没什么顾虑，要马放她两个儿子回家。马笑着回答：“眼下抗日，这得要看他们兄弟俩的意思？”祖母说：“我不管这些，你们打打杀杀，我不放心，得要带他们回去！”最后达成妥协，带叔父回去，父亲仍留部队。叔父只好随祖母回家，回家后在大坞沟学校教书。由于环境的改变，又结识了各个党派的抗日人员，如共产党领导的武工队队长毕秀山等人。而且，学生中后来有号称‘滕县一把刀’的外科大夫邢德涛。

时近春节，父亲想回家看看，但马广汉以军务繁忙为由不准许。真巧，马的警卫员胳膊受伤，马令父亲带伤员去李店二姑家治疗。我二姑夫生兆君是鲁南一带接骨名医，姑夫全心全意为伤员疗伤。并劝父亲不要在外跑了，免得家里人不放心。待伤员伤势好转，父亲把他打发回部队，自己就回家去了。不久，上面派人送信，要父亲赶快回去。不然，就以本人卷款潜逃，其弟张以志投奔八路给予追究。家中人商量，觉得马光汉是亲戚，不至于把事做得这样不讲情面，只不过吓唬而已，所以并没把来信放在心上。到正月底，马部的王学武忽然光临，他是受马光汉委派来请父亲回队。于是，第二天同王学武一起回到马部。大家见他回来都非常高兴，司汉章等人都劝他安心干吧，到别处同样也是抗日。实际父亲真的想去投奔他三舅父彭国贞。彭国贞任国民革命二十四集团军军法处长，兼秘书处主任等职，但驻防较远，不易到达。四舅父彭畏三是共产党人，时任鲁中南地区参议长。但他接触政治以来都是受国民党教育，有点先入为导的意思，一时转不过弯来。

                                                                          张大脚

 归队后，没有多长时间，曾同马广汉去邹县峄山苗庄，拜会张大脚。张大脚是北洋军阀时期曾任国务总理靳云鹏的姐姐，靳云鹏寓公天津，姐姐在家主持家务。当时‘福延堂靳’在邹县望云村、兗州的楼庄、济宁的郑庄都有土地和田舍。靳云鹏的姐姐办事风风火火，结交各方人士，仗义疏财，颇有江湖义气。并长得一双大脚，大概婆家姓张，人称张大脚。张大脚曾对马光汉多次财力及武器方面的支持，外面一度传言张大脚是马的干娘。其实不然，苗庄是马团的防区，双方互相照顾是一种必然的理由。靳宅很具规模，青瓦白墙，占了半个村子，虽没相府官坻之气象，亦是豪门之庄园。张大脚亲自迎接马等人到客厅，客气地让坐献茶。话谈不久，即有人来与大脚附耳密语。大脚客气笑道：“不知他们又来是什么事，我去应酬一下。”说罢去了。父亲出去巡视，发现另一院子门口有日本士兵站岗，即回来告诉马光汉。马很不以为然：“她就是这种人，她的侄子靳怀刚就是共产党，八路也时常到这里来。”现在的人或许感到奇怪，但在当时的社会，这种复杂的环境，造就了这种复杂的势力关系。据靳怀刚说张大脚也曾给八路军支援过许多药品等物资。因张大脚这种特有的身份，才能演绎出这种戏剧性的故事。五六十年代，考查历史时对一些人物，轻率界定和无线上纲，并不能证明这些人物对当时起了什么作用。

﹙《靳怀刚口述》：1946年进行的大规模土地革命斗争中，中共凫山县委决定发动三县农民斗争恶霸地主张大脚，并召开了万人斗争大会。会上，有20多名受其欺压的贫苦农民上台揭发张大脚的罪行。会上，当场宣布逮捕张大脚。会后，张大脚被判刑入狱。张大脚获释后，回到邹县苗庄老家，寄住其韩姓四姨家，靠纺线维持生活。建国前夕，她寄住在北京的女儿家，直到1953年病死。她本无名字，因死后刻立墓碑的需要，家人临时为其取名曰：靳云鸽。﹚

                                                                          冯振和  

马团常在望冢、大坞一带活动。有一天，马光汉与冯振和在大坞相遇。冯是安上人，与马光汉的家乡党山相比为邻，两家并有老亲世交。而且，在韩复渠剿匪时，因他为土匪当掮客，曾两次被捉去，都是马的父亲马彦卿保出，没被杀头。当初，马组军抗战，冯追随于鞍前马后，受到马的信任，委以一营营长。但是，在马外出办事时，冯振和带全团人马，投奔了保安二师申宪武麾下。申委升冯为教导团团长，指挥他带来的一团人马。马光汉成了光杆司令。后来，被冯带走的连长傅传德不服，偷偷带着他的一连人回来找马。又会合了活动在邹县西，驻邹办事处主任王云五的手枪连，传言还受到张大脚的帮助，又组成了这支队伍。这时，冯振和落在马光汉的手中，心中有愧，自知难活。冯振和涕泪交流：“大哥，我对不起你!”马手下人都拨出手枪等待令下。马光汉真是大度能容，哈哈一笑：“兄弟，咱们是几代世交，你只要不投靠日本人，我不会难为你。”并要了酒菜照待冯振和。其实，冯振和带着这团人，走到那里抢到那里，口碑实差，当时有顺口溜：“要有钱，跟阎团；跟周同，得受穷；跟着马光汉，穿着裤子露着蛋。”阎团就是指申宪武的部队，因他们长驻城西阎村为据点，故称阎团。打仗更是丢人。一次，冯振和在上户主村驻防。早晨，全体士兵上操，日本人一炮打到村里。队伍当即大乱，失去指挥，几百人没命地向西北沟跑。日本人早在沟上，石硌礅大石头后面架上机枪，一阵扫射，死伤无数。后面的人转身又向东跑，刚过河，唐岭上有埋伏的日本兵又是一阵机枪，直打得像无头苍蝇，到处逃窜。有老百姓亲见几个士兵趴在沟里，见有日本兵来，怀里抱着枪不敢打，被日本兵一个个刺死没人还手，这种鼠辈岂能抗日？马光汉在八三年给我的信中还提到：“抗战时期经济困难，我部不敢骚扰百姓，衣不敝体，糠菜不饱。有很多人吃不下苦，如冯老头就弃我而去。”冯老头即指冯振和，这样的人品也只能带出这样的兵来。但是，人应叩其两端而论之。在三八年二月，日本人进攻滕县县城时，一部分川军在东戈镇，被日本军队包围，死伤惨重。战后，冯振和带头联系地方绅士救助伤员。当时，他只是地方名人，一芥百姓，也曾做了一件很好的事。

                                                                                教书

 四四年六月间，军需会计，东郭街人林克勤请假回家，被日本人捉去。父亲受命同赵庄的张士营一起去东郭营救。经过同东郭一带头面人物接洽，多方周折，终于将林克勤解救出来。然而同时，也听到马光汉失败的消息。事情出乎想象，马团在邹县西高庄被鲁南军区部队包围。据说，八路得到消息是保安二师申宪武住在高庄，没想是马光汉替挨了打。一开始，马知道是共产党的部队，因平时的关系，没感到有什么大了不起。派人到寨墙喊话：“不要打，我们是马团!”枪声沉寂一阵，忽然外面骂道：“不管马团牛团，还是驴团！今天非要消灭你们!”即开始猛烈进攻。此时的八路军已不是当年，而且，是鲁南军区的精锐部队，军事占绝对优势。激战半天，马光汉同几个警卫员冲出重围，部队彻底被击溃。              

父亲无事可做，常在大庙村舅家、王村大姐家、二姐李店等村轮流闲住。八月里，马光汉带着剩下的几个人在滕县城北十里铺活动，派人又把父亲叫到明家王村，问了他的近况，并讲了些关怀的话。马离开王村时父亲没有随他而去。因这时候，大姑夫周恩宇在马家王村教学，正巧学校缺一数学老师。大姑夫介绍父亲在校代课，教高小五年级数学。两年来风来雨去，昼伏夜往，戎马倥偬，无一日清闲。如今窗明几净，书声朗朗，别有天地。使他意欣趣浓，大有长期务此之情怀。但事不随愿，学校校长马德成贪污了教职工的工资，一学期的收入没有得到，连饭钱都成了问题，便在学期结束时辞退而去。

半年多的教书生活使他留恋。一九四五年正月，父亲找到下户主村的周绍斌说明本意，经周介绍到武家楼学校教学。当时学校连周绍斌共四位老师，大家吃住一起，吹拉弹唱，读贴写字，教书育人，谈论学问，真有说不尽的快活。仍是好景不长，一天早晨，别庄村的蒋振修慌慌张张地跑到学校对父亲说：“村东韩庄有很多穿黄军装的人，不知是八路还是汉奸，看来是冲着这里来的。”二人急忙离开学校，刚出村就听到村里枪响，觉得事不宜迟，匆匆而去。俩人到王村大姑家吃了上午饭，蒋振修告别而去，父亲在大姑家又住了几天。听说是八路区中队来人把学校教员韩生彦、陈祖武逮走。为什么逮人，究竟没搞明白。后来，更不明白的是日本人的伪乡公所，不知为什么又把学校解散了。到底不知这学校干了什么事，使八路和日本人都不满意。更糟糕的是父亲随着这个变故又失去了教学工作。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人无条件投降，全国欢腾，喜庆胜利。滕县城里举城欢呼，敲锣打鼓,，舞狮玩龙，庆祝八年成果。古老的中华民族又经历了一次难以想象的磨难，在这腥风血雨的几年，可谓鱼龙混杂，大部国人坚持抗战，做出自己的贡献。也有很多人就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八十多岁的叔父在回忆当年情景时，感叹地说：“那时生活非常艰难困苦，环境发生过多种变化，咱家的老亲世谊有很多人受不了苦，跟上日本人当了汉奸。他们也曾多次怂恿，我和你父亲虽都很年青，但视折节附逆为不齿，决意不给日本人干事。这大概就是民族情节吧，尝可欣慰!”

                                                                        磁阳[兖州]县府

八月底的一天，父亲在大姑家里，被马光汉叫到司家王村，告知父亲：“我被委任磁阳县县长，大家可以仍按以前的军衔职务前往报道工作，希望你能立即前去。”没仃几天父亲便同黄翼云、林克勤一同去了兖州。马此时正忙于筹建县府工作，见老部下前来相帮，甚为高兴。于是仍按以前的班子组织工作。

当时，刚升任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山东挺进军司令的李延年，又成为山东区受降长官，他命令修复津浦铁路，保证运输的畅通。到达济南后，接受日本官兵投降，接受日本战争物资。另外还开展又一举动，就是大力整编地方武装力量，使山东地方武装能有效地在国军统一指挥下进行活动。马光汉也不例外，父亲工作的军需处被裁消。父亲同其它人都成了编余人员，从此失去军职。马要父亲做他的秘书，搞些文字工作。父亲身高一米八九，浓眉大眼，一表堂堂。当时马无论到什么地方都相随身边，形影不离。马出外办事，常有一二十个警卫人员分两班前后相距六七十米保护。马同几个便衣人员走在当中，象旧小说里当官的微服私访一样。一次，他们正走在大街上，有位二十多岁村妇，哭哭啼啼大呼冤枉，拦住马县长跪下不起。这时前后警卫一起跑来，连拉加推地对村妇大声呵斥。马光汉和颜悦色，示意马弁不要吓着村妇，并指示带回县府。下午，马办事回来，父亲提醒县长，街上喊冤妇女仍在县府。县长“噢”了一声似乎忘记，赶紧叫来问话。原来此女是给一家财主当佣工，家主心怀不良，对他无礼。此女不从，家主强硬逼迫。县长听后非常生气，随手写下一张纸条交给父亲，要他送公安局派警拘人。并嘱咐给村妇准备饭食。天快黑，就把那个被告抓来。约五十多岁，胖胖墩墩，八字小胡，头戴黑帽颠，嘻嘻哈哈，满不在乎。有个五大三粗的警察，越看越不顺眼，上去擘脸就是两巴掌。直打得小老头捂着脸，弯着腰，足足转了有两圈。随后警察又在腚上踢了几脚，就关了起来。到底不知公安局怎样处理的，以后县长再没过问此事。

本年十一月间，国民党九十六军吴化文进驻兖州，不久被新四军包围。大概新四军为‘围城打援’，取打打仃仃之势，忽松又紧的战术，直围了一月多。一天晚上，忽听东南方向枪声激烈，马县长忽奉命去司令部。马同父亲和几名警卫员同往。一路见成队的士兵高呼口号，急行前进，看来形势紧张。司令部电话及电报的呼叫声不断，空气中凝聚着杀气。吴化文紧皱双眉，来回踱步，见到县长大声说：“马县长，他们打进来了，你们也得准备一下!”接着，有个参谋详细地给县长作了介绍和安排。他们匆匆回县府部署。不久又接电话，说已将进来的士兵肃清，用沙袋把炸开的城墙堵好，暂仃原先行动。硬攻不行，新四军改用挖地道。城内国军把瓷缸埋在土里，有时为了方便就把缸反扣在地上，人蹲在缸里听，仔细分辨挖掘的方向，然后挖横道拦截，把挖地道的士兵消灭在地道里。在那侦察科技不成熟的年代，真是各有巧妙。兖州城内拥挤几万大军，粮食困难。国军从徐州用飞机向兖州空运馒头，由于飞机速度快，目标难掌握，把许多馒头包扔到城外。双方为了争夺馒头包，短兵相接，横尸枕籍，惨不忍睹。一月多腥风血雨的日子里，双方每天都在死伤着无数的生命，争夺着这个小小的县城。

祖母听说共产党的军队包围了兖州城，在家里实在坐不住了，赶紧找本村张玉华推着车子，沙土的我二舅拉着，到大庙找四舅奶奶。正巧，四舅奶奶的大儿子彭利波刚刚参军，她从心底不愿意让儿子当兵，正想找四舅老爷要儿子。听说要去兖州，正中下怀，二人坐上手推车，赶紧先到了曲阜。据说当时曲阜是共产党军队的总司令部，一些高级将领都曾来此，现在孔林里还保留着朱总司令的故居。据后来张玉华讲：他们见四舅老爷身穿洗得发白的军装，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脚下的鞋已破，并露出脚趾。这位共产党的高级干部，真是艰苦朴素，据说这双鞋也是夫人做的。四舅奶奶见到老公，大哭不止，嚷着要利波回去。四舅老爷很生气地说：“是他自己要当兵，我有什么办法，你找他说去!”众人急忙把她劝到一边，四舅老爷埋怨祖母不该让她来。但事已如此，只有好言相劝。四舅老爷与祖母谈了半夜方走。天临明，四舅老爷拿来两封信，一封叫祖母缝在棉袄里，一封是路条。第二天祖母坐着车子就去了兖州城。据父亲后来说：祖母带的信是共方要父亲动员马广汉说服吴化文起义，马考虑与吴身边密切的人并不得底。事关重大，弄不好是会掉脑袋。所以马当时就把信消毁了，并嘱咐父亲千万不可外泄。

新四军围城一月多没有攻开兖州，后来主动撤退。兹后不久，在济南战役紧要关头，吴化文阵前易职，促成济南顺利解放。国民九十六军改编为解放军三十五军。在渡江战役中，吴化文驻浦口一带。汤恩伯为守上海，撤离南京，吴化文趁虚攻进南京，他对南京常来常往，大街小巷了如指掌，顺利地指挥人马冲进总统府。士兵爬上总统府大门楼，撤下青天白日的旗帜，换上解放军的红旗。人事就这样不可思议，令人感慨系之！

我村本家张玉朴当时在新四军为机枪手，一直守候在围攻兖州县城的最前沿。后来，同父亲两人谈起城内城外双方军人死伤成堆的惨状，有说不尽的感慨和哀伤。历史就这样在悽凉地笑谈中进展着！

                                                                  参加国民党

在一次县府的会议上，国民党县党部负责人王据佑也来参加会议。休息期间，他到父亲办公室来坐，两人闲聊一阵子，临去，邀父亲到他家里玩。父亲一生爱好结交朋友，后来，抽空便去了王据佑家。王非常热情，甚是好客，两人谈得非常投机。父亲见书架上有孙中山先生写的《三民主义》一书，便取下翻阅。王据佑不愧是搞政治出身，见此，便分条析目同他大讲起三民主义。什么孙中山伟大的民主、民生、民权理论，与现代文明国家民主、自由、人权理论的相同与延伸。再综合建国方略、建国大纲的宏图大志，是何等高瞻远瞩。按孙总理的理想来规划我们的国家，一定会国富民强，雄霸世界。王某人可谓振振有词，自在皖北军校听周达五所讲政治课题外，现在又一位给他系统而完整的讲叙政治理论。父亲深感王据佑的热情，再加观点上的共识，二人便成了朋友。一天，二人闲聊中，王据佑动员父亲参加国民党，并愿作介绍人。因多时对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理解和认识，父亲答应了。一九四六年十月间填写了入党申请书，交给磁阳县县党部负责人王据佑。一九四七年三月，津浦铁路修通，国民党大举进攻山东。不知什么原因，马光汉被解职。马又谋得为一位高官活动国大选票的差事，四处奔波，成为一名地方政客。手下职员只有各奔前程。

 后， 第十绥靖区司令二十四集团军司令官李玉堂驻防兖州。三舅老爷彭国贞任本集团军秘书长兼军法处长。父亲无事可做，觉得学点什么技术比较可靠。开汽车就是一项很好的职业，集团军内有很多汽车，是很好的条件。所以到兖州找他三舅。战争时期，车队一时难以插进去。于是，就在三舅老爷家住下。他表弟福平在兖州惠民镇小学上学，父亲每天接送，并辅导课外学习。大庙村的彭利华也在二十四集团军供职，因事请假回家，委托父亲为他执事。一天，父亲穿着彭利华的军官服到三舅老爷办公室。正巧有几位老军官私下议论当时战局，大都认为前途悲观。忽见一个陌生的年青军官进来，感到非常吃惊，顿时哑然无声。三舅老爷忙说：“这是我外甥，没有什么担心的！”大家又谈起东北的战况。一位须发花白的军官，语重心长地说：“如东北继续失利，林彪再回师入关，国军将是一步可预见的险棋！”言谈之中，几位表现地非常关切和渺茫。

每天早晨，都能见到司令官李玉堂，身着戎装，威武庄严，紧锁双眉，在院里来回踱着方步。有人路遇，躲避不及，立即立正敬礼，他亦点头示意。

一天，父亲出外闲步，又遇到县党部王据佑。两人互道阔别，王据佑说：“你虽写了入党申请书，还没参加入党仪式，正巧最近要举行一次，请你一定参加。”后来，他又专程来邀，一起去永安镇小学校 。到时，院内已是熙熙攘攘的约有三十几人。大家在王据佑的指导下作了入党仪式。当时，能认识的还有本校校长魏家成先生，他是兖州城里考棚街人。本校教师白冠儒先生为他们的小组长。按要求需要盖手章，父亲没带，托白冠儒代刻一枚，白冠儒满口答应。没有多久，王据佑送来了国民党党证，父亲成为手续完整的国民党员。因不久他就离开兖州，并没参加过任何组织活动。

                                                                      营救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间，父亲回家住在大庙村。一天，接到堂叔张炳炬的信，要父亲到他家去一趟，有事相商。第二天清早，父亲去城北关见到张炳炬，他着急地说：“小山前村张贵国和本村农救会会长闹矛盾，正巧县保安团在东戈活动，把农救会长抓去，不巧死在狱中。会长本家及村里人因此闹事，被保安团的人抓了三十多人，现在已送到兖州。都是本乡父老，咱们到兖州找你三舅， 看是否能保出来。”于是，他们二人又同东戈乡副乡长范福贤、青石村闫叶龙急忙起程去了兖州，不巧三舅老爷出外不在兖州。父亲又找到二十四集团军文秘科长纪楚平，经核实，的确扣压在兖州。他们急忙去探看了一次， 本日下午就递了保书。保书还没到管事人手里，当天夜间，三十几人又被转到徐州去了。时至年关，他们只有回去联络在徐州有门路的人再去营救。四八年正月，又同大庙村彭枢庭、程堂程洪恩、虺城店葛成谋、及滕县政府民政科长程茂愚去了徐州。他们分头活动，各尽所长，真是一场规模之大，人众之多，范围之广的保释运动。直到了正月底才把这三十多人保出来。

父亲当时只谈各位人托人，找到能说进话与上层有关系的人物，然后联名具保，将人保出。并没有提到出钱出物送人情行贿之类的事宜。当然，也没钱没物送人，连他们吃饭住宿也是他们自己凑钱解决！

再说，上面提到的二十四集团军秘书处，文秘科长纪楚平，他是大学毕业，知识分子，同父亲关系很好。四六年，滕县县长楮 汉峰被捕，曾要委他为滕县县长，未果，后任胶东某县县长。这位先生真是时运不佳，到任不久，县城被共军包围，城破后当了俘虏。大概是受共方委托，在返回济南的途中，军统人员在他身上搜出共军的策反信。当时，正是非常时期，人证俱在，谁也救不了他，因被枪决。身为军法处长的三舅老爷，对这位老部下也只有扼腕叹惜。  在这次保释中因他知道父亲与三舅老爷的关系，跑前跑后，出了不少力。

                                                             国民党军退出滕县

一九四八年春，国民党大势已去。地方上仍招兵阔充力量，以挽颓势。滕县东平区区长，对角沟人徐振凯，时常到大庙村找大舅老爷，要他动员赋闲在家的父亲出山与他共同阔招。父亲明白当时形势已对他们大为不利，而必败无疑，要大舅老爷回复徐振凯，他不愿参和此事，并离开大庙村回到家里。不久由滕县县长朱兴汶签发的东平区五乡联防主任委任状送到大庙。因父亲及大舅老爷都不在家，由酒店经理王文景收下。同时还委任大庙村彭枢庭为东平区联防副主任。彭枢庭赶忙来上户主村找父亲，父亲向他表明不愿接受任命的意思。彭表示先去看看情况，如不行他也不干 ，并问徐振凯住在什么地方。父亲说：“他住在城里东关岗子街陈风桂家，你想去可到那里找，我看还是别去为好。”不久国民党的军队就撒出滕县南下，整个滕县也就解放了。过了多半年，见到彭枢庭，两人谈起此事，才知道彭枢庭同徐振凯一道去开了个五乡乡长会议。有些乡长未到，有的派代表参加，讨论经费问题，只空吵一场完事。从此，彭枢庭再也没去见他们，看来他也没发挥什么作用。

                                                                     建国学校

 一年来的巨变， 使父亲深刻的反思捡讨，思想上有了新的认识。一九四九年三月同他大舅商量决定去找四舅彭畏三 。阳春三月，百花开放，步行三天来到鲁南行署驻地临沂。此时，四舅老爷由抗战时期的鲁中南行署参议长，改任鲁南行署教育处副处长，经他介绍见到处长李文东。李处长问明情况后，欣然叫文书写了一张介绍张以达、张以志、王永斌去鲁南建国学校学习的信。父亲高兴的带着介绍信回到大庙村，叔父及王永斌同样兴奋之极。王永斌是酒店学徒，家住滕县苗圃村。他们马上准备行李用品及向亲友告别，高高兴兴地直奔济宁建国学校。当时学校只有一个财务班。实际业务学习并不怎么重要，课堂上讲的都是当时形势，课余就是严格的政治审查。父亲自知光明正大，遂将从记事时起，每年活动情况列表上报，唯恐疏记而遗漏。大概是政权革故立新，需大批的人才补充，只四个多月他们就结业分配。父亲同王永斌分到鲁西行署。

 父亲同王永斌到了肥城县县城泰西行署人事科报到后，被安排在泰西专区财政科工作，时日不久，有人说领导叫他们谈话。他们到了人事科，一个领导模样的人，满脸阴沉，郑重其事地告诉 他们说：“你们的出身和履历不适宜在此处工作，即日起务必离开这里。”他们如同晴天炸雷，不得要领。二人商量了一夜，王永斌不愿再受这样的精神折磨，就此回家。父亲决定去临沂问个明白再说。

                                                              分配到临沂治淮指挥部工作

天已很冷，父亲穿一件黑棉袍，步行数日到了临沂。先找到分在鲁南行署财政科工作的叔父，昆仲两人睡在一个床上。第二天，二人去找他们四舅彭畏三，向他说明情况。彭畏三叫先住下，问问情况再说。又过了一天，刚上班的时候，叔父高兴地跑来说：“哥，叫你去人事科报到！”兄弟二人到了人事科科长办公室。科长简单地问了家庭及学习情况，就把行署招待所所长刘元甫叫来：“这是新来的同志，安排暂时住在招待所。”刘所长爽快的答应，父亲同所长打过招乎，一同到招待所。刘元甫原先是曲阜师范学校的教导处主任，后跟孔昭同当参谋长。八路军来山东后任命孔昭同为五县游击司令。孔病逝后，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及共方高级人物都题词致唁，可谓殊俱哀荣。所属部队改编到八路军部队，不知为什么这位参谋长到四九年才干了个行署招待所所长。虽都认识，但在那个时期，谁也不敢胡打听对方的经历。他带着父亲去库房，要了一身大号棉衣，又去安排伙食。管伙食的是罗庄村的李中洲，是祖母姑家的表弟，父亲称他表舅，一切都顺利。稍后，父亲分配到治淮指挥部做会计工作。是年二十七岁。

当时是供给制，没有工资，每临春节，单位给家中寄十元钱作为抚恤金。并在除夕之夜，村里干部带着一大帮学生，给家里大门上掛一个纸糊的，写着‘光荣人家’的红五星灯。到了五三年，开始发工资。父亲每月四十八元，解放初期，物价很便宜，感觉生活很宽裕，所以把汝元胞兄接到临沂读小学。不知是因为有了工资还是因父亲历史有了问题，抚恤金和光荣灯都没有了。

成为革命干部，于是父亲买子很多有关马列主义的书藉，时时研读，对共产党的理论有了新的认识。当时，也象其他青年人一样，对‘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共同创造，共同拥有，所谓世界大同的共产主义有着无限的兴趣：一切社会生产资料属于公有，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一个民主自由，富强平等的社会太使人向往了。而且，父亲几年来在基层有从军从政的经过，使他更能深刻地认识到，当时国民党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在政治上已无力自拔，并给民众带来沉重的灾难，使广大国民失去信心，以至一败涂地。政权革故立新，一切都是新奇，加之单位里每天都组织政治学习，听时势报告，真的是‘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只有毛泽东才是伟大的领袖和导师，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当时，‘共产主义’一词占据了他整个思想意思。所以，从心底拥护共产党的政策法令，自觉地改造旧的观念，积极响应新政府的号召，力图和党的政策保持一致。他自知自己是旧军政人员，更应十分地努力。父亲性格开朗活泼，是不计小节的人，工作之余，时时参加单位组织的体育及文化活动。他身材高，篮球是他最爱好的活动项目。他曾被选拔临沂地区水利系统组织的篮球队，几次外出参加所谓友谊赛。也曾参加本单位演出团，外出宣传党的政策方针，而京剧又是他爱好的剧种。总之，时刻听从上级教导：“认真学习，积极改造，努力表现。”把份里份外的事都做好，以期领导理解。

                                                                           被审查

但是在那个宁左勿右时代， 一次次的政治斗争，使人应接不暇，这种斗争是以出身为依据。在旧政府旧军队干过事的人，被例为社会渣滓，国民党余孽。无论怎样努力，不论贡献多大，能力多高都无济于事。一些上司不仅把你当外人看，而是当敌人看，因为不整倒你，他的阶级觉悟就不高，成为大是大非问题。只有整倒你才能表现他们党性强，专政经验丰富，富有与人斗的阶级觉悟，才是升迁的资本。因此，父亲自参加新的工作后，时常胆颤心惊，如履薄冰，坐不安席，睡不安枕。

自镇压反革命分子运动开始，本单位或人事局及公安局，还有临时成立令人望而生畏的肃反办公室，各系统调查人员找他问话。问话的范围无边无际，扑风捉影，有的问题叫人百思不解，荒诞不稽。都是外调人员在外查中听人随便一说，他们见缝就钻，更是见微知著，马上整理成案，并互通信息，资源共享，进行追踪调查。

一帮接着一帮，他们拿着标有‘绝密’的牛皮纸档案袋，装着莫须有的材料，煞有介事地审查开始了。有的和颜悦色，大讲‘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道理，旁敲侧击，关怀备至，引诱按他们的意思去讲。只要你一承认，就成铁案。如诱供不成，再来武的，高声恶语，威如虎狼，敲桌子砸板凳，时常对人身进行侵害，苦不堪言。虽是扑风捉影弄来的材料，倒成了立杆见影，逼你承认是事实。这种文武兼施，白日黑夜流转，被审问者，在心理和精神上完全崩溃，很容易付和他们提出的问题。当时的领导搞经济低能，三十多年不能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但与人斗、窝里斗却是战无不胜，所向披靡，其手段已臻极致，令现在的人也感到‘太有才了！’秦皇汉武决没有这样的本事。

当时，一位同事被定为‘叛变份子’。一天，正是上班时候，来了几个公安人员，当众把他用麻绳绑起来。他面色灰白，大声喊叫：“冤枉！实在冤枉！”满室人员面面相覻，胆颤心惊，谁也不敢问个为什么，眼看着被推搡而去﹙记得此人好象姓安，八零年平反。﹚。同样的事情随时都会发生，五七年一个冬天就逮走三人。几年的折腾，使父亲精神受到刺激，身体消减。有时想：算了，别受罪了，你问我什么，我就说什么，随便吧！但如这样又会牵扯很多人，所涉及到的人，又成了说不清的人。所以，对所谓‘坦白’的材料，仍是慎重处之。

                                                                            开除公职

调查人员就这样磨了几年，看来再无什么新鲜事挤出来。直到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临沂地区人事局和肃反办公室做了个开除的决定，也是当时的流行说法：清理出革命队伍，给了个《关于对反革命份子张以达开除的决定》。这个《决定》打印成文件，临沂水利局、临沂地区人事局、原籍公安局各一份存档，本人一份保存。原文是：

                                                             对反革命分子张以达的结论  

  张以达，又名张道五。男，现年三十五岁，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份旧军人。山东省滕县东戈区上户主村人。一九三一年至一九四一年在本村上学，后在家住闲一年，一九四三春在临泉国民党鲁苏皖边区干训团受训三个月。结业后到国民党山东保安十四旅三团任上尉军需，一九四四年六月回家。本年冬至一九四五年春当小学教员，一九四五年九月任国民党马广汉部上尉军需。十二月到国民党滋阳县府财政科作粮食工作，一九四七年四月回家。本年秋到国民党二十四军其舅父彭国桢[伪二十四军秘书长及军法处长]处闲居。一九四八年四月任滕县东平区伪五乡联防主任，至本年夏滕县解放为止。一九四九年四月到我鲁中南建国学校学习，本年初分配太西专区财政科工作，现任临沂专署水利科会计。

一`，审查的主要问题：张以达于一九四三年四月在临泉国民党鲁苏皖予边区干训团受训时参加三青团，一九四六年十月在国民党滋阳县财政科工作时参加国民党。一九四八年四月任国民党滕县东平区还乡团五乡联防主任，负责指挥五个乡的还乡团武装，并计划扩充武装力量，因本年夏滕县解放，计划未能实现。﹙但已到任，并已开过几次会议和使用过联防公章﹚一九四七年三月张在国民党滋阳县府工作期间，回家支持其母倒算大坞沟村尹宝进公粮四百斤，并由尹宝进请客了事。以上罪恶经调查本人交待基本符实。

二：张以达历史上任过国民党军官职务，参加工作后，对其反动历史仅作了一般交待。﹙原交待参加国民党的时间为一九四八年春﹚长期隐瞒了干还乡团联防主任及支持家庭到算公粮问题，肃反运动中亦未坦白交待，直到一九五七年冬经反复教育并经调查，本人交待了上述罪恶。根据中央肃反政策属于反革命份子。按其长期隐瞒历史罪恶的错误本应从严处理，但经教育后，基本上坦白交待了自己的问题。在任伪联防主任因滕县解放，任职时间较短，尚未造成罪恶。根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精神，建议行政上给予开除处分，特此结论。

另外，根据本人交待和调查，张以达于一九四三年七月在国民党鲁苏予皖边区干训团毕业时参加该干训团通讯处领导的通讯组，现对该通讯组的性质、任务不明，故暂作悬案，今后继续审查。

                                                                                                                临沂专署肃反办公室

                                                                                                                 一九五八年一月八日

                                                                                               山东省临沂专员公署人事科[公章]

从这个当时由专署水利科、公安局、肃反办、人事局，几家组织联合调查了多年，最后形成由临沂专署肃反办公室发文，临沂专署人事科盖章的《决定》，看是多么滑稽。整个《决定》，生硬的用了三个‘隐暪’四个‘罪恶’，吓人的词句，但并没有例出罪恶的实际义意和行动，就更谈不上所谓隐瞒了。从整个《决定》看，所谓‘罪恶’有两条：一、任滕县东平区五乡联防主任一事，四八年四月父亲赋闲在家，国民党滕县县长朱兴汶﹙解放后为山东政协委员﹚签发了一份委任父亲为东平区五乡联防主任的委任状。委任状送到大庙村大舅老爷家，掌柜王文景在酒柜上收到。父亲同他大舅彭国材商量，认为当时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北方多为共军占领，政府已无法收拾残局，再不能趟这混水，所以一直没有理会，并开始商量去临沂找四舅老爷参加解放区的工作。同年八月，国民党军队全部撤离滕县。东平区区长徐振凯带着东平区联防武装队伍也撤出滕县，在徐州北被消灭，徐被击毙。根据当时的情况，如是有任何参预，是不会完身而退，想跑也跑不了。 这就是任联防主任的全部经过。所以《决定》里，自相矛盾地写到：“长期隐暪历史罪恶 ”，接着又是“任联防主任一职，因滕县解放，任期较短，没有造成罪恶”到低有没有罪恶，写《决定》的人也没搞清楚。其二，“支持家中倒算尹宝进公粮”一事：大坞沟有祖母的地，当年收的粮食，存大坞沟秦振标家﹙小名六官﹚。尹宝进是大坞沟的民兵连长，他知道后到六官家借了祖母的四百斤小麦。四七年春，家中缺粮，祖母向尹宝进要粮，尹宝进这时又干了国民党最为反动的还乡团组织，他把父亲请进饭馆，要了酒菜，托父亲在祖母跟前说情，祖母在父亲的动员下，再没向尹要粮。尹宝进既不是国家又不是政府，“尹宝进公粮四百斤”，多么滑稽的句子，尹宝进借粮怎么就成了公粮。这种概念不清的句了就能定罪！《决定》明明写着“请客了事”怎么又是“支持”呢？退一万步说，不管尹宝进把这粮干了什么，借的东西不要了难道成了“罪恶”？看来世上真没有天理良知。现在叫人觉得滑稽，当时充满着多少痛苦、惊吓和泪水，亦窥当时所谓政审之一斑。

无论说什么，父亲落了个开除回家，没有被绳捆索绑，锒铛入狱，已是幸运。父亲亦感解脱，再不用每日被审问威胁而提心吊胆。但父亲当时处于落漠、困惑、迷茫及不知所措的复杂心情。胞兄汝源回忆：当时他正在临沂一中读初一，因没有人告诉他父亲被审查，他一点不知道。一天下午，父亲把他叫到校外一片麦地里。当时，天特别的冷，麦苗在殘雪中冻得发黑。父亲迟疑半天才说：“我被开除，明天有人就送我回老家！”说着拿出《决定》给他看。胞兄似懂非懂，很感谔然。父亲考虑到下一辈人的前程，也是当时的人被划为异类普遍的无奈做法，说道：“我已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你应同我划清界线，断绝父子关系！”说着流出眼泪。胞兄岁数尚小，也不知说点什么来安慰他，只是感到大禍临头，浑身发冷，不由得也流下眼泪。父亲反而安慰他：我回家后，尽力想办法把你在暑期转回滕县学校。并给了他一些钱，安排这一学期的生活。是年父亲三十五岁。

                                                                         回家

记得一个下午，父亲带着一辆架子车，车上拉着两个纸箱和一个简易的木箱回来了。当时，土改时给我家留的三间瓦屋，成了农业社的会计室，我们全家住在张玉青的两间堂屋里。改门朝北，是草屋，上有一个盆大的窟窿，用一锅盖盖着。车夫搬下物品走了，父亲走进壁如墨染的小屋，四顾环视一下，然后默默地向屋里搬东西，我赶紧帮着抬。接着，左邻右舍的父老爷们过来，与父亲热情地打招呼，亲切地互道阔别，至晚不散。我当时只知道父亲回来了，其它什么也不知道，也不懂得。当时，村里对父亲并没有同其它四类份子一样进行管制，而且安排做小队会计。他多年搞会计及管理会计工作，真是车轻路熟。小队账务不多，晚睡一会就把账务办完了，平时他整天参加田间劳动。父亲一年来光景就学会一切农活，他身材高，力气大，什么活重干什么，原始性的体力劳动都少不了他。记得父亲回家时，原单位给了一百多元安家费，两月粮票（六十斤）。

到了五九年冬，也就是庐山会议之后，又一次叫响了阶级斗争。公社来的干部宣布父亲是历史反革命，随即成为专政的对象，从而开始漫无日期的被管制生涯。

                                                                          建户主水库

五九年秋，建户主水库，全县的农民都成了民工。上户主村住满了男女老少修水库的人。我当时已十四岁，也在工地上干活。还有比我小了许多的小孩，如我叔家的雯妹，比我小两岁，每天也去抬沙。这个几里长的大坝，全是用人工筑成。除背、抬、担、扛外，最先进的工具就是木制独轮车。几十个人拉着车，打着牛，吃力地向45度的坡上拉。万人密集，如蚁搬家，浩浩荡荡，实为壮观。

每天早晨四点钟，吹哨子声音和督促起床地咒骂声，搅乱了黑暗的晨空。接着，在弯曲盘旋的小路上，一些半睡半醒，迷迷糊糊的人群，跌跌撞撞地向工地上前进。我也杂乎其间，浑身的骨节象散了架，常盼着老天爷能下一天大雨，好好的睡上一大觉。﹙当时口号是‘小雨大干’﹚那时，我同几个小孩牵牛拉车，比干别的活不算重，但每天早出晚归和有时夜战，直把人熬得筋疲力尽。吃的都是外地拉来的杂粮，以地瓜干为主。据说，这个水库是县里领导为了救灾，争取‘以工代赈’的工程，每出勤一个工一斤半粮。在当时，人人饿得皮包骨，肚里没点油，根本不管用。加上这里扣那里占，到民工口里也不够数了。每天，早晨和中午管饭，一顿四个窝窝头，没有任何蔬菜和油类物品。每顿扣我们小孩一个窝窝头，加给推车活重的大人。父亲身材高，饭量大，带工的干部时常分派他推车，有时抬土抬沙，干的都是重活。每到晚上，饿得摇摇晃晃，路也走不成。我每天匀一个窝窝头给他，稍作补充。

当时，指挥部有成立的‘战斗队’，每天在工地上巡查监工。看谁不顺眼，就叫他做喷汽式飞机、金鸡独立等有违生理的出洋相地难受动作。严重时还绑起来，等他们转一圈回来再放开。回想那时艰苦极了，虽是没有工资，但谁也不旷工，不请假，就是为了吃这几个窝窝头。饥饿使人们失去骨气和自尊，一天，伙房里向外倒洗笼布水，立即有几个人抢着爬在地上舔窝窝残渣，至今想起，其时其景，仍感难受。农民挣扎在生死存亡的生命线上，把水库打起来了。当时在工地上和村中的墙上画着一些宣传画和配写着一些诗句。记得有一首是：‘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一声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这种豪言壮语同饥饿的民工太不相称了。倒不如又一口号：“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全心全意干革命！”说得现实些。

所幸，水库没象外地的一样，有些在洪水中被冲垮，给当地生命财产造成破坏。一开始，户主水库能把水引到县城周围的村庄浇地，金庄一带还用此水种过稻子。后来嫌水不及时，价钱高，都打了机井。近几年，只有靠近水库南几个村买水浇地。如是关系好，还能出钱在水库养鱼，也可交费钓鱼。09年，国家又注资4000万元，对水库加固。这座水库大概同其它水库一样，现在，每年国家都得拿出大量资金补贴。

那时，祖母住在靠西街的三间屋里。还住了几十个梁上村的民工，他们每天晚上请父亲说《三国》，大家听得津津有味，非常着迷。后来干部说这是‘宣传旧文化’，他就不说了。可是一些民工仍是想听，就派人坐在天寒地冻的门口站岗，因没有院墙，如有人来，很远就能看见，就这样一直说到散了工。几十年后我去梁上村，有一位老年人还打听这位说书的人。

                                                                                针灸

父亲从临沂回家，带来很多书，其中一部分是医学方面的专著。记得有朱琏的《新针炙手册》和其它同类书籍。回家后就开始学习针灸，他曾翻阅和背读了大量有关针灸方面的书籍。并且在自己身上找出穴位进行试针，体会行针快慢速迟及深浅表里的酸麻木痛感觉，确定穴位的位置和行针的技法。对一些疑难杂症，反复查找资料，进行验正，特别小心。故此，在针灸上取得一定水平，周围几个村里人都说他的‘针’灵验。记得有一年我回来，张学昌的母亲，每天晚上来找父亲给她扎针。因是腿痛，岁数高了，针完后我常搀扶着，送她老人家回家。一次，我问她：“老奶奶，你觉得管用吗？”“管用！可管用啦！以前我痛得不能走，都是你大到俺家针，现在能走了，我自己能到你家来针啦！”那个年代，人们特别困难，更是缺医少药。很多人有了病无钱去医院，就承受着极大的痛苦忍受着。针灸既经济又方便，而且疗效广，见效快。很多病人都找父亲来扎针，时常一些人在快收工的时候在我家等着。父亲一回来，就向他﹙她﹚们说说笑笑地询问病情，检查身体。然后，拿出十几公分长的银针，用酒精棉球反复擦拭，查清穴位，问着病人的感觉，用不同的手法扎下去。最后，人们说些赞扬和感激的话走了。有的病得针几个疗程，父亲总是和和气气，不厌其烦地给病人扎针治疗，我觉得父亲对他办的事有着浓厚的兴趣。

父亲为人针灸，从来不收受任何报酬。有的人过意不去，逢年过节，送些糖果烟酒之类的礼品。父亲都又退回去，并一再叮嘱：“大家都是困难，千万不要这样，有钱把病人养好，就最好了！”父亲的这点小手艺，可谓是群众利益。就是这样，文化革命时也不让他做。一个干部在‘四类分子’会上明令禁止。说他施小恩小惠，收买人心，妄图资本主义复辟！真是做人难，做好人更难！父亲的针灸活动被迫停止。但是，一些人还是偷偷地来我家找他治病。父亲明白，家家都是缺钱，没法去医院，既来之，情面难却，不顾风险，仍为其扎针。

在我的印象里，父亲在针灸理论上，并不附庸于当时热议的‘巴甫罗夫神经学为解释中国针灸理论之基础’的说法，仍墨守于传统经络理念。更不相信当时见诸报端而大肆宣扬的‘外科手术可用针灸实现麻醉’的神奇宣传。

                                                                               文化革命 

一九六六年夏，文化革命开始了。和平论、人性论、人权论、中间论、调和论、富裕论都成了资产级的专利品，大加批判，无一是处。专政、斗争、砸烂、背叛、划清、绝对、兴无，灭资、反潮流等为当时热捧的词汇，成了革命的语言。平日对‘四类份子’横眉竖眼的干部，一夜之间成了当权派，被红卫兵拉出去游街。‘四类份子’反而为他们陪罪。戴着用绿纸糊的高帽子，个个胸前挂着牌子，写着‘当权派某某人’‘地主某某人’，‘反革命某人’。在名字上打一个大红×。排着不整齐的队伍，在众人围观下，低头躬腰，趔趄前进。当时，忠诚的‘左派’，对此特别感兴趣。街，逾游逾繁，牌子一次比一次重，绿帽子一次比一次高。谁的帽子被风刮倒，或牌子坠的跟不上队，他们立急围上一圈，连踢带打，哀嚎之声瘆人，惨不忍睹。此种暴行，现在的人或许不会相信，但生长在那个时代的人，不论打人，还是挨打，或是围观，都经过了这样的‘洗礼’。父亲因身材高，游街时，常被安排在最前面。久而久之，他们送了个雅号，叫‘坏头头’。

一天，半夜之间，红卫兵忽然光临我家，把父母亲控制在院子里，他们就翻箱倒柜找东西，说是抄反革命的家。凡不是毛泽东的著作，所有书籍都堆在院子里，然后高呼口号，点火烧毁。﹙当然，也有被红卫兵偷偷拿走的小说之类图书。二十多年后，我还在村里见到钤着父亲手章，秦瘦欧写的《秋海棠》﹚。当年，家中已无任何值钱之物，碗筷盆勺，破衣烂鞋，扔得满地皆是。但是，母亲陪嫁的一件绸缎裤子和父亲的一件破了的羊皮袄，不知哪一位顺手牵羊拿走了。在那个时期，象我们这样的家庭，出现这种事情，只能噤若寒蝉，不敢吭声。不然，被安个反对文化革命，其罪大矣！

六八年春末，半夜，一伙人忽然又来抄家。本来四壁皆空，进屋一瞥，尽收眼底。但他们遍屋敲打，小心搜寻，很是仔细。最后仍没有找到罪证，乃大失所望，就把父亲连拉带推地送到公社派出所。派出所在东郭，院里有几棵树。一进门，见有几个人抱着树，被铐在上面，春寒乍冷，五更之时，凉风飒飒，冻得瑟瑟发抖。父亲被推进屋里，这里已关压了三十多人，大都是医生、教师及在国民党时期干过事的人。有很多人都能认识，他们见父亲进来，乎地围上，悄悄地问长问短。在昏暗的灯光下，有的愁眉不展，有的哎声叹气，有的心惊胆颤。他们都是一个目的，就是想知道自己的命运会怎么样！接受什么样的制裁和专政！个个茫然的脸上，找不到任何答案。父亲无奈地安慰：“你们没学毛主席语录么？他老人家教导我们说：光搞阶级斗争不行，还要搞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对资产阶级要实行全面专政，咱们就是被专政的对象！不抓咱抓谁！”一个人胆怯地嘟囔：“我老辈就受穷受苦，我不会是资产阶级吧，关在这里，也成了专政的对象？”父亲只有无奈和同情地苦笑：“那你去问他老人家吧！”说着走到墙角，看到陈孝凯，给他让了点空，躺在铺着草的地上。

早晨和晚上，高音大喇叭播出“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主席思想……”，这些人都站在毛主席像前，低着头，口中念念有词：“我有罪，罪该万死！祝你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副统帅永远建康，永远建康！”然后再念几段毛主席语录，这是每天必做的课程。当时，叫‘早请示，晚汇报。’也叫‘向毛主席请罪’。再之，就是被提去审问。专案组内查外调，不知在哪里弄来的‘材料’，突击审查，使人不知所以，荒谬之极。一次父亲被叫去，专案组的人非常严肃地诈乎：“发现了你同蒋介石的合影像片，你以前到底干过什么？是什么时候同这个‘人民公敌’照的像，老实坦白交代！”父亲心里明白，回答：“我没有同这样的人物照过像，我干的事在临沂都已交代清楚。”专案组人员歇声底里地吼道：“你这个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小心砸烂你的狗头！”他们不仅语言上进行侮辱，还挥拳飞脚，伤及人身，受害者无权申辩。岐视成为一种社会制度，就是理所当然，真是太可怕了！

不论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都有好人。一天，召开‘万人批判大会’。一大早，招集来很多民兵，分配两人绑一个被压人员。绑父亲的人说：“走，去穿上棉袄！”并悄悄地交代他：千万别充好汉，当好汉会吃眼前亏！于是将他松松地绑上。然后，鱼贯而行，走过贴满红红绿绿标语的大街，来到临时搭建的会场上。满满地站了一大片，低头面向黑压压的群众。背后是坐着一大排‘革命领导’的讲台。一阵口号，宣布开会。然后，主持大会的人大吼一声：“给这些妻侄小舅子紧紧绳！”下面的民兵乎地动起手来，手拉脚蹬地把这些人捆绑结实。天气已热，好多人汗流满面，站立不稳。两位对父亲手下留情，只做了一下紧绑的架式。一人又拍了他一下暗示，父亲便一头栽地，口吐白味。两人赶紧向台上报告：“这人受不住了！”台上下来个领导看了看，阴阳怪气地笑道：“这家伙，光看个子大，真是不耐玩！把他拉到台后去！”会开了很长时间，有很多人受不住这样的折磨，留下终生残疾。父亲总算躲过一劫，没有伤筋动骨。后来，父亲多次向我提起这两位好心的人，心存感激。

一天，把陈孝凯叫到审讯室。他们一改常态，对他分外和气。这种反常，使陈孝凯非常意外和不安。心想，不知又有什么新动向？他毕恭毕敬，俯首而立。一个人对他说：“我们要永远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所以要在各处树立起他老人家光辉的型象，使革命者不论到什么地方，都能看见他老人家的身影。现在派你去搞这种活动，这是党对你的考验，希望你不要辜负党对你的信任！”陈孝凯明白了，是叫他去画毛主席像。陈心想这风险很大，如有谁找麻烦，指出一点毛病，就成了污蔑毛主席的伟大型像，这个罪名是担当不起的。因此小心地说：“我虽是画过几年画，一直没有学好，手艺不精，技不如人，不敢担此重任，还是免了我吧！”那人励声说道：“你对党的信任就这么不当回事！这是你脱胎换骨的机会，不能推辞！不革命就是反革命，你应该明白！”陈孝凯只有硬起头皮答应下来。回来，父亲问他。他忧心忡忡地说：“叫我这个反革命去革命了！”随之，又说出他的顾虑。父亲安慰：“你已推上虎背，只有好好表现，说不定真是个机会！”陈孝凯是田庄人，家庭地主成份，画家，曾被划为右派，开除公职，在家接受管制。那时东郭一带，各村的街口、各单位大门口，都有用油彩画的几米高的毛主席巨幅画像，多数出于他的手笔。他小心谨慎，积极表现，也没跳出火坑。一直到开革开放，才撤底解决了他的‘问题’。

就是这一年的夏天，我从陕北回来。其时，父亲被释放不久。由于亲朋好友都说在这种非常时期，不能回家，父亲叫去杨庄三姑家见见面。我们到了三姑家，说起家里情况。父亲虽是只轻描淡写地说了说近来发生的事，但是，我也能体会出，是多么辛酸和痛苦。我们围着一盏小煤油灯坐了一夜，灯昏昏如豆，不时地随着人们的叹息而摇曳。我曾提议父亲同我一起去陕北，找块地种瓜或干点其它出力活，别在家受这种罪了，父亲当时很愿意。父亲是托故喉咙痛，请假去米庄医治，顺便来三姑家。所以，第二天一大早就必须回去。在送父亲的路上，他说：“我不能去陕北，如果我走了，他们会挖地三尺找我。你母亲，你哥哥都会受此牵连，这个罪还是由我一人来顶着吧！”我同父亲一起走过马河水库的大坝，他一再要我回去，再向前如果遇着熟人就不好办了。父亲走了，我看他高大的身躯也驼了，他什么时候才能熬出这忍辱负重的岁月呢？我无奈地望着他踽踽远去的身影，不由得想。

这次回家，到了家门口没能回家，我怀着失意、懊脑的情怀离开滕县。到济南换火车，等车无聊，买了一张报纸消遣。我突然发现有很多字不认得了，如‘病’字没有丙，只有病字框。我如读天书，吃力地顺着句子向下念，成了文盲。身边一位好象干部的人指着报上的社论对我念道：“在最最最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作了文字简化改革，在文字战线上是毛主席革命路线最最最伟大胜利！”但这一次的文字改革时间很短，随之就被取消，现在的人，多数不记得了。还有，当时在一些大城市作试点：汽车过十字，要红灯行，绿灯停；汽车要向左拐弯，不能向右拐。因红灯是革命的象征，向左是革命的口号。大概因车祸太多，没在全国推广。

                                                                        遗憾

 七七年深秋，我在写满“拥护英明领袖华主席！”“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把农业学大寨进行到底！”“我们斗争的方向永远是地富反坏右！”等标语的水利工地上，干得汗流满面。忽然，一人大喊：“大波，你的电报！”我接过一看，“父病重，速回！”我的心立刻沉重起来。晚上，我拿着电报去了大队办公室，村里的干部都不当家。又找姓任的公社‘蹲点’干部。他说当前农业学大寨正是关键时刻，每个人都不能离开战场！我再三请求，才允许承玲带孩子回家看看。我们连夜收拾行李，打发她们回去。到了延安，因延河上游四十七座连环坝，一夜之间被洪水连续冲开。延安遭洪水洗劫，整个城北关夷为平地，满目是被水漫过的残垣断壁，据说人死无数。我在杨家岭看到一孔窑洞里，堆满了各级政府和领导给杨步浩送的花圈，杨是中共中央在延安时的著名劳动英雄，被称为毛泽东在延安的好朋友，曾是多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就在这次大水中，他同一家几口人被灌在自家窑洞里。

路被冲断，没有客车，在朋友王养基家住了一天。当时，他是延安丰足火柴厂的书记，给找救灾的顺车去了西安。

承玲回家不久就写来信，说父亲大概患的是癌症，不能吃饭，每天只喝点豆汁。我心如焚，拿着信又去找蹲点干部。但是，这位干部是个说不通的人。我回到住的窑洞，躺在炕上心绪不宁。最后，毅然决定回家。我连夜简单收拾一下，因父亲需要喝豆汁，主要把队里分的豆子带上。真巧，队里有去延长县城的手扶拖拉机，我立忙去对司机说了一声。司机是拴虎，他特别照顾，因怕干部知道，天不明我们就动身了。在县城又乘汽车到了铜川，在铜川有了麻烦。因当时粮食是犯禁的物资，我的豆子火车上不准带。扔了不舍得，在那个时期这可是口粮，难得之物。我踌蹰难决，忽然，想起河南老袁的大儿子联庆在铜川煤矿。老袁六0年一家从河南逃荒到陕北，住在尚洛村崔仕英大伯家。我在崔家沾惠亦多，常来常住，所以很熟，得马上找他去。而且，要在天不明前办好，因一早我买的票车就开了。从车站到煤矿有五六里地，背着百来斤豆子，一开始还可以，但越背越重，到了矿上只觉得两腿颤抖。一打听还有三里地才是他工作的矿井，我无奈地叹了口气，只得背起再走。过了半夜，终于到了三里井矿，还好，一会功夫，联庆下班了。我踮足跷首，仔细观看。一队队满身乌黑的工人擦身而过，联庆过来，我也没有认得。还是一位师傅高喊：“联庆，有老乡找你！”联庆过来，抓住我的手，高兴地说：“大波，是你！”我将情况简略地向他说了一下，他非常聪明，又非常利索，立即说道：“好办，你先回去，我把豆子处理后把钱给你寄去。”我心如石落地。联庆很有义气，不久就把钱寄到家里。当时黑市的粮食很贵，特别是豆类，他寄的钱不少，一百来元，大约煤矿工人一月的工资。

我到家时，父亲已卧床不起，肌肤消瘦，虚弱难支。我要他赶快去医院检查。他固执地说：“我的事我知道，已病入膏肓，药砭无效，不要再受那个罪了！”苦劝再三，其意难撼。我立忙给在宁阳工作的胞兄汝元发去电报，说明情况。两三天，哥与嫂都回来了。一夜的商量，父亲终于同意去县医院检查。我到队长跟前借了辆集体的架子车，哥哥骑着自行车在前面用绳拽着，我在后面拉着，跑了四个多小时到了医院。因病床紧张，托人才暂时住在过道里。经检查确诊为：食管癌，癌肿十五公分，淋巴已扩散，意见是保守治疗。虽然我们都知道病不轻，但话出医生之口，使我们仍然非常震惊，倍受打击。后来经家臣表弟联系，在县医院不知道的情况下去解放军三师医院，又做一次贝餐检查，验证了县医院的珍断。医生一致认为已失去外科手术的义意，并说：“颈上及腋下的淋巴节都已鸡蛋大小，什么样的医院也无法清除干净，病拖得时间太长了！”我们很是痛苦，无力回天，不胜哀伤。

每天住在医院，注射B12、葡萄糖和消炎止痛药物，只能减少病人的痛苦，对治病没有任何义意。因忙，几天后哥哥回宁阳单位了。大约我们在医院住了半月多，三姑家刘大表姐来看望父亲。无意中谈起去年地震，她家在城河子前有盖的防震棚，别人都早拆了，她们还没拆。父亲问有多么远？大姐说：“不远，过去城河子就是。”父亲的意思如果能住就搬过去住，免得在这里化住院费。大姐认为棚子很是暖和，住两口人还是很宽敞，就是草棚子，不太美观。父亲立急叫大姐带我去看。刚出医院大门，大姐指着说：“就是那个棚子。”那时中心医院路南有一个很大很长的坑，据说是修城墙用土挖下的沟，故名曰城河子，当时水还不少，但厚厚的结了一层冰。众人在这里已走成一条路，所以冰上撒了很多土，走起来并不滑。我们来到棚子前，大姐开了门。棚子墙是用几层玉米杆夹起，并严严实实地抹上泥，上面覆盖着油毡，里面还有一张床，两个凳子。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把日用品及被褥搬过去，又慢慢地扶父亲过了城河子。走进棚子，我拿出板凳，让父亲晒晒太阳。我望着棚子，心怀歉意。父亲安慰说：“出门在外，有这样的地方住就很不错了，去年防震时人们都是住这样的棚子，而有的还不如这好。”我每天八点前扶父亲去医院打针，回来后父亲就叫我到一些亲戚朋友处找报纸。当时，报上正辩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亦占上风。父亲看得很仔细，常笑着说：“看来真得要讲实事求是了！民主自由，繁荣富强，是人类争取的方向，谁也别想拐弯走！拐弯就是集权，集权就有私心，有私心早晚没有好下场！”曾被划为右派的刁继朴大舅来这里看过他几次，常告诉他一些新的消息。一次对他说：“外面都在议论，邓小平这次上台，要甄别以前冤假错案，我们有指望了！”父亲两眼闪着光芒，感概地说：“邓小平有才、果断，三上三下，说明毛泽东见不得他，也离不开他。这次他重又上台，一定会有大的举措，重振国纲！不然，人都得饿死，只会国将不国！”我虽是‘黑五类的后代’，同样从小就接受‘成长在毛泽东红旗下的青年是最幸福一代’的教育，虽多年饥寒交迫，历经艰险，死里逃生，但当时听来还觉得有点不适应。在后来的改革开放中，我才逐步认识到：不论是国家、家庭和个人，只有从贫穷走向富裕才是硬道理。固守贫穷，说得理论比天大，也只是骗人。诚如父言：“任何社会，都有差别，到了世界大同，也有管理和被管理者。社会差别只能激励人们互相竞争，共同发展，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全民方能得福。决不能利用社会差别，人为地划分成两大势力，再煽动去斗争。这样是两败俱伤，共同灭亡，乃人间悲剧！”

快到年了，父亲要回家。仍是哥哥用绳拽着，我在后面拉着架子车回到家。经我们共同商量，认为我在家只能消耗家里的口粮，也帮不上什么忙，过了年赶快走吧。于是，正月初三，我就离开家，回了陕北。崔仕秀先生非常热情，给他在延长煤矿当书记的同学白光禄写了封信，介绍我到煤矿上找个临时工，解决眼下的燃眉之急。延长煤矿在石马科，开矿刚几年，而煤层也低，机械程度不高，规模不大。还是有面子，安排我每天用架子车从矿道里向外拉煤，按重量计资，每天能挣三元钱。虽是又累又脏，收入还是可观。真是不巧，只干了三天，架子车的轴承被人偷去，工资刚好被扣，赔了轴承钱。一气之下，离开煤矿。翻四十里荒山野岭，途径金盆湾，到了宜川永宁村。经薛天伦说合，给永宁村队里烧砖瓦。砖厂设在沈家河，每天又忙着建窑和修场地等事务。阴历五月，承玲带着馨丽、延河也来了。她说父亲仍是吃药打针，作些保守治疗，但身体一天不如一天。砖厂伊始，多事待筹，父亲病情，我心如裂，不知所适。

六月中旬，接父亲来信，说祖母病逝，并已殡葬，丧事所欠账务若干，要我马上寄回去。祖母慈容爱意，浮我眼前，心情沉痛，默无一语，两眼如潮。晚上去永宁向队里预支了些钱寄回家中。信纸的背面，还有父亲潦草地写着一首小诗：“生死两茫茫，谁解其中情。死者长已矣，活者勿偷生。”父亲一向自认为：多年改造，倍受摧残，食不果腹，衣不御寒，贫穷潦倒，偷生于世。现在忽然用了‘勿偷生’三字，一改平时观点。信纸是皱了的旧纸，诗是平时信笔所书，聊舒心情，还是故意鞭策我们：要关爱生命，珍惜时光，值逢盛世，要积极创造，发奋图强。我曾再三推敲，不论他是在什么心情下写的，都证明对政局的发展有着新的希望，看到了光明。

惜哉！痛哉！哀哉！改革开放的光辉没能照到父亲身上，就郁郁赍志而去！十月中旬，忽然，邮政人员送来叔父写的信。我拆开信，一眼就看到“你父于十月初五去逝……”我如雷轰顶，两眼模糊，把信递给承玲说：“你招乎着砖厂，我回家。”承玲看完信说：“初八就已出殡了，你还回去干什么！快把钱给寄去吧！”我喉如哽如噎，顺着砖厂的小路向后沟里茫然走去，走着，走着，不由得扑嗵跪在湿渌渌的草地上，放声大哭，哀声在深谷中回荡。

阴历纪年，父亲五十六岁。同他芸芸众生的一代人，共同走过了这五十六个春秋。他虽没有象大人物一样描画历史，但却被历史所描画。每一步行程，都充满着时代的痕迹，要我们深刻认识和总结。

骨肉深情，更使我们永远缅怀。

父亲，安息吧！

                                                                                                        二0一一年十一月初二完稿